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两次论文,贡献论文,报告论文,任弼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任弼时的光辉一生中，抗日战争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使共产国际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在此期间，他对党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在共产国际的两次报告在中共历史上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上产生了重大作用。
任弼时被派往共产国际的缘由
任弼时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被派往莫斯科的。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康生、何凯丰、任弼时、张国焘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任务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任弼时于3月5日乘汽车离开延安，经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等地，乘苏联飞机于3月下旬抵达莫斯科的。
中共中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作出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呢？此时，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处在一个严重关头。华北和华东大块领土和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日本侵略军以速战速决的嚣张态势，把战争的矛头直指陇海路，徐州岌岌可危。一旦武汉失守，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中的投降主义情绪就会增长，亲日派和主和分子力量就会抬头。这对抗战的局面是非常不利的。在这严重关头，本来非常需要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拿出一套对策来。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思想不一致，意见分歧，主要是1937年11月29日由莫斯科抵达延安的王明，对中央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的重大决策颇多指责。
王明自1931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1935年起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为了帮助中共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王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回到国内的。同时回国的，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1937年11月13日，季米特洛夫在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的谈话中，宣布：“我们决定把王稼祥暂时留下作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注：季米特洛夫1937年11月13日日记，《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62页。）这样就由正在莫斯科治伤的王稼祥（化名张烈）接替王明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王明到了延安，下车伊始就哗啦哗啦发表议论。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称“十二月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就长篇累牍地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报告（既有书面报告大纲，又有一个口头报告），指责抗战以来中央强调的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是会影响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者。”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统一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变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注：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王明的这些说法，都是冲着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来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他的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的，因而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有很大的迷惑性。在1938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报告，仍然坚持他在统一战线上投降主义的基本立场，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注：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王明的“新方针”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之间的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二是在战争问题上，是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在日军咄咄逼人大肆侵略的态势下，这两个问题对于能否巩固国共合作，能否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坚持抗战到底，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关系极大。由于王明的“新方针”涉及到共产国际，不少主张来自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必须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以来的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而当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是在全面抗战开始前离开国内的，对国内情况并不具体了解。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需要派专人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汇报，决定任弼时担当这项任务。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住进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公寓，和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工作的王稼祥见面。王稼祥十分高兴。他本来就很敬重任弼时，1931年3月，作为由任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成员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彼此合作共事，相处得非常好。这次重逢后，他向任介绍了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情况和自己治病的情况，任也向他介绍了近年来国内的情况以及王明回国后的一些主张。在支持和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军事战略的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王稼祥全力配合和支持任弼时的工作。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想尽办法，做好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尽快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国共合作和中国抗战的实情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取得他们的支持。王稼祥原先就是因为治伤才到莫斯科的。1937年6月16日，他在上海出国前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的信中说过：“回想近数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成了同疾病同伤口作斗争，而未能参加党的工作与政治活动，这实在是幕悲剧，令人苦恼与痛心。如这次能把伤与病医好，我是想很快的回来剔口工作，我是不想在外国过老的。”（注：王稼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建议信》（1937年6月16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25页。）1937年11月王明动身回国前，王稼祥又向王明提出，希望王明回国后立即向中央反映，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只能暂代一时，不能久留，请中央另派人来接替他。任弼时来莫斯科后，待他向共产国际作过两次报告并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支持后，王稼祥提出回国工作的要求才得以实现。王稼祥回忆，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共产国际还讨论了这个报告，并作出了两个文件，一个公开的，一个不公开的。我于是提出我回国，留任弼时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任弼时同志同意后，季米特洛夫也同意了。”（注：王稼祥：《我的履历》（1969年），未刊稿。）于是，中共中央致电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同意派张烈回国工作”。1938年7月初，王稼祥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由任弼时接替，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的两次报告
