1920年代梁啓超與胡適的學術因緣——以新發現的梁啓超書札爲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新论文,年代论文,中心论文,梁啓超書札爲论文,梁啓超與胡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5月，嘉德公司拍賣的一批胡適藏友朋書札中，有十一通（實爲十通，其中兩信係同函寄出）出自梁啓超之手。這雖然不是梁致胡函的全部，卻爲研究二者關係提供了更充分的史料。
此批信札中，見於《梁啓超年譜長編》（下簡稱《年譜》）者四通，爲《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① （下簡稱《秘藏》）收録者七通（實爲六通）。先大致編年，排列如下：
1920年9月26日書② 3頁；
1920年10月18日書4頁（《年譜》頁922）；
1920年12月18日書8頁；
1921年4月書2頁（《秘藏》33册頁16，此信拍賣時計爲二通，《秘藏》過録本合鈔1頁）；
1923年2月（？）18日書1頁；
1925年6月22日書3頁（《年譜》頁1038—1040，《秘藏》33册頁23—26）；
1925年6月25日書6頁（《秘藏》33册頁27—35）；
1925年6月26日書3頁（《年譜》頁1040—1041，《秘藏》33册頁36—40）；
1925年6月26日書1頁（《秘藏》33册頁41—42）；③
1927[8]年6月18日書4頁（《年譜》頁1180—1181，《秘藏》33册頁43—46）。④
此外，《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另有六通函札，梁啓超1922年出版的《墨經校釋》附有一封《復胡適之書》，這些大致即爲目前所能見到的梁啓超寫給胡適的全部通信了。而《秘藏》所收與拍品重出者均非原稿，而是用“新月稿紙”謄録成。想來此抄件應爲梁氏去世的1929年，《新月》擬出紀念專號，胡適有意提供的梁氏遣稿。⑤因爲計劃最終未實行，這批書札便轉給1936年編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經修訂爲《梁啓超年譜長編》）采用了。
考察梁啓超與胡適的交往，實始於1918年11月。當月7日，徐新六（字振飛）寫信給梁，介紹胡適，稱：“胡適之先生現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誌，其文章學問久爲鈞座所知，兹有津門之行，頗擬造譚，敢晉一言，以當紹介。”随後，胡適即於11月20日致書梁啓超。起首先道明原委：“秋初晤徐振飛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學》頗蒙先生嘉許，徐先生並言先生有墨學材料甚多，願出以見示。”也即是説，其所以求見，乃是因爲梁氏先表達了相交的意願。故胡適擬趁11月22日來南開學校演説之機，趨謁梁氏，特先函達。而此次所約23日上午11時的造訪，⑥ 其實並未實現，因梁啓超當日午車赴京而錯過。⑦ 查胡適日記，1920年3月21日，有午後6時“初見梁任公，談”的記述，⑧ 可知梁、胡見面直至一年多後纔成爲事實。
依據新發現的這批書札，梁啓超與胡適通信中主要涉及的話題爲梁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佛教史》、《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國學小史》、《墨經校釋》，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以及梁詞寫作與其主編之《中國圖書大辭典》。本文側重考察二人關於學術著作的討論，⑨ 時間恰好集中在1920—1922年。
一 關於《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佛教史》
1920年完成的《清代學術概論》，爲梁啓超晚年名著。而此書之撰成，胡適應居首功。
關於胡適的作用，梁啓超在該書《自序》開篇交代著述緣起時，已明確説到：
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
儘管由於兼顧爲蔣方震（字百里）新成之《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作序，梁“覺泛泛爲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故放大成爲論整個清學史。但梁氏既認爲“有清一代學術”，“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⑩ 據此，我們也可以認爲，《清代學術概論》的出發點與落脚點均在“今文學運動”。
並非胡適有價值的提議，梁啓超都能欣然接受，及時命筆。最爲人知曉的一事是，胡適1922年日記中提到的“曾勸梁任公、蔡孑民、范靜生三先生做自傳”，但當時胡已懷疑，“不知他們真肯做嗎”。(11) 而那一年，梁啓超正好虚齡五十。随後，其早年在時務學堂的學生范源濂（字靜生）忽先於乃師，1927年去世，没有留下自傳；到1929年梁本人病逝，此事也完全落空。胡適日後追記，稱：梁啓超當時曾應允他，但未落筆的原因是：“他自信他的體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寫他的自傳。”但“天有不测風雲”，“誰也不料那樣一位生龍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七）歲！”胡適認爲：“雖然他的信札與詩文留下了絕多的傳記材料，但誰能有他那樣‘筆鋒常帶感情’的健筆，來寫他那五十五（七）年最關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在這個意義上，梁啓超自傳的闕失，被胡適認作是“中國近世歷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就都因此受了一樁無法補救的絕大損失了”。(12) 應該是有感於此，梁氏辭世的第二年，胡適便以身作則，開始發奮寫作自傳。是即1933年結集出版的《四十自述》。
而時當1920年，胡適對梁啓超的勸説卻立刻生效。從該年10月14日寫成的《〈清代學術概論〉自序》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梁啓超撰寫此書，“自屬稿至脱稿，費十五日”。(13) 以此推算，其起筆之日應爲1920年9月29日或30日。但由於此前資料的缺乏，胡適日記當年9月17日以後均失記，《梁啓超年譜長編》中，也僅移録了一封10月18日梁致胡適書，其時已在《清代學術概論》完稿後。我們因此無法更多了解在此書寫作的前後，梁、胡之間互動的細節。關於這一點，新出現的梁啓超致胡適函可略補遺憾。
見於《梁啓超年譜長編》的梁氏1920年10月18日原書，也在此次拍賣中出現。信中告知胡適：“公前責以宜爲今文學運動之記述，歸即屬稿，通論清代學術。”而胡適究竟何時“責以宜爲今文學運動之記述”，《改造》第三卷第三期所刊《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變》（《清代學術概論》初稿），記爲“舊曆中秋前十日在京師省胡適之病”時，胡有此提議。(14) 若是，則9月16日前後，梁應造訪過胡家。不過，截止到9月17日的胡適日記，對此事並無記録，故梁説頗可疑。今據新出之梁啓超9月26日（是日爲中秋）函，則可糾正爲此前一日，即1920年9月25日。此信開頭即告以：“適之我兄：昨譚快慰。”末後再言及：“晚清今文學運動擬即草一篇，草成當塵教。”可見前一日的話題，必含有胡適勸説梁啓超寫作有關“今文學運動”述評一類文字的動議。而《改造》所謂“中秋前十日”，實應爲“中秋前一日”之誤。至於梁氏的反應，也該用“聞風而動”來形容，其行動之快，寫信後兩三日内即起草，説明胡適的提議正中下懷。
不同於自傳中的第一人稱，梁啓超雖也自豪爲“今文學運動”之代表人物，作《清代學術概論》時，卻“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即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啓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啓超”。(15) 把自我作爲歷史研究的对象而非個人陳述的主角，顯然更合乎梁氏的史學理想。故胡適一旦發議，梁即應聲而起，且興致勃勃。10月4日與張束蓀書商議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來訪事，梁亦言及，“本擬南下迎羅素”，只因爲此文的撰寫正在興頭上，“一出遊又恐中輟，決作罷矣”。(16)
