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出现重要转机积极财政政策不可松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财政政策论文,松懈论文,转机论文,分析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机。经济增长呈现以下特点：经济增长将比前两年更加平稳；扩大内需政策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增强；拉动经济增长的供给与需求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企业效益明显好转；市场物价止跌企稳。所有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连续两年多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与外部环境好转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好转，不宜估计过高，目前尚未形成不需要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调节就能自动保持年率7%以上的经济稳定增长态势， 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结构问题、体制问题还未根本解决。因此，要继续坚持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不能功亏一篑；同时要注意把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与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密切结合起来。
一、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机
（一）经济增长将比前两年更加平稳
前两年季度GDP增长波动较大，2000年季度GDP增长的波动将明显减小（见表1）。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较低，而下半年特别是第4季度经济增长快速回升，1999年1季度增长率高达8.3%，之后出现了逐季下滑。2000年1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1%，估计上半年GDP增长8%， 受政策效应递减和国际不确定因素、1999年下半年基数较高的影响，下半年出口和消费增幅将有所降低，但如适当增加国债投资规模，GDP 增长估计可达到7.3%左右，预计全年GDP增长7.6%左右。相对应的， 工业增长的波动也相对较小。1～5月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增幅比上年同期高1.5个百分点，各月工业增长速度在8.9%和12%之间，波幅明显小于1999年同期。另外，从当前的经济增长趋势看，出口、消费、投资增长的季度性波动也明显小于1999年。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年初政府就确定继续发行1000亿元国债，扩大内需政策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从而使2000年上半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并增强了人们对今年经济增长的信心。二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特别是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以及亚洲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强劲复苏，为我国2000年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较佳的外部环境，这一点从上半年出口的强劲增长中能得到直接的反映。
表1 近几年分季度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全年
1998 7.2%
6.8%
7.6%
9.6% 7.8%
1999 8.3%
7.1%
7.0%
6.1% 7.1%
2000 8.1%
7.9%* 7.2%* 7.4%*7.6%*
*为预测数。
（二）扩大内需政策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增强
与前两年相比，2000年扩大内需政策对当期生产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这是因为“吐存货”的阶段已基本结束。据统计，新增存货在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比重1997年为11.6%，1998年降为7.3%，1999 年继续下降到5.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1998年和1999 年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更多地体现在消化产成品库存，对当期生产的拉动作用不是十分明显，故发电量、原材料产品产量、运输量等增长甚微，甚至有的还呈现负增长。1999年下半年以来，通过消化存货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明显减弱，扩大内需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其中发电量、钢材和货运量等的强劲回升反映了这一特点。目前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曾持续13个月之久的负增长终于从2000年3月起转为正增长，1～5月能源产量增长率仅下降0.3 %， 而1999年全年能源产量却下降了7.8%。2000 年上半年发电量呈快速回升态势，1～5月发电量增长9.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4.6个百分点。一些原材料工业品也保持快速增长水平，前5个月钢材产量增长9.9%，保持了1999年以来的较高增长速度；10种有色金属产量增长17.9%；烧碱产量增长18.3%。2000年前5个月全社会货运量增长1.9%，比1999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增速明显加快。
（三）拉动经济增长的供给与需求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需求方面，出口对经济增长回升起了突出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
出口对经济增长回升起了突出作用。2000年1～5月，出口总额在上年同期下降5.3%的基础上增长了36.8%， 增幅为近几年来同期最高水平。这表明我国已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克服了由此带来的困难，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国际经济形势的回暖，特别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强有力地拉动了国内经济的回升。出口强劲回升的主要原因有：一是1999年政府加大促进出口增长的政策效应得到进一步释放，尤其是政府加大了对机电产品出口的支持力度，有效地刺激了该类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2000年头4个月，电视机出口同比增长74.9%， 电动机及发电机增长42.4%，汽车和汽车底盘增长43.7%。二是国际经济的强劲回升，有效地带动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头4 个月棉纱线出口同比增长43.2%。三是由于上年同期出口基数较低，使得2000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1999年同期。在出口强劲回升的同时，进口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1～5月进口同比增长了35.4%，增速也创近年来新高。进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受出口高增长的拉动和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共同影响，受内需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很明显。