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苏共二十大后，文学界开始出现分裂。到60年代后半期，形成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统派、宣扬走西方道路的自由派和主张发扬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传统派这3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此外还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地下文学”的作家。“改革”开始后，正统派遭到巨大冲击，溃不成军，他们的队伍发生分化，一部分转向自由派，而另一部分人则靠拢传统派。而持不同政见者和“地下文学”的作家大多站到自由派一边。因此到1987年，苏联文学界出现了自由派和传统派这两大派对峙的局面。这两大派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对“改革”的看法和态度也截然不同。
自由派欢迎“改革”，支持戈尔巴乔夫，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为“改革”造舆论。当时许多人热情很高，他们对“改革”后出现的自由化局面极为赞赏。这一派人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受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抱着改善社会主义的愿望参加“改革”的人；有虽然不接受社会主义、但富于正义感和爱国心、希望国家变得更加强大的人（其中包括某些持不同政见者）；有社会主义的公开和隐蔽的敌人，例如某些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像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贝科夫、奥库扎瓦这样的人；还有一些无思想、无原则、随风倒、贪图私利的人，叶夫图申科等人可作为这一类人的代表。在苏联解体后思想情绪发生变化、开始进行反思的，主要是前两类人。
在这些反思者当中，著名批评家拉克申和杰德科夫两人的变化比较有代表性。拉克申是60年代的老自由派，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忠实追随者和最得力的助手。1970年初苏联当局改组了自由派的刊物《新世界》的编委会，拉克申被解除了副主编职务，在这之后转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他拥护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以及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针，希望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撰文赞扬影片《悔悟》，为“回归文学”大潮的兴起而欢呼，积极参加思想领域的斗争，支持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对列宁格勒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公开信《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批判，积极参加文学界两派的论战，撰文批驳传统派的观点。可见这时拉克申的热情是相当高的。
但是他的积极性未能保持多久。到1990年，他开始发现“改革”不仅没有带来他所希望的积极成果，反而引起了混乱，使国家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于是思想上出现了矛盾。一方面他承认“改革”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另一方面，看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向人们大声疾呼，要他们停下来。他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不久苏联解体，他觉得情况比自己预计的要严重得多，这使得他的情绪更加低落。1993年3 月他在一篇题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在埋葬自己》的文章里说：“在读最近几个月的报刊时，我不断地听到掘墓的声音，这声音时隐时现，或高或低。要埋葬的不是我，不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而是我们大家。一个大坑似乎已经挖好，正在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最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人民、知识分子、文化、做临终祈祷。”这是对他一度欢迎的“改革”的彻底否定。他为他所关心的文化事业遭到破坏和处于灾难性的困境忧心如焚。在他一度信奉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破产后，他开始思考和探索俄罗斯未来的道路，提出了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这两个原则相结合的道路的设想。显然这也只是一种空想。最后他因思想苦闷和遭到原先的自由派朋友的反对，于1993年郁郁而终。
杰德科夫在青年时代受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把追求所谓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的生活目的。大学毕业时，大概领导上认为他政治上不可靠，把他分配到外地的一个小城市科斯特罗马工作。“改革”开始后被调回莫斯科任《共产党人》杂志编委和评论员。他也像拉克申一样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积极为它进行宣传。直到“改革”后期的1990年，他仍为“改革”的方针辩护。他这样做，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一切符合他青年时代追求的理想。
到苏联解体后，他的理想才完全破灭。他对新的当权者的表现极为不满，决心同他们划清界限，不参加他们的任何活动。布尔布利斯和波尔托拉宁曾代表政府正式邀请他担任文化部长，他固辞不就。在这之后，他对国内发生的事，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达到了“全面反对的程度”。他认为国内实行的不是民主的国家制度，人民群众仍处于无权地位，当权者正在对他们使用新的暴力，残酷镇压他们的游行示威活动。在他看来，国家正在把人们拉向资本主义，他明确表示：“我不理解做一个恢复资本主义过程的参与者的幸福，我不属于那种人。”他认为叶利钦政府实行的经济改革根本没有取得人民的认可，全面私有化的方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有资产被侵吞，大发横财的“新俄罗斯人”趾高气扬，整个社会成了商人、企业家和经纪人的天下。他对这种局面深恶痛绝。
