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劫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劫难论文,文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整个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在这场浩劫中，知识界首当其冲。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也受到严重的冲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了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罗织诬
，陷人入罪的恶劣先例。这种刀笔吏式的棒杀，迅速波及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江青一伙张开的垂天大网，正将无数中国杰出的文化精英驱进文字狱的陷阱。以往，毛泽东每当谈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把郭沫若当作一个应予保护的标兵，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泽东曾经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个人不准批。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的谈话又说：“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在毛泽东的眼里，郭沫若不仅不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重点，而且还因其特殊影响而应继续给予切实的保护。可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郭沫若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眼看一群凶狠的虎狼陷害忠良，使科学界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祸从天降，无端遭到残暴的凌辱迫害，自己却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不免痛楚彻骨，寝食难安。特别是对田汉、翦伯赞的严酷批判（两人在“文革”中都被迫害致死），使他震惊，也感到愤懑。这两个人，一个是戏剧界的泰斗，一个是史学界的权威，又都是他非常了解，长期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老朋友。有一天，他在报上看到批判田汉《谢瑶环》的长篇文章，无限上纲，大张挞伐，曾经激动地说过，像田汉那样“为民请命”是要倒霉的，甚至会有杀身之祸。现在不少人在造我的谣，我也会像田汉那样受到批判的。当他听说已故画家傅抱石家被抄，画被洗劫一空时，悲愤不已，悄悄对秘书说：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解决抱石家的困难，拿不出钱，就把我的书籍字画卖掉。他的处境十分严峻：江青一伙从不把郭沫若放在眼里，只是碍于毛泽东多次发话“保护郭老”，对他暂还“留有余地”。虽然这时还不曾有任何批判文章点他的名，但他已经受到江青一伙的诋毁诬陷，已经使他预感到“在劫难逃”，灾祸随时可能降临。
1966年1月27日，正当这场斗争从意识形势领域转入政治性挞伐，错误的批判汹涌展开的时候，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信，提出“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的要求。他说：“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
这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即席发言否定自己的全部著作，提出要把自己所有著作烧掉。他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接着，他进行了检讨。他说：“我确实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切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
他在发言结尾，心情沉重地说：“我们实在惭愧，特别是我很惭愧，各位不至于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倒转来工农兵在文史哲方面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应该向工农兵感谢，拜工农兵为老师，因为他们把主席思想学好了，用活了。”又说：“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郭沫若发表这篇演说这天，我正好离开北京前去上海。我是在上海一个会上，听到康生谈起郭老这篇发言的。康生和郭沫若同是第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在上海谈到这篇发言的时候，就说先由《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转载。其时康生和陈伯达刚在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回到上海。估计毛泽东先已看过这篇发言，决定发表此文未必全是康生的主意。4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发言。5月5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这篇发言，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事后得知：这篇发言正是由康生送经毛泽东批示发表的。）
郭沫若这篇发言宛若爆裂一颗巨型的炸弹，特别在文化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震撼。它不但在国内引起震荡，国际上也反应强烈。苏联、东欧许多报刊就此说东道西，西方国家舆论更曾借此掀起一阵强烈的反华反共鼓噪。这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7月4日，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的第四部分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一部分谈到自己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石西民的报告“使我深受感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表达我衷心的感受”。他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作为对西方国家反应的回答：
两个半月以前的4月14日，我们听取了文化部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工作的报告，讲到我国文化革命的成绩，讲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使我深受振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一次自我检讨，表示我衷心的感受。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
