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执政资源与执政成本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成本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党的执政资源
政党执政是现代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一个政党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或者在战争中战胜对手取得执掌政权的资格，是因为它拥有胜过对手的执政资源。所谓执政资源，简要地说，就是指政党执政所必需的能量及其来源。政党具有并掌握了足够的能量，就能够执掌政权和巩固政权。
政党的执政资源主要可以分解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
政治资源，主要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党及其政治主张、政治行为等等的认同、支持，政党具有的对公众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等等；此外也包括政党自身具有的组织优势、人才聚集优势、良好作风的优势（以及某些政党的军事优势）等等。这些能量综合起来，就使政党具有了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加强大的政治能量，就能对社会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政治能量的大小，是政党从在野走向执政的决定性力量。政党执掌政权后，政治能量转化为执政的政治资源。这是因为执政党可以借助公共权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利用制度的权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这种执政党特有的政治能量，就是执政的政治资源。
经济资源，主要是指执政党的经济能量及其来源。一般政党都具有自己可支配的财力、物力（包括人造的和自然的）和人力等经济能量。但是，政党在执政后掌握了国家主要的经济力量，它的经济能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政党自身具有的经济能量。这种包括公共权力可支配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经济能量，就是政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注：公共权力可支配的经济能量的大小，因不同政治体制而有所不同，所以政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所包括的范围也会有所不同。）
意识形态资源，主要是指执政党精神文化上的能量及其来源。政党都需要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公众，以形成一定的精神文化力量。政党执政后，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上升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时又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灌输，尽可能使社会公众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信仰、信念、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法律意识和社会心理等等。这样，就形成了超出一般政党的精神文化上的引导力、动员力，构筑起政党执政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支撑，也就是形成了政党执政的意识形态资源。
政治资源是政党能否执掌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决定性因素，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则是政党能否执掌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两大基础性因素。当然，由于各个国家具体国情的不同，政党的执政资源也会有所侧重。
除此之外，政党执政还要涉及到时间、机会、信息、环境等资源，这些资源不是政党本身具有的直接的能量，而是表现为政党的间接能量。所谓间接的能量，就是指这种资源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政党的能量。例如，机会，信息等只有在被及时把握之后，才会产生出能量为政党所利用。
二、政党的执政成本
政党的执政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权运行，为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而耗费的执政资源的总和。
执政的过程是对执政党已有资源的利用和耗费。不同资源的消耗，形成不同的执政成本。执政的经济成本，通常是指政府成本（这里的政府是指广义的政府，即国家机器），包括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各级各类国家机构（包括立法、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党务机关、军队国防、政协与社团组织等）的业务费和办公费支出。另外，还要考虑政府以出资人身份进行的投资、经营的资产的盈亏情况；执政党推行改革的资源耗费，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形成了政党执政的经济成本。
执政的过程也需要耗费政治资源。首先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政党自身的政治能量会逐渐减弱。正如王长江先生所指出的：“一个政党在连续执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就会发现，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注：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因为过去对政党执政认同的人群已经自然更替了。其次，执政党推出的公共产品——制度与政策等，也很难避免不均衡现象，即制度与政策等不能完全符合或适应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在一个幅员广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国度内，更容易出现不均衡现象。例如，统一制定的制度、政策，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往往是制度滞后、政策供不应求；而在经济文化落后地区一般是制度超前、政策供过于求。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制和政策也会产生折旧现象，需要及时更新；在与国外社会制度比较过程中，还可能出现现有制度贬值现象。另外，执政党也可能出现决策失误、政策措施不当，甚至出现腐败现象等等。这就使得执政党必不可免地要消耗已经具有的公众对自己的认同和支持，要以支付已有的威望、凝聚力、影响力、动员力等方式，来消除上述情况造成的对执政的消极影响。这些政治资源的消耗，形成了执政的政治成本。
执政还要支付意识形态成本，这是因为执政党都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执政的思想舆论上的支持。因此，执政党不仅要为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付出必要的代价，而且还要为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丰富发展而不断付出物质和精神的代价。邓小平曾经说过：思想理论的创新，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执政党的精力，以及时间、机会的耗费，主流意识形态统领社会思想文化能力的消耗，是意识形态成本的特点。
