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与重塑地缘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缘政治是从地理的角度宏观考察和策划国家发展的学问。要把握世界发展的走向，确定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就必须胸怀全球，研究地缘因素在世界政治格局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寻找人类发展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根源。地缘政治是应用型的人文地理，应当成为国家战略决策的理论根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缘政治的研究远不如西方兴盛，至今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
一、历史与现状——脆弱的根源
“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由瑞典地理学家R·契伦（1864—1922 ）在其所著的《论国家》（1917）一书中提出，倡导用地理环境来解释政治现象。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缘政治学盛行于欧洲并传遍全球。二战后虽陷于低谷，依然得以继承和发展。进入70年代以来，在欧美国家地缘政治学再度崛起，有关地缘政治学的专著相继出版。地缘政治受重视的程度有增无减。应该说，在西方，地缘政治学在本世纪初就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了。它吸引了一大批研究人员，拥有专业刊物，关于地缘政治的专著也颇丰富。与此相反，在中国很少有人问津地缘政治学。直到目前，还未见到这方面的专业刊物。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主要见于政治地理学和国际政治学方面的著作中，其中也主要是介绍西方的地缘政治学思想。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著作也是寥若晨星。
人们不禁要问，地缘政治学为什么在中国遭此冷遇，至今不能自立呢？究其原因，恐怕首要的是地缘政治学创立之初名声不佳，而名声不佳的根源是地缘政治学曾为法西斯希特勒的帮凶。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就曾为希特勒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根据。1924年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的四个骨干人物（包括地缘政治学的核心人物豪斯霍菲尔）在其著名的共同纲领中就提出：“地缘政治学为政治行为提供武器，而且作为政治生活的指南。”豪斯霍菲尔也曾说：“地缘政治学是公开分割世界地表的生存空间、呼吸空间的斗争手段。”（注：转引自张文奎、刘继生、闫越编著的《政治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5页。）当时地缘政治学中所谓的国家有机体说、生存空间论、有机边疆论、成长尖端论等等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全球战略的理论根据。日本学者井口一郎也是振振有词，他说：“我们对空间的要求，不仅仅是扩大领域的要求，也还包括确保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建设共荣的大生存空间。因此，日本生存空间的扩大，实际上还可以看出尚且具有伦理上、道德上的意义。可是为了满足这种扩大，我们必须越过海洋，走向大陆。如果有阻止，防止日本这样有道义的膨胀时，我们在这时就要对我们的生存空间采取正当防卫、紧急防卫的手段加以保护。而且我们必须行使这种权利。”（注：转引自张文奎等编著的《政治地理学》，第57页。）这种为战争所作的辩护注定要被战争的真实击得粉碎。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鼓动、指导战争的工具，地缘政治学不能推卸其责任。另外，战后美国以地缘政治理论为依据，推行全球战略与扩张。人们对美国霸权的反感，也使得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十分贫弱。解放后，地缘政治学作为帝国主义的御用理论受到抨击。地缘政治学的不太清白的历史给其自身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阻力。
就中国来说，解放前由于国势衰微，内忧外患交加，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十分贫弱。解放后，地缘政治学作为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理所当然地遭到批判，而极左思潮又使人们难以冷静地对待学术问题。由于惧怕触动敏感问题，学者们怎敢问津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学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成为禁区。地缘政治学没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独立与发展。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人文地理学逐步复兴，才有学者开始研究地缘政治问题，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介绍西方的地缘政治思想，也开始关注中国自身的地缘政治问题。但研究力量较弱，著述甚少，这与我国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是不相适应的。
二、概念——扑朔迷离
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缘政治学常常勾起人们对过去的不愉快的追溯。由此，人们在研究这门学问之始往往卷入思想的樊篱，一些不必要的顾忌魂牵梦绕起来，在地缘政治学的概念上纠缠不清。这种矛盾心情主要反映在概念上过于谨慎的区分和解释中，也反映在概念的含混使用上。这些成为地缘政治学研究耗费精力、干扰主旨的因素。
