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对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回顾了20年来我们党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从11个方面认真总结了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对今后党的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世纪之交，总书记做这样的回顾和总结，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党前进的方向，对于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结合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就适应新时期要求和党的历史责任，我谈三点体会。
一、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过不少曲折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是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50年代是国际上的反共势力、反华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对我国的封锁，迫使我国处于与世界隔绝、孤立的状态；60年代我们有了从国际上加强国际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2页。）。在二战以后到70年代，西方国家在酝酿搞新技术革命，即所谓的第三次浪潮，而我国却是用了10年时间关起门来搞文化大革命。后来搞的不开放而买现代化的做法，也被证明是失败的。历史的事实和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第12页。）。
江泽民同志深刻洞察了世界形势后，高屋建瓴地指出：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经济处在深刻的调整之中。这种形势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第23页。）。
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服务贸易、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与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加（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全球化与挑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5月，第45页。），是世界各国经济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整个世界经济趋向于整合的结果。全球化主要是由跨国企业引起，进而波及到金融、投资、国际贸易等，对一个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经济史专家认为，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50年，经济、贸易、投入甚至人员的跨国、跨地区活动就非常频繁（注：丁一凡：《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展望出版社，1998年5月，第4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50年，国际经济融合(Integration)增长与近几年十年的情况差不多，水平相似（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全球化与挑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5月，第113页。）。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碍了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因此，1914年以前的经济国际化过程不能被称为“全球化”。二战以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主题，资本主义阵营加紧联合，经济重建工作快速发展。各国经济交往频繁，引起经济贸易增加、跨国企业发展加快、金融的渗透性加剧，甚至人员流动也增加，经济出现了“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趋势。70年代，经济国际化得到了充分发展。进入80年代以后，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芯片和计算机成本的急剧下降。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造就了以它为核心的一批高技术产业群，使国际经济竞争进一步的加剧，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大升级、大调整，企业集团的合并此起彼伏。加上主要发达国家商品贸易、技术贸易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政策的推波助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世界经济全球化(Globalisation)浪潮。
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有如下特征：
1.高度的流动性。衡量全球化的重要指标有：跨国贸易、直接投资（资本流动）、人员跨国流动、国际技术转移。表1显示了OECD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变化状况。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1985～1996年发达国家的国际业务结构，贸易和投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几乎成倍增长，远远超出了同期的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贸易和投资占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增长。全球化环境下，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全球化的驱动力量（注：OECD:Survey of OECD work on international in vestment pp6,1998.）。这三年，OECD国家的资本流出量为2500亿美元，大约有3/4流入OECD国家。这些流动的资本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发展，表明OECD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加深。近20年来，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人才和物资的流动量也远超过本世纪初至70年代的规模。
2.高度的集约化。全球化的执行者是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由于其生产规模的经济性和高效率，集约化水平居世界之先，他们的年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在工业化国家则高达40%。跨国公司内部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额的60%。在跨国公司中，为数不多的巨型公司占有主足轻重的地位。全世界排名前300家大型公司控制着世界1/4生产资金，达50000亿美元以上。一个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大约能够相当于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如壳牌公司的销售额大约等于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
