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全球化是与本土化对立的吗？——试论现代化研究的本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对立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十多年了，相当多的人已经能够接受在研究现代中国人的心理时，应该把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情境放在思考架构之中。尽管接受的理由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但是一直以来的难题是：要如何将这个框架放在对研究课题的思考之中呢？经过几年来的深思，我得到的一个小小的结论是：研究现代化这个课题应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研究现代化这个问题时，我们主要是探讨“传统”如何在受到另一些“新元素”的刺激影响之下做了某种程度的改变而成为“现代”。这样一来，我们不但必须注意到我们原有“历史／文化／社会”的“传统”是什么，同时还必须认清哪些是影响我们的“新元素”，更要探看它们对传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例如，接纳、包容、排斥、回归、反思、反叛、整合等），最后还要看这些影响产生什么样的“现代”及现状。那么，现代化的研究正是在一个“现代”的时间点，把“历史／文化／社会”包括进去地来研究当时的各种社会行为及社会现象。其思路就与本土思路非常接近了。所以，在我过去几年的写作中，一向主张现代化研究应是进行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重要课题（杨中芳，1993）。本土化不是去翻老帐，找古董，再把它们包装成值钱的货品来卖，而是把可能影响我们应对现代生活的新的、旧的概念，从文化传承这个角度，去看它们在现时生活的运作及意义。而这个思考路线不正应与现代化研究相同吗？
也正是从这个观点来看，我认为个人的社会化与现代化事实上应是一体之两面，只不过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同一个过程罢了；前者着重传统传递的过程，后者着重新元素的入进过程。两者是同时进行的，而且是一起进行的。而我们在做现代化或社会化的研究时，都应把另一个放在思考架构之中，由两者的互动去看现代人如何形成其信念及价值体系，如何操作其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个人在社会化或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再被看成是被动的接受传统或新元素的机器，而应将现代人看作一个有选择能力及变通能力的自主个体，通过前面所说的接纳、包容、排斥、回归、反思、反叛、重组、整合等，在应对日常生活之际，不但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现代的价值信念体系及生活方式，也做到既把传统秉承了下来，也做出了创新的转化。
从刚才这番陈述可以看出，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对现代化的兴趣应是超过一般关心现事，或希望国家富强之上的。依我之见，对现代化的关注应是每一个采取本土研究定向的社会心理学者在研究任何问题时都一定要涉及并考虑的。也正因此，遍览有关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及模式，成为我探索如何将“历史／文化／社会”放入本土研究时的一条主要进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灵感及启示。然而，当我粗阅了过去近百年来有关中国现代化研究之论述及分析之后，发现它们大都需要“本土化”。原因是它们大都在研究及论述中，未有把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社会”情境放在问题的思考之中。自己的文化传统往往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如不是造成中国落后衰弱的原因，就不须要摒弃及忘记的，也就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基，因此是必须保护及复兴的。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底是什么，哪些是阻碍发展的，哪些也许是促进发展的，都不愿做具体分析。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主观地在一夜间改头换面成一个崭新的“中国人”，与原有文化传统完全隔绝。也不可能恢复到“三代”那个理想的境界之中，完全与现代世界上其他国家隔离。现代中国人是生活在现代而非古代，但是现代的中国人并非由太空降到现代。我们过去的历史，不管我们想不想要它，都是永远跟着我们的。研究现代中国人的行为必须考虑此现实，尊重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是“倡古”或“复古”。
许多人误认为用本土的思路去研究社会心理是回去走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本位”现代化路线，亦即不愿去对当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新趋势——“全球化”作理解。其实，本土化的提出正是因为在我们试图挣脱传统时，传统老是“尾大不掉”的跟随着我们，才让我们认识到脱离传统地去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是不切实际的。例如，大陆试图打破大锅饭制度已经十多年了，但是真正“多劳多得”的奖金制度仍然建立不起来。这可能说明是传统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及“以人际和睦为首要价值”的思想仍在运作。唯有当我们对这些“传统”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运作有了充分认识，我们才能想出真正改变这些传统的可能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土化非但不是在“提倡”传统，反而是试图要寻求加速改变传统的可能途径。
余英时(1982)曾批评由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化问题往往有“没有时间性”的毛病。他认为，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传统本身也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劳思光(1993)也曾指出，现代化既可视为是新元素如何变成传统的过程，也可视为是文化传统如何接受新冲击而改变的过程。任何促使中国现代化的新元素，不管是内部产生的，还是由外界“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并不是与传统呈“非你即我”的对立状态，它们是使传统再生更新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是传统之重建。蒙培元(1992)曾指出，“只有立足于当代，从历史意识、主体意识、开放意识和批判意识出发，积极对待传统，理解传统，才能实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也才能使民族精神之花结出现代化的丰硕之果”（第7页）。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的看法，都支持我们在思考现代化的问题时不能把传统，亦即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情境抛弃。这也正是我在此要提出现代化研究必须本土化的原因。