杰弗里·帕克在其所著的《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的地理政治小词典中，特地将地理政治学与地缘政治学加以区分。他认为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 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以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国家被当作世界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国际关系所致的地理格局构成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他在这一概念描述的最后特别强调：当代的地理政治学绝不能与纳粹时期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混淆。他对（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一词的解释如下：这一词汇按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的定义是把国家视为地理上的有机体和空间特定现象来进行研究的科学。在纳粹时期，德国地缘政治学被错误地作为国家政治的工具加以滥用，而且被用于为德国在欧洲称雄进行辩解。对于汉语来说，“地理”似乎不是“地缘”。其实上面的那两个外语单词都可译作地理政治学或地缘政治学。所以要作上述区分，显然是试图摆脱历史的阴影。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当代地理政治学早已今非昔比，但要砸烂它的历史演变的链条，与过去一刀两断，恐怕不符合科学的精神。无疑，当今的地理政治学（或称地缘政治学）继承和发展了大战期间的地缘政治思想。
与上述情况相反，在《地理政治论》的译者前言中则有“地理政治又称地缘政治”之说。（注：[英]P·奥沙利文著《地理政治论》， 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译者前言。）肖星在其编著的《政治地理学概论》一书中也说，“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故又称地理政治学”。（注：肖星编著《政治地理学概论》，测绘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王逸舟则指出“地缘政治往往与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 ）在同等意义上加以使用， 故有时也说‘地缘政治理论’（theory
of
geographicaepolitics）”。（注：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还有人认为：“事实上所有的地理学者与大多数的政治学者以及历史学者均知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本系一物；因此，他们对这两个词从未举出任何基本差别”。（注：皮尔赛著《世界政治地理》，彦屈远译，世界书局，1975年版，第7页。 ）但也有人又把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截然分开，认为“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虽同样以国家的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前者为地理学，属人文地理；后者为国家科学，属政治学。”（注：[日]阿部市五郎：《地缘政治学入门》（日文），古今书院，1933年版，序言第3页。 转引自张文奎、刘继生、闫越编著的《政治地理学》第53～54页。）从上面的一些概念解释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概念的混乱不堪与含混不清，而没有明晰的概念不利于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明确概念有赖于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根据目前的著述和论文内容，可以用下图来表明相关概念间的联系：
向上的箭头表示从属关系 向下的箭头表示构成边缘学科
在此，没有展示其他学科与以上各学科的关系，以便人们理清图中各学科的关系。地缘政治学与地理政治学系同一概念。“地理政治”主要出现于一些译著中，如《地理政治论》、《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等。为什么用“地理政治”而不用“地缘政治”，以上有所述及，但在“地缘政治”已被广泛接受的情况下，再使用“地理政治”就可能引起误解。因此应取其一，以保留“地缘政治”为宜。另外，不应将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混为一谈。从现有的著作来看，学者们是把地缘政治学作为政治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肖星认为地缘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核心理论。而张文奎认为地缘政治学为西方政治地理学中最重要的流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1990）中对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也分别作了解释。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两者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不同。政治地理学“着重分析政治区域结构和功能以及政治区域之间的先后关系”，“主要研究国家的领土、疆界、首都、行政区划以及飞地等政治现象”。而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域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政治地理学除了研究国际地理战略外，还论及国内的政治地理。而地缘政治学专论国际地理战略。肖星称“地缘政治学也是一种战略地理学，是研究国家对外政治战略（包括国防和外交战略）决策与地理相互关系的学科”，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三、重振——生命力之源
不管经受多少曲折的历程，地缘政治学注定要振兴。它无法摆脱有争议的名声，但它却有着无可争议的价值。王逸舟在论及地缘政治这个问题时写到：“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geopolitical）这一形容词无论在政治家的嘴里还是在学者或记者的笔下重又显得十分流行，仿佛一夜之间什么东西都涂上了‘地缘政治’的色彩，人们似乎突然发现各种国际事务中都存在地理因素的作用。”（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178页。）地缘政治这一词语曾远离我们很久， 可是地缘政治的现实何曾离开过我们一刻。地缘政治曾在我们的学术界销声匿迹，但在政治家的重大决策中则从未消失。为什么地缘政治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问题。