何況，1920年3月歐遊歸來後，梁啓超即致力於《中國佛教史》的撰著，春夏間已成稿數萬字。《清代學術概論》的率先完成，又勾起梁氏“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遷延未成”的心事，因決意趁熱打鐵，一氣呵成。構想中的《中國學術史》計劃分爲五部，即先秦學術、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與清學。故1921年2月《清代學術概論》印出時，封面上也加署了“中國學術史第五種”。而當時最有希望接續推出者正是第三部“隋唐佛學”，1920年11月29日所寫《〈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中已有告白：“今所從事者則佛學之部，名曰《中國佛學史》，草創正半。”(17) 此書卷末提前附録了梁著《中國佛學史》上卷的廣告，其章目安排已然整飭。
《中國佛學史》的撰寫，在致胡適書中也有述及，初稿並曾送其一閲。1920年12月18日梁啓超函曰：
拙著《佛教史》已成者得七八萬言，今寄上第二三四章，（第一章題爲《印度佛教小史》，未動筆。）爲公養病之資。尚有第五章論翻譯事業，（此章用力最勤，大約可爲定本。前三章皆須改。）凡四萬餘言，其稿在都中，明後日當别寄上。此全屬考證，未入正文。但佛教上考證學前人未有做過，覺此中國土可辟者甚多也。
今據廣告，可了解此五章的名目，即第一章《印度佛教小史》，第二章《中國佛教沿革興衰説略》，第三章《佛教與西域》，第四章《中國印度交通》，第五章《翻譯事業》。廣告同時聲稱，此書“現已脱稿付印”，“陽曆二月内出版”，即應與《清代學術概論》同時印出。但很可惜，這一“凡十萬言，分五大章，言佛教源流，至爲詳晰”(18) 的《中國學術史》第三種上卷，終竟没能問世。到1927年1月《清代學術概論》第七版印行時，方將直至1925年10月第六版仍在持續刊登的《中國佛學史》上卷的廣告撤下。看來，無論是任公先生還是出版方商務印書館，對這一選題至此都已放棄。
另一可注意之點是此書的名稱。《〈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以及廣告中的稱呼，均爲《中國佛學史》；而在12月18日致胡適信中，梁啓超私下已將其易名爲《中國佛教史》。雖只一字之差，卻閲涉到内容重心之所在。梁已成各篇的考證研究實多偏於“教”而非闡論“學”，故改稱《中國佛教史》確乎名副其實。此書名亦爲梁氏日後所認定，1921年8月《改造》雜誌發表《佛教之初輸入》一文時，梁之題記即説明，“此爲拙著《中國佛教史》第二篇第一章”。(20) 而將其列入《中國學術史》本是後出的想法，以此框架套裝先已成文之作，未免多有不合。這大約也是該著最終未出手的原因之一。
梁啓超的《中國學術史》儘管在《清代學術概論》後即成絕響，但散存的《中國佛教史》各篇卻仍保存在《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四册中。兩相對照，信中所言“未動筆”的《印度佛教小史》，應即《專集》所收之《印度佛教概觀》；第二章以下，依次即爲現題《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説略》、《佛教與西域》、《中國印度之交通》與《翻譯文學與佛典》（初題《中國古代之翻譯事業》）各文。此外，尚多出《佛教之初輸入》、《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展》、《佛典之翻譯》等篇。至於爲何已成稿部分未能按照預告出版，原因可能是又有新出之篇目需要加入，無論編排次序與各章的内容上都須重新調整。而且，拖延日久，“吾學病愛博”、“尤病在無恒”(20) 的梁啓超的興趣又有轉移。何況，這些以單篇形式先行發表的論文，畢竟與渾然一體的《清代學術概論》有着統一構思不同。準此，《中國佛學史》如若完工，其體例、規模與著述風格，顯然均與《清代學術概論》相距甚遠。
回到《清代學術概論》，胡適的貢獻除了出題請梁啓超作文，還有文成之後的商榷。梁之《第二自序》已説明：“此書成後，友人中先讀其原稿者數輩；而蔣方震、林志鈞、胡適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説增加三節，改正數十處。”(21) 而這些改動，從原稿到1920年11月15日起在《改造》第三卷第三至五號上連載的《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變》，再到作爲定本的《清代學術概論》出現，一直持續不斷。關於請胡適審讀一事，在10月18日的梁函中亦有透露。書稿草成後，梁“正再鈔一副本”，以專請胡適評騭，便得到蔣方震來信，知胡已見其著作。梁啓超因此要求胡適：
關於此問題資料，公所知當比我尤多，見解亦必多獨到處，極欲得公一長函，爲之批評（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讀者增一層興味。若公病體未平復，則不敢請；倘可以從事筆墨，望弗吝教。
胡適果然也不負梁氏所望，輸心進言。並且，一函不足，又再追加。按梁啓超12月18日信中所述：
前得病中復我長箋，感謝之至。……《清代思想》一文，已如公所教，悉爲改正，所以惠我者良多矣。……第二書所示各節恐不及改正，因原書久已付印，將成也。
《清代學術概論》於1921年2月出版，胡適後信提出的意見不及采納，應是實情。
而胡適的哪些建議爲梁啓超所采用，梁之《〈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既已聲明，“爲行文避枝蔓”，“三君之説，不復具引”，(22)《梁啓超年譜長編》亦未提供各家自述，從此兩處均得不到答案。梁信中所及亦有限，10月18日函詢問胡適：“樸齋、竹村、春喬（按：分别爲胡匡衷、胡培翬與胡秉虔别號）三先生，於公爲何輩行？乞見告。”梁著定本中，第二節綜論清學各期人物，便數及“（戴）震之在鄉里，衍其學者”，有“三胡——匡衷、培翬、春喬”，“而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遣風”，(23) 算是有所交代（恐亦有向胡適致意之義）。至於12月18日信中説到的“崔君兩著”，即崔適及其《史記探原》與《春秋復始》，梁也以“竟未之知”爲“固陋可媿”，而詢問：“公處有其書，能借讀否？”在定本第二十三節論述康有爲學説時，也特意加入：“其後有崔適者，著《史記探原》、《春秋復始》二書，皆引申有爲之説，益加精密。今文派之後勁也。”(24) 而其時，梁啓超實尚未見其書。
胡適兩通與梁啓超討論《清代學術概論》的信，尤其是第一封病中長箋無法得見，的確令人惋惜。幸好胡適本人在1921年5月2日的日記中略有記述：
車中讀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學術概論》。此書的原稿，我先見過，當時曾把我的意見寫給任公，後來任公略有所補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後半已與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棟一章，戴氏後學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無。此外，如毛西河一節，略有褒詞；袁枚一節全删；姚際恒與崔適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見。
總體而言，胡適對《清代學術概論》評價較高：“任公此書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這樣聰明的著述。”當然，胡適也認爲“此書亦有短處”，並自承“他日當爲作一評，評其得失”。(25) 只是，這一許諾也如同梁啓超的《中國佛學史》一樣，没了下文。
二 關於《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國學小史》
以倡導“文學革命”而名聲大噪的胡適，真正在學術界站穩脚跟，實在是憑藉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出版。此書1919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初刊，乃是依據胡適1917—1918年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26) 的講義修訂而成。著作行世後，5月即再版。“一部哲學的書，在這個時代，居然能於兩個月之内再版”，“這種出乎意外的歡迎”，(27) 很讓胡適高興。
不過，在欣喜之餘，胡適還是感到些許寂寞。1920年5月2日，他給主持上海《時事新報》“學燈”版的張東蓀寫信，借着批評“我們中國的報界向來没有‘書評’一欄，有時有‘新書介紹’，也只是尋常的介紹，很少嚴格的批評”，順帶説到：