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受1999年以来政府相继出台的有关刺激消费政策的影响，如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第七次降息，开征利息税及实行存款实名制等，消费需求出现一定幅度的回暖，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加强。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3603亿元，同比增长10.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6%，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 但消费的增长主要是受短期政策性因素影响而呈现的恢复性增长。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投资的恢复性增长明显比出口和消费要弱。1～5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9.5%，增幅比上年同期低8.1个百分点，其中基建投资增长明显放慢，技改投资有所恢复。1～5月基建投资仅增长4.4%， 这一部分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由于近几年制造业的基建投资下降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所致。1998 年制造业基建投资下降了6%；1999年制造业基建投资继续呈较大幅度下降态势，其中机械电子工业、轻纺工业基建投资分别下降了16.4%和19.7%；2000年1～5月制造业基建投资增长下降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抑制，其中原材料工业、机械电子工业基建投资分别下降了24.7%和32.7%。技改投资的增长形势也不容乐观。
在供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在近几年日益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下，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开始主动调整产品结构，这一点在产品层次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农民开始主动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种植意向的调查，早稻、春小麦和玉米、棉花播种面积均有所减少；而加工专用小麦、高油玉米及特种玉米、优质稻、优质水果和无公害蔬菜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工业生产部门也在政府限产压库措施和需求约束日益增强的压力下，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有所增强，积极开发新产品来满足多层次的市场需求。这可以从工业产品产销率的不断提高和库存的继续减少中得到有力证明。
（四）企业效益继续好转
企业经济效益承接1999年趋势继续向好。1～4月，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46.61亿元，同比增长1.36倍。同时，亏损企业亏损面为33%，比1999年同期下降了3个百分点， 亏损额则比上年同期下降3.63%。这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受国际经济回暖和国内短期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企业效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受国际经济的回升特别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国内原油生产企业利润大幅提高，1 ～4 月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8.13%；而国内水电价格的上调也使电力、蒸气、 热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72.64%，两行业利润合计占整个工业利润总额的45.86%；而银行利率的下调，明显地降低了企业的财务费用，1～4月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同比下降了4.82%，其中利息支出下降4.6%。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约束作用增强，企业自主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不断改善内部管理，调整产品结构，使得企业效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应该注意到当前企业效益的不断好转主要是受外部环境和国内短期有利因素的影响，而并不是依靠企业自身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来实现的。这反映在企业的销售收入与销售费用和成本的同步增长上。1～4月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7%，而销售成本却增长18.67%，销售费用增长18.66%。
（五）市场物价止跌企稳
2000年1～5月，消费品价格指数与1999年同期持平，其中2 月份上升了0.7%，基本扭转了持续两年多的价格下滑趋势， 表明通货紧缩趋势有所减轻。但是价格回升的基础不很牢固。首先，物价的回稳主要是受短期因素的影响，这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物价的继续下滑。受国际油价的上涨、国内房租和水、电价格的政策性上调以及北方气候干旱等因素的共同影响，2000年1季度消费品价格指数出现止跌企稳迹象。 但受大多数工业品和主要农产品价格继续回落的影响，3 月后消费品价格指数继续回落，这说明物价企稳的基础还不很牢固。其次，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价格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成本上升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减弱，价格上涨主要受需求增长的约束，在有效需求不足未能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很难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价格上，因此，物价回升缺乏内在因素的推动。
总的来说，从上半年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看，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重要转机，表明我们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克服了由此带来的困难，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的趋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短期政策效应和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如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采取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攻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为“十五”时期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奠定基础。
二、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半途而废