1、地缘的政治意义。 地缘政治学的生命力来源于地缘的政治意义。地缘政治的重点是从地理因素来审视国际关系，以确定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战略。美国通过海洋势力发展扩张和制空权的加强，把国家间摩擦的动荡地带远远推离本土。苏联通过把东欧各国变为亲苏国家，为维护本国安全赢得了缓冲地带。古巴导弹危机的实质是美苏都力图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谋求战略优势。俄罗斯极力而又无可奈何地反对北约东扩，就是为了阻止欧美军事力量逼近自己的国门。地缘的变化意味着安全系数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可利用资源的增减。一句话，意味着生存与发展条件的变化。地缘问题是必须密切注视的政治问题。
2、地缘的政治本质——价值基础。 地缘政治作为一门学科虽然19世纪末才提出，但地缘政治思想与理论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只不过那时还没有系统化，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远交近攻、连横合纵之说都是典型的地缘政治论。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可以说是地缘政治的弘论。地缘政治实践的范例也是不胜枚举。自从有了国家的竞争、合作与冲突，地缘政治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地缘政治如此强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不变的本质——追求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
古代社会的地缘政治往往意味着赤裸裸的领土争夺。连绵的战火，不管借以何种口实，目标都在扩大或夺回本国的领土，因为土地是万物之源，是人类生存之本。占有土地越多就拥有越多的自然资源。资源越多则生活越有保障，发展越有条件。海洋上的争战所以爆发，也往往因为海洋成为攻占领土的通道。当海洋所蕴含的资源包括渔业资源和矿产资源被人类认识之后，海洋更成为直接目标。空间的重要性也随着空中交通工具的发展而受到重视，但最为根本的还是在于它对国土带来的影响。空间攻击的最后目标还是要落实到土地上。附属于土地之表与土地之内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目标。希特勒所以要发动战争，日本所以要穷兵黩武，并非“好战”二字能解释得清楚。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占有资源。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宣称：“唯有在这个地球上拥有足够的面积，方可以保证一个国家的生存自由。”（注：转引自张文奎等编著《政治地理学》，第56页。）面积之所以重要，生存之所以能在更大的面积上获得更多的自由，正是因为面积的扩大意味着生存与发展必需的资源的增多。美国为首的几个西方国家所以要对伊拉克大打出手，并非为了科威特的自由和解放，而是念念不忘海湾的石油。所谓生存空间理论，言为空间，重点还是在地表与地下，在河流与海洋之中。在交通走向太空的今天，空间对于生存与发展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纵观人类历史，所有的战争，实质都在谋求生存资源。地缘政治从地理的角度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而战略决策的终极目标注定是在寻求生存与发展之本。地缘政治存在的根本就在于它对于国家生存与发展来说所具有的内在的作用与价值。
3、地缘政治与战略决策。 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地缘政治理论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地缘政治的研究为国家战略决策开辟了广阔的视野。麦金德的陆权论，从历史、地理两方面强调“心脏地带”（欧洲大陆中部）在世界政治和战略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谁统治欧洲，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他试图以此全球战略示意英国控制全世界的途径。但他的理论却正合了德国法西斯的胃口，被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借用和鼓吹，成为德国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则提出“边缘地带说”，认为“边缘地带”更为重要。他把上面麦金德的三段式箴言改为：谁支配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支配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他的这一理论适应了美国遏制苏联、包围中国、独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依据。美国先后出台“杜鲁门主义”和“遏制政策”，在大西洋，经西欧、地中海、中东、南亚、东南亚到东北亚和阿留申群岛的漫长边缘地带，建起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为主干的庞大军事集团体系。马汉的海权论也对美国的战略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海权论的核心内容是：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重要标志和基本因素，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最重要的海上航道和海峡的控制。我们从战后美国的军事行为中常能看到海权论的影子。杜黑的空权论则对制空权加以强调，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哪个国家控制了天空并取得空战的胜利，哪个国家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在空权论的影响下，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极重视发展空中威慑力量，追求空中优势。
以上各种地缘政治理论，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国家的战略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重大意义。历史上不少地缘政治学者都是政治家的智囊。国际大战略的确定需要地缘政治学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地缘政治条件与地缘政治基础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做出预测。当然就上面的那些理论而言，它们各执一端，把某方面看作世界政治发展的决定因素，有失偏颇。从历史发展过程看，无论所谓的“心脏地带”还是“边缘地带”，无论陆权、海权还是空权，都可能成为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视点，但不是决定因素。至于它们中哪种因素更为重要，要看它对于国家获取资源、促进发展的重要程度而定。大国谋求权势，互相争霸，但争霸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靠争霸来获取利益，甚至为本国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当今世界已不得人心。地缘政治学的传统思维形式到了需要加以改造的时候了。地缘政治学在新时代要为国家提供新的理论。