……著作家若没有批評家的監督，一定要墮落的，即如我的《哲學史大綱》出版以來，已經過五版了，英法文報都有書評，中文報只有《太平洋》評過一次，這是我很不幸的事。(28)
胡適提到的惟一一篇中文書評，即1919年4月15日刊登在《太平洋》第一卷第十一號上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29) 該文刊登於“介紹新著”欄，仍屬於胡適不大以爲然的“新書介紹”，且篇幅較短，顯然不能讓他滿意。
既以没有認真的書評爲“很不幸的事”，料想胡適接到梁啓超1920年10月18日的信，表示“對於公之《哲學史綱》，欲批評者甚多，稍閑，當鼓勇致公一長函”時，其心情應該是很期盼的吧。何況，胡之撰寫《中國哲學史大綱》，本來就受到了梁的啟發。1931年回憶早年在上海讀書的情形，胡適還特别講到了1905年前後閲讀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給他的强烈震撼，肯定其“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更重要的是：
……在二十五年前，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所以我最愛讀這篇文章。不幸梁先生做了幾章之後，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所望。甲辰以後，我在《新民叢報》上見他續作此篇，我高興極了。但我讀了這篇長文，終感覺不少的失望。……我在那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
胡適自白：“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30) 知道了這段學術淵源，更可以想見胡適對於梁啓超的評價應該相當看重。
只是任公先生此時大忙，除了修訂《清代學術概論》，1920年12月2日起，他又“應清華學校之招，爲課外講演，講《國學小史》”。起初本擬講十次，但梁氏興致極高，竟然“賡續至五十次以上，講義草稿盈尺”。(31) 造就是1920年12月18日信中，梁啓超對胡適説及的：
對於大著《哲學史》之批評若作出，恐非簡短可了。頃在清華講“國學小史”，擬於先秦講畢時，專以一課批評大作，届時當奉寄耳。在此所講因未自編講義，全恃腹稿，殊不暢密。學生所記更爲删潤，益復勞而少功。今將所講《老子》一章先呈教。（第一章爲古代思想淵源，第二章爲諸子總論。筆記稿未訂正，未印。）
也就是説，梁氏尚未評論胡著，倒先要胡適讀其《國學小史》講義。
關於在清華學校開講“國學小史”一事，《梁啓超年譜長編》中没有專門記述。其講稿除整理成書的《墨子學案》與《墨經校釋》在自序中有提及外（詳見下節），其他内容多半不詳。1922年10月，梁啟超爲《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作《敍》，曾提到其1920年春歸國後所著“未成或待改之稿”中，有“‘孔子學案’約四萬言。又‘國學小史稿’及‘中國佛教史稿’全部棄卻者各約四萬言”。(32) 至於“孔子學案”與“國學小史稿”的關係如何，梁並未給出答案。因此，梁氏上信的現身意義重大，不僅揭示了“國學小史”前半的篇目安排，而且，將梁此次講學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讀，也可以使我們順流而下，復原其大致面目。
其實，不論觀點，單是從梁啓超擬定的前三章講課題目，即“古代思想淵源”、“諸子總論”與“老子”上，已顯示出與胡適新著的關聯。比較《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一篇“導言”，總論哲學史研究諸問題，可以不計；第二篇題爲“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主體則爲“諸子哲學”，這在胡適的課程“講義”中已有説明：“我以爲古代哲學起於老子的時代。自老子直到韓非，爲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又叫做‘諸子哲學’。”(33) 於是，事情變得很有趣，原來是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種下了胡適撰寫《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遠因，而此時胡著的出版，卻成爲梁氏演講“國學小史”的直接動因。
若論最後的成績，《國學小史》其實還趕不上《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章“古代思想淵源”至今未見，不知是否即李國俊《梁啓超著述繫年》著録的《國學小史》手稿中的“二章一附表”中的一章。第二章“諸子總論”，李已注明即爲刊載於1921年11月《哲學》第四期上的《諸子考證與其勃興之原因》。(34) 此篇只見第一節“諸子考證”，且僅簡單開列了“諸子年代”、“諸子人名及其著述”，即使加上附録的《先秦諸子表》，仍然屬於資料排比，而非論述。梁啓超送請胡適過目的“老子一章”，應爲第三章，這便是1921年5月與8月連續在《哲學》第一、二期上刊出的《老子哲學》。第四章應即據手稿編入《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册的《孔子》，其中第二節説到，“研究孔子學説，不像老子那樣簡單了”，(35) 顯然是承接上章而言，想來這就是梁啓超預備單獨成書的《孔子學案》初稿；而今所見第三節《孔學提綱》第四則“原缺”，亦非全帙。第五章應該就是獨立成書的《墨子學案》。第六章便數到《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了，此文見於《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一册，其中第三節“孔子所衍生之學派”本應並“論孟荀”，卻是“孟子”亦未完稿。梁氏講學之次序，大體與《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老子、孔子、孔門弟子、墨子、楊朱、别墨、莊子、荀子以前的儒家、荀子依次而下的思路相近，都未列入法家。不過，梁之線索更爲清晰，即以老、孔、墨“三聖爲綱，述其流傳之緒以觀其變焉”。(36)
僅就《老子哲學》一章而言，倒還看不出針對性。其實，即使如《孔子》之小有爭論，多半地方卻也是參考、推薦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37) 而此章原爲未加修訂的講稿，應更接近於課堂實際。但敏感如胡適，還是從中嗅出了唱對臺戲的氣味。尤其是接到陳獨秀1920年12月16日來信，提及“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38) 胡適不禁深感委屈；加之《新青年》分裂在即，(39) 胡適心情黯淡，故回信抱怨，對於梁啓超等研究系的敵意於是表達得格外明顯：
你真是一個鹵莽的人！我實在有點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間那種絕對無稽的謠言！……你難道不知我們在北京也時時刻刻在敵人包圍之中？你難道不知他們辦共學社是在《世界叢書》之後，他們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們拉出他們的領袖來“講學”——講中國哲學史——是專對我們的？（他在清華的講義無處不是尋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書之處，從不説一聲；他有可以駁我的地方，決不放過！但此事我倒很歡迎。因爲他這樣做去，於我無害而且總有點進益的。）(40)
這裹固然有梁啓超與胡適討論墨學時的牴牾陰影（詳見下節），梁氏12月18日随信附送的《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的批評白話詩亦無異於一條導火索。(41) 不過，更大的誤會可能還是來自胡適對梁函中“擬於先秦講畢時，專以一課批評大作”的理解，在他看來，此舉頗露圖窮匕現之意。至此，胡適對梁啓超的書評已絶無好感。所謂“進益”，大概也只能從激發鬥志一面想去。
胡適其實對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極爲看好，一向温和的適之先生，也曾經使用毋庸置疑的決斷口吻，傲然肯定自己的著作具有開天闢地的歷史價值：
……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内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42)
話已經説到極端，誰還能贊一詞？於是，梁啓超的批評無論用心如何，總不能逃脱惡意的嫌疑了。