执政过程还要支付其他有关成本，主要是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环境成本、信息成本等等。
时间与机会成本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只是在耗费了过多时间、错失了良好时机的情况下，才成为执政的一个突出的成本问题。
环境成为执政成本，是因为过去人们认识的局限性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失衡。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执政党的重视。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同样，执政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的状态，现在已经成为衡量执政党是否合格的指标之一。
信息成本成为执政成本，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信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信息在执政过程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尽管信息可以无穷复制，但是信息的价值是会被耗费的。所以执政党不仅要为收集、整理、分析、利用信息作出必要的支付，还要承担信息逐渐贬值的损失，这就形成了信息成本。
综上所述可见，执政是有成本的，执政是需要计算成本的。
三、政党执政的“成本投入与收益产出”
执政的过程是对执政党已有资源的利用和耗费，但资源的利用和耗费也是一种投入，会产生收益。这就是说，执政也可以是积累、开发新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资源的过程。例如执政党的有力领导、正确决策、有效的政策措施、对时间和机会的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的深入人心等等，将会使得国内经济建设成绩斐然、社会安定和谐、民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国际地位逐步提高等等。这就会塑造执政党良好的形象，提高公众对现有政治制度、执政党及其价值观念的认同和支持，丰厚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淀，增强执政党在社会上的凝聚力、影响力、动员力等等，从而使执政党积累起更深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
因此，政党执政是一个“成本投入——收益产出”的过程。
那么，如何对政党执政的“成本投入——收益产出”进行评估呢？
执政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即财力、物力、人力的消耗及其收益，是可以进行量化计算的，可以用比较精确的数据进行评估。例如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是执政的主要的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之一，可以明确反映出执政在经济方面的成效。
但是执政的政治成本与政治收益、意识形态成本与收益，是一种无形的投入和产出，很难进行精确的量化计算与比较，一般只能通过社会调查、民意测试、舆论观察等手段，通过理性的分析研究才能显示出来。例如，2000年6月、12月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民的“政治满意度”，其中回答“很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占调查总样本的54.1%，回答“一般”的为32.4%，回答“不太满意”的为7.2%，回答“很不满意”的仅为1.6%。对于“目前国内社会状况您觉得总体上可以认为是一个‘好的社会’吗？”的问题，回答“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和“基本可以这样认为”的占51.1%，回答“一般”的占30.8%，回答“基本上不能这样认为”的占6.4%，回答“完全不能这样认为”的仅占2.9%。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问题，回答情况详见下表：
（注：笔者在引用这个表格时把原问卷中的问题作了简化）（注：上述数据引自：中国民意网，www.minyi.org.cn;www.chinaminyi.com；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历年部分调查结果数据检索专栏。）
上述数据表明，我们党的执政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目前是收益大于成本。但是，就全国来说，仅有北京的数据还嫌不够，还需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执政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成本与收益。
四、政党执政的高成本
对执政成本和执政收益进行比较，是为了判断执政成本的高低。
执政成本过高，最直观的是经济成本过高，就是执政党为了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权正常运行所耗费的经济资源超出了国家财力许可的范围，就是执政的经济资源的消耗大于执政的经济收益。
执政的经济成本过高，最为人关注的是政府成本，首先是指政府的行政成本过高。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指出：“在民主制中，现代政府部门实际规模人们能予以容忍的范围是在实际GNP总额的30-40%。在和平时期，上限可能还要低，大概不到实际GNP的40%。”（注：哈罗德·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89页。）这个限度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它是由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执政党承担的职能的多少来决定的。但是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规模总是趋向于不断扩大，所以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首先碰到的就是政府的行政成本不断提高。例如，上个世纪60-7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的工资开支从不到130亿美元猛涨到700亿美元以上。全部的联邦开支上涨了6倍，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国债几乎是过去的3倍，接近1万亿美元。因此80年代上台的里根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开始实施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改革，以减少政府开支。里根后来曾指出：“过去半个世纪中，人们得到的只是新政、伟大社会以及产生一个拿走45%的国民财富的政府。”（注：《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文版），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84-185页。）英国政府的预算支出占其GDP的比重，1950年为35.3%，到1985年已达47.3%。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相继进行了以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机构改革。（注：参见牛丽霞：《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趋向初探》，《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就中国来说，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也在不断提高。据统计，1999年与1988年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加了4.9倍；全国财政收入大约增加了3.8倍；行政管理费支出则增加了6.4倍。