在苏联解体前夕，他与自由派的同事和朋友们之间的矛盾已日益显露出来，不参加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谩骂和攻击。苏联解体后，他进一步认清他们的本质，强调自己与他们的区别，拒绝参加他们的活动，这表明他已与这些人完全分手了。他在给友人的贺年片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现在的资本主义的热情建设者和过去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热情建设者同样地令人厌恶，这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些人。”这里说的是那些无思想、无原则、善于见风使舵的风派人物。他感慨万分地说，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居然是它自己的产物，是那些过去以它的支柱、它的建设者和它的歌手的面目出现的人。最后杰德科夫在思想极度苦闷和贫病交迫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
下面讲一下两位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在苏联解体前后思想的变化和他们的悲剧。一位是女诗人德鲁宁娜，另一位是军事题材作家康德拉季耶夫。
德鲁宁娜在“改革”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90年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时，她曾在白宫附近待了3 天，对叶利钦表示支持，认为“这是我的幸福的3天”。 可是这种欢乐情绪很快消失了，她开始对新的当权者表示不满。她发现最高苏维埃只是一个空谈的场所，在那里根本无所作为，便毅然决定退出。1991年11月21日，在“八·一九事件”后仅仅过了3个月，她就服安眠药自杀， 自杀前她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为什么要走？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人要留在这个可怕的、互相厮打的、为长着铁爪的生意人创造的世界上，必需有自己可靠的后方才行……”她在遗诗中说：她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可见，对现实的极度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是她产生轻生念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德拉季耶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并不平坦。他年近花甲才发表处女作和获得承认，因此过去对现实自有不满之处。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抱欢迎态度，希望通过“改革”使“我们的儿孙们能过另一种生活”。他的一个朋友曾这样谈到他在“改革”开始后的思想状况：“他渴望变革。热烈希望变革能够实现，并且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开始常给我打电话，说道：‘应当帮助戈尔巴乔夫’。”他同文学界的自由派站在一起，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过去的制度，支持现在的变革，成为文坛上的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中他支持叶利钦，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而高兴，希望从此过“新的、合情合理的生活”。
然而苏联解体后残酷的现实使得康德拉季耶夫的希望很快破灭了，他的情绪和对当局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后才过两个多月，他就在一篇谈话里对现实生活中的反常现象进行了揭露，对新政权进行了批评，明确表示：“不能赞同今天的暴发户和不能为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歌，因为它打击了我国人民当中生活最无保障的阶层——领养老金者。”他尤其关心卫国战争的老战士的生活，公开宣称：“即使只有一个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饿死，我也要第一个到白宫去要求政府辞职。”1992年8月，在“八·一九事件”一周年前夕， 他在回答《文化报》提出的“过去的一年带来了什么”的问题时说：“根据我这个庸夫俗子的看法，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随着国内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康德拉季耶夫对当局的批评愈来愈严厉，他指责统治集团掠夺人民、尤其是掠夺老年人，使他们陷于贫困的可悲境地，批评政府对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的加剧熟视无睹，指名道姓地责备叶利钦不遵守诺言。他在一封信里伤心地说：“说句老实话，我曾指望能安度晚年，主要是希望能不依赖国家，因此一直在攒钱，以便在发表不了作品时，可以贴补一点养老的费用，但是现在一切都完了。”
1993年，政府和议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他的自由派朋友要他在一封要求提前改选议会的公开信上签名，他一口拒绝了。这大概是他生前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最后一次表态。康德拉季耶夫因对现实感到绝望，加上病情加重，于1993年“十月事件”发生前夕在自己家里开枪自杀。如果他看到叶利钦政府炮轰议会、镇压反对派的行为，如果他看到他的自由派朋友们为这血腥的暴行叫好、要求政府对反对派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的卑劣行径，那么可以设想，他对当局的态度会发生进一步变化，他与自由派朋友们之间的裂痕可能更加扩大。
上面介绍了4位开头欢迎“改革”、后来感到失望的作家， 他们最后的结局都带有悲剧性。应该说，这种失望情绪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许多人正是在失望之后才开始考虑自己过去的看法，在经过比较冷静的思考后作出某些调整和改变的。雷巴科夫就是如此。
上面说过，雷巴科夫的反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的发表，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因而小说作者也就居于舆论注意的中心。雷巴科夫对他的这部经营了20多年的小说的发表，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他曾非常兴奋地说：“没有1985年3 月（这是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间。——引者），读者就不会有这部小说。”他拥护“改革”，他的理想是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结合，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是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相吻合的。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使他深感失望。他对叶利钦等人搞垮苏联的行为表示“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他们搞的“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他看到莫斯科到处都是英文招牌、几乎成为英国或美国的城市时，心里非常反感。他提出，俄罗斯不应跟着别的国家亦步亦趋，而应走自己的道路。