任弼时1938年3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后，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书面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注：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4月14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报告大纲分五个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约一万五千字。5月17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书面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64-207页。）这个口头说明和补充，约二万八千字，对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发挥和进一步申述。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影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全面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报告在对中国九个月抗战的简单经过的说明中，指出七七事变后中国政府的抗战方针是动摇不定的，认为全面抗战需要有四五年或至少两年的准备，希望用局部抵抗解决中国冲突。上海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进攻的逼迫，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奋起和某些实力派要求抵抗，才确定全面抗战的方针。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日本提出条件和平诱降，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丧失阻敌深入的信心，希望苏联出兵；虽然拒绝了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谈判条件，但是政府中主和分子相当活动。当时的情势相当严重。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前线，争取前线将领，稳住前线与整个部队的工作；继续作建立军事工业和新军队的活动；迅速集中新四军，派出南京、上海、杭州前线，开展游击战争；发布宣言，号召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等一系列重大方针，中国抗战才得以继续开展。任弼时说，我三月初离开中共中央时，中央估计武汉在两三个月内有失陷可能，则可能引起政府对抗战方针产生新的动摇。就目前情形看，在中国坚持抗战的力量还是超过主和投降派的力量。即使武汉万一失守，只要很好地去推动、影响政府和前线的军队的将领，在困难的情形下还是可能争取继续抗战的。
二、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战的方针。报告指出，日本在军事、经济、财源及政治上都需要速战速决，战争延长对它不利，而中国则需要采取持久的抵抗，在持久战中去消耗敌人，组织自己的力量，求得最后去击败敌人。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报告具体分析了实行持久战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许多困难和危机，指出：“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75页。）为此，应当推动政府和军队仍然坚持抗战方针，并且提出继续抗战的具体方案。要从各方面推动与帮助国民党、政府真正地而且迅速地组织新的军队，建立必需的军事工业，使中国军队在质量和技术上逐渐提高，以培养和创造新的力量。要努力提高政府、军队和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反对一切投降理论和失败主义思想，以防止和克服政府对抗战方针的新的动摇。
三、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基本方针。报告指出，经过十年血战的两党重新合作，中共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飞速地提高和增大起来。中央明确认为，同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我党策略上的改变，而是带着战略上改变的性质。”（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78页。）报告概括了国共重新合作同上次大革命时代合作的不同的特点，指出这次国共合作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对外战争，主要斗争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共有了自己的军队（红军）和独立的地区（苏区），这是顺利地取得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但是，在国共合作中仍遇到许多困难与障碍，这些困难与障碍，来源于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畏惧心理”，一方面不愿以平等地位来与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害其统治地位，故想尽方法来削弱共产党力量。报告指出，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虽不能消灭，但是要尽量减少和避免。中共中央认为各个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同时认为，我党在与其他党派合作中，既要反对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倾向。巩固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目前的统一战线尚偏重于上层的活动，下层基础不坚实、不宽广，因此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成为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最重要的迫切工作。强调指出：“我们要使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更加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的组织。我们这些方面的力量更加壮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86-187页。）
四、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报告指出，八路军是由过去中国红军改编而成的，它有着革命战争的丰富的经验。去年八月即由陕西向山西北部开进，参加对日作战，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军队的注意与兴奋。首先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这是抗战开始后中国的第一次胜利。后来，我们的军队转入到敌人的侧后方，截断它深入山西北部的后路。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打击其增援部队，配合其他友军作战，并求得我们行动的胜利。强调指出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有其特殊重大的作用与意义，“因为中国经济、地理、交通的许多条件，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在晋察冀边区的经验告诉我们，游击战争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中国党正以极大的努力，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并使中国党在游击战争中起到主要的领导作用。”（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9页。）八路军在抗战的战术上，军队政治工作上，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上，起到了推动和模范作用。八路军虽然在名称上改为国民革命军，但原来红军时代的各种制度仍然保存着，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报告还指出，八路军因经费困难，现在过着极苦的物质生活。武器也很缺乏，没有重兵器，连山炮也没有，更不必说大炮、坦克、飞机等类新式武器了；许多新兵现在还是徒手，或者拿着手榴弹去参加战斗。“作战主要是依靠战士的政治觉悟与热情，指挥人员在战术上的灵活机动，指战员的坚决勇敢，以战胜敌人。”（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88页。）
五、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任务。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存亡命运中，有重大的决定作用。中国党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依靠于中国党的政策之是否正确，来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06页。）为着党在组织上动员群众的力量得到加强，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全国党的坚固基础，成为目前重要的工作。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以高度警觉性，防止敌人和奸细的破坏。培养大批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改善和学习统一战线中群众工作的方式，建立地方党健全的领导机关，这又是推动党在全国工作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的一环。报告指出：为着总结过去十年的工作和保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国党决定最近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现在全党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任弼时的这两次报告，系统地陈述了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的方针及其在九个月来抗战中的实际效果，着力阐明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持久抗战的方针和八路军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原则的正确性，而这些正是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由于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回国后提出的主张，大多来自共产国际。向共产国际作报告，呈现出复杂性，有难度。为什么书面报告一个月之后，又去作口头说明和补充，正是因为有难度。这里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所以报告主要从正面讲，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对中央领导层的争论则不展开。报告中还不能不讲到，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是根据王明带回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讨论的，而在介绍十二月会议时，又着重概括会议上提出的正确意见。这充分地显示出任弼时具有坚强的党性、丰富的斗争经验，既坚持原则又有高超的斗争艺术，是处理复杂棘手问题的能手。