郭沫若在这里说，“烧书”是他“出自内心深处的声音”。他的解释出于他当时的认识。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深受当时正在全国泛滥的个人崇拜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有努力“紧跟”。而且由于处境异常险恶，有时他也不能不采取“保护自己”的策略，难免要说一些违心的话。
关于“烧书”，一年以后郭沫若还曾把它解释为“风凰涅槃”。当时有位青年文学工作者徐正之，对郭沫若“烧书”的讲话“颇有看法”，在他正在撰写的有关郭沫若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中写道：“简单地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1967年8月24日，徐正之经过《人民日报》编辑部，把他这篇文稿附信寄给郭沫若。第二天，郭沫若看过他的信、稿，及时亲笔作覆说：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见1997年9月15日《文汇报》）
这样解释，仍有否定过去的意思，同时也可看出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作一次“自焚”，以求得到“再生”。
虽然郭沫若的“辞呈”谁也不会“照准”，他的著作人们也都不肯烧掉，但是郭沫若的担心并非“杞忧”。冲击、打倒郭沫若原是江青和康生、陈伯达蓄意已久的阴谋。他们并不只是要打倒一个郭沫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正如他们先从吴晗打开缺口，进而打倒彭真一样，他们是将郭沫若和周恩来绑在一起鞭笞的。所以，尽管毛泽东多次指示“郭老不能批判”；“文革”伊始，周恩来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宋庆龄之后第二名就是郭沫若。由于江青一伙的煽动唆使，形形色色的造反派还是采取造谣诬蔑手段，给他捏造种种莫须有罪名，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不久，有的高等学校就贴出“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有一所专门开辟出来的房间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其后各种骚扰诬陷和暗中传播的流言蜚语纷至沓来，使他难得片刻安宁。
当时那些造反派虽还不能破门而入抄家、揪斗，随着运动不断加温，很快突破了“内外有别”界限，大字报早已贴到郭沫若前海西街18号寓所门前街头。他们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社会横飞乱喷。许多骇人听闻的“罪名”，种种下流的污言秽语，全都朝他喷射过来。其中编造得最为离奇而恶毒的，竟然诬陷他在不久前为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字样。如此指鹿为马的诬陷，岂不是欲置郭沫若于死地吗？一些深受蒙骗，不明真象的红卫兵，曾经为此聚集到郭沫若寓所门前，“勒令”他限期交待“反毛泽东”的罪行。周恩来为避免发生意外，提前安排郭沫若转移住地。郭沫若为此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揭露江青一伙的横蛮诬陷和他当时激愤的心情。这首词前有小序记写了事端缘起：“《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词中写道：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顷，饬令严。
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词中“佥壬”，是古语卑鄙小人的意思。）
郭沫若一向支持《光明日报》，经常为这家报纸撰写文章。他的许多重要学术论文，都是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常有向他请教的机会。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除在大会场合以外，就难见到他。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大约由于经常感到精神压力，饱受惊恐折磨，这时他特显苍老疲惫。
在这次会议之前，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文艺讲话》发表25周年的万人大会。郭沫若虽然出席了大会，却受到不应该有的冷落。他原是中国文艺界的领袖，竟无在大会上发言的资格。这次大会全由中央文革小组一手包办：江青主持，陈伯达致开幕词，戚本禹作了冗长的主题报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陈伯达和戚本禹的发言，不但继续“造神”运动，把《讲话》吹得不着边际；还都声嘶力竭地吹捧江青，把她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陈伯达“特别提到”“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戚本禹则把江青吹成“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说她“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向剥削阶级的老爷们盘踞的艺术舞台发起了进攻”。
人民大会堂的纪念大会过后两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及全国报刊重新发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江青一伙竟然故意删去了其中“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这句极其重要的话。毛泽东这封信的手迹，建国初期曾经公开发表，广为流传。此刻删去这句众所周知的文句，意在告诉公众：郭沫若不配享有这个历史评价。他们这时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法，自然是要暗示郭沫若“有问题”，煽动造反派向郭沫若冲击。这事显示郭沫若的处境不妙，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不仅使他深感难堪，更增长了恐惧和不安。
在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文艺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郭沫若仍然受冷落。在这天的会场上，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以及凯尔、西园寺公一等均安排在主席台第一排，而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并代表讨论会在会上致闭幕词的郭沫若，却被安排在主席台后排就座。由他代表参加讨论会的“同学”致闭幕词，次序排列在最后。这天会议又是由捣鬼有术、正飞黄腾达的“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组长”戚本禹来作“长篇讲话”，而寰宇驰名、举世尊敬的文学泰斗郭沫若在致闭幕词时，还得说一声“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真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人无名。”屈原赋《卜居》的精辟概括，何等切合此时此刻的情景！
