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波[1]2000年在《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综合作用的分析——由加工贸易引发的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使得国内的比较优势产业得以形成、壮大，在带动GDP增加的同时使中国经济日益趋向国际化。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着众多的制约性因素，赶超发展战略的思路与现实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冲突、产业部门的结构性矛盾、比较优势的升级等都是经济研究和政策制订中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及有关数据分析的手段，分析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及今后发展趋势。第一章从主要经济理论中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出发，重点分析了贸易利益及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具体形态。包括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及发展经济学派的有关观点，不仅论证了贸易引发增长的可能性，也考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传统发展战略的理论背景。第二章分别就奉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贸易政策的智利、韩国的发展实绩和有关的实证数据分析，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理性的政策选择方向；考虑国内区域贸易、规模经济、要素绝对存量等因素，以大国模型对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适用作了适当的修正。第三章属于本文的重点，考察了中国经济从赶超战略到改革开放后二十年间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发展、升级的内在机制；对加工贸易兴起的原因、趋势作了多层次客观的分析；最后结合产业内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理论验证、预测了我国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前景。 文章的主要创见性观点有：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引导经济增长的过程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升级的阶梯路径；中国近二十年经济和外贸的高速增长，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地放弃了赶超战略，而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释放，成为贸易部门的显性优势；对待当前进出口与国民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应不仅局限于出口贡献度的指标分析，而要考虑战略转向的机会成本和周期时滞因素等动态关系；针对加工贸易的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分工细化的特点，贸易结构的优化应采取产业内和生产环节内部的新型阶梯。
闫克远[2]2012年在《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自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货物贸易总出口额15779.3亿美元，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50%。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贸易与经济大国，以及国际贸易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化，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贸易）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愈来愈多，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约占全球的9.9%，但是全球却有20.9%的反倾销调查和16.9%的反补贴调查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中国出口贸易遭遇的贸易摩擦在数量上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贸易摩擦已经从单纯的企业间单一产品的争端扩大到针对某一行业的争议，由单纯的贸易问题向宏观体制、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层面延伸。贸易摩擦的加剧不但直接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破坏了公平的贸易环境，而且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乃至政治安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遭遇贸易摩擦的具体情况看，反倾销等传统贸易救济措施仍然是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但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型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开始更多地集中于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制度、对外贸易差额、出口补贴和外商投资环境等更加隐蔽的层面，而以印度、阿根廷、土耳其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则以传统的贸易救济措施为主，但是其发起频率却越来越高。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导致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或地区为了保证本国或地区利益的最大化，纷纷出台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国，也因此成为世界贸易保护的重点针对对象。例如，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高达128起，是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历史最高水平；尽管2010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有所减少，但是中国依然是各国或地区贸易救济调查的重点对象。“‘十二五’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环境很复杂，在外部环境上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愈演愈烈，2012年以来中国共遭受了8起贸易摩擦，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2012年年初举行的“2012中国外贸形势报告会”上做出如上表示。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并积极合理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努力改善中国出口贸易的外部环境，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针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前国际贸易摩擦所呈现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以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贸易）摩擦问题为研究对象，从结构的视角，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贸易）摩擦的国别和地区结构、行业和产品结构及方式结构的现状、原因、演变以及发展趋势等，并就具体的结构性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及研究方法，并对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给出简要说明。第一章，贸易摩擦的理论渊源与理论研究综述，从历史的角度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理论进行详细梳理，界定本文所研究的贸易摩擦的内涵与范围，从国际贸易发展理论的历史中探究贸易摩擦的理论渊源，并对国内外有关贸易摩擦的理论研究做简要的综述与评价。第二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现状、特点与原因等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从贸易摩擦数量、变化趋势、表现特点等方面对中国遭遇贸易摩擦进行历史性回顾，分析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与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问题，并结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与国际经济利益格局变动说明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第三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国别和地区结构研究，从结构的视角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现状与特点进行对比，并选取美国、欧盟、日本、印度、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分析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摩擦的特征。第四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研究，结合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行业和产品结构的特点，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整体行业特征，并从贸易救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贸易摩擦方式的角度，分析中国具体行业和产品遭遇贸易摩擦的特点与趋势。第五章，中国对外贸易摩擦方式结构研究，针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兴贸易摩擦方式，分析各种贸易摩擦方式的具体特征与原因，及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发展趋势。第六章，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与措施，结合中国对外贸易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现状与特点，并针对不同结构的贸易摩擦，提出应对的战略与措施。