对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积极变化，一些专家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出现“拐点性变化”，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即将来临。甚至有人认为通货紧缩趋势已经结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宏观经济政策应向适度中性化方面调整，提出要减弱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当前经济增长的回升估计过高。对当前经济增长指标的明显好转，我们不能过份乐观，而应谨慎对待。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在持续的扩大内需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增长的下滑趋势已得到有效抑制，但宏观经济指标的转好主要是受短期有利因素的刺激，而不是受自发性的内在因素的推动，因而经济增长的回升主要是恢复性的，并未出现“拐点性变化”，特别是经济并未出现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调节就能自动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因此，千万不能放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否则，经济增长将会出现反复，甚至可能使启动经济增长的努力前功尽弃。
（一）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不能放松
到2000年为止，尽管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持续3年， 但经济仍未形成内在的增长动力，主要表现为民间投资迟迟未能启动及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迟迟不能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放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会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一点，日本的教训值得汲取。从1991年开始，日本经济步入长期衰退，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失业人数连年增加，企业效益不断下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日本政府曾在90年代中期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当经济增长刚有好转，他们就放松这一政策，结果前功尽弃，使得后来为重新启动经济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因此，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松懈，而且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加大力度，直到经济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便能保持较快增长为止。千万不能因经济增长的暂时性的好转，便轻易改变政策方向，从而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在民间投资未能全面跟进及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还未形成的情况下，放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会导致投资增长的继续下滑，从而使经济增长因缺乏投资的支持而再次出现回落。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偏向，即过早判断“拐点”已经出现，认为新一轮经济扩张期已开始，提出追求高速度的要求，这一点在一些地方政府中最容易出现。我们认为判断经济是否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经济增长是否出现了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调节就能自动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首先，投资增长的下滑趋势未能得到根本遏制。投资增长出现了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的倾向。1999年全社会投资新增额对预算内投资的依赖度由上年的34.66%上升到101.27%；同时， 投资增长严重依赖于国有经济投资，1999年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的依赖度约为90%左右（由于1999年只有国有和其他经济投资合计数，社会新增投资对其依赖度为85%，在其他经济投资中三资企业投资占有很大比重，而199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在下降，因而估计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经济投资依赖度在90%），而1993～1997年间依赖度平均为45.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债投资下降，全社会投资增长就会加速下滑。根据我国过去启动经济的经验，启动经济之初都是最先启动国有经济，然后其他经济如集体经济、三资经济相继跟进，形成逐步扩散的态势，这一次，显然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国有经济投资连续两年加速增长，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第二年和第三年（1999年和2000年上半年）却未有多大响应（见表2）， 投资增长单靠国有经济投资或政府投资而没有民间投资的跟进便难以形成持续增长态势。因此，当前的经济回升缺乏投资强劲增长的支持。
表2 90年代以来各类经济投资增长率（单位：%）
年份 总计国有及其他经济 集体经济个体经济
1990 2.42
6.34 -7.11-3.00
1991 23.85 24.36 31.7818.15
1992 44.43 48.06 94.81 3.31
1993 61.78 68.75 70.4620.80
1994 30.37 32.70 19.0633.49
1995 17.47 15.08 19.2329.92
1996 14.76 13.64 11.2825.43
1997 8.56
9.68 5.20 6.79
1998 13.89 15.90 8.86 9.19
1999 5.17
6.10 -0.05 5.9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0》。
表3 1998年各地区汽车拥有量（单位：辆／千人）
汽车私人汽车汽车 私人汽车
全国平均 5.25
3.4 河南 3.8 2.4
北京 55.4 32.7 湖北 3.7 1.7
天津 19.4 15.6 湖北 2.9 3.2
河北
5.5
5.9 广东 8.8 8.3
山西
5.8
5.5 广西 2.9 2.1
内蒙古 6.1
5.9 海南 6.7 3.4
辽宁
8.6
4.0 重庆 2.7 0.6
吉林
6.7
4.4 四川 4.0 1.6
黑龙江 5.6
3.4 贵州 2.3 2.2
上海 16.7
0.6 云南 5.2 4.5
江苏
4.1
1.1 西藏 7.2 5.4
浙江
4.7
2.6 陕西 4.0 3.0
安徽
2.3
1.5 甘肃 3.5 2.5
福建
3.5
1.8 青海 7.2 3.5
江西
2.0
1.0 宁夏 5.2 5.2
山东
4.4
2.1 新疆 8.4 4.6
注：汽车是指载客汽车，私人汽车包括所有的民用汽车。
资源来源：《中国汽车市场年鉴（1999）》、 《中国统计年鉴（1999）》。
其次，现有的消费格局无法支持经济增长的加速。经济是否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有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的支撑。尽管近期国内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热点，如旅游热、网络热和教育消费热，但这些热点都是局部性的或处于初始阶段的消费热点，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认为，决定我国未来经济再上新台阶的主导消费力量将是住房、汽车、电子通信类产品等新兴消费品的快速增长，显然，这些新兴消费品增长率的提高和份额的增加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
