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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纲要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认真构筑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防腐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纲要指出，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一批腐败分子已经依照法律和纪律受到惩处，干部作风已经或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但是也要看到，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违法违纪案件仍然不断发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铺张浪费仍然突出，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不正之风仍然屡禁不止，等等。从整体上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为此，纲要提出了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反腐防腐方针，并以此为基础，初步构筑了从单面到多面、从平面到立体、从线性到网络的反腐防腐体系。
遵循纲要所提出的大思路，围绕“教育”、“制度”、“监督”三个方面，这里笔者谈谈自己的若干认识。
从“小教育”推进到“大教育”
反腐倡廉，无疑应当将教育置于首位。而教育，则应当致力于从“小教育”推进到“大教育”。就是说，要从一般性的反腐倡廉教育转到全面的廉政文化建设，从被动的、零碎的、以“破”为主的反腐教育，转到自觉的、系统的、以“立”为主的文化建设。
应当看到，从现实生活中，贪腐文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升官发财”、“千里做官为求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下不为例、罚不责众”、“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等等，包含了目的论、手段论、躲避论、抗拒论等等方面，几乎是成龙配套、自成体系。一些人对这一套全盘接受、顶礼膜拜，并且公开宣示和宣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些人对这一套表面上不赞成，骨子里却很认同，阳违阴奉，“利”无反顾；更多的人，则对于贪腐的认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区和盲区——以“余斌困局”为例：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收受他人22.5万元，其中9.5万元属于受贿，其余10余万元属于朋友馈赠。但是在同一时期，他将15.47万元用于扶贫帮困，这个数额高于他受贿的数额。新浪网上的调查结果显示：66.3％的人认为余斌不构成犯罪，72.74％的人认为法院对余斌的判决不公(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从法律的角度看，余斌无疑构成了犯罪，对余斌的处理也并无不公正，百姓之所以不理解，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上述贪腐文化所形成的气候，以及此种气候对人们产生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看，在许多腐败现象中，都可以看到“环境污染”所打上的印证。那些受到惩处的腐败分子，既没有受到希特勒式的指挥，也没有受到本·拉登式的教唆，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他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呢？我们看到，一些人在收受不义之财时，已经到了“公开透明”、毫无顾忌的程度；一些人已经将“潜规则”做成了“显规则”，兴师动众、堂而皇之；一些人做坏事如同做好事一般，如同执行公务一般，甚至如同操办喜事一般。因此，全面的廉政文化建设势在必行，改变腐败滋生蔓延的文化气候势在必行，在全社会建立起认同廉政、否定贪腐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势在必行。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社会变革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人人都来提升自己。同样，建设廉政文化的最有效的方式，也应当是人人都来提升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反腐倡廉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从“一般制度”推进到“源头制度”
反腐倡廉，无疑应当着眼于制度。而着眼于制度的题中应有主义，是从“一般制度”推进到“源头制度”。所谓“一般制度”，是指规范反腐倡廉基础工作的制度，它包含相关法律法规、党内法规、民主集中制的各种具体制度等等。所谓“源头制度”，是指与组织人事、行政审批、财政金融、司法工作等有关的制度，特别是其中的程序安排和责任机制。这里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制度建设的重心，是与组织人事、行政审批、财政金融、司法工作等有关的制度，因为上述方面是腐败现象易发和多发的部位。其二，“源头制度”建设的重心，是它的程序安排和责任机制，因为上述制度常常出现的问题，或者是缺乏相应的程序，或者是缺乏相应的责任。因此，今天制度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一是解决程序缺失，二是解决责任缺失。
首先，来看看程序缺失。在我们的相关制度以及对制度的执行中，仍然会看到重实体、轻程序的严重问题。在相关制度或制度体系中，你常常发现仅有实体要求、却无程序要求，或者实体要求很多、程序要求很少，或者实体要求很强、程序要求很弱等问题。在制度的执行中，你也常常看到“走程序”的敷衍了事，“省程序”的马虎草率，“颠倒程序”的拙劣技巧，“事后补程序”的“中国式智慧”等等。殊不知，损害了程序公正，也往往损害了实体公正，还往往为各种贪腐行为提供了空间。例如，在干部提拔任用中，“群众公认”是一个实体要求，“民意测评”则是一个程序要求，二者是互相匹配、互相呼应的。倘若将这个程序“省略”、或“颠倒”、或事后再予以“弥补”，那么“群众公认”就会形同虚设，暗箱操作就会乘虚而入，买官鬻爵也就卷“金”重来了。
其次，来看看责任缺失。在我们的相关制度以及对制度的执行中，存在着重权利义务，轻相关责任的问题。例如，你有这个权利，被侵害后怎么办？常常不明确；你有这个义务，不履行怎么办？也常常不明确。当权利义务缺乏相应的责任机制来加以保护时，这种权利义务就容易成为一纸空文。一部(或一套)成熟的法律法规或党内法规，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权利、义务、责任和问责方法等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才能使系统形成对外高度敏感、对内自求平衡的强大功能。因此，对于法律法规或党内法规来说，仅有权利而无义务是不完整的，仅有权利义务而无责任也是不完整的，仅有权利、义务、责任而无问责方法也是不完整的。
从“监督谁”推进到“谁监督”
反腐倡廉，无疑应当完善监督。而完善监督，实现“制约有效”，就要从“监督谁”推进到“谁监督”。
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深刻地论述了权力结构问题，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提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应当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强调要建立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监督以抑制各种腐败现象。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又提出要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把“制约有效”当作一个突出目标，提到了反腐防腐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其一是“监督谁”，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所以监督的锋芒应当指向一切权力；二是“谁监督”，因为所有权力都应当相互制约，所有制约都应当切实有效，所以应当以权力来制约权力。这使人想起了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这个理论包含了两个重要思想，其一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须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二为：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很明显，前一个思想说的是“监督谁”，后一个思想说的是“谁监督”，换言之，前者强调了“宾语”、后者则强调了“主语”。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宾语意识”较强，而“主语意识”则较弱。我们常常说要反对、要禁止、要查办、要严惩等等，可是，谁来反对？谁来禁止？谁来查办？谁来严惩？谁来启动反腐的机器？谁来摁下问责的按钮？往往只有原则性的规定，而无操作性的描述。许多问题，常常要等到积重难返以后，才借助一次“严打”或“专项活动”来加以解决。例如：在降低行政成本方面，政府采购法、预算法、审计法、会计法、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等都作了相应规定，但是事实上行政成本却不断攀升，谁来制约？在维护财政预算严肃性方面，有关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各级财政预算确定以后不得任意改变，但是事实上财政预算往往屡改不鲜，谁来制约？在制止公款吃喝方面，仅中央就已经发了几十个文件，有关规章制度简直不可胜数，但是事实上公款吃喝风远未刹住，谁来制约？在遏止公款旅游方面，各级党委政府所发文件数不胜数，有关规定几乎汗牛充栋，但是事实上以“参观考察”之名进行的公费旅游仍然大行其道，谁来制约？
因此，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尚未形成权力对权力的制约链，尚未使每一种权力都受到另一种权力的制约，尚未使每一种强大的权力都受到与它同样强大的另一种权力的制衡，尚未形成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对权力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监督。即是说，在权力监督问题上，应当将重心从“监督谁”转到“谁监督”，努力实现空间上的事事有监督，时间上的时时有监督，时空交错上的无间隙和无死角监督。显然，在构筑反腐防腐完整体系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