陈腾龙[3]2012年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下简称双顺差)格局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1992年、1998年的资本和金融项目①(非特别指明,以下简称资本项目或资本账户)和1993年的经常项目为逆差外,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资顺差)已经持续将近20年。双顺差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宏观经济制造了不少麻烦。双顺差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巨额累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占款剧增,而央行的对冲干预行为又形成流动性过剩预期,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此起彼伏,最终导致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甚至丧失独立性。同时,由于累积的庞大外汇储备集中投资于美元及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在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下,外汇储备面临贬值风险。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发达国家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国际社会抨击中国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要求人民币持续升值以缓解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发展历程及特征1.从2005年开始,经常项目顺差逐渐成为中国双顺差的主要来源。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80%以上,而约一半的出口贸易是由加工贸易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贡献的。服务贸易逆差已持续多年,且有扩大趋势。除2007－2009年为顺差外,收益项目逆差已持续十几年,产生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投资收益逆差过大。2.中国在外直接投资增幅长期低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幅,使得直接投资顺差逐渐成为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在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小,仅占中国国际投资总资产的6%左右；中国目前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国际投资资产,近70%属于外汇资产,绝大部分被动投资于收益率很低的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二)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模型基于微观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最优选择模型,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经济的跨期消费和跨期贸易模式,同时从跨期资本流动角度对资本项目顺差与经常项目顺差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建立了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框架,对双顺差的性质及其成因有了更深的认识。(三)产生双顺差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根源1.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适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导致其商品贸易逆差成为必然,同时其快速壮大的服务业又具有不可完全贸易的特性,发达国家很容易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中国凭借改革开放政策,及时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工业产能。2.全球按生产链分工的模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制造具有生产成本低、制造技术相对成熟、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等优势,许多跨国企业将制造工厂从发达国家甚至从昔日的东亚“四小龙”转移到中国大陆,相当于中国承接了大部分原本属于它们的贸易顺差。3.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外资优惠政策。在出口导向的政绩观指引下,中国各级政府采取资源价格人为低估、出口补贴和关税政策等手段,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扩大了贸易顺差。同时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不断流入扩大了直接投资顺差。4.国内消费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中不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虽然国民总储蓄率很高,但居民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的占比较小,从而使得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政府和国企主导的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推动了无效供给的不断增加,最终表现为经济整体性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5.国内过剩储蓄转化成投资需要借助国际收支渠道,扩大了资本项目顺差规模。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在外资优惠政策的刺激下,中国过剩国民储蓄并非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直接转化成国内投资,而是需要转道国际金融市场,以FDI的形式回流后弥补中国国内的实际投资一储蓄缺口。于是便存在国内储蓄为外国在华投资“曲线”融资的情况：一方面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成为资本输出国,主要投资于国外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另一方面经由中国外汇储备融资的FDI又回流中国,主要投资于企业股权。(四)中国双顺差的影响、可持续性与再平衡机制1.双顺差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巨额累积,汇率管制下的对冲干预机制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最终导致人民币升值的螺旋式“自我实现”。外汇占款成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只能暂时“封存”过剩流动性,实际上并没有消除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预期。在双顺差格局暂难逆转的情况下,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成本越来越大,中国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在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下,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迅速下降,经过数年贸易顺差辛苦积累的国民财富正被美元贬值战略不断“蚕食”2.双顺差的可持续性短期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惯性存在,但规模将逐步缩小。但是现阶段,中国出口优势依然存在,政府和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这种优势；同时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需要时间,消费增长仍需时日,这些都决定了出口依赖不会很快消失。此外,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相对较好,中国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金融项目顺差规模也不会迅速收窄。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持续,西方债务国家需要紧缩财政开支,国外需求萎缩似乎正在形成,未来对于中国出口的打击将是巨大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快速回落,迫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尽快做出调整。3.双顺差的再平衡机制多年的双顺差带来的经济利益使得中国有能力调整自身经济和金融战略。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抓住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元本位向多元化转化的机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努力摆脱美元依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调整出口创汇型经济政策,加大对外投资。(五)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实证分析方法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了协整检验、误差修正、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显著,人民币升值短期能抑制贸易顺差的扩大,但从长期来说,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效果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国外需求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远大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不是贸易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同时发现,国内需求的增加对贸易顺差水平影响不显著。