闭幕词的题目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年逾古稀的郭沫若说：“我自己是一位毛主席的老学生，但是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很差，用得也很差；学得不活，用得更不活。我希望同学们对于我要不断地加以鞭策，使我能够跟得上同学们的步伐不断前进。”这时江青正在爬向权力的顶峰，飞扬拔扈，气焰薰天。郭沫若对于这个自封的“文艺旗手”本来异常憎恨，但在这种场合，还是强自压抑着内心的怒火，在讲话时朗诵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违心地表示愿把这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郭沫若一贯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坚持真理，经常同恶劣环境和习惯势力作斗争，是最厌恶虚伪造作的，而今却不得不对自己最蔑视的这个“旗手”虚与委蛇。不难想象，此时此刻他的心里该会多么痛苦！
纵然这样，心毒手狠的江青，对郭沫若依旧穷追不舍，毫不留情，其后江青不顾毛泽东的指令和周恩来的劝阻，曾和张春桥连续闯进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的家里，逼他写“检讨”、写“批宰相”的文章，都被他坚决顶回去；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悍然点了郭沫若的名；江青还曾多次到北大组织大批判组搜集、摘录郭沫若著作并大量印发，企图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后因毛泽东发觉才被制止。
郭沫若在十年动乱中饱受惊恐煎熬和忧愤折磨，还接连失去两个儿子：当兵的儿子郭民英死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在农业大学读书的郭世英被一伙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极“左”分子非法关押、酷刑残害而含冤离开人世。这对他们已经年逾古稀的父亲和体弱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痛苦！
江青一伙残酷迫害郭沫若的罪行，在他病逝以后，夫人于立群所写悼念他的文章中曾经加以揭露。
还在1973年，江青就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班子，妄图公开批判郭老。1974年春，江青一伙又几次三番在大庭广众之中，当着周总理的面侮辱郭老，胡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江青、张春桥甚至跑到家里来，当面逼迫他写文章，承认他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江青一伙的狂妄无知、居心叵测，使郭老反感、愤怒到了极点。他当即驳斥张春桥：“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顿时无言以对。郭老蔑视这伙无耻之徒，他冷静地对我讲：“历史自有公论……”
在十年浩劫中，江青一伙打倒郭沫若的阴谋所以未能得逞，固然首先是因毛泽东发了话，但主要依靠周恩来竭力保护，郭沫若才得以在没完没了的诽谤、凌辱、惊恐、悲怆和病痛折磨中，闯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1968年4月9日，江青一伙唆使北京农业大学造反派将在那里读书的郭世英绑架、关押，并残酷拷打致死。周恩来得知郭世英含冤死去的不幸消息，亲到前海西街寓所向郭沫若全家吊慰。以后他还两次派联络员去调查此案。因为当时江青一伙横行，造反派嚣张，两次调查都没有结果。到了后期，江青、张春桥不顾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劝阻，赤膊上阵，亲自对郭沫若刁难迫害。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一万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点郭沫若的名，说他是尊孔的。会后不久，张春桥又窜到郭沫若家中，逼他写“检讨”、“批宰相”、被他严词拒绝。2月10日下午，江青又找上门来，纠缠折磨郭沫若3小时，当晚他就发高烧达39℃，住进医院。“批林批孔”大会前后，周恩来两次亲临寓所看望郭沫若，给予安慰。当江青在“批林批孔”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的晚上，周恩来得知郭沫若病倒了，特意派人到他家中，就郭沫若的健康与安全下达了四点指示：（一）郭老已是80岁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他的安全；（二）为保证郭老安全，24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三）郭老家的房间和走廊内要铺上地毯，以防滑倒；（四）请郭老从小间卧室搬到大办公室住，以保证充足的氧气。并指定郭老的秘书王廷芳负责。郭沫若患的是肺炎，此后反复发作，出现多次险情，都被抢救过来了。周恩来经常关注他的病情和医疗，还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到医院探望。
郭沫若心里非常清楚，他是依靠周恩来这棵“大树”的保护，才得闯过这场劫难；当时总理不顾自己处境的极端险恶，对他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使他铭心刻骨，没齿难忘。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时，郭沫若悲痛欲绝，病情骤然加重，以致双腿站不起来，在病床上写下饱含深情的悼诗：“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还用颤抖的手在日记中写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寄托他的不尽哀思。1月15日他抱病参加了总理的追悼大会。他是坐着轮椅去的。该站起来致哀时，两人左右扶持都站不起来，他用尽力气，才挣扎着站起来，向最敬爱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见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
令人庆幸的是，郭沫若终于亲眼看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彻底灭亡。得知彻底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郭沫若怀着无比欣喜的激情，写出国人争相传诵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欢呼党和人民的胜利。
十年浩劫，郭沫若历经磨难，身心交瘁。他的病反复多次，一直未愈。1978年6月12日16时50分溘然长逝。6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表达了党和人民的深切悼念，对郭沫若光辉的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悼词》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郭沫若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涤荡了泼洒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表彰“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这是对在那场空前浩劫中备受磨难的郭沫若的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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