本论文主旨就是在上述这个论点的基础上，探讨一个在现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如何更有意义的来研究现代化这个问题及研究些什么问题。我将先简单地回顾一下现有现代化研究的特点及缺失。然后再指出此类缺失是由于对现代化的概念未有理清所致。于是我提出一个新的研究现代化的思考架构，把传统与现代化、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加以澄清。在概念厘清后，我才进一步讨论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可以着手进行研究的方向。
对过去现代化研究之检讨
有关过去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争论及研究，已有许多专著做各种收编及总结（金耀基，1979；陈崧，1989；罗荣渠，1990；甘阳，1989a、1989b），我在此不能尽述。不过，他们大致是围绕着以下四个主题来讨论及争辩的：1.现代化的终极状态（目标），亦即“现代”应该是什么？2.他们应该与中国文化传统存在什么关系，亦即如何现代“化”法？3.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个别差异，亦即谁是“现代人”？4.我们要如何使中国的现代化早日完成，亦即如何改造中国人？下面我就此四个主题逐一加以评述。
（一）“现代”应该是什么？
现代化中的“化”是指一个变化过程。现代化本是由“非现代”变化成“现代”的过程。现代化论述之第一主题总是围绕着什么是“现代”这个问题在打转，亦即现代化到底是要“化”到什么样子或状态才算是“现代”的了。有好一阵子，争论总是在于现代化是否应等同于“西化”。最近，则把“西化”改为“全球化”了。也就是说，现代化是要把中国“化”到与西方现代的情况一样，或“化”到与目前部分学者对未来所憧憬的“世界村”一样。
稍有自尊的非西方国家对要“化”到与“西方”一样这一论点自然采取否定的看法。大家共同认为西化除了是指把经济提升到西方已发展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之外，还指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生活方式及价值信念体系。这当然是许多独立国家所不愿也不能接受的终极状态。中国提出在四大领域进行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商业），但坚持要推行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相信原因也在此。
不管这终极目标是设在什么地方，最终是否能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只是说说就可以了。过去的讨论好像总是认为说说之后人们就可以做到。这是中国人讨论现代化问题最大的一个毛病（林毓生，1988；余英时，1982）。要不要“西化”也不是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我认为，实事求是地看，西方文化的入进是世界潮流，在各个非西方国家皆如此。即使现今在中国大陆许多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物质及精神文明的影响，而且有愈来愈甚的趋势。那么不谈西化，又如何可以反映现时的状况呢？
然而，这里指的“西化”或“全球化”是指受冲击而变化的来源之一是西方的，并不是指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状态一定会和西方文化一样，或与全世界其他文化一样。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否认现时西方物质及精神文明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因为这些西方国家确是目前最富强及最具权力支配别国的国家。其影响力正在渗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然而，这个当前趋势并不一定会使全球的各文化都“全球化”成为全球都一样的文化整体。因为各文化虽然都在同一时间受到相当普遍性、全球性潮流的冲击，各文化自己仍然有其自身产生改变的其他因由。更何况每一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其如何去接受或整合这些新潮流的独特方法，而使每一个文化都即使受到相同的冲击，也会有其“具有特色”的“现代”状态(Friedrich,1977)。
这个论点有待在下一个小节，当我对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在过去的被误用及误解做一些澄清之后，才会更加清晰。在这里我只想先指出，过去人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常把在现代化过程中刺激文化传统做较大改变的新元素看成是其变化后之“现代”终极状态。其实，我们都知道黄色加了蓝色后是变为绿色，而非蓝色。在这里，我们可以称黄色为传统，蓝色是新元素，但混合变化之终极状态却是绿色。同样的，我们不必否认受世界之主流趋势的冲击及影响，但也不必认定因此我们现代化后的“现代”就是“西方文明”或“全球一致”
（二）如何现代“化”法？
现代化要如何“化”呢？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是在新、旧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才最好等问题上反复讨论（陈崧，1989）。有关后者则在“中体西用”（沈寿康，1896）、“全盘西化”（陈序经，1929）、“中国本位”（王新命等，1935）、“西体中用”（李泽厚，1987）、“中外为体，中外为用”（周策纵，1993）等策略上绞尽脑汁（有关大陆在80年代在这方面所做的讨论之总结，见陈来，1989；刘述先，1988、1989b等）。在这里现代化的过程被看成是只能用一种形式来进行改变不可。然而过去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受到外来刺激元素的冲击时，许多这些新元素都曾经过一个依附于原有传统的阶段，然后再逐渐演变成传统的一部分。而在依附的阶段，这些新元素必须改变自身以求更能被接纳。而传统本身也不是老以等速在吸纳新元素，它是在反复的放松及收紧过程中去容纳或排斥新元素，并且在紧要关头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需求。佛教之传入中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方立天，1987；张立文、徐荪铭，1987）。而这两者都是通过生活其中的人主动的去挑选、调适及整合而成的。所以主观地、宏观地去讨论哪一种方式最好，并不能保证人们一定会用那种方式去进行“化”。