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六)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现阶段汇率保持稳定预期有利于强化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和对人民币的信心,有利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但是人民币汇率稳定不能简单地“钉死”,应在提高国际资本流动监测能力的基础上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的浮动范围,发挥市场供求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有效的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同时应当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七)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中国现阶段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当前宏观经济利益,有利于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改革措施正处于攻坚阶段,需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预期和汇率制度的灵活管理营造合适的改革环境。(八)不足之处1.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本文对理论模型的理解还不够透彻,计量经济模型略显简单,同时实证分析可能会因数据采集、处理的问题使结论偏离正确方向。2.本文没有建立分析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创新性数量模型,仅利用现有成熟的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没有建立更加精确的模型来求证汇率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3.由于汇率政策的选择受国家政策和经济改革路径的影响较大,甚至牵涉到国际政治因素,故本文没有建立分析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理论框架,仅结合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对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有可能使分析结果偏重于经验分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能过于主观,尚不够成熟和细致。
王笑笑[4]2017年在《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时期,经济生产效率较低、劳动供给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凸显,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提升经济生产效率、缓解人口红利消失隐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成为经济转型时期的现实需求。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也深化推进,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促进生产率提升与价值链地位提升,成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深化推进,是否能够有助于应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这一话题的探讨,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议题。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典型事实,进行了梳理与考量;然后在价值链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从微观企业层面,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剖析和实证检验,回答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是否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最后本文聚焦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增进路径。本文共有八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创新与局限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对本文涉及的出口贸易影响效应、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中国经济转型等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梳理和评述。第三章从生产效率、劳动供求、收入分配等方面审视了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并从企业出口结构优化、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典型事实。第四章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需求切入,着重探讨了价值链地位提升和出口结构优化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第五章在考虑企业要素成本、出口规模、价值链地位等差异的基础之上,拓展了一个异质性企业模型,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就业需求的具体机制进行了理论剖析和经验检验。第六章基于对异质性企业模型的拓展,探讨了企业出口结构优化、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对工资差异的影响效应。第七章重点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对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探讨了如何增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效应,为应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寻求助力。第八章给出了本文主要结论与启示,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研究发现:(1)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在微观企业层面体现出的典型事实是,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2)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对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体现出的典型特征,能够促进出口企业生产率提升,有助于经济发展提质增效。(3)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对企业就业需求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能够降低企业就业需求,有利于缓解中国劳动供给不足以及人口红利消失隐忧。(4)经验证据显示,生产率提升和价值链地位提升对企业工资水平影响为正,而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对企业工资水平影响为负;模拟结果显示,随着生产率提升、价值链地位提升和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出口企业的整体工资水平会增加,但工资方差会减小。说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能够起到提升工资水平、缩小工资差异的效果。(5)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同时能够通过研发、出口和外资参与活动间接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也能够促进企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因此,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能够产生积极影响,是增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可行路径。本文可能的创新有:(1)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探讨,考虑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着重剖析了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对经济提质增效的影响,研究视角更加贴合转型时期特征。(2)将企业在要素成本、出口规模、价值链地位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引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对企业异质性内涵进行了丰富和拓展,搭建了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微观分析框架。(3)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微观企业层面,更加全面的剖析了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不仅给出了理论逻辑层面的作用机制,而且寻找到了现实数据层面的经验证据。