雷巴科夫始终认为他这一代人是“革命的儿女”，是接受革命理想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他称十月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认为它“符合社会深层的某种需要”。他强调指出，在清除过去的种种弊端时，“革命带来的社会成果必须保留下来”。他批驳了文学界某些人诬蔑苏联卫国战争是“红色的”法西斯与“褐色的”法西斯之间的争斗的滥调，反对某些作家美化伪军头目弗拉索夫的做法。他提醒人们不要轻易地抛弃自己的过去，不要践踏自己的历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曾被他称为“黑暗时代”的30年代和视作仇敌的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他逝世后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里，赞扬了30年代人们的劳动热情。他说，当时人们得到的报酬很少，但是忘我劳动，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盛起来，能抵御外敌的侵略。他还谈到劳动者享有各种福利，他们只要好好工作，就能得到各种奖励。他在谈到斯大林时，一方面继续指责斯大林歪曲了革命思想，另一方面认为看不到斯大林为国家工业化做了许多事情是不对的，说斯大林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当时的先进国家之一。他在指出斯大林对战争造成的悲剧负有责任的同时，又肯定战争胜利的取得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认为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他的结论是：“历史应对这个人作出客观的评价。”从这些话可以看出，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已比以前全面多了。
上面提到过的长篇小说《穿白衣的人们》的作者杜金采夫也曾对“改革”抱有希望，但是到1989年就已敏感地觉察到前景不妙，并且开始担心那些所谓的“进步活动家”会经不住各种诱惑，成为他深恶痛绝的官僚。他在逝世前不久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无法把我的想法告诉读者。遗憾得很，由于我有病，这些想法只好留在我的头脑里了。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一种神秘力量正在一个劲儿地破坏精神和理智的殿堂（俄罗斯从来都是这样的殿堂）时，我感到特别痛心。”可以设想，这位老人晚年如果身体允许，一定会像当年揭露官僚主义那样揭露那种“神秘力量”的破坏活动。
从1986年到1999年担任了10多年《新世界》杂志主编的扎雷金，在自己的刊物上刊登了许许多多批判社会主义的作品，在为“改革”和搞垮苏联造舆论方面，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从他后来发表的文章和讲话来看，似乎尚无失望或悔悟的表示，但是他的艺术作品透露了一点信息。这里只讲他的一部作品《生态小说》。小说主人公戈卢别夫是一位年老的生态学家，晚年孤独。作者通过他的视角，描绘了苏联解体后社会生活的阴暗画面。尤其使主人公感到痛心的是，他一生所从事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事业无人过问，有被废弃的危险。小说中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凯维奇为“三头野牛”，谴责他们在别洛韦什自然保护区进行密谋搞震苏联的行为。批评家邦达连科称这部小说为作者的自白，说他“面对发生的事真诚地感觉到自己有过错，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列宁格勒作家格拉宁自从“改革”以来，也一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的纪实小说《野牛》曾引起广泛注意。后来他从了政，曾当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总统委员会委员。最近他在回顾这段从政的经历时说：“现在我认为自己从事社会工作过于经常，虽然我感到这一切没有意思、甚至觉得厌恶，虽然这是白白浪费我的生命……看来在我参政之中有某种使虚荣心得到满足的东西，所以我在一个长时期内当了总统委员会委员……叶利钦做的事经常使人感到愤慨。我本应当说：‘我再也不愿用自己的名字支持您的政策了’，砰的一声关上门，公开宣布退出，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我这样自己问自己，知道这是由于诱惑力太强的缘故……”他这样说，不无自责的意思。
上面举了一些著名作家思想发生变化的例子，目的在于说明自由派当中的不少人尽管政治观点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他们还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心里还想着人民，还保留着作为艺术家的良心，那么“改革”造成的恶果和苏联解体后的现实不能不对他们有所触动，不能不使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发生某些变化。
二
在进行反思方面，某些不同政见者的表现显得特别突出。大家知道，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过去都是作为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出现的，其中某些人曾采取激烈的反共立场。他们在经历了“改革”前后社会的大动荡，目睹苏联解体后残酷的现实，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下面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情况。
先说一说季诺维耶夫。这位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青少年时代就仇恨斯大林，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密谋暗杀斯大林。上大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提出怀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嘲讽。他对现实不满，养成了用怪话和俏皮话讽刺现实的习惯。70年AI写作了《黑魃魃的高空》一书，竭力渲染生活的反常和荒诞，对当权者和某些知识分子进行了尽情的嘲笑。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后流传到了国内，当局得知后极为恼怒。1978年在他到国外讲学时取消了他的国籍，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国外他写了不少书，并到各国讲学，继续揭露和批判苏联的社会制度。