总之，过去有关“化”的问题的探讨，太过宏观、主观及单一化。因此，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社会心理学在现代化研究中所可能提供给哲学家及历史学家作参考的资料正是“人”的各种适应及整合的可能途径，亦即“化”的可能途径。而且这些途径可能是多元的、不等速的，它们是在同一时间在现代化过程中进行的。
（三）谁是“现代人”？
对社会心理学工作者而言，当然最感兴趣的还是上述现代化研究中的第三个主题，有关谁是“现代人”的研究。在这方面，自从50年代掀起了对人的“现代性”的研究兴趣之后，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遭遇相当大的挑战（Gusfield,1967、1968;Stephenson,1968；杨国枢、余安邦、叶明华，1991）。所以有好一阵子，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寂静下来。之后，社会学家逐渐用“社会变迁”取代了“现代化”这个名词。而社会心理学家则根本完全放弃了研究这类问题，把兴趣转移到对个人内在基本社会心理历程的研究（例如社会认知）。在这些研究里，一个重要的假设是这些基本历程是不会因时因地而异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
为什么这方面的研究不能继续下去呢？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的主题始终是放在要找出什么是使一个人变成“现代”的心理素质(Inkeles,1966、1969)。这里一个基本假设是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要靠其中生活的个人之现代化。而个人能否现代化，主要取决于其心理素质。这类研究的做法是先找到“现代性”最高的人，然后找出这些“最现代”的人具有什么心理素质。以为如果把这些心理素质组合到其他比较落后的人身上就可以使整个社会迅速地向现代化迈进了。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最现代”的呢”？那就要取决于研究者对“现代”的定义了。前面提过“现代”可以是按一个抽象的理想而定的，也可以是按现实社会中正在冲击其改变的新元素来定义。不管是用上述哪一种定义来界定“现代”，常见的研究方法是依即定的现代定义制成“现代性”量表（Smith & Inkeles,1966；杨国枢、瞿海源，1974）。凡在此量表上得分高者，亦即是具有符合“现代”的思想及价值信念者，就是“现代性”高的人，也是“现代人”之所专指。
结果，不分中外，不管用什么量表，所谓“现代人”都是一种人（瞿海源、文崇一，1975；黄光国、杨国枢，1972）：年纪比较轻，教育程度比较高，思想比较开放，信息来源比较多，媒体接触比较频繁的人！这样的结果应该不会让人特别惊讶吧！因为如果现代化是指传统受外来新刺激元素冲击之后的改变过程，那么，那些容易接收新信息的人自然最有可能成为“最现代”的人。
然而，用这方法所找到的“现代人”，实在是太笼统了。他们是泛指那些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针对任何问题都走在“新”的尖端的“先进分子”。对他们进一步的了解可能会发现，他们也并不完全一样。他们接受“新”的原因及方法可能也不同。有些人求新可能是为了“标新立异”，让人侧目，觉得很“出风头”（例如现在北京一些穿着出奇时髦的女士）。有的则可能为“反传统”而求变（例如多数的大学生）。另一些人则可能为针砭时弊而求新（例如一些社会思想家）。我们虽然还未做过研究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可想而知，这些为不同目的而求“新”的人，在接纳“新”时所采取的途径可能不同。例如，“标新立异”及“反传统”两族可能会以“全盘西化”的方式，而“针砭时弊”族则有可能采取“取长补短”的方式。
以上所想指出的是，我们目前对“现代人”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始终停留在表皮，只研究了那一批现代性最高的“现代人”是谁。其实，我认为更值得研究的是这种现代人到底还可细分为多少不同种类，以及他们各以什么方式接纳新元素、如何整合新元素及旧有的传统。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现代人并不一定是指那些抛弃传统的人，而有“传统性”量表的出现（杨国枢、余安邦、叶明华，1991）。虽然，许多用“传统性”量表的研究都显示“传统人”是那些年纪大、教育程度低、思想比较保守、职业位置比较低、信息流通低者，不过至少这一量表的出现让我们可以将生活在“现代”的人分为四种（现代但不传统、亦现代亦传统、不现代但也不传统、不现代但很传统），而不只是两种（现代与非现代）。想必他们各自融合传统与新元素的方式均不相同。
这些有关“现代人”的研究也间接地促成了现代化研究的另一个普遍缺陷，那就是忽略了一个社会之现代化，除了靠这些“先进分子”之外，还须靠绝大多数的人跟进才行。而这些大多数人中，有的很容易被说服去跟进，我们可以称他们是“紧跟分子”，有些则可能属“落后分子”，要用强拖死拉才会跟进。还有一些可能是“顽固分子”，就是不肯跟进。而在某一时间的切面，这四大类人应该是同时存在的，而他们都应该是“现代”人的一部分。这些不同类型人的现代化过程可能不只是时间上的差别，他们可能在整合传统及新元素之方式上也有其独特之处，而这些独特之处可能可以更进一步追溯到其他心理素质的不同。那么，现在学者从他们所专注研究的那一类“现代人”（亦即“先进分子”）身上所找到的心理零件，是不是在装在普通大众身上时也能使另类的“现代”人现代化，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我这里试图说明的是，“现代人”的研究不应只研究现代性高的那一小撮人，特别是集中去研究像大学生这样一个正值“反传统”年龄，为“反传统”而可以接受任何新东西的族群。我们还应该研究的是那些芸芸大众，因为他们才代表某一时间切面的“现代”之现状或平均数及整个社会文化传统改变的大方向。因此，我认为过去社会心理学有关“现代人”的研究只集中在探究“最现代”的人是谁，而没有注意到许多其他种类的“现代”人也都在或快或慢地进行改变，是在概念上的一项缺失。
（四）如何改造中国人？
过去现代化研究的第四个主题是有关如何改造中国人使我们可以迅速地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一些学者在沉痛地指出中国人赢弱的“病根”之后，常常开下了一剂剂的“药方”（温元凯，1986；温元凯、余明阳，1986）。在这些“药方”不被采纳或医治无效时，又常常痛斥病人不听话。然而，任何一个好医生都知道，药方必须依病人特殊的体质及当时的现状来开。现代化的医生往往罔顾这一基本原则，忽略了中国人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成的，现代化的药方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去调话，才可“病愈”。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过去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把“应然”与“实然”分开。