接下來的一幕是許多人津津樂道的梁啓超與胡適的對手戲。因“國學小史”課程未能講完，(43) 尚無機會發表對於《中國哲學史大綱》意見的梁氏，終於在1922年3月4日及5日，應北京大學哲學社的邀請，以《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爲题，作了兩天的公開演講。胡適3月5日的日記對此做了精彩敍述，不妨大段抄下：
今天唱了一天的戲，聽了一晚的戲！
……
讀了一卷書，又要上臺唱戲了。昨天哲學社請梁任公講演，題爲《評胡適的〈哲學史大綱〉》，借第三院大禮堂爲會場。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同事張競生教授今天勸我去到會，——因爲他連講兩天，——我仔細一想，就到會了，索性自己去介紹他。他講了兩點多鐘；講完了我又説了幾句話閉會。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衆的心裏，竟是一出合串好戲了。
他今天批評我講孔子，莊子的不當。然而他説孔子與莊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不過他們實現這境界的方法不同罷了！這種見解，未免太奇特了！他又説，莊子認宇宙爲靜的！這話更奇了。
他講孔子，完全是衛道的話，使我大失望。
我閉會的演説，先謝他的批評，次説中國哲學史正在草創時期，觀點不嫌多；次用西洋哲學史上Plato［柏拉圖］爲例，説述學之不容易；次舉他的幾點貢獻，——如古代哲學衰亡的原因（除我的四個之外），一爲秦漢之際思想由奔湍變爲大湖泊，一爲平原民族性愛中庸而厭極端，——次説他説的“觀點不同”的話之不錯。在這一段中，我説：
歐洲中古時代，教會中討論一個神學問題時，於護法的主張之外，常設一個“魔鬼的辯護士（advocatus diaboli）”代表反對的論調。平常人所認爲黑暗的中古歐洲，尚能不没煞反對的論調，何況我們今日呢？因此，我覺得孔子的學説受了二千年的尊崇，有了那麽多的護法神了，這個時候，我來做一個小小的advocatus diaboli，大概總還可以罷？我又覺得莊子的説［話］，——“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爲害不淺，致使中國兩千年没有一個爲思想爲真理爲宗教而死的人；莊子的書，受了兩千年的盲從，——大家都覺得他“説不出個所以然”的好！——替他辯護的人也夠多了，我來做一個小小的advocatus diaboli，大概也還可以罷？
末段我申明“觀點不同”之説：
梁先生常説我的時代觀念太分明了。這一點我不但不諱，還常常自誇。我這部書的特點，一是時代分明，二是宗派分明。我決不會把孔子、莊子説成有同樣的主張，同［樣］主張“萬物與我並生而天地與我爲一”！
但是這種不同的觀點都是好的。我希望多得許多不同的觀點，再希望將來的學者多加上考慮的工夫，使中國哲學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見遮蔽了。梁先生今天的教訓就是使我們知道哲學史上學派的解釋是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觀點的。(44)
可見，胡適雖然配合了梁啓超的“演出”，且顯得頗有風度，但心中實已將梁之舉動視同上門挑戰，大爲抵觸與反感。
其實，關於“批評”，梁啓超本與胡適一樣，看得很重：“批評和介紹不同；介紹，只要把這書的要點和好處提挈出來便夠了，批評，不單是如此，是要對於原書别有貢獻。”只是既在北大哲學社演講，聽衆大致都有專業背景或興趣，故梁氏以爲：“胡先生這部書，治哲學的人大概都讀過，都認識他的價值，用不着我添些恭維話來介紹；所以我只是把我認爲欠缺或不對的地方，老實説出。”(45) 於是，這“批評”纔更多變成了爭鳴。
而梁啓超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總體評價是：
這部書講墨子荀子最好，講孔子莊子最不好。總説一句：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見不［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於宇宙觀人生觀方面，什有九很淺薄或謬誤。
這應該也是梁氏自認爲有必要另起爐灶講授“國學小史”的緣由。以梁之講學爲參照，其《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批評胡著的“第一個缺點，是把思想的來源抹殺得太過了”，“讀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覺得老子孔子是‘從天上掉下來’了”，因此此節所言，想來便應是其《國學小史》第一章“古代思想淵源”論述的重心；關於“第二個缺點，是寫時代的背景太不對了”，梁補充的十二條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背景，作爲“諸子勃興的原因”，(46) 也可以彌補其講“諸子總論”、所刊《諸子考證與其勃興之原因》後半殘缺的遺憾。
當然，並非所有的想法都一仍舊貫，喜新善變的梁啓超經過一年多的思考，對原先的一些結論其實已有所修正。最突出的是關於《老子》成書年代的考察。《老子哲學》尚“推定老子的生年，應在周簡王末周靈王初，約在西曆紀元前五百七八十年間了”，(47) 與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説法近似。而批評胡著之際，梁氏又將“新近纔發生”的疑問提出，列舉六件“可疑”之處，“疑心《老子》這部書的著作年代，是在戰國之末”，(48) 於是，被認爲是作者的老子便立時從孔子的先輩變成爲後學。
至於梁啓超批評胡適所講的《孔子》一節，則驗證了胡適感覺梁“在清華的講義無處不是尋我的瑕疵”並非全無道理。即使講堂上未必説得十分明確，但在這篇書評中，梁既認爲胡適“講孔子，也是拿知識論做立脚點”，“無論所説對不對（自然有許多對的），依我看來，只是棄菁華而取糟粕”；因此特别説到，“我前年在清華學校講國學小史，曾有一篇論孔子的，差不多有三四萬字”，此時便拿來“作爲批評胡君的基礎”。其中如對“學”字的解讀，與《孔子》已有的批評相同；講“一貫”與“忠恕”以及辯論“孔子殺少正卯”，則是將講義中未曾點明的胡適也一并納入駁正的對象。梁啓超並且表示：“那稿子是也曾寄給哲學社的；因爲我對於這篇文章還有許多不滿意之處，不願意印出；如今我苦於没有時候校改他，打算就印在本社的雜誌上，求海内同學的批評。”(49) 但不知何故，《孔子》一文最終未在《哲學》上刊出。
就事論事，作爲前輩的梁啓超肯花功夫，認真評論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竊以爲，無論其所説是否掃了胡適的興，作爲批評的對象，胡適都該感激纔是。不過，當年的胡適對得意之作終於等來了他所要的“嚴格的批評”，倒没有多少歡喜。雖然場面上表現得體，内心其實大爲不平。日記中“不通人情世故”、“唱戲”之説，已明確透出此意。過後的一段日子，胡對此事仍然無法放下，讀書時隨處留意，日記中也不斷反駁梁論。
如第二天的日記，針對梁啓超關於“《老子》一書是戰國之末的出品”所舉示的六條理由，胡適逐一質疑。再過一日，胡適又不無興奮地記述：“畢業生張煦來談。他聽了梁任公的演説，大爲《老子》抱不平。他這幾個月來，搜集了許多材料，擬作一《老子校注》。他用功很勤，方法也很精密，故對於任公的考據，認爲大不滿意。”而前一日的日記，胡適還在説，梁的考證“雖不是駁我的書，卻也有討論的價值”，似乎還是出以公心。至此，因張煦“作了一篇駁文，證據極充足。此文大可爲《老子》張目”，已全是一派欣喜有人助戰的語氣。4月21日，因梁氏的一條論據中講到“孔子的十三代孫乃與老子的八代孫同時”，胡適特意讀《孔子世家》、《孔光傳》等，並“紀孔丘的世系”。5月18日日記中寫了八個問題，應該是兩天後考試的“中國哲學史”課程預擬試題，前兩問都與梁之批評有關：
1.近人説《老子》這部書不是老子做的，也不是春秋時代的出產物。這話你以爲如何？
2.近人又説我們不應該從老子孔子講起。那麽，我們究竟應該從什麽時代講起？講那個老子以前的時代有什麽史料？那些材料可靠嗎？
大約因爲感覺到這樣的提問太令學生爲難，讓公平的考試變成個人論爭戰場的延續也不合適，因此題目似未完稿，並劃上叉子表示作廢。(50) 雖然胡適的表現顯得有些小氣，但其内心已然受到震動，並有意努力完善論述的情形仍清晰可見。
比較而言，梁啓超倒頗爲大度。張煦的《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問题一案判決書》1922年3月22日在《晨報副刊》發表時，梁啓超親自寫了識語：“張君寄示此稿，考證精竅，極見學者態度。其標題及組織，采用文學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對於此案雖未撤回原訴，然深喜老子得此辯才無礙之律師也。”而張文或許也正是由梁氏推薦刊出，因《晨報》及其《副刊》本爲研究系背景。