过去我国长期实施一种高储蓄、高投资、低收入、低消费的发展模式，这种投资与消费之间长期性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是造成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由1982年的32.1%上升到1993年的43.5%，之后虽逐年回落，但到1999年仍达到37.5%；而消费率由1989年的64.1%一直下滑到1999年的59.7%，低于发达国家11个百分点，如此低的消费率条件下，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自然难以形成。以潜力巨大的汽车消费为例，目前我国私人汽车消费量比发达国家处于相同发展时期明显偏低，这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尤其为明显，除北京、天津外，大多数沿海发达地区，汽车的普及率严重偏低（见表3）， 这与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截然相反。 以上海为例， 人均GDP 已超过了3600美元，处于80年代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该市千人拥有汽车（乘用车）（注：乘用车是指载客汽车，比国外的私人小汽车口径略大。）仅16.7辆，仅相当于韩国人均GDP为1500 美元的水平（1986年前后），韩国1986年千人拥有私人小汽车数为16辆，也比北京、天津明显偏低，北京和天津千人拥有乘用车分别达到了55.4辆和19.4辆。其他沿海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汽车普及率也明显偏低，这些省份千人拥有乘用车数分别为8.8辆、4.7辆、4.1辆、3.5 辆， 这些地区人均GDP都已超过了1500美元，而汽车普及率只及韩国相似发展阶段的1 ／2～1／4，也低于全国同期平均值。汽车的普及率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私人汽车普及率严重偏低，这主要是受到了不合理的消费政策限制的结果，如上海1998年总共只有9200辆私人汽车，而同期北京、广东私人汽车量达到了40.57万辆和59.43万辆，不过这里广东的私车多主要是私人货车和中小型客车较多，而北京是私人小汽车较多，这说明北京居民在汽车消费上受到的政策限制较小，而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的居民在汽车消费上受到的政策性限制较多。我们发现，这也是当前发达地区消费率严重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比较各地区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目前存在一个较奇怪的现象，发达地区消费率不足，而落后地区投资率不足（见表4）。可以说， 当前经济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根源于发达地区消费结构升级受到了内在性的障碍（体制的和政策的），即发达地区从以“吃穿用”为主要的消费结构向“住行”为主要消费结构升级的不顺利是造成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发达地区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我国整体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并进而造成了落后地区的投资不足。因此，要想促进新兴主导型消费热点的形成就要努力消除发达地区各种限制汽车、住房消费的不合理政策，加快发达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提高发达地区的消费率，并借此带动产业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为落后地区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否则，我国经济将由于缺乏新消费热点而难以进入到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表4 各地区最终消费率、投资率比较单位：%
19881993 1998
最终投资率 投资 最终投资率 投资率 最终投资率 投资率
全国平均 63.737.4 58.5 43.5 58.1 38.1
北京
48 52 35.9 72.4 39.6 68.2
天津 50.749.3 45.7 58.9 46.6 54.6
河北 67.732.3 51.5 40.2 42.7 48.4
山西
60 40 59.4 44.5 49.6 48.3
内蒙古
65.634.4 64.2 54.2 56.8 44.9
辽宁 63.436.6 47.9 44.8 54.8 31.6
吉林 68.731.3 60.7
40 61.7 39.1
黑龙江
67.332.7 63.4 35.9 57.3 38.7
上海 44.255.8 44.9
49 41.4 53.6
江苏 58.441.6 41.7
53 44.1 46.3
浙江 58.441.6 44.5 47.2 43.7 49.9
安徽 67.132.9 62.1 38.7 60.3 39.8
福建 66.233.8 59.4 39.4 51.6 47.4
江西 71.228.8 63.7 41.3 61.3 39.1
山东 58.341.7 45.5 49.5 49.3 48.4
河南 61.838.2 52.3 41.2 51.3 42.9
湖北
67 33 60.5 35.8 53.6 45.8
湖南 68.431.6 69.2 32.4 64.2 35.3
广东 64.235.8 50.1
48 55.3 38.5
广西
7524.2 65.6 39.5 68.8 34.2
海南 61.238.8 66.5 49.6 54.7 46.4
重庆60.3 41.9
四川
73 27 61.2
38 60.2 39.8
贵州 71.928.1 72.6 34.5 78.3 42.2
云南 67.632.4 60.5 47.6 60.8 42.9
西藏 54 36.5
陕西 65.734.3 67.848.6 65.1 46.5
甘肃 68.131.9 70.740.9 60.7 42.5
青海 50.849.2 66.4 47 62.1 57.7
宁夏 58.541.5 69.259.1 62.156
新疆
60 40 59.570.4 60.6 61.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89、1994、1999。
第三，国际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靠出口来拉动内需的增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实现了战后最长时间的繁荣，这主要是由于新经济因素的推动，但新经济因素也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估计美国经济在2000年下半年将出现自发性调整，降到适度增长区间，这对亚洲经济及我国经济将产生一定的波及性影响。还有，我国即将加入“WTO”， 尽管这对我国的长期增长较为有利，但却不可避免地将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冲击，尤其是在我国微观企业对此准备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可能性较小。
在以上增长格局下，短期经济增长将主要受投资增长的约束。而投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增长仍然受到较强的需求约束和深层次的体制性因素的障碍而难以启动。因此只有依靠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投资的适度增长，以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反复。
（二）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继续好转，下半年需再增发一定规模的国债
当前，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偏向，认为第1 季度经济形势比预期的好，对全年走势过于乐观，认为不必增发国债。受政策效应递减的影响，下半年经济增长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这是由于上半年经济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1999年下半年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多方面推出了力度较大的刺激增长政策作用的结果，许多政策效应在2000年下半年将会减弱，如出口退税率在1999年7月1日平均提高到15%的高水平，再提高的空间很小，且受1999年基数较高的影响，出口增长率会有较明显的回落；增加居民工资也许还有一些空间，但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工资只会增加生产成本，难以真正刺激消费。就投资而言，尽管国有单位投资不断增长，但这始终没有得到民间投资的响应，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明显偏低，大大降低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1994年，我国工业企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8.25%，1998年降到3.9%，1999 年也仅回升到5.1 %。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1998年净资产利润率仅为1.89%，1999年也仅上升到3.61%。投资收益率的低下大大地降低了企业的预期投资收益率，使许多企业对新增投资持观望态度，从而明显抑制了投资需求的增长。这预示着如果下半年不增加国债投资，投资需求将继续下滑，从而不利于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继续回升。