3.高度的垄断性。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涉及世界经济和生产的一切领域。它们在全球的贸易体系中承担着生产、资本、商品劳务、技术的交流，占据全球直接投资的绝对份额。跨国公司掌握了世界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专利权，控制着80%的尖端技术开发和30%的国际技术转移，垄断着国际技术贸易。美国INTEL公司垄断了CPU的生产、韩国三星等公司垄断了动态存储器、爱克森石油公司垄断了石油勘探技术、美国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垄断远程民用飞机、微软公司垄断了微机操作系统市场等。在其他一些重要行业，跨国企业都占有绝对地位。从行业分布来看，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一些重要领域：石油化工、汽车、银行、贸易、零售、电子等。
4.高度的渗透性。全球化的另外一个带动因素是信息流和物流成本的降低。进入90年代以来，因特网的飞速发展，使信息真正实现了全球流动，产生了“数字化经济”和“网络化经济”，信息处理、传输成本和效率不再是制约经济发展与扩张的障碍。发达国家的资本渗透到世界各国的各个领域。它们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依靠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技术、运输技术，抓住一切可能的商业机会，把资本、技术、企业文化和管理迅速输出，以获得高额利润。金融与工业成为“伴生”产业，两者交织融合，金融出现危机必然引起产业动荡；直接投资、贸易、技术转移、资本流动的交互作用等，使世界各国经济的渗透性增加，外国的直接投资在全球产业重建和全球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注：OECD:Globalis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relevant indicators.OECD/GD(96)43,1996.）。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各产业之中，扩大了信息产品的市场，提高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讲，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也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其对我国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更多的是对我国现在比较落后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严峻挑战。我们不能以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而拒绝全球化，那只会使我们国家再一次落伍。我们只有牢牢树立起全球化的观念，认真分析其特征和利弊，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即要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努力把我国的事情办好；要主动、积极地去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中去，在扩大开放中，认识到存在的不足，认识到经济、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国际交流、合作与竞争中，提高我们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二、面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挑战，要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在重要位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著名论断，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许多重要讲话中，都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这些科学论述的正确性已经在当今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高新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波。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技术产业群日新月异。全球因特网的飞速发展，使市场信息的不对性正在缩小，来自各国的竞争者在全球化的每一个市场同时参加竞争。因此，各竞争者必须能够对市场作出非常快速的调整，技术的“绝对优势”再次成为影响贸易的因素。这促使发达国家在本世纪20年代就开始形成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壁垒进一步强化和扩大，知识壁垒也正在形成。技术和知识的领先已成为发达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杀手锏。产业R&D活动代表了一个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发展的真实水平。跨国企业为了保持竞争优势，纷纷投入巨资于研究开发。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美国，其企业R&D投入超过了欧共体12个国家的总和。不仅如此，众多跨国企业投入到研究开发的经费，达到销售额的12%～22%。如孟山都(22%)、微软(17%)、辉瑞制药(16%)、德州仪器(17%)。
科技飞速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全球经济竞争进一步深化，导致R&D活动的全球化。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日益深化，复杂性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开发所有的技术，也不可能在所有技术领域领先。一个国家、一个跨国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好、更合市场要求的技术，必须通过广泛的合作研究开发和技术贸易，才能弥补自己技术力量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设立国际化研究与开发机构可以成本低廉的方式，获取当地的智力资源，开发出本地化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在OECD国家集团内部的技术贸易额很大，占世界技术贸易的主要部分（注：《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1996》（已经由科技部体改司、中国科技信息所组织翻译）第六章中谈到美国的技术进出口问题，指出美国不仅仅只是技术的出口国，也是技术的一大进口国，而占美国的进出口份额比例最大的是欧洲的德、英、法，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他们大都是OECD国家。）。
美国是企业R&D活动高度全球化的国家。截止1994年，外国的306家跨国企业在美国设立了645家公司，雇佣R&D人员10万，投入146亿美元（注：D.H.Dalton M.G.Serapio Jr.Globalizing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DOC/OTP.Oct.1995.）。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美国的研究开发资源，寻求与美国同业的合作和参与竞争。主要涉及的领域有：计算机、汽车、药物和生物技术、计算机软件、半导体技术、通讯、光电子技术、高清晰度电视、化工、机械等。