其實，梁啓超評論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還算流傳頗廣的學界佳話；至於胡之續寫中卷已是少人道及，梁之評説更是無人知曉。幸好有新發現的梁啓超致胡適函，爲我們提供了可以繼續探討的資料。
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於1919年頊下記有：
今年在北大開的“中古哲學史”一課，編有講義。七章：
第一章 泛論
第二章 道學
第三章 淮南子
第四章 董仲舒
第五章 “道士派的儒學”
第六章 迷信與科學
第七章 王充與批判的精神
並稱胡“寫到‘王充的論衡’爲止”，有“北大出版部鉛印本”。(51) 因此鉛印本未曾現身，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現存於《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六册中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殘稿，僅至第五章，以下不見。而據胡適日記，第六、七兩章實作於1920年3月、4月間；此一爲文本科開設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漢代部分的講授，是從3月3日起，至5月26日止。(52) 各章之中，《王充的論衡》曾單獨發表。而稿本於“卷中”之下，亦標出了“中古哲學史”，乃是對應於已經出版的卷上之署爲“古代哲學史”。並且，上列七章均屬於第十三篇“漢之哲學”，篇目編次也是沿續卷上至第十二篇而來。由此也不難明白，梁啓超1920年12月18日信爲何稱之爲《漢代哲學史》了。
據梁啓超函中“頃復奉書及《漢代哲學史》，甚喜”之言，胡適應是不久前將此篇寄給任公先生的。梁雖忙於“國學小史”講演，但還是很快給出了意見：
大著《漢代哲學史》（一）推獎淮南王安未免太過，吾以爲安不過吕不韋之流亞，兩書皆只能當《太平御覽》、《玉海》讀耳。其中采掇戰國末期遺説必甚多，或者鄒衍之終始多在其中。公認安等爲一種創作家，恐非真相。（二）司馬遷似當論及。原書論曆醫已出哲學範圍外，則遷之史當論，且遷亦確自有其思想。（三）賈馬服鄭輩不能不論及，否則無以見漢代學術之全。鄙見所及如此，容細讀再有所貢。
胡適當年如何答覆，我們現在尚未看到。不過，從1930年胡著《中國中古哲學史》看，(53) 作爲第五章的《淮南王書》又大加擴充，篇幅幾爲其他各章的兩倍，而被梁一同貶斥的《吕氏春秋》，胡適則乾脆專立第二章加以評説，好像梁啓超的批評反倒起了提醒注意的作用。並非胡著全都與梁説逆反而行，司馬遷之與董仲舒在第七章中一道論及，“鄭玄”一章雖未能寫出，但與“改寫了幾次，始終不能滿意，後來就擱下了”的第八章“董仲舒”一樣，已列入“專題研究”，(54) 便表現出任公先生的意見還是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尊重。
胡適這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原初的計劃是“分上中下三卷”，分述古代哲學、中古哲學與近世哲學。(55) 上卷很快完稿，其實是因爲有胡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作博士論文“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適譯爲《中國古代哲學方法進化史》）打底。梁啓超雖不知情，但感覺很準確：
我最初讀這書，就起一種異感，覺得他講名學的差不多占了一半，我曾和朋友説：若改稱《中國名學史》，倒更名副其實。後來胡先生和我説，本來是由《名學史》的底稿改成，那就毫不足怪了。(56)
而接下來的寫作，儘管胡適很努力，“中國哲學史”的課程一直未停，留下來的卷中殘稿即應爲授課講羲，並且，1930年，1931—1932年，胡適都有重新啟動“中國中古哲學史”的計劃，成稿今改題爲《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與《中國中古思想小史》，但如蔡元培在上卷出版時所表達的“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願望，(57) 卻始終不曾實現。在臨終前仍在撰寫、卻未完篇的《〈淮南王書〉手稿影印本序》中，胡適慨嘆：“我在民國十八年到十九年之間，妄想我一個人去做幾十篇‘中古思想史’裏的專题研究，當然是太大膽的野心，當然是不容易成功的。”(58) 同時也應該承認，時局的動蕩讓適之先生無法獲得足夠的研究條件與從容的心境。因此，《中國哲學史大綱》最終未成全編，誠爲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憾事。倒是一次次的續寫，充分展示了胡適的不肯輕言放棄，又令人不禁爲其悲壯的努力心生同情與感佩。
1958年，胡適在紐約爲臺北商務印書館重印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即《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寫《自記》時，雖然没有重提當年與梁啓超的論爭，但説明中，也很有一些可以和任公先生的批評相呼應的地方。以後來的眼光回望早年之作，胡適已自我總結出三條重大缺點。其中第二條“用《列子》裹的《楊朱篇》來代表楊朱的思想”，他自認“是錯的”，因“《列子》是一部東晉時人僞造的書”。而梁啓超在當時的評論中，已經勸告胡先生“割愛”，因爲“我看這篇書文章雖然優美，卻是前漢以後人的筆法”，“裏頭所講的，完全是晉代清談家的‘頹廢思想’”。至於第三條，胡適自責“此書第九篇第一章論《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是全書裏最脆弱的一章”，也正應和了梁啓超對其講莊子“最不好”的評價；並且，針對“莊子發明生物進化論”之言，梁的看法是，“胡先生拿唯物觀的眼光看《莊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當然，胡適也仍有堅持，特别是在《老子》成書的年代問题上，他還秉持早先的觀點，聲稱：“我到今天，還没有看到這班懷疑的學人提出什麽可以叫我心服的證據。”更進一步，胡適還突然覺悟：“這個老子年代的問題原來不是一個考證方法的問題，原來只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题！”這雖然批評的是“像馮友蘭先生一類的學者，他們誠心相信，中國哲學史當然要認孔于是開山老祖，當然要認孔子是‘萬世師表’”，“孔子之前當然不應該有一個老子”，(59) 但這一多少有些“誅心之論”、將問題簡單化的爭辯，也如同當年以“他講孔子，完全是衛道的話”否定梁啓超的質疑一樣，並不是學術討論應取的態度。而認爲《老子》成書於戰國時期在今日學界仍爲一大流派，亦證明梁啓超早年提出此問題確有先見之明。
實際上，回到胡適與梁啓超論學的當年，與胡適的分歧引發了梁啓超的講學，並產生了在其著述生涯中，可以視爲後期轉向以傳統文化研究爲主的一部標志性著作《國學小史》，這對梁氏自然意義重大。而無論其時感受如何，梁氏的長篇批評畢竟對胡適深有觸動，逼使其重新認真思考論述中的許多問題。儘管出於年少氣盛，或激於政治分歧，也可能不乏對批評帶來的負面效應某種程度的擔心（胡適纔剛剛在學界立足），胡適當時未必能更多接受與理解梁的意見。但時間會證明，梁啓超的批評對於胡適確實是“無害而且總有點進益的”。
三 關於《墨經校釋》
如前所述，胡適1918年計劃訪問梁啓超，本是緣於二人對墨學有共同的趣好。胡著《墨家哲學》8月面世後，(60) 梁啓超很關注。而梁之於胡，實爲墨學研究的前輩，其1904年所撰《子墨子學説》與《墨子之論理學》，(61) 在當年喜歡閱讀《新民叢報》的年輕學生胡適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1921年，胡適還提起：“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學説了。他在《新民叢報》裏曾有許多關於墨學的文章，在當時曾引起了許多人對於墨學的新興趣。我自己便是那許多人中的一個人。”(62)
《墨家哲學》實爲《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墨學部分的初稿，而胡適本人更爲看重的是1916年即已開始撰寫、此時仍在修訂中的《墨辯新詁》，故1918年梁啓超的許諾對他很有吸引力：