四、冲击——重塑的必然
尽管地缘政治学在西方还没得到充分发展，在中国甚至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地缘政治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古代突出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还没有得到认真的整理和发展，但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理论与其相应的政治行为已经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不能不使人们对地缘政治的作用与意义加以重新考察和认识，重塑当代地缘政治。
1、核时代——世界无疆界。随着核武器的出现， 核武器功能的不断改进以及远程运输火箭的发展，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躲不开核武器的攻击。目前，美俄拥有的核力量，足以对整个世界反复毁灭性打击。世界处于空前的核恐怖之中。人类的竞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相矛盾。胜利已失去意义，更何况谁也不能保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既然不能保证胜利，那么就确保共同毁灭（MAD），这就是核竞赛的荒谬逻辑。 在这样的时代已无所谓边缘地带还是中心地带，亦或是缓冲地带，无所谓前方或后方。谁控制了核武器，谁就可以用自杀来威胁对方。在这样的时代研究地缘政治学还有什么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尽管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全球，但人类恐怕还不至于疯狂到自取灭亡的地步。虽然地区冲突从未间断，世界远非太平，然而正如有人所说的，战争的手段最终成为制止战争爆发的因素。应该说，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规模的战争的爆发。地缘争夺的形式在核时代则发生了潜在的变化。以战争形式出现的领土争夺只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更大范围的地缘优势的争夺则通过潜在的势力扩张与渗透来实现。地区性组织的建立与强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调整是改变地缘地位的重要途径。欧洲一体化实现了单一国家无法取得的势力延伸。美日签订安保条约显然是在试图维护和强化其在东亚新月地带的地缘优势，北约东扩是西方力求扩大地缘优势的表现。东盟的组建与发展也使其似乎成为一个整体而势力大增。各种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也是改变地缘形势的手段。核时代的地缘争夺是静悄悄的。灵活机动的外交是增加筹码、赢得机会的最佳手段。事实正如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员叶夫斯塔菲耶夫所说的那样：“但显然应当学会的主要东西是：地缘政治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真实的，而且往往在关于‘全人类价值’、‘历史结局’或‘世界大家庭’的议论背后，恰恰隐藏着一二百年前使列强的‘大游戏’机开动起来的地缘政治利益。”（注：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沪），1995年第7期，第9页。）古老的地缘逻辑在核时代依然举足轻重，经过改头换面，在地缘优势的较量中，主导性的场面是：潜在的势力渗透代替了赤裸的领土争夺，联盟、势力组合及关系调整代替了硝烟和炮火。
2、科学技术——力量的源。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说， 领土广阔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但旧中国的疆域甚至比现在还要辽阔，却国力衰弱，遭到列强蹂躏。英国一个小小岛国，却曾称雄世界，建成一个日不落帝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等国家，与一些领土大国相比，实在太小，但它们都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而其中一些国家在国际政治方面还有不可估计的潜力。力量来源何处？恐怕非领土广阔所能解释，没有其他的相应条件，领土再广阔，国家也一样虚弱，甚至可能像日不落帝国那样最后不得不急剧收缩。那么力量究竟来源何处？在当代，恐怕要首推科学技术。特别是目前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着最深远、最根本的影响，以致国家关系的主战场已由军事让位给经济科技，各国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和摩擦愈益激烈，军事对抗和冲突大大缓和。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工艺的开发，已使现代工业产品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相对减少，使得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使得拥有自然资源优势的国家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科技落后最终必然导致国力的相对下降。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对国家前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今世界已进入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的新时代，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就能迅速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国家安全就有保障；反之，如果跟不上新科技革命，经济就搞不上去。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就会失败，国家安全就无法保证。在科学技术唱主角的时代，地缘优势的取得必须以科技的发展为坚强的后盾。地缘关系的发展不应阻碍国家科技的发展，相反，地缘关系的发展应有利于促进科技的交往与发展，才能有益于提高综合国力。通过提高综合国力水平反过来进一步巩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地缘基础，形成良性循环。