陈小蕴[5]2008年在《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演进,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阶段理论,在现实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分析其成因不仅对于检验、丰富和完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尝试价值,而且对于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中内外均衡的突出矛盾,探究其政策调整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比较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独特性的基础上,着力从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了它的成因,并对当前国际收支结构的均衡性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取向。全文由五大部分组成:第一章,探求国际收支结构与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是全文的基础。首先,工业化的演进与国际收支结构的演变具有内在的关系,已有的理论能够揭示工业化演进中的贸易周期与债务周期过程。或者说,国际收支结构的演变正是工业化发展在国际收支帐户上的反映。然而,有关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的理论虽然是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演变的经验总结,但在最近三十年中,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都不能给予其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工业化演进与国际收支结构的演进在实践中并没有与理论描述相一致。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们的进一步探讨正是基于这样的疑惑。工业化进程面临要素约束,突破这一约束的表现之一就是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这进而表现为一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演变。然而,当一国政府试图通过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影响工业化发展进程时,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方式可能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该国的国际收支。联想到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的“超前”特征,我们期望尝试从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中的种种矛盾现象。第二章考察贸易战略演变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首先研究中国贸易战略目标的演变,指出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强制性出口”特征。其次,研究在既定的战略目标指导下的进出口政策对贸易的影响。第三,研究汇率政策对贸易政策的依附性及其对贸易的影响。第三章考察外资战略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首先,我们研究外资战略目标的演变及其战略目标的多重性特征。其次,研究在既定的目标指导下外资政策对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这一外资政策包括中国利用外资形式的演变、以及外资优惠政策中体现的政策导向。最后,讨论外资政策实施的制度基础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外资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或执行者——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以及它们对国际收支结构的扭曲作用。第四章我们将试图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均衡性做出一个判断。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其合理性,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中的贸易战略与外资战略目标体现了各个时期政府的国际收支均衡观,因此它对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也是必然的。但当前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已经凸显了它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协调性,这提示我们重新评价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的均衡性。这一评价当然首先建立在专家学者们对国际收支均衡的认识上。其次,基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我们来衡量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均衡性。最后,从经济理性与可持续性两个角度更深入地来衡量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均衡性。第五章,基于上一章的分析判断,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反思,而发展战略的调整正是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制定的基础。在这一章我们将指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中的战略目标偏失、战略理论偏失和体制缺失。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按照传统理论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存在不能解决的矛盾,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基于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调节思路,即转变对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以及加快行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
李湘黔[6]2006年在《中国贸易悖论与产品内分工》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成就人所共知,但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也显而易见,其中,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并不伴随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高度化并未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显著改善,就是两个突出的问题。理性的思考使我们发现,无论是我国对外贸易取得的成就,还是存在的问题,都是由我国贸易发展的模式和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决定的。产品结构的演进、加工贸易的发展、贸易主体的变化,与我国在当今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中地位有关;而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频发的贸易摩擦、持续恶化的贸易条件,则与我国加工贸易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有关。对此,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引入一种新的框架或工具来分析和解读中国贸易发展中“量大力小”、“量增价减”现象,从而实现中国贸易方式的转变,就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一种新的概念、方式和机制,它把产品生产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在空间上分布并展开到不同国家去进行,形成了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的空间,影响了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贸易条件和贸易方式。因此,研究和探讨产品内分工的特点和规律,对于解读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贸易的扩张,特别是解读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课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全新的视角深入了探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产品内分工之间的关系,以期达到构建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新格局,推动中国贸易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迁,实现中国贸易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目的。首先,本文从对“贸易大国”冷静思考入手,提出中国贸易发展中的一个“悖论”(paradox)──“两个似乎不相关”:一是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似乎与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不相关;二是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高度化似乎与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不相关。由此引出本课题研究的问题与思路。并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对中国贸易发展中这种有悖于传统贸易理论的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接着,从分工与贸易的理论基石──比较优势入手,分析了产品内分工的内在机理及产品内分工的决定因素,揭示了产品内分工在当代发展的主要根源,探讨了基于产品内分工的贸易模式。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不同阶段国际贸易理论的精髓,并在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不断演进中被赋予新的特征。虽然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通常被视为产业间分工的理论依据,但对于产品内分工,比较优势