季诺维耶夫自称是“理想的共产主义者或者心理上的共产主义者”。他对苏联的现实不满和进行揭露批判，主要是因为他看到许多现象不符合他的理想和要求，因此他与那些出于阶级仇恨或根据西方标准攻击苏维埃制度的人是有区别的。当苏联国内在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的鼓励下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叫嚣时，他不仅不参加，反而站出来为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制度进行辩护。他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主义》一书，揭露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的图谋；写了中篇小说《灾难性的改革》，对“改革”作了全面的否定。
苏联解体使季诺维耶夫受到很大震动。他目睹苏维埃制度覆灭后俄罗斯的混乱局面，非常痛心和后悔，在一次研讨会上当着众多与会者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对苏联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思考，改变了过去的某些看法。他肯定十月革命，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称它为“我的革命”；他表示接受作为十月革命产物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把它称为“我的社会”，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典型样式而载入史册”。他在一次谈话中肯定“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他说：“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会怀着惊叹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而惊讶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但是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季诺维耶夫对斯大林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在1983年斯大林逝世30周年时出版了关于斯大林的专著《我们青春的飞翔》，从这本书中已可看出这种变化的迹象。后来他在对一家意大利报纸的记者发表谈话时称斯大林为“伟大的国务活动家”。90年代他在多次谈话中都提到斯大林。他肯定斯大林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所起的作用。他说：“如果不是斯大林，如果不是斯大林领导，我们早在1941年就被打败了。”他在研究了苏维埃时代的历史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考虑到具体历史条件，考虑到人员等情况，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是按照最佳方案行动的。环境本身迫使他们采取那样的行动。”他把斯大林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把20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
另一位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作家是马克西莫夫。这位持不同政见者曾以坚决反共著称。他在国外创办的《大陆》杂志被认为是俄罗斯侨民出版物当中反共色彩最鲜明的刊物。70年代末，在他的倡议下，俄罗斯侨民组建了一个叫做“抵抗国际”的反共组织，他和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布科夫斯基共同担任主席。后来他在谈到自己过去的这一段经历时，对自己的反共言行毫不隐讳，多次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改革”后，身在异国的马克西莫夫对这场运动十分关心。1987年初，他曾和9 位政治流亡者一起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公开信，要求苏联领导人实行“真正的公开性”，放弃“陈旧的理论”，实现制度的“根本变化”，改变对人权问题的态度，不再采取镇压手段等等。从这封信里还看不出马克西莫夫的思想有什么变化。但是随着国内混乱局面的出现，他不再提什么要求了，而是开始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作为一个作家，他对文学界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和两派之间进行激烈的论战表示不安，做过一些团结工作。他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是在苏联解体后。他完全同意季诺维耶夫的话，说他假如知道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再次对自己的言行表示忏悔，他说：“您可以读一读我的所有著作，翻阅我出版的所有书刊，您将会相信，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俄罗斯。我反对的是意识形态（指共产主义思想。——引者）。我曾认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它成为伟大的强国的惟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的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而感到悔恨。”
马克西莫夫公开表示，他对苏联解体后的现实完全不能接受。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不愿意在俄罗斯生活，因为在这里，那些现在做交易所投机买卖的不久前的骗子和窃贼以及商人和赚外汇的妓女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而知识分子却去搞汽车运输，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活……”1993年10月叶利钦炮轰议会和镇压反对派的暴行以及自由派文人为虎作伥的行径，导致马克西莫夫与新政权和他的自由派朋友的彻底决裂。从1994年起，他同反对派报纸《真理报》合作， 在该报开辟专栏， 到1995年3月因病去世前，总共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 对现实和新的当权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马克西莫夫曾多次公开声明，他仍然不接受社会主义，但是从他的谈话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政权的看法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对过去的党政干部采取分析的态度，认为其中也有优秀人才；他尊敬那些在困难条件下没有放弃理想并且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他对过去的政权形式也不再全盘否定，甚至认为苏维埃组织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完善和效率最高的形式”；他开始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后果，但是它成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而且包括西方社会在内”；他甚至用肯定的语气谈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应当指出一点：在自由派企图完全否定苏维埃时代、要把历史颠倒过来时，马克西莫夫提出“不能修正历史”，“不能用新的谎言来代替旧的谎言”，这至少说明，他主张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苏联解体后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还有西尼亚夫斯基。