现代化是在多方面、多种人身上，以不等速在进行之中。例如，只要新的东西可以带来更多生活上的舒适，在物质的层次，通常现代化得很快。例如，我在边远的呼和浩特可以买到欧美最先进的洗发水及化妆品。在制度的层次，表面上可以做到“有样学样”的地步。但制度背后通常是有一整套的基本理念为依据的，而这些理念又常是依一个文化对一些事物所持有的世界观而形成的。对这些价值及信念基础的认识及认可却又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习及培养，因此制度上的现代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例如，我们在大陆常见到一个新盖好的几星级的现代旅馆，在一年内已变成一个肮脏、混乱、吵闹的场地。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将旅馆视为歇脚、睡觉、吃饭的场地—理念与把旅馆看成是休闲、享受、娱乐的场地之现代新概念可称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如果我们不改变对旅馆的价值与信念，再现代的建筑很快也要变得“落后”了。
所以我们一方面说现代化是多方面、多种人、以不等速在进行中，另一面也看到“配套”的重要性。在物质、制度及理念上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协调才能使中国真正走向所预想的“现代”。而在这三者之中，又以理念层次的改变最为困难，因为它是传统及惯性影响最深的层次(Kahl,1968)。而前面那些现代化医生所试图改造的正是在此一层次。他们只提出了改造后的美景，却没有提到如何可以达到此美景。
我们社会心理学者的工作正是在此可以提供个人在价值、信念及态度等理念层次改变的可能途径及指出其局限性。让我们认识到“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并不只是一个可被改变的对象，他本身有主动性去挑选改变的能力，也有其局限性而不可能完全无条件接受任意加诸的改变。而这个局限性除了包括生理的之外，其过去生活的经验及历史（亦即其所持用的传统）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在思考加速改造中国人时，不能不在自身特定的“文化／社会／历史”情况下去探讨，否则只能是空谈。
总结以上对现代化研究及论述的重点回顾，我们可以说它们大都在几个问题上陷入了纠缠不清的困境。我大致把这些问题分为五个：1.现代化是不是要把传统丢掉？2.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化？3.现代化是不是全球化？4.现代化是指个人还是集体？5.现代化是指应然还是实然？我个人的意见是，在这些问题讨论之所以会陷入困境，主要起源于大家对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的认识模糊不清，或存有误解。因此要试图开解这些困境，首先必须把现代化这个概念做一番重新思考，把它与相关概念之关系加以澄清及整理，之后再根据澄清后的现代化概念来看看现有困境产生之症结。
现代化概念之重新思考
首先，我想我必须把在本文前面所用的现代化一词的涵义简单述说一下。在这里，“现代化”一词可分广义及狭义两种。广义的是指一个社会，一个文化或一个人从任何一个时间点(t1)至下一个时间点(t2)所作的改变过程。在前一个时间点上此文化、社会或个人的状态可通称为“过去”或“传统”，而它们在后一个时间点的状态通称为“现代”。这两个时间点的距离可以是一秒钟，也可以是一世纪。而此后一个时间点的状态，相对于再下一个时间点而言却是“传统”。
根据这样的一个对现代化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时时刻刻都在现代化，因此也不存在“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只要时间在流动，现代化就在进行中。在这广义的现代化概念中，“终极状态”这个概念并无意义。因为任何状态皆是依时间而定的，而时间是一直持续没有终极点的。
对社会科学家而言，比较有研究价值的现代化过程，当然是当t1与t2之间发生巨大变化，而致使t1与t2的状态形成巨大差异的时候。两者的这个差异通常是因为t1的“传统”受到一些“新元素”的刺激及冲击所引发而产生的。因此狭义的现代化是专指在两个特定时间之内，由于受到一种特定的新元素的刺激而使t1点的状态变为t2点的状态的过程。有些时候，这种狭义的现代化的t1及t2点均为过去，因此其t2点的状态是可以名状的。这样，这一种特殊的现代化又可称之为XX化，而XX即是t2时的状态。例如，西方19世纪末叶由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变，到20世纪中已给西方国家带来了高速工业发展、资本主义及个人主义。因此西方社会科学家通称他们这一个时段的发展为他们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亦可称为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及个人主义化。
值得注意的是，狭义的现代化是由社会科学家按自己的理论及观点自行拟定的，因此对于t1及t2两时间点的确认，及在这两个时间内的“传统”状态、“新元素”及“现代”状态到底是什么都可以是见仁见智、付诸争论的。例如，上述西方社会科学家所界定的“现代化”，大部分学者共同认为始于19世纪末叶，是受产业革命的冲击，但对于此现代化是否已经结束则争论不息。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现在已由这个特定“现代化”时期，进入另一个新的，叫“后现代”的“现代化”时期，至于“后现代”这个终极状态到底是什么却又争论不息。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西方现在仍在前一个“现代化”时期，根本没有进入什么“后现代”阶段，因此其终极状态并没有停留在资本主义及个人主义，而是仍然在发展改变之中（见Giddens,1990）。
这些争论非本文主要想谈的，故姑且不论。这里只是指出这种历史的现代化是狭义的现代化的一种，在论及它时，必须把其时段（t1及t2）、传统状态、新元素及现代状态描述清楚，才不会在一片“现代化”呐喊声中进入混战。
另一种狭义的现代化是指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亦即大家对其t1始点有多少共识，其新元素也通常有目共睹，但因这个新元素的冲击是正在进行中，所以其t2时间点是在未来的什么时间及其终极状态会是什么则很难说，是未知数。目前在全球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可说是属于此一类。这些现代化皆有其自身不同的t1时间点，不过大致都在20世纪初、中叶，冲击它们的“传统”进行改革的新元素，一方面是西方的物质及精神文明，透过媒体扩散，权力膨胀，在刺激、改变这些国家；另一方面是当地执政者对某些设想的终极状态（例如民主、科学）的大力鼓吹及推动。至于其t2在什么时间及其所预想的“现代”终极状态会不会呈现，则不得而知，所以在这种现代化中，所带来刺激的新元素，充其量只能说是终极“目标”，而不能说是终极状态。这类现代化有时也被称为是“西化”或“民主化”、“科学化”，主要是指这些新元素是想要达成之终极目标，并非指未来一定可以达到“与西方文明一样”或“民主”、“科学”的状态。这是应然与实然的差别。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正在各发展中国家里进行中的“现代化”与西方历史的“现代化”是不同的。前者的现代化是受刺激于外来的力量如西方文化的入进，或本国人之要求借外援以富强自己，而西方的现代化则是由内部工业的发展而自然引发的。而且，前者其终极目标是应然，而后者之终极状态是实然。同时由于目前各发展中国家所正在进行的现代化都有不同的“传统”，而且其融合“新元素”的途径也不尽相同，因而其现代化所走的道路也会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人正在进行的现代化称之为中国的现代化，以区别于西方的或其他国家的现代化。