適近作《墨辯新詁》，尚未脱稿，極思一見先生所集材料，……適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説，擬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機會趨謁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於墨學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
二人雖然錯過了這次原約“二十分鐘之談話”的會面，(63) 梁啓超亦於當年年底與蔣方震、丁文江、張君勱、徐新六等人出遊歐洲，直至1920年3月5日纔返抵上海，但梁胡這段墨學因緣並未因此中斷。
儘管胡適當時預告的《墨辯新詁》後來未能出版，僅在1919年3月的《北京大學月刊》第三期發表了《〈墨子·小取篇〉新詁》；但其同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已有專篇論墨子與“别墨”。而胡著出版時，梁啓超尚在歐洲。次年歸國後，梁經由上海，於3月19日到北京；兩天後，即在林長民家與胡適初會。其時正在熱銷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因此很快引起梁氏注意，也讓他接續《墨家哲學》的前話，重新燃起對墨學的興致。而胡適在其成名作的《再版自序》中，除表達了對於王念孫、王引之、俞樾、孫詣讓四位“過去的學者”的最大謝意外，也提到“做這部書”，“對於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64) 被冷落而又爭强好勝的任公先生對此恐怕也頗在意。
恰好1920年冬、春之間，梁啓超接受清華學校的邀請，作“國學小史”的系列演講，其中即包括了《墨子》部分。寒假期間，梁氏先“利用餘晷，遂檢舊稿，比而次之”，(65) 作《墨經校釋》；到1921年2月間全書完稿後，又整理講稿，略加删訂，成《墨子學案》。在兩書編寫過程中，梁與胡適又有多次書信往復。
现存於《胡適遣稿及秘藏書信》中的第一封梁啓超信札，應是二人此期墨學討論的發軔之作。其中提及：
冬假輟講兩旬，偷餘晷成《墨經校釋》四卷，今以呈。
别有《讀墨經餘記》一篇，尚未成，成當一并奉教。
此信日期，“十”下一字爲墨迹沾污，似爲“一”字。(66) 又因《讀墨經餘記》末署“庚申臘不盡三日”，即公元1921年2月4日，故知此通梁札大約寫於1月11日。
2月7日，《墨經校釋》的《自序》也已脱稿。(67) 18日，梁啓超又有一函給胡適：
適之吾兄：别寄上《墨經校釋自序》、《讀墨經餘記》等篇，乞是正。《校釋》頃已有多條校語加增自改者，但大端無甚更動耳。公能於一星期以稿見還，俾得改定，最妙。
可見，自前信發出後的一個多月，梁啓超除撰寫了《讀墨經餘記》與《自序》，對《墨經校釋》正文也作了不少修訂。而這一時期，胡適久病，梁啓超亦明知此情。不過，所謂“嚶嗚求友”，著作新成，任公先生仍忍不住要求同好儘快提出意見：
尊體已勝執筆否？若尚未能，則請隨意别紙寫出應糾之各條，（但請勿批在卷端，因此册擬以付印刷，不復收回，不欲公之筆迹狼藉抛棄也。）俾得改正。(68)
可見，由於心急，梁氏竟不及另抄一册，而徑以定本送去。
梁信最後仍不忘提及其與胡適論墨學之最大分歧：“再者，公謂經非墨子作，弟不敢苟同。”(69) 胡適此論見於《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啓超不以爲然，《讀墨經餘記》於是着力做了分辨。對胡適的駁論既已成爲此文的最大主题，可以想見，梁於《校釋》全書完稿後，仍有《餘記》之撰，多半爲針對胡適發言。此舉一方面説明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影響甚大，以致梁啓超認爲必須專作闡論，以正視聽；另一方面也證明，在梁氏心目中，與其最切近也最夠分量的論爭對手正是胡適。
讀到《〈墨經校釋〉自序》，尤其是《讀墨經餘記》後，梁啓超的批評顯然立時引發了胡適的辯論熱情。雖然我們現在没有看到梁氏約請胡適作序的信函，但胡適既在《墨經校釋》序中反覆言及，梁任公先生“因爲我也愛讀這幾篇書，故寫信來，要我做一篇序”，“梁先生還要我在這篇序裏‘是正其訛謬’”，可知梁啓超確有此囑託。而胡適也當仁不讓，自稱，梁先生“這樣的虚心與厚意，使我不敢做一篇僅僅應酬的序”。爲了對得起看重他的梁啓超，胡適將其讀書後的“一點意見，貢獻出來”，對梁著提出了相當嚴厲的批評。不過，胡適的質疑主要落在了梁氏研治《墨子》的方法上，至於梁啓超在《讀墨經餘記》中用力辨正的《墨經》的著作時代與作者問題，胡序則以二人“見解不同，我也不願在這裹答辯”應對，完全避開不談。(70)
胡序於1921年2月26曰寫成。不久，胡適還給梁啓超送上了自己“六七年來”“還没有寫定”的《墨辯新詁》稿本。在爲梁著所作序的末尾，胡適已表示：“梁先生這部書的出版，把我對於《墨辯》的興趣又重新引起來了；倘我竟能因此把我的《墨辯新詁》的稿本整理出來，寫定付印，我就更應該感謝梁先生了。”(71) 而此本《墨辯新詁》，梁啓超也認真研讀過。其4月3日復胡適書中專有提及：“雖意見不能盡同，然獨到處殊多可佩。其有不敢苟同者，輒簽注若干條，附缴。”同時，梁亦回應胡適序文中的自我期待而加以催促，“吾亦盼公之《新詁》，作速寫定；不必以名山之業太自矜慎，致同好者觖望也”。(72) 可惜的是，胡適過求完美，此書的出版遂遥遥無期。
至於梁啓超寫這封信的主旨，並非爲了談論閱讀《墨辯新詁》的感想，而實在反駁胡適序言中對其新作直言不諱的批評。當然，信件開頭還是説得相當客氣：“奉書及所賜《墨經校釋》序，歡喜無量。此種序文表示極肫篤的學者態度，於學風大有所裨，豈惟私人紉感而已。嗣復奉讀大著《墨辯新詁》稿本；撢繹終篇，益感共學之樂。”這話倒也不是虚應故事，有此“疑義相與析”的機會，可以再加申論，梁啓超還是相當興奮。故下文便立即轉入“對於尊序所討論者，更願簡單有所商榷”的正文，(73) 扣緊其研究《墨子》的方法作了辯答。
但梁啓超這封《復胡適之書》卻純屬著作，當時既未郵發，其鈔本也直到4月29日，纔随同歸還的三册《墨辯新詁》，一并到了胡適手中。對此，梁在去函中作了説明：
適之我兄：大著《墨經新詁》讀竟奉還，亦間附簽注，希察采。别有復公一書，附印拙著末，今以鈔本奉呈。此已是一月前所作，玩忽未寄耳。卷端有數十字，乃大醉後所書，醒後視之，不覺噴飯。本宜裁去，計以此博公一噱，亦良得，故遂存之。手此，敬請
著安！不盡。 啟超
公頃何所爲？病全愈耶？罷課中倘能得新著，亦未始非幸。僕頃重理《佛教史》，前稿可留者僅十之一耳，無怪古人難於著書。若我輩急就者，勢必書方印成，即思毁板耳。公想同兹感慨。
啟超又頓
此書原件未署日期，又無封套，今據胡適4月29日日記所載“梁任公先生還我《墨辯新詁》三册，另有兩書與我有所辯論”，(74) 可知其大致爲梁一二日前所作。
信中所發“難於著書”的感慨，其實已與月初復胡適書時所言不同。當時爲鼓勵胡適儘早印出《墨辯新詁》，梁啓超曾以自己爲例，説明“拙稿覆勘，所欲改者又已不少”，但還是先“以呈公之原稿付印”。似此並非知錯不改，而是另有考慮：“學問之道，愈研究則愈自感其不足。必欲爲躊躇滿志之著作乃以問世，必終其身不能成一書而已。有所見輒貢諸社會，自能引起討論。不問所見當否，而於世於己皆有益。”(75) 此意在兩日後撰寫的《〈墨子學案〉自敍》中説得更明白：
吾嘗以爲著書而作名山之思者，皆我慢耳。學問之道，進化靡有止詣。欲以一人一時之精力智慧完成一種學問，萬無是處。然則無論若何矜慎刻苦，其所得者亦必僅一部分而止；而疏漏誤謬，仍終不得免。人人各自貢其所得之一部分，以唤起社會研究之興味；其疏漏误謬，則自必有其人焉補苴而匡正之；斯學術之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梁啓超既以學術爲天下之公器，亦由責人轉爲自責，故“今誓發願，破除求完求美之妄念，悉取其所曾肆力者稍加整治，次第布之，以俟世之君子痛繩而精削焉”。(76)《墨子學案》即本此精神而刊佈，稍早成書的《墨經校釋》自也取同一方針。如此，胡適及時的討論與繩削，本應是梁氏所期待者。
不過，真正觸到痛處的批評到來時，作者卻未必真的感覺愉悦。現在推測梁啓超爲何延誤了寄送《復胡適之書》，可以想到的開脱理由僅是其正在趕寫《墨子學案》。胡適當時已小有抱怨：“任公著《墨經校釋》一書，要我作序。我作了一序，頗有所辯正。任公作書答我，書成而久不寄來。”(77) 不過，收到梁信鈔本後，胡適還是本着“引起討論”的願望，認真作答。此函首先贊同梁氏的勸告，自承“近年頗中清代學者的毒，每得一題，不敢輕易下筆。將來當力改之，要以不十分對不住讀者的期望爲標準”。繼而談到梁氏對其序文的“辯正”與“采納一部分的意見”，認爲“這是先生很誠懇的學者態度，敬佩敬佩”；並言及，其“將來校改《新詁》時”，也會參用梁法，“以副先生的期望”。胡信的主體則是補充其序文所論，糾正梁氏的誤解。至於作者問題，他仍然以爲“非一短札所能討論”，何況，二人“‘立脚點’誠有根本不同之處，雖辯至萬言，亦終無合同之日”，故在胡適看來，“似不如各存一説以供讀者之自擇”爲好。(78)