60年代中期，他和达尼埃尔曾因把作品送往国外发表而被捕和判刑，这件事成了当时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西尼亚夫斯基被特赦和提前释放后，便流亡国外。他从观点上说，属于西方派，崇尚本文的民主自由，宣扬“纯艺术”，对苏联的现实不满，在作品中进行揭露和嘲讽。他也曾对“改革”寄予希望，注视着国内的动向。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他一方面对自由派的胜利和苏共自行解散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从他的民主自由的观念出发，又不赞成自由派的某些做法，认为这些做法不民主。苏联解体后不久，他曾和妻子一起回国暂住。俄罗斯国内的混乱状况使他们感到震惊。普通老百姓的痛苦生活激起了他们对自己的同胞的同情和对新的当权者的不满。1993年的“十月事件”给了西尼亚夫斯基更大震动。他得知叶利钦炮轰议会的消息后，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他对这种野蛮的做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与马克西莫夫和阿博文·叶吉杰斯联名致函《独立报》表示抗议。据说这封公开信是他起草的，信中把矛头直接指向叶利钦，说这位总统应做的事不是“重新选举”，而是“辞职，进修道院，祈求宽恕过失”。他把对“十月事件”的态度作为检验是不是朋友的“试纸”，开始与支持当局的自由派文人划清界限。从此这位本来对政治不大关心的作家开始积极参加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并以反对派自居，对当局提出严厉批评。他对过去崇尚的“纯艺术”的看法也发生一些改变，指出它“完全不意味着对生活采取冷淡的或残酷无情的态度”。与此同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看法和态度，与他们有了一些共同的语言。
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变化过程比较复杂和艰难，他的内心始终充满着矛盾。这大概是由于他过去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包袱过于沉重的缘故。“改革”之初，身在大洋彼岸的索尔仁尼琴预感到苏联社会将发生大变动，便把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写成一个名叫《我们如何安排好俄罗斯》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不过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他曾对叶利钦抱有希望，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曾给这位俄罗斯的新主人写过信，提醒他注意一些问题，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他对苏联解体后的现实是不满的，在1993年9月至10 月间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俄罗斯实行的政策，说它进行的改革是如此的混乱和草率，使得人们陷入了绝望。他认为俄罗斯实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则更坏，是“反民主”。他对新的当权者抱不信任态度，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人”。可是他小心地把叶利钦与他们区别开来，说叶利钦“在还有危险的时候就脱离共产党”，表明他同自己的过去决裂出于“完全真诚的动机”。尽管索尔仁尼琴对新的当权者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但是他担心共产党势力增大而赞成政府炮轰受到共产党支持的议会。他在对俄罗斯电视台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采取这种镇压行动是“摆脱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合乎规律的阶段”。这使得他过去的一些朋友不再理睬他。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回国途中发表了多次谈话，但是基本上重复了前一年在西欧访问时说过的话，只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他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他在杜马的讲话里指出，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反常现象，然后得出结论说：今天实行的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寡头政治。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指出，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政权的中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150个到200个寡头。他把现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进行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亲眼目睹目前俄罗斯的悲惨情景的同时，索尔仁尼琴想必在心里也进行着今昔对比，重新考虑自己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觉得需要做某些修正。但是他没有像季诺维耶夫和马克西莫夫那样的公开承认错误的勇气，因此造成了文章和讲话里的说法与艺术作品中的描写之间的矛盾。他在文章和讲话里继续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一部小说里却对它作了肯定和赞扬。这部小说就是1996年发表在《新世界》杂志第6 期上的《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和在他领导下取得的成就。
三