总而言之，在这一新思考架构中，现代化被看成是一个有时间性的概念，由四个主要的元素构成是：代表“过去”的“传统”状态（简称“传统”），代表当前冲击“传统”的“新元素”（简称“新元素”），代表已达到的冲击结果的“现代”状态（简称“终极状态”）及代表预想在未来达成的现代化目标（简称“终极目标”）。唯有当我们认请了这四个元素之间的关系，但又不相互混用时，我们才能摆脱前述的困境。
开解现代化研究的困境
依据对此一“现代化”概念的重新思考，并理清了与“现代化”有关的一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分辨了“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之后，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过去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讨论及研究所经常陷入困境的那五个问题如何可以获得解决。
（一）现代化是不是把传统丢掉？
过去在我们谈论现代化时，争论是不是要把传统丢掉。根据以上对现代化定义的澄清，我们看到这个争论是无谓的，是对“传统”、刺激其变化的“新元素”及变化后的“现代”状态等三个概念的混淆，总认为带给“传统”刺激的“新元素”，例如西方思想，就是“现代”。那么，现代化就是完全放弃“传统”，而完全接受那些“新元素”。其实“新元素”只是影响我们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刺激中介。但是，“现代”在受到它的影响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正是我们要研究的，而不是已经知晓的。
根据前文对“传统”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不能被丢掉的，它只可以被改变。这样，传统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死东西，文化成员在继承之时也会以其自身特别的思维方式来迎接新冲击，并对传统做出选择及修订，使其自身产生创造性的转变及再生。与其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不如把“现代”本身看成是包括“传统”或是改变过的“传统”。那么现代化的过程可以从两方面来探研：1.传统本身，接触新元素后，演变成下一个时间点的现代；2.新元素摇身变成为下一个时间点的传统的一部分。
（二）“现代化”是不是等同于“西化”？
根据以上对现代化概念的澄清，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西化”的争论都是出于对“现代化”的另一个误解，认为我们研究现代化必须从决定“现代”这个东西是什么来下手，再做“有目标的”现代化（劳思光，1993），亦即从订下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来着手。前面说过，过去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大家争论了一百年仍然没有进展。一般人在去了一趟欧美，回来谈现代化的“现代”就是指要把中国变成像那些“进步”国家一样的有高楼大厦、私家车、游泳池。另一些民族意识比较高的，在谈“现代”就是指要中国“富强壮大”，不再被外国人欺负。比较稍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则把现代化当成工业化，把西方工业化后的社会状态看成是中国将来“现代”的样板。前面对“现代化”的澄清，让我们看到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其终极状态是预料不到的，所提前订下的目标是刺激其改变的“新元素”而已。而其未来的终极状态取决于许多其他与文化或非文化相关的因素。
早期的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也是犯了把终极目标当为终极状态的毛病。当时研究旨趣主要在于如何使世界其他各落后地区变成像先进国家一样的“现代”。因此现代化是等同于西化。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对“传统”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但对现代化之后的“现代”却有相当明确的想法。“现代”就是“西方文明”。因为依据西方文化自己的现代化过程，是产业革命之后的一个逐渐经由工业化，走向资本主义及个人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既然使他们富强起来，想必也是其他落后国家必须走的富强道路。他们给这些落后国家的药方是：放弃传统，改头换面，变成与西方人一样的“现代人”。
晚近港、台学者大受韦伯(Weber)理论的影响，把基督教精神看成是使西方现代化的动力，依此，努力来寻找过去十多年亚洲经济起飞的类似“基督教精神”的动力，甚至把“儒家精神”硬套在“基督教精神”的框架来比较，都是缘于同样的误解，把西化的“终极状态”当做为自己发展的“终极目标”，而且认为只有一个“传统”及一个整合途径可以使之达到此一共同的“现代”之结果。
在前小节中，我们分辨了西方已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与我们发展中国家目前所面临的现代的不同之后，我想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如果以如何达到另一个文化已达到的某一“终极状态”为自己目前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恐怕也不会让我们在未来得到与他们的“终极状态”相似的结果。因为对另外一个文化一百多年前成功地现代化所需的“时代精神”，未必会在一百多年后在自己的文化中也有。即使有，它也未必会是促成改变的动力，因此也不见得会得到与彼文化相同的现代化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放弃对终极状态的关注与追求，以现代化的过程中比较抓得住的“传统”及影响传统改变的“新元素”为研究主题，来看这两者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整合我们的“现时的”状态，则可能更会有成果。
（三）现代化是不是全球化？