在5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后，王稼祥发言，补充说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并且指出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即是同国民党合作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注：王稼祥：《我的履历》（1969年），未刊稿。）会议对任弼时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的两次报告，终于有了结果。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听取《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注：《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885-888页。）《声明》“宣读了下述的宣言”，宣言提出了中共面临的八项任务。会议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决议案》提出了十二项意见，“作为中共代表团宣言中所提出的任务之补充。”（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中译文第一次发表。）文字冗长，都是对中共的斗争方针、斗争策略具体的指示性意见。
《决定》有三项，第（一）项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第（二）项是批准中共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第（三）项是“声明”，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以及一切热烈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从舆论宣传上、政治上、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抗战，“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第3版。中译文第一次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第（一）项是对《决议案》的概括，第（二）项关于批准中共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同《决议案》第（十二）项的文字完全相同。王稼祥所说的共产国际作出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不公开的”，很明显，“公开的”指的就是《决定》，“不公开的”指的就是《决议案》。
共产国际文件中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些话份量之重，真有千钧之力，沉重地打击了王明的错误主张，充分地肯定和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当然也是对任弼时两次报告的肯定。任弼时不辱使命，为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作用重大，意义深远，最直接的效果是为开好六届六中全会提供了重要保证。
1938年7月初，王稼祥启程回国。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同王稼祥、任弼时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关于季这次谈话的内容，王稼祥回忆说：“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至于谈到任弼时当时提出的给八路军以苏联援助的问题，他就说在现在的形势下，由苏联单独援助武器给八路军是真正帮忙、还是帮了倒忙呢？言外之意，就是假如苏联直接援助八路军，则国民党政府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样一来，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他答允了给与中国以财政援助。”（注：王稼祥：《我的履历》（1969年），未刊稿。）
王稼祥8月初回到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有了这个“尚方宝剑”，中央筹备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迅速提上了日程。中央通知在各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赶回延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中译文在9月8日《新华日报》上全文刊载。9月14日至27日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为六中全会作准备。会议第一天，由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注：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38-142页。）《报告》开头即申明：“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在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二、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问题；三、关于国际援华运动；四、关于中共七次大会问题；五、关于党内团结问题。王稼祥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说：在季米特洛夫与我谈话中讲到，“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共产国际既在政治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正确，又在组织上明确肯定了“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这个报告，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产生重大影响。毛泽东在24日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说：共产国际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90页。）张闻天在26日会议上的发言，说：国际批准党的政治路线，更能增进我们的自信心。（注：《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585页。）9月29日—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议程有三项：一、张闻天致开幕词；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摆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10月12日—14日在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六届六中全会作的政治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中，满怀豪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这种由两党十年战争转到两党重新合作，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执行了这个转变，奠定了两党长期合作的始基，是经过了许多的艰难曲折才完成的。然而由于中央与全党的努力，总算是完成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党的这个新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决议，九月八日惭华日报》）。并为了中华民族的胜利，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注：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22页。）这同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多次谈到六中全会是党史上一次重要关键的会议，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一个重要说明
研究任弼时这段历史（当然也涉及到王稼祥），需要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的成文时间专门加以说明。这个文件是在1938年9月8日《新华日报》上中译文第一次发表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党史出版物（包括大事记、文件资料集）都把中译文第一次发表的日期作为成文时间，定为“1938年9月”。尤其是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这样权威性的出版物也这样认定，以致以讹传讹，一错百错。有些研究工作者误以为在1938年9月间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又作了报告，在论著中含糊其词地这样写。实际上只要翻一下《新华日报》原件就明白了，文末注明“译自《共产国际》七月号”。笔者在《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专门作了个注（该书第303页），但未被引起注意。为此，需要在这里郑重提出。看起来这是本文题外的话，实际上也是题中应当厘清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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