同时，美国也在全球设立研究开发机构。1985～1993年，美国企业的海外研究开发经费增长速度是国内的2倍，1993年其海外R&D投资国内研究开发投资的10%。美国海外研究开发活动主要是在欧洲进行，其中德国占23%，英国15%，法国9%，爱尔兰6%（注：D.H.Dalton M.G.Serapio Jr.Globlizing Industrial Research andDevelopment,DOC/OTP.Oct.1995.在《1996年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中也有相应的数据。）。
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企业R&D活动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最具代表性的是韩国，到1996年底，韩国企业共在海外设立了62个研究中心，广泛建立国际技术战略联盟来获得先进的技术（注：M.J.Lee et,Globalisation of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The Korean experience.In"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a Globalised Knowledge-Based Economy,OECD.）。产业研究活动的全球化已经成为超大型企业，甚至中小企业的竞争策略。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产业的高技术化和生产的高智力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逐渐把企业物质生产的外壳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出现了所谓“空壳化”现象，其实质是通过对技术源的控制、发展核心技术，进一步强化了对其输出资本的控制力，进而加深了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或经济的控制力。跨国企业的核心部分成为高技术密集、高智力密集的研究及开发实体，控制或拥有某个领域世界一流的研究开发人才，代表着产业高技术化、高智力化的方向。作为R&D活动全球化的宿主国则是希望通过参与跨国公司的生产与服务活动，利用高技术的“溢出效应”，在技术扩散中得到好处。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第三个必然结果，是发达国家跨国多企业的国际技术联盟增多、核心技术领域建立研究与开发合作企业增多。这些战略技术联盟中，美、日、欧洲三大经济集团之间的联盟占主要部分，同时，各国依据核心技术领域的领先水平，有着不同的分布差异（注：《参考消息》，1998年6月30日。）。由于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其技术开发一直是战略技术联盟重点，从1986年以来世界上大约建立了2500多个技术联盟，且大部分发生在美国公司和美国公司——欧洲企业之间，主要集中在计算机软件、硬件、通讯技术、工业自动化、微电子等方面（注：NSF,Science and Engineer Indicator,1998,Chapter 4.）。
随着技术联盟和合作研究开发的数量增多，合作形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70年代最盛行的模式是合资企业和联合型研究企业，他们通过股本投资组成独立的新公司，损益按股本分摊或分成。在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非股权联合研究与开发协议占主要的合作形式。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组织联合研发活动，从事类似的创新活动，所有参加者共享技术但没有股权关系，典型的有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SEMATECH(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它联合政府和大企业的优势，为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击败日本，占据世界芯片霸主地们，起了重要作用（注：蒲淳：《从美日芯片大战看我国微电子产业的发展》，《中国科技产业》，1993年第8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总体水平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差15～20年，这个差距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近20年来，我国对科学研究投入的绝对货币值逐年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十分悬殊。发达国家R&D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3%，而我国1995年这一比例为0.5%（如表5）（注：仅包括R&D中政府投入部分，按照1987年常量值计算，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于《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of Japan:A comparison with the US》，NSF97-324。1997年中国科技统计数据：1996年中国科技黄皮书：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1996年）。）。
我国企业R&D投入更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一般在30%左右摇摆，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搞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科技搞不上去，科技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摆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加以认真对待。促进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也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一项极其重要战略任务。
三、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大力推进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那就是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兴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受到影响。
所谓知识经济，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经济。OECD认为，各种形式的知识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拥有更多的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的工作，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是市场中的赢家，拥有更多知识的国家有着更高的产出。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知识的创新，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愈益突出，知识特别是科技知识作为投入要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科技创新对科技进步的基础性作用愈显著。本世纪初，社会生产力发展只有5%依靠科技进步，现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达70%～80%。1995年全球软件产业年产值达2000亿美元，年增长速度达到13%。美国近5年来，软件的销售额增长了4倍，有2/3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电子技术有关。据估计，OECD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注：OECD,Knowledge-based Economics,1997.）。