這封寫於5月3日的信雖及時寄給了梁啓超，卻還是未能在次年4月印行的《墨經校釋》内刊出，當然讓胡適感覺不爽。更讓他不滿的是梁啓超對其序言的處理方式：“他把我的序放在書末，卻把他答我的序的書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79) 將胡序改題作“後序”，置於全書之末，與之辯難的梁氏《復胡適之書》，反作爲《讀墨經餘記》的附録排在前面，確實有悖常情。難怪胡適很長時間對此不能釋懷，直到梁啓超去世，他還提起，梁“請我作《墨經校釋·序》而移作後序，把他的答書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書”。(80) 本來按照梁啓超致胡適函中的説法，其復書原擬“附印拙著末”。印本忽將其提前，梁氏自陳的理由是：“右書有關於治《墨經》方法之討論，故附録於此。”(81) 其實於理不通，倒是説明了如此安排全爲梁之主意，胡適並未怪錯人。
就梁啓超與胡適關於墨學的討論而言，梁對胡之研究確很重視。《〈墨經校釋〉自序》作學術史追述時，便特别稱道：“若章太炎（炳麟）胡適之（適）所撰述，時有徵引浚發，深造蓋邁先輩。”(82)《墨子學案》更聲明：
胡君適之治墨有心得，其《中國哲學史大綱》關於墨學多創見。本書第七章，多采用其説。爲講演便利計，不及一一分别徵引，謹對胡君表謝意。(83)
而梁書第七章，題目爲“墨家之論理學及其他科學”，這正是梁啓超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以爲“最好”、“好極了”的部分，即所謂胡著“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見不［石］破天驚的偉論”。(84) 因而，對於早年所作《墨子之論理學》，梁氏也由衷地承認其“不如胡氏之完密”。(85) 不過，這些肯定與贊嘆都不會改變其爭鳴態度，這纔是真正的“共學之樂”。
總體而言，在梁啓超1920年代研治墨學的過程中，胡適的身份與作用始終爲諍友。除《墨經校釋》外，收入《墨子學案》的《墨子年代考》一文，梁啓超也“曾以示胡君適之”，胡適也有“復書商榷”。(86) 這些往復辯難推進了彼此的思考，使各自的立論更加完善。而其間因競爭心理造成的芥蒂，情形也一如胡適事後所言：
以《墨經校釋·序》一事而論，我因他虚懷求序，不敢不以誠懇的討論報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錯誤，但這態度非舊學者所能了解，故他當時不免有點介意。我當時也有點介意，但後來我很原諒他。(87)
而無論從梁啓超還是胡適一面看，1920—1922年間彼此的爭强好勝、談學論難，當時雖不免在各自心中留下了些許不快，但其所催發出來的學術創造力以及深入的反省，纔是傳之久遠的寶貴遗產。特别是身處著述日多、批評日少的今日學界，梁、胡兩位前賢的學者風範尤其令人神往。
2009年12月8日定稿於香港中文大學寓所
注释：
①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黄山書社，1994年。
② 此札署“廿六”日，拍品中附一函套，蓋有天津“九年九月廿六”之郵戳。以日期而論，二者應爲合璧。
③ 以上日期多根據書札内容考定，詳見後文。
④ 文凡引用此批信札，均據原件釋讀，不再注出處。這批由胡適後人收藏的梁啓超書札，現入藏中國人民大學。
⑤ 徐志摩1929年1月23日致胡適信已確定，《新月》第二卷第一期爲梁啓超紀念號，要求胡適承擔的工作，便包括了“搜集他（按：指梁啓超）的遺稿，檢一些能印入專號的送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06。
⑥ 見胡適《致任公先生書》（1918年11月20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872—873。《年譜》記，“是年十一月，先生始識胡適之”。此説不確，詳見下。
⑦ 《大公報》1918年11月24日《車站紀事）：“二十三日……梁啓超……由津午車晉京。”
⑧ 胡適1920年3月21日日記，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27。
⑨ 關於《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梁啓超的白話詞以及《中國圖書大辭典》的考述，筆者將另外撰文。
⑩ 梁啓超《自序》，《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自序頁1，3。
(11) 胡適1922年4月2日日記，《胡適日記全編》（3），百602。
(12) 胡適《〈四十自述〉自序》，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1），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7。
(13) 梁啓超《自序》，《清代學術概論》，自序頁4。
(14) 梁啓超《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變》，《改造》3卷3號，1920年11月。
(15) 梁啓超《自序》，《清代學術概論》，頁3。
(16) 梁啓超《與東蓀書》（1920年10月4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920。
(17) 梁啓超《第二自序》，《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頁1。
(18) 《中國佛學史》上卷廣告，《清代學術概論》1921年2月初版版權頁。
(19) 梁啓超《佛教之初輸入》，《改造》3卷12號，1921年8月。
(20) 梁啓超《題藝蘅館日記第一編》，《飲冰室合集·文集》（16）卷四五下，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页52。
(21) 梁啓超《第二自序》，《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頁1。
(22) 梁啓超《第二自序》，《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頁1。
(23)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頁9，12—13。《改造》3卷3號所刊《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變》亦有此言，不過後半文字略有出入：“績溪諸胡而後有胡適者，頗能守清儒治學方法，儼然正統派之碩果焉。”
(24)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頁129。
(25) 胡適1920年5月2日日記，《胡適日記全編》（3），頁240。
(26) 1917—1918學年，胡適爲文本科一、二年级所開課程，初名“中國哲學史”，第二學期改稱“中國哲學史大綱”。見《文科本科現行課程·哲學門》、《文本科第二學期課程表》，（北京大學日刊）1917年11月29日、1918年1月5日。
(27) 胡適《再版自序》，《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5月2版。
(28) 胡適《致張東蓀》，原刊《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5月12日；録自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2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305—306。因信中有“前天上海《神州日報》上已登有胡懷琛先生的長評”，而胡懷琛之《讀胡適之〈嘗試集〉》刊《神州日報》1920年4月30日，故推知此函作於5月2日。
(29) 此文署名“記者”，應爲李劍農所撰。
(30) 胡適《在上海（一）》，《四十自述》，《胡適文集》（1），頁73。
(31) 梁啓超《自敍》，《墨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自敍頁1。講演開始時間，據1920年11月26日《清華週刊》200期所刊之《名人將來校演講》：“本校請梁任公來校講演一事，現已得任公同意。俟清理手中文字完畢後，十二月二日，即可來校講演。”
(32) 梁啓超《敍》，《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敍頁1。
(33)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網》卷上第一篇《緒論》，《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6），頁15。