后者增幅明显大于经济增长的幅度。（注：数据是作者根据历年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张昭立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的《财政支出改革研究》一书中的资料计算而成。）而实际政府成本肯定还要高些。因为各地方政府还有名目繁多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费，数额也很大。据部分省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收费项目最多的省份有470多项，最少的省份也有50多项。地方收费1995年为2564亿元，1998年为3506亿元。（注：参见傅光明：《降低政府运行成本的思路》，《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估计其中约有几百亿元充实到地方政府的行政费用中。杜刚建先生认为，“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他说，行政审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低。（注：参见杨眉文：《我国行政成本全球最高胡锦涛主席带头压缩》，《财经时报》2003年6月8日。）除此之外，还有事业单位的财政供给，这部分数额也十分巨大。数据表明，1999年全国财政行政管理费开支为1525亿元，事业单位的财政供给支出约为2475亿元，两者总共约为4000亿元，约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40%。（注：杨眉文：《我国行政成本全球最高胡锦涛主席带头压缩》，《财经时报》2003年6月8日。另见张昭立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的《财政支出改革研究》第87页“国家财政支出按功能性质分类统计表”提供的数据，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合计为13187.67亿元，其中行政管理费为2020.6亿元。有关这方面内容，还可参见周镇宏等：《政府成本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188、190页。）如果再加上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以及一些干部腐败、失职导致的经济损失等，可以说我们党的执政的经济成本是偏高的。
执政的政治成本过高，是指执政党因为执政积累的政治资源无法弥补耗费掉的政治资源，不得不以削弱自己的执政基础、降低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为代价，来维持其执政地位和政权运行。这种情况如果长时间不改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酝酿成执政危机。执政的政治成本过高，从根源上来说，就是执政党不能，或者没有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以致于民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动摇，支持下降，最终甚至站到对立面一边。20世纪80-90年代，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从根本上说就是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的决策、政策等发生失误，执政党内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没有很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长期以来无法弥补耗费掉的政治资源，结果导致执政的政治资源枯竭，最后丧失了执政地位。苏联学者利比茨基说：“斯大林模式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强力摧毁的结果，不如说是它耗尽了内在的潜力。”（注：马尔科维奇、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791页。）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因为过度地支付了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和影响力而使“文革”后党的威望、影响力等有所下降。在改革开放期间，一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也曾大量消耗了党的政治资源。但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极大地充实了党的执政资源，因而党的执政地位仍然稳固。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371页。）
执政的意识形态成本过高，不仅是指执政党过于重视、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把大量的物力、财力投放到意识形态领域而付出的巨大的经济成本，而且还包括执政党、社会精英和民众投入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去的大量的精力、时间。20世纪50-70年代，“冷战”两大阵营中的许多国家都曾付出较高的意识形态成本。例如，中国当时以意识形态划线取舍，不计成本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大部分精力和聪明才智都放在阶级斗争上，不但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还使许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成长受到耽误，削弱了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而且，极“左”的观念还深深地束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导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缓慢。这是付出的过高的意识形态成本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方面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提出“不搞争论”，其客观效果就是大幅度降低了新时期执政的意识形态成本，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力和才智都可以投入到经济社会的建设之中去。
执政的时间和机会成本过高，是指执政党因错失了发展的时间和机会而付出的代价——使国家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例如，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执政者抓住世界经济激烈竞争中出现的机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使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被誉为“亚洲四小龙”。而此时我们正致力于搞“文化大革命”，错失了经济发展的好机会，使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是付出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再如，“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时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的思想观念阻碍了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在改变与消除这些束缚人的思想观念的过程中，执政党不但付出了大量精力，而且还不得不以时间、机会的牺牲为代价，以至于出现了“两年徘徊”的历史阶段，这也是付出的时间成本。所以，邓小平后来一再指出“要抓住机会”，他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如果政党执政的“投入—产出”，即成本支出与执政收益实现了大致的平衡，执政资源不变，执政就处于稳定状态，就能够持续下去；如果政党执政的成本支出小于执政的收益，即执政成本较低而收益较高，执政资源就增长，政权就非常稳定、巩固；如果政党执政的成本支出超过了执政的收益，就是执政成本过高，资源积累就会减少，就会逐渐削弱政党执政的地位，潜伏并酝酿出执政的危机。“如果一个政权维持它的运作总是要比别的政权多花费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物力、财力、精力，如果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需要调动大量的警察乃至军队来强制实行，那么，实施的效果暂且不论，至少这种运作在成本上是难以为继的，肯定会人不敷出，最后破产了事。”（注：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五、不同执政成本之间的转换