在现代化研究中，另一个相当引起争论的问题就是有关“全球化”的问题（Karsh & Cole,1968;Sampson,1989;Yang,1988；金吾伦，1992）。许多人认为由于工业化及商业化是目前大势所趋；全世界交通四通八达，大家相互观摩学习的机会很多；加上大众媒体在世界各个角落被接受，文化的差异会越来越小，现代化的终极状态因此会越来越接近。那么，在未来的一个t2时间点，现代化的终极状态就会是“全球一致”，而这个现代化就是全球化了。既然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可以无须去注意现代化中所显现的文化差异，因此也不必担心本土化的问题了。这个论点可以说又是一个将“终极状态”与“新元素”相互混淆的谬误。我认为“全球化”是指我们在接受新元素的冲击上有全球一致性的趋势，而非指全球现代化终极状态的一致性。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黄色的水在经过千万次与蓝色的水混合之后不会变成蓝色。但是以人类文化变迁之缓慢来看，这个可能性在非常极遥远的将来。我们自然不能因为这一遥远的可能性而放弃所有现时对现代化的研究。更何况，在现代化研究中要不要考虑“传统”及文化差异，跟本与此“全球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目前对于“全球化”这一概念尚有另外一个理解。那就是，全世界由于交通、通讯的发达已变得愈来愈相互依赖了。大陆原料可能在香港设计，墨西哥制造，美国销售。因此，各个国家彼此相互连成一体，全球化并非指“全球一致”，而是指“全球一体”。桑普森(Sampson,1989)指出正是因为这个“全球一体”的趋势，西方国家的人们不应再持有过去“自足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因为“全球一体”下的人们必须要具有“包容性”的集体概念才能在那个环境中适应生存。从这个观点来看“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非但不会走向“全球一致”的西化，反而会走向一个各国相互了解、互相尊重及包容他人的多元文化的终极状态。那么，“全球化”与要研究文化差异就非但不是背道而驰的事，反而是相辅相成的事。
（四）现代化是指集体还是个人？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中国人现代化的研究，还有一个经常让人混淆的现象，那就是，大家讨论问题的层次不同。有些人在讨论时以集体层次的文化做为讨论单位，而另一些人则集中在讨论个人层次的现代化。例如在论“中国”要不要民主、科学，“中国人”要不要放弃儒家伦理时，论者的“中国”及“中国人”都是指集体。论者很少想到中国人也是“个体”，有其个别差异，现代化也是一个逐渐由个人现代化累积而成的社会现象。而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快也有慢，因此在一个文化的集体层次上来看现代化是一个渐进，而且并不一定是一个永远前进的过程。对这个整体过程的了解必然对其中个人的现代化有相当的了解。
再者，社会心理学家往往把整个文化的现代化看成是个人现代化的总和或结果。因此他们的兴趣主要是集中在要了解在现代化方面为什么有个别差异。这些个别差异因何而来，有什么心理适应后果。他们对那些最先接触新元素的“先进分子”及那些最迟接受的“落后分子”到底是谁很感兴趣，也热衷于用测量工具去找出这些人来。然而，要了解由这些工具所测得分数之意义，必须要放在整体文化现代化的大气候下来看才有意义。不然，个人所测的现代性，很难加以定位。更何况，在大气候迅速改变的情况，例如中国现时的情况，这些研究工具也必须经年更换，不然原来用来测量现代性的，可能很快就变成测量传统性的了。这样当然就更谈不上个人在现代社会的适应问题了。
以上的讨论试图说明，在了解集体层次的现代化时似乎不可忽略个人的经验及局限性，而在了解个人层次的现代化时，又不能不放在集体层次的大框架下去寻求意义。这样才能把现代化的问题研究透彻。
（五）现代化是指实然还是指应然？
在过去讨论中国人现代化的研究中，除了少数心理学工作者之外，绝大多数论者把讨论放在对现代化的级极目标“应该”是什么这个题目上，例如，中国人应该“全盘西化”、“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但是，很少有人会问：到底中国人实际上能否朝着这些远大的目标走呢？这显示了把“应然”与“实然”混为一谈或把“实然”避之不谈的现象。劳思光(1993)曾指出，在讨论中国文化的出路时，我们最好把叙述与价值分开，也把“有目标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分开来，也就是要把理想的与实际的分开。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我也非常赞成余英时(1982)所说的，我们现在不要再“临渊羡鱼”，而要去“退而结网”才是。“应然”是容易说的，但是“实然”能不能做到及要如何去做就不能只是凭空说说就算数，必须要有实证的基础。
我认为要研究个人在实际生活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改变，可以采取两个途径。其一是先就在集体层次及在应然的层次，对大家共同理解的文化“传统”与外来之“新元素”加以确认。从而找出它们两者之间冲击的症结所在，然后再降到日常生活的层次去看这些冲击可能带来什么改变，产生了什么样的矛盾，什么问题。继之再在这个基础上，去实际观察个人如何去适应（选择、排斥、融合、调适等），这样才知实然会是什么样的。其二是由现时社会中所产生的一些矛盾问题及现象着手，去看它们反映了什么“传统”与“新元素”的冲击及所产生的问题。然后再从个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去看中国人如何整合“传统”与“新元素”，使之成为“现在”。
研究现代化的新进路
从以上对过去现代化研究特点的总结，我认为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可以用一些新的思路来思考如何进行现代化的研究。
（一）不把传统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现代看成是传统的延续及演变。这个延续及演变过程包括包容、引收、重组、排斥及整合等，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个人如何进行这个延续及演变的“过程”而非结果。
（二）放弃寻求“现代”这个远在未来捉摸不定的概念，把精力集中在了解可抓得住的、有关文化传统本身是什么及外来新元素有哪些。从对以上两者在集体层次的了解，我们可以进而去看个人在实际操作日常生活时所必须面对的具体新、旧冲击。从而进一步找出哪些外来元素是：1.可以及会以什么形式被接纳进入文化传统之中，无须造成个人价值、信念及态度的重大改变（旧瓶装新酒）；2.看看哪些文化传统元素是可以及以什么方式改变以图把新元素包容下来（新瓶装旧酒）；3.再看看在遇到文化传统与新元素有不可消解的冲突时，个人将采取什么方法来化解冲突。
（三）认识到中国人有自己化解冲突的方法，因此即使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也会走出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林毓生(1988)曾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人的现代化争论，虽然是以否定传统为主流，但其反传统的方式却是相当传统的。总结中国人在现代化这个问题上的惯性思维方式不外有二。其中之一是倾向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经常试图不切实际地以空理想，甚至梦想来解决实际问题，或倾向于以一个主义替换另一个主义，没有考虑具体情况及实际可行性的习惯。其二是整体思维，以为中国的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或八个字“一网打尽”，问题的原因可以用四个或八个字“一针见血”，解决办法也可以用四个字或八个字“一笔勾销”。从这样的一个论点去看，我们似乎不能排除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是依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在那里进行更新的可能性。所以更深入去研究中国人的现代化，可能还必须走进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去探索。