2000年不仅不能减少国债投资，而且为了保持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下半年还需增发500～700亿元国债。我们测算，假如2000年增发国债只有1000亿元，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增长率大约为8.9%， 其中上半年增长10%，下半年增长8.6%。 而年初计划全社会投资增长率为10%，在这种情况下， 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增长大致要达到11 %～12%。这就是说，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估计值与目标值差两个百分点，投资额相差500～700亿元，因此，要使经济增长达到预期目标需再增发500～700亿元国债。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政府连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来之不易。目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都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下岗人员增多、一定程度企业效益的下滑，如果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社会就会出现较大的振荡。众所周知，近几年我国能实现7 %以上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财政力量的支撑，这为“两个转变”争取了时间，减少了阵痛。因此，为了使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并取得突破性进展，还要在一定时间内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在这方面，我们更不能半途而废。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代替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二者应该并重。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偏向，对当前企业效益回升估计过高，从而忽视机制性、结构性矛盾的严重性，放松改革攻坚和结构调整工作，这种苗头在一些地方有所抬头。2000年头4个月， 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和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是受降息、政策性调价和外部环境好转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并不是所有企业效益均有所好转，企业效益的好转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加工业、电力蒸气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等少数行业和大型骨干企业中。同时，尽管亏损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均有所缩小，但平均每个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却上升了1万元，达到107万元。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际油价的上涨，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不断增加同时，其下游产业——石油加工等亏损额却在迅速增加，1～4月其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倍，达到58 亿元，占整个工业亏损额的10.7%，全行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由上年同期的16.38亿元转为－33.61亿元，对于这一现象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由国际油价上涨而带动的国内油品及基础原材料产品价格的回升，虽然使上游产业利润不断增加，但下游产业却会因成本增加效益大幅下滑。这可能导致下半年整个工业企业效益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当前经济刚刚出现转机的情况下，便放松限产压库和淘汰无效生产能力的工作，使结构调整进程放慢。如一些严重过剩且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可能在价格上涨的驱动下重新开工启用，将延迟淘汰过剩或无效生产能力的过程。总之，1999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主要是受政策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带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对当前企业效益的好转过分乐观，搞低水平的经济扩张，而忽视结构调整和改革攻坚工作。
（四）西部大开发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跨世纪的重大决策，加快西部开发，特别是改善西部生态环境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当前西部大开发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当前我国粮食自给有余，粮食储备充足，这为西部生态环境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银行利率处于历史低点又使得国债发行成本相对较低。这些都为西部大开发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对于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环境保护为中心的西部大开发，宜尽早行动，晚开发的成本会更高，而且也不利于东中部地区的持续发展。按照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今年要迈出实质性步伐的要求，首先要加快西部地区在建的国债和大中型项目建设，并新开工建设一些对西部开发作用较大的重大工程，再加上防沙治沙和西部地方教育设施建设补助投资等，可通过增发一定规模的国债给予资金上的支持。
三、政策建议
（一）2000年下半年再增发一定规模的国债
在当前经济缺乏内在增长动力的背景下，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至关重要。1999年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 GDP的比例分别为2.85%和12.69%，均处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 因此，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为保证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增长，启动民间投资，下半年应再增发500～700亿元国债。增发国债主要用于：进一步加快在建项目的建设，防止资金分散使用和出现“胡子”工程；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工程的投资力度，适当放宽对西部地区配套资金比例的要求；考虑到近几年制造业基建和技改投资出现了大幅下滑的趋势，建议扩大国债贴息的规模和使用范围，促进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升级，还可以对一些项目好、潜力大的非国有企业给予技改投资贴息。
（二）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增长