执政成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执政的经济成本过高，往往是经济、政治体制不合理、不完善的表现；经济成本过高，政治成本、意识形态成本往往也会比较高。因为经济成本过高，就意味着政府机构膨胀、效率降低、或者是浪费、特权等现象滋生，使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政府开支上，用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业的费用必然减少。这就使公众直接享受到的社会福利费用减少，就会使公众对执政党不满，导致执政的政治成本提高。如果是因为腐败蔓延而导致经济成本过高的话，那就更会使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动摇，降低支持，从而提高执政的政治成本。与此同时，公众也会抛弃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转而接受非主流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成本提高。
反过来，政治成本的提高也可能会导致执政的经济资源减少、意识形态成本提高。因为政治成本的提高，意味着公众对执政党信心不足，支持下降。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使政策推行困难，经济发展受阻，从而使执政党掌握的经济资源减少。公众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率也将会随着对执政党的支持的下降而下降，这就需要执政党付出较高的意识形态成本来巩固其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由此可见，执政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和互动关系，有时在实际中还很难明确区分哪一种执政成本更高。比如因腐败而引起的执政成本的提高，就同时提高了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这可以称之为综合成本。美国一些政治学家指出：腐败浪费了一个新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这是一项惨重的成本。（注：转引自王沪宁编：《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8-351页。）“政治腐败造成的经济代价尽管很高，但它的社会影响则更严重。最重要的是，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在人们中间养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犬儒主义，同时往往侵蚀着政治制度的威信。……降低政府合法性。”（注：转引自刘明波主编：《廉政思想与理论—中外名家论康政与反腐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4页。）
另外，执政的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意识形态资源的相互转化、相互补充，最终也可以弥补某一方面的执政成本过高。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尽管也出现了某些腐败现象，提高了执政的政治成本。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仍然稳固。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使党执政的经济资源得到了大幅度增长并且及时转化成了政治资源，转化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过高的政治成本。这在政治学上被称为是“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当然执政的经济资源要转化成为政治资源，弥补过高的政治成本，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并不是可以随意转换的。现实的例子就是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把经济搞上去了，执政的地位却丢掉了。原因就是因为它执政的政治资源丧失太多，意识形态资源积淀不足，虽然有较丰富的经济资源，但不能及时转化为执政的政治资源，导致在政治竞争中败北。笔者以为，促使执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弥补过高的政治成本，最主要的因素是执政党采取相应的政策。通过相应政策的推行，执政党可以将掌握的经济资源（其中之部分）及时转化为民众实际得到的利益，从而换取公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对于强意识形态类型的政党，还要考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资源状况和发挥舆论宜传工具的作用。因为这类政党如果意识形态资源丧失太多，即社会公众相当部分已经不认同执政党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等等，那么即使使公众得到一些实际的经济利益，在短时间也很难转化成他们对执政党的政治支持。因此，促使执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还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资源为基础，进行适当的舆论引导和宣传配合。
六、降低执政成本的简要思考
1.执政党要提高执政的成本意识，对于自己的每一个决策、措施，都要自觉地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去衡量取舍，努力提高执政效能，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收益，增进执政资源积累。
2.分清党、政府、社会各自的职能，严格依法治国。从一个执政成本的角度看，法治的成本要低于人治的成本。
3.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高素质的领导干部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制度的优越性，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降低领导与决策成本；能够充分发挥其人格魅力，增强政党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
4.精简机构，转变职能，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5.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倡导自觉守法观念，培养自律精神，降低社会管理和意识形态成本。
6.塑造执政党的良好形象，使公众感到执政党确实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要求，使执政党真正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