（四）理解到一个文化在现代化中，牵涉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步伐在向前迈进，甚至有些人及有些方面一直在原地踏步。因此，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在探讨现代化过程中新旧交替的可能途径时，可能要：1.多元化，不只是宏观的去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过程，而是把它看成是在多方面，多种不同人身上，进行不等速改变的各种进程；2.特殊化，要集中精力在较小的领域（例如男女平等）针对个别族群（例如男性）进行深入探研，找出其不能快速进行平等化的原因及可能进行的途径；3.具体化，从实际现象及问题出发，不要老在抽象的层次看病、开药方。
（五）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主要研究课题，可以集中在对中国人价值、信念及态度体系的了解，及对改变这些体系的可行途径的探研。从而协助把现代化的研究由应然拉回到实然的层次。另外，研究个人对改变的心理承受力及适应问题也将对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具体应该研究些什么题目？
有了以上研究现代化的新进路之后，下面再让我谈一下要研究些什么具体的题目。我将它们分成宏观的及微观的两大类。
（一）宏观现代化调查
虽然社会心理学对现代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集中在微观的层次上了解个人的心理改变历程，但是前面已经屡次提到集体层次的大环境对研究个人现代化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应该与其他领域学者如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合作，对中国社会这个大环境作一个整体的认识。在这里，我认为至少有三类的宏观研究是值得我们去做的。
1.对文化传统与新冲击元素的确认
前面已经举出理由说明，现代化的研究与其把重心放在争论未来的现代状态会是什么，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对文化传统与新冲击元素的性质之确认及其可能进行整合的途径上。研究的方法可以是用一般调查及深入访谈法，深入了解个人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现代化到底带来了什么矛盾及困难。例如，有关孝道的价值变迁。我们从过去有关孝道困境的研究中发现，被访者都不否定孝这个价值，但苦恼的是在现代的生活中，无法像过去一样的尽孝道。从这里我们看到孝道本身仍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重要的价值，问题是要重新界定孝是什么，要怎么做才算尽了道。这个价值的现代化可能要走的是我们前面讲的“新瓶装旧酒”的途径。
另一个值得确认的例子是当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全人类对“人”的概念都需要及将会做相应的改变这一形势(Sampson,1989；金吾伦，1992）。中国人在这方面所需要及将会做的调整恐怕跟桑普森所指，西方人必须由“自足式个人主义”到“包容性的个人主义”的改变不一定相同。对中国人而言，包容性正是儒家传统精神之所在，所以在这方面已相当足够。但是，在开放性方面却有不足（蒙培元，1992）。如何主动开放，由“一元性”走向“多元性”，可能会是要我们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改变途径了。
总之，类似这样宏观的确认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寻求值得进行的微观研究题材，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因此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
2.具体考察一个新元素入进之过程
具体对某一个新元素的进入一个社会单位（例如一个村庄、一个家庭或一个学校）的过程做一个详细的参与观察或考察。从而了解到新元素被吸收、接纳或排斥等宏观的过程，包括广度、深度及速度，并从中了解到哪些人是先驱者，哪些人是跟随者，有关信息是如何进行流通，个人是如何被吸引去接触及吸收新元素。更重要的是了解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特点及其中所出现的特殊问题。例如，乡村的婚礼如何由“照个相订终身”，到五六年前的“三个轮子九条腿”，到现在的“中、港、台婚礼习俗大汇演”。中国人传统的“节俭”美德去了哪里？还是中国人向来就有“炫耀”的欲念”？两者之间的关系何在？在现代化过程中，两者又如何运作？
3.对一些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
从具体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了解，追究背后最基本的新、旧价值矛盾的产生。例如，新加坡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自从李光耀总理提出男女受教机会平等之后，许多女性因教育程度太高，而有嫁不出去的困境。这里显示像西方学来的男女生平等概念，虽然在受教育层次得到接纳，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令男人不敢、不愿意娶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女性。这令李光耀感慨地说他当初应该花多一些资源在教育男子及其他们的父母亲身上，促使他们接受平等观念才对。这个社会问题显示传统是多方面的，其现代化的速度并不相同，使相矛盾的传统及新观念在一个社会并存，往往是带来社会问题的原因。从这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探讨那些肯娶比自己学问好的女子的男性，他们在价值、信念及态度上如何去处理这个“传统”与“新元素”的冲突。
（二）微观现代化研究
1.对各价值信念改变的探研
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国，目前的现代化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是治国的主导思想，10年文革造成一些相当深远的心理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新的元素都在同一时间涌进而非渐进，加上世界政、经主导潮流的巨变使像中国这个正在开放中的国家也身不由己的不得不变。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使大陆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特有的矛盾及冲突。
在遇到一些与原有传统价值体系背道而驰的新元素时，个人如何对自己原有体系进行重整，是研究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环节。例如，我在进行一个非正式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那些深受西方教育及西方思潮影响，并在其他领域都持相当开放态度的人，对杀人的凶手还要给予“人权”的保护或有“免于一死”的法律保障这一“西方式”的人权观念颇不能接受，觉得不可思议。这里，西方“人权”的概念显然与中国人的“只有义务，不讲权利”或“先尽义务，才享权利”的人权观念大相径庭。像这一类的价值冲突，在西方国家以经济优势逼使我们就范于他们的“人权”观的今日，会对中国人的人权观有什么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值得研究的现代化问题。