(34) 李國俊編《梁啓超著述繫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197。
(35) 梁啓超《孔子》，《飲冰室合集·專集》（10），卷三六，頁4。
(36) 梁啓超《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飲冰室合集·專集》（11）卷四○，頁2。
(37) 《孔子》中五次提到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網》，除一處不同意胡適“説孔子的學，只是讀書，只是文字上傳受來的學問”，一處辨析胡適以爲古今説《易》的人不懂“取象爲解”，其實不對，此外，其他三處都是要讀者“參觀”胡著，且表贊賞。見《飲冰室合集·專集》（10）卷三六，頁9，14，23，33，36。
(38) 《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陳獨秀致胡適、高一涵書（1920年12月16日），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上海，中華書局，1954年，頁7。
(39) 參見歐陽哲生《新發現的一组關於〈新青年〉的同人來往書信》，《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4期。
(40) 《胡適致陳獨秀》（稿），《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册，頁119。依據1921年1月22日胡適致李大釗等《新青年》編委的信，其中提及“你們看他（按：指陳獨秀）給孟和的信，便知他動了一點感情，故輕信一種極可笑的謠言”，且其中提到的陳氏1月9日致胡適、李大釗等人函，胡“至今日始見之”（《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頁10，9），可知其致陳書應寫於此後。
(41) 參見筆者《1920年代梁啓超與胡適的詩學因緣》，將刊《嶺南學》第三輯。
(42) 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胡適文集》（4），頁117—118。
(43) 據1921年4月1日《清華週刊》214期《演講暫停》：“兹以便利同學預備十周年紀念會起見，梁任公先生演説自本周起至四月底止，暫行停止，待五月初再行續演。”實則後未續講。
(44) 《胡適日記全編》（3），頁569—572。
(45) 梁啓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晨報副刊》1922年3月13日。
(46) 梁啓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晨報副刊》1922年3月16、13、14日。
(47) 梁啓超《老子哲學》，《哲學》1期，1921年5月。
(48) 梁啓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晨報副刊》1922年3月15日。此節後改題《論〈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收入羅根澤編《古史辨》（4），北京，樸社，1933年。
(49) 梁啓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晨報副刊》1922年3月16日。
(50) 胡適1922年3月6日、7日，4月21日，5月18日、20日日記，《胡適日記全編》（3），頁572—574，632—633，668，671。
(51)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388—389。
(52) 胡適1920年3月3日至5月26日日記，《胡適日記全編》（3），頁109—184；《文本科哲學系第三二一學年課程時間表》，《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0月30日。其中，第六章《迷信與科學》撰於1920年3月29日，第七章《王充》撰於同年4月16日至5月4日。
(53) 《中國中古哲學史》爲胡適1930年在上海中國公學所寫，有油印本。其中一部分曾經發表。全書手稿1971年由臺北胡適紀念館影印出版，改題《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
(54) 胡適《〈淮南王書〉手稿影印本序》，《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附録，《胡適全集》（6），頁184—185。
(55) 胡適《凡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凡例頁1。
(56) 梁啓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晨報副刊》1922年3月17日。
(57) 蔡元培《〈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蔡序頁3。
(58) 胡適《〈淮南王書〉手稿影印本序》，《胡適全集》（6），頁184。
(59)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胡適全集》（5），頁534，538；梁啓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晨報副刊》1922年3月15—17日。
(60) 胡適《墨家哲學》1918年8月10曰由北京大學學術演講會印行。
(61) 分刊《新民叢報》49—53、57—58號，1904年6—12月。
(62) 胡適《〈墨經校釋〉後序》，梁啓超《墨經校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後序頁2。
(63) 胡適《致任公先生書》（1918年11月20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872—873。
(64) 胡適《再版自序》，《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65) 梁啓超《自序》，《墨經校釋》，自序頁3。
(66) 《胡適遣稿及秘藏書信》（33），頁9—10。
(67) 《〈墨經校釋〉自序》完稿日期記爲“庚申除夕”。
(68) 《胡適遣稿及秘藏書信》（33），頁11—12。
(69) 《胡適遣稿及秘藏書信》（33），頁12。
(70) 胡適《〈墨經校釋〉後序》，《墨經校釋》，後序頁1—2，11。
(71) 胡適《〈墨經校釋〉後序》，《墨經校釋》，後序頁1，11—12。
(72) 梁啓超《復胡適之書》（1921年4月3日），《墨經校釋》，讀墨經餘記頁25。
(73) 梁啓超《復胡適之書》（1921年4月3日），《墨經校釋》，讀墨經餘記頁18—19。
(74) 胡適1921年4月29日日記，《胡適日記全編》（3），頁230。胡適之《墨辯新詁》，原名《墨經新詁》，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7），頁172。
(75) 梁啓超《復胡適之書》（1921年4月3日），《墨經校釋》，讀墨經餘記頁25。
(76) 梁啓超《自敍》，《墨子學案》，自敍頁1—2。
(77) 胡適日記1921年5月3日，《胡適日記全編》（3），頁242。
(78) 胡適《致梁啓超》（1921年5月3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82—284。
(79) 胡適1922年4月30日日記，《胡適日記全編》（3），頁655。
(80) 胡適1929年1月20日日記，《胡適日記全編》（5），頁352。
(81) 梁啓超《復胡適之書》，《墨經校釋》，讀墨經餘記頁25。
(82) 梁啓超《自序》，《墨經校釋》，自序頁3。
(83) 梁啓超《自敍》，《墨子學案》，自敍頁2。
(84) 梁啓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晨報副刊》1922年3月16、17日。
(85) 梁啓超《讀墨經餘記》，《墨經校釋》，讀墨經餘記頁18。
(86) 梁啓超《墨子年代考》，《墨子學案》，頁175。
(87) 胡適1929年1月20日日記，《胡適日記全編》（5），頁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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