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传统产业的比重在下降，而高技术产业在迅速成长。在过去10年中，OECD成员国的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产值中和出口中的份额翻了一番多，达到20%～25%；据统计，美国1996年信息产业的产值已超过了制造业；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信息产业将超过石油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
从就业结构变化来看，技术密集，智力密集的产业就业比重显著上升。目前，美国信息产业和服务部门工作的人员占就业劳动力的比重已超过70%，但信息技术职位的空缺仍高达19万个。预计到2000年美国信息业从业人数占整个就业比重将达86%，成为就业人数增长最快的领域。到2020年美国蓝领工人将仅占2%。
从市场结构的变化来看，知识消费上升的势头正健。如OECD国家中，计算机软件的购置费用自8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以12%的速度递增，现已超过了硬件的销售额；国际技术收支情况的数据表明，从1985年到1993年之间，专利和技术的贸易增加了20%，成为国际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之一（注：OECD,Knowledge-based Economics,1997.）。
从产业国际分工来看，掌握先进知识的国家垄断着上游产业，从而占据着国际竞争的优势。据统计，全球每年高技术产业约70%巨额利润被发达国家分享；信息产业的产值中，发达国家与较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达98%。1990年世界软件产业的产值中，仅美国就占有70%的份额（注：OECD,Knowledge-based Economics,1997.）。
社会生产、消费、就业和分配方式这种结构性变迁，意味着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正上升为社会的主导产业，为人类指示着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其主要特征：一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管理和认知科学、行为科学的知识，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受过良好教育或训练人员的大脑和高度智能化机器成为主要劳动工具；二是知识价值决定产品价值和社会分配权重，知识含量成为决定产业及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国家、企业及个人财富的重要因素；三是产品制造模式转向知识密集产品（如计算机、医药、飞机），伴随而来的是柔性制造系统时代，使制造业竞争中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作用降低了；四是需求和制造向服务活动转移（如保健、教育和休闲，研究开发与营销），尤其是转向知识密集的服务活动，形成以知识产品为主导的市场体系；五是投资或资源正在向高技术商品及服务部门集中，特别是信息产业方面。在研究、开发及品牌等方面的无形资产在经济成分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如人员的培训、企业及产品形象、计算机软件及专门技术也同样吸引着大量的投资。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造了“硬”环境，但是，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及人的素质又决定了知识经济所需要的“软”环境。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产品，前期开发投入高，但是复制成本低；知识是产品价值的核心，其市场价格将难以用传统方式来确定；因此，知识经济要求有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产品中知识的价值能充分而公正地体现。第二，知识经济中知识产品的生产与交换更加依赖于个人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这使一些个性偏好与人性的弱点掺入产品，知识和文化垃圾可能通过网络造成广泛影响，因此，知识经济既需要一整套严格的市场规则，又要有一套合理的道德规范，使知识经济中人的行为更加理性化。第三，知识产品是否有竞争力，取决于企业是否有更强知识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人才，这需有一套完善的激励人才不断开拓创新的体制。
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素质。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更多的工作需要劳动者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坚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开拓创新能力。有研究表明，到本世纪末，从事知识型工作的人将占动力的1/3，并将超过产业工人成为最大的工作群体（注：陶葆言：《世界经济发展的第3次革命——知识经济浪潮》，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这个比例仍在继续上升。这个趋势表明，在一个以 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里，没有知识的人将难以生存。
这种趋势引伸出一个概念，即教育是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建制，学习是一个人的终身任务。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知识创新借先进信息技术之威力，呈几何级数增长；人们需要终身不断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情况、适应新环境的挑战，才能生存和发展。如果说以往学习，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只为少数人所能享受，那么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接受教育、获得知识是人们生存条件和发展的资本，就象食物与水对于人的生命一样重要。这将教育成为一个社会中最发达、最健全的建制，终身学习将是人们生存与发展永恒的主题。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要求。我国R&D人员的总量少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若从R&D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我国的这一比值远小于发达国家相应的比值（如表6）。
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最终取决于人的素质，特别是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广大劳动者。我们党在领导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把科教兴国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把发展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放在知识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认真研究和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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