2.对不同类型的现代人的心理研究
前面提过，这些在现代化过程中，接受新元素的广、深、速度不同的群族可能各自有其不同的现代化的进程及接受新元素的理由和方法，值得分开来研究。另外，在同一个时段里，这些不同群族如何相处、如何自视及视他人，应该是一个相当重要有趣的社会心理研究课题，对维持社会稳定应该会作出贡献。例如在现时“向钱看齐”的热潮中，在一个村子里有钱的、没钱的，羡慕的、眼红的如何自处及彼此相处，就是一个相当需待解决的问题。
3.现代人心理适应的研究
前面提出社会变迁太快，各方面的现代化“不配套”都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迷惑、焦虑及压力(Inkeles & Smith,1976)。这些压力不但会影响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会产生社会问题，是值得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特别注意的。其实就是那些所谓的走在时代前端的“现代人”（亦即我所指的“先进分子”），他们在一个“枪打出头鸟”的社会里，一定也不是生活得很舒服的，他们一定也有他们的适应问题。
就以知识分子是否要“下海”一事为例，以我个人经验而言，就有不少知识分子向我表示，他们一方面对目前社会的“向钱看齐”感到无比的痛恨，因为在此之际，“知识”如果不能变成收入就被看不起；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规律已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而自己正是那批因为无钱而无法改善自己生活的“落后分子”。这种看了自己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潮流的无力感，常产生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无法专心从事现有工作，不能调适自己去处理新型的人际关系典型，甚至可能导致与外界隔绝的危险。这些心理适应问题，想必不只是在知识分子族群中才有。那么，设法了解及协助解决这些问题应是社会心理学家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
4.跨地区现代化研究
在有共同传统文化基础的几个现代华人社会中，由于它们的政治、经济及发展历史不同，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之价值整合及心理适应的问题自然也会有不同。许多学者鉴之而得到的结论：在时间上，比大陆进行现代化较早的港、台经验不能照抄。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大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经体制及10年文革、20年的改革经验都不是港、台社会所经历过的。所以大陆学者要研究本地的现代化就必须要“本土化”，把这些特殊的历史轨迹放在研究思考之中。
不过，这并不表示两岸三地不可以做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华人何以之会成为华人及华人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及可能有什么样改变的可能性(Tsai,1986;Yang,1988)。这不正是一个研究“传统”与“现代”整合最好的实验场吗？例如，香港社会因受殖民教育的薰陶，国家民族观念不强，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认同中国文化，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实际操作却比其他华人社会更“中国化”。反观新加坡华人社会则又是另一番景象。虽然新加坡提倡以儒家价值观治国，新加坡华人也较认同中国文化，但在他们日常生活操作中却较其他华人社会“西化”得多。这些现象，如被进一步确认，就正说明现代化是在不同的华人社会各以其自身“文化／社会／历史”所塑造的、独特的整合方式在演变之中。
又如，中国从1980年初开始实施“一胎化”的政策。这个政策将在不久的将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结构及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独生子女”在心理上的特征对整个“中国人”性格之改变当然是我们心理学家最关注的问题。由于台、港并未实行此政策（虽然过去也有过节育的号召，不过晚近港、台已到了鼓励生育的阶段，而新加坡更有鼓励优生的政策出现），四地区下一代子女性格的比较研究将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再如，现时在大陆进行改革开放，“台独”思潮涌现，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之际，三地人民如何看待自己及确认自己的身份，亦即如何以一个“华人”来看待自己，将是另一个相当具有时代意义的现代化研究题材。
5.中国人特有思维方式之研究
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所会走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点前面已经充分说明，在此不赘述。在这里只想指出几个例子说明有关这部分的研究现已开拓了几条的进路。例如，成中英(1986)曾指出中国人对和谐与冲突在哲学上有其独特的看法，他所提出的“和谐化的辩证观”有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处理冲突的特殊方法，从而让我们看到中国人会如何整合“传统”与“新元素”。黄晒莉(1995)最近对人际冲突解决模式的研究就是受到成氏理论之启发。又如，文崇一(1986)从社会学及历史的角度提出中国人对变迁看法的模式，也可以提供我们灵感去探讨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遵循的变迁轨迹。晚近一些本土心理研究对思维方式的探讨（杨国枢，1997），将来也可能会给探讨如何整合“传统”与“新元素”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可行的进路。杨中芳与赵志裕(1997)有关中庸之道的研究就是在朝这个方向探进。
总结
本文试图说明目前现代化的研究急需本土化，亦即急需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及时间的观念放在其思考架构之中。现代化是一个进程，它不可能脱离传统及历史而独立。而且，即使世界各文化在现代化中所迎接的新冲击是相同的，它们也会以其文化所独有的方式来因应这些新元素，以致产生不同的现代化结果。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一致”化，而是“多元一体”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来研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