3、市场经济——穿透铜墙铁壁。市场经济以锐不可当的穿透力， 早已突破国界的限制。经济市场化、一体化、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事情正如马克思150年前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全球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不仅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融入到世界性的大市场中去。随着市场的扩大、市场观念的增强，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依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生产和交换。过去要通过攻占土地来取得的东西，现在通过交换就能取得。原料可以交换产品，产品可以交换原料，原料可以交换原料，产品也可能交换产品，一切按市场规则来进行。战争已陷入不可救药的悖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手段只能是振兴经济，掌握市场。于是在地缘政治的研究和实践中，经济必然成为主题。地缘经济的概念自然就脱颖而出了。掩藏于政治背后的经济不再躲躲闪闪。地缘政治的研究不能不直接考虑经济利益了。
总的来说，地缘政治受到来自核武器、科学技术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地缘政治的实现形式、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有了新的发展，国家间各种形式的势力渗透代替了直接的领土争夺。地缘政治经济化了。经济从后台走到了前台。争取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家富强，成为地缘政治谋求的极为重要的目标。
五、使命——任重而道远
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肩负重要使命。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形成自己独特的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为此，要从近、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成果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建立自己的全局、全球观念。要总结中西方历史上产生的地缘政治思想。通过思想史的研究，解析其发展的历史逻辑，并把那些规律性的论述作为当今研究的基础。对历史上的地缘政治活动也要加以分析，比较古今地缘政治活动的特点与异同，理清来龙去脉。当然，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是为国家现在与未来的安全与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和警示。
1、安全——发展的前提。中国邻国众多， 处理好本地区的国家间的关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过去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很薄弱，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中从来没有忽略过地缘政治。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密切相关。对越南战争的关注是地缘政治观念影响的体现。中俄哈吉塔多边条约的签署，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为中国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提出都是富有战略眼光的抉择。与哪些国家相邻是无法选择的，但如何处理与相邻国家间关系却是可以选择的。为了使这种选择更为明智、更为自觉，就要深入研究地缘关系，从地理的角度寻求决策的坐标。对地理因素会对安全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不仅在政治行为中要有清醒的认识，还要从理论上深化这种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战略决策就会富有远见、切中要害，我们的安全目标就有保证。
2、发展——硬道理。世界各国都在向前发展，不发展， 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近代史给中国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经过多少曲折，我们才明白发展的重要。为了发展，就要对外开放，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要想独立于世界之外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外资利用、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及先进管理经验的吸收是分不开的。经济是基础，在和平年代，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政治要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地缘政治要关注本地区及世界的地缘经济战略。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应是地缘政治的主题。促进国家发展是地缘政治的使命。
结束语
改革以来，中国在腾飞，中国的力量在壮大。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反对强权政治，反对领土扩张。在当今世界，领土扩张已成为不智之举，但各种各样的势力渗透还在进行，经济科技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而且往往得到地缘政治理论的论证与支持。为了中国的和平与发展，是该加速地缘政治重振与重塑的进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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