一是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对民营经济实行与国有经济同等待遇。为增加政策透明度，要认真清理各项限制规定，对确需保留的应由有关方面重新确认并对外公布。今后新制定的各项政策法规，除有明确规定的外，一律适用于所有企业。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非国有企业的合法权益。二是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重新修订各产业的准入规则，并对已经和下一步准备向外资开放的领域允许民营经济进入或提前进入。引导具有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资和经营。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享有与其他国有企业同等的权利和条件。三是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具备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和海外上市；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办法，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中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四是加快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各类企业自主出资建设的项目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一律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确有必要审批的项目要减化审批手续。
（三）清除现行不合理消费政策，促进新消费热点的形成
住房、汽车、通信是未来主导型消费热点，但目前这些消费领域尚存在许多政策性限制，2000年要重点清理这些领域中不合理的消费政策，刺激这些潜在消费热点的形成。继续改善支持农村居民消费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切实贯彻国家要求要在城乡用电上实行同网同价政策，从而鼓励农村居民在家用电器产品方面的消费。要在金融、税收等方面鼓励汽车消费，扩大消费信贷，制订并尽快颁布鼓励汽车消费的新政策，为鼓励汽车进入家庭和抵御外国跨国大汽车企业的竞争，可允许一些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创办汽车信贷公司，为购车者提供分期付款服务；抓紧研究和实施开征燃油税的“费改税”政策。进一步落实房改政策和新房销售政策。使购买旧房者拥有完全产权，放开住房二级市场；降低房价，允许和鼓励以旧房作抵押购买新房，促进新房销售。鼓励发展教育、旅游、电子商务、体育等消费热点。
（四）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2000年下半年要加紧制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作到全国一盘棋，统一协调，保证社会保障工作的有序推进。在方案确定后可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试行，并逐步向全国推广。其次，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的发放，并基本实现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三是努力拓宽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渠道，为减轻企业负担，逐步提高各级财政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比例，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回购和减持补充社会保障资金不足。
（五）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
为了适应即将加入“WTO”的新形势， 及为了保证顺利地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结构调整要从适应性向战略性转变。一是要坚持做好压缩过剩生产能力及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工作。一方面要对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一些行业继续采取限产压库的措施，另一方面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和安全标准，迫使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企业退出市场。二是为了迎接WTO对国内产业的冲击， 要对那些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命脉和在未来经济竞争力中起关键作用的行业由政府引导实施战略性大重组。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对钢铁、石化等行业实施大重组动作，机电行业要抓几个重大成套装备和新产品开发以带动产业重组和产品开发，汽车行业也要加快进行战略性大重组。
体制创新是决定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我们不能因为当前经济增长形势较好，企业效益明显回升，而放松深化体制改革。当前应该从以下方面加快体制创新：一是加快政企分开，进一步为企业“松绑”，让企业依靠市场来培养自我发展能力。二是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除少数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外，要加快在竞争性行业（原国有和非国有）建立多元股东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要利用好国内、香港等资本市场，大力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其它所有制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大型企业集团要按照母子公司体制的要求，进行改组和改制。加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加大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三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建立规范化的市场退出机制。对优者奖励劣者惩罚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只有这样，优胜企业才能得到有效的激励，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才能具有内在的动力，企业竞争力才能显著提高。当务之急是按国际惯例修改《破产法》且尽快出台，关键在于排除一切干扰，切实执行《破产法》。四是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推进中小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步伐，并允许一部分效益较好的中小银行上市融资；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在发达地区进行利率市场化的试点。
（六）作好西部大开发的起步工作
结合编制“十五”计划，2000年底基本完成西部开发专项规划，并提出相关配套政策。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预算内投资、国债资金和国外优惠贷款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力度，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抓好长江上游和黄河上中游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快制定全国防沙治沙规划，搞好草原围栏种树，国家无偿提供树苗，银行给予贷款支持。办好现有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参与西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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