最后讲一讲传统派作家的情况。总的说来，传统派从一开始就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因而被自称“改革派”的自由派称为“保守派”。苏联解体后，他们对新政权一直采取反对派立场，对它推行的方针政策采取反对和抵制的态度。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的过程中，他们常常把它与苏维埃时代进行对比，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俄罗斯未来的道路。因此他们的反思与上述自由派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有所不同。下面简要地讲一下邦达列夫、拉斯普京、普罗哈诺夫这3 位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邦达列夫从一开始就对“改革”持激烈的反对态度。1987年3月， 在“改革”开始后不久，他就提出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扭转局势。1988年夏，他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发言中把“改革”比做“一架已经升空、但不知目的地有无着陆场的飞机”，说明它是必然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莫名其妙的行动。他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前夕在措辞激烈的《告人民书》上签名，声讨要毁掉国家的叛逆。苏联解体后，他拒绝新的当权者的拉拢，决定采取反对派的立场。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他反对叶利钦解散议会，组织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总之，10余年来，邦达列夫一直在进行反抗，一直在批判危害国家的言论和行动。
拉斯普京主要是因为看到“改革”开始后俄罗斯传统的文化和道德准则遭到巨大冲击，便对它持保留和怀疑态度。而当国内混乱局面日趋严重时，他觉得不应袖手旁观，而“应该立即指出恶的根源”，于是“投入了政论的写作”，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对苏联的解体，拉斯普京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1989年当民族矛盾激化、俄罗斯人受到别的民族愈来愈多的责备时，拉斯普京曾说过，要是你们大家都不喜欢俄罗斯人，那么我们退出苏联好了，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活下去。但是他内心是不愿苏联解体的。1993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对苏联的解体深表痛惜。拉斯普京并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多次谈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在它影响下爆发的十月革命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好处。他厌恶党内的那些“见风使舵者和无耻之徒”。然而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不能不看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给俄罗斯大地带来的深刻变化，不能不承认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事实。他试图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提出了俄罗斯“消化”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与过去的传统“融合”了的说法。这实际上是承认俄罗斯接受了共产主义。由于他有这样的认识，才在实际活动中支持共产党人，并与他们合作。
普罗哈诺夫开头是从好的方面来理解“改革”的，曾对它有所期望。随着形势的发展，他愈来愈看清戈尔巴乔夫等人搞“改革”的真实目的，开始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1991年“八·一九事件”前夕发表的那篇很像声讨叛逆的檄文的《告人民书》是他起草的。“八·一九事件”发生后，他在电视台发表谈话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认为他们采取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作为一个强国论者，普罗哈诺夫不能原谅搞垮他引以自豪的强大的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等人，说他们“应打入地狱，让恶鬼永远啃咬这些叛徒的脑袋”。他对苏联解体深感痛惜，近年来一直在思考解体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寻找重建强大国家的途径。他在同共产党人的交往中看清他们是爱国者，是一支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振兴俄罗斯的力量，便大力支持他们，与他们紧密合作，成为以俄共为主干的人民爱国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苏联解体后部分作家思想发生的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历史的大转折后整个社会情绪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苏维埃时代的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相当多的人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看法的偏颇，感觉到有必要进行调整。少数人为自己过去反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悔恨不已。可以看出，他们对过去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苏联解体后的残酷现实引发的。在这里反面教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没有这种反面的教训，有些人可能还清醒不过来。也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把对过去的反思与对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
一般说来，在当今的俄罗斯文学界，除了像阿斯塔菲耶夫那样的为了某种利己的目的对苏维埃时代还骂得很凶的人外，人们普遍地变得冷静和客观一些了，并开始进行反思。这无疑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反思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对过去的看法的某些修正，还没有来得及对苏联的整个历史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自然还没有能够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某些人提出的一些关于俄罗斯未来道路的设想和意见流于肤浅，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还比较混乱。从这些情况来看，可以说反思还仅仅只是开始，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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