蒋永宏[7]2013年在《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对其国内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转向新贸易保护主义，此后，这一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不断发展和加强，并对其国内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又一次经济危机。目前，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也会更加复杂，并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国际贸易理论对保护贸易政策的研究主要以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价格数量限制措施为主，分析论证实施上述贸易保护措施对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经济福利、贸易条件等的影响，并形成了理论界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随着关贸总协定不断加强对关税和配额等贸易保护手段的约束，以新型非关税措施为主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并成为当下贸易保护的主流。但是，由于新型非关税壁垒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导致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影响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对滞后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践。美国是众多非关税措施的发轫者，新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经济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使得美国一边垂涎于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一边引领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基于上述现实需要和理论困惑，本文在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研究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入手，分析了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脉络和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Eviews和SPSS软件，从进口贸易、经济增长、就业等方面，分析了这种贸易保护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并进一步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例，对经济影响进行度量。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实际，对后危机时期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调整方向进行判断，并最终提出中国的因应之策。全文共七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短评述，在此基础上勾勒出论文的基本结构、研究方法、预期的突破。第二章，首先对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内涵进行拓展。其次，针对现有支撑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做进一步的梳理和再思考。第三章，阐述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形成及发展背后的经济动因，分析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演变的现实逻辑，对比分析各个阶段的政策手段选择，从而展现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第四章，将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置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和经济目标的背景下，揭示了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运行机制和目标指向。第五章，选取1980-2012年美国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数据，利用Eviews和SPSS软件做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考量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第六章，利用Eviews软件，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保护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例，借助贸易引力模型，利用近年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统计数据来考察新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进口贸易的影响，以此反映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程度。第七章，阐述了研究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影响的启示，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应对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了进口贸易的增长，从而对其国内经济增长、就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从1980-2012年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抑制了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同时，也不利于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对控制失业率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以进口贸易和TBT来衡量，这种影响的取值为：美国TBT数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引起美国进口减少0.2913个百分点。
朱玉荣[8]2010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趋势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反映,它是各国通过单边、双边、区域经济合作等途径,根据互惠和互利安排,在国际贸易中逐步消除歧视性待遇、减低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扩大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贸易自由化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在其发展过程中,贸易自由化表现出开放性、中性化和政府干预弱化的特征。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决定力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也促使贸易自由化成为各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方向。转轨国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也首先实施了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主要手段为取消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放松对外贸易主体的限制,实施进出口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逐步放松进口限制,减低各种非关税壁垒,提高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程度。由于转轨方式不同,转轨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是不同的。俄罗斯等国采取激进改革措施,实行一步到位的完全贸易自由化,结果导致大量国家稀缺物资出口,科技秘密泄露,进口大幅增长,冲击国内产业,造成国内工厂倒闭,生产下降,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产业结构恶化,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中国实行渐进式改革措施,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保证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与贸易自由化是一个需要逐步探索,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完全的贸易自由化需要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作为基础和条件,而转轨国家并不具备这一基础,因此,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贸易自由化不仅会为转轨国家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还会冲击转轨国家国内产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就业水平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尤其重要。转轨国家政府应对贸易自由化有充分的研究和认识,既不能急于求成,又不能固守成规,要充分认识到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必要性,根据本国产业发展情况,逐步开放本国市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按照wTO允许的规则培育优势产业,转变观念,完善宏观调控手段,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纵观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与实践,转轨国家政府指导贸易自由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到麦金农的最优次序论。目前,转轨国家已经认识到贸易自由化的过程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并已采取了相关措施。但是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转轨国家还普遍存在政府宏观调控不完善,贸易战略不明确,贸易结构不合理,市场开放度不够,贸易竞争力低下等共性问题。本文将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分析了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指出转轨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加强宏观调控,并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方面具体提出转轨国家深化贸易自由化的路径与对策。全文共分七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明选题的意义,概括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说明研究的基本框架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综论。对经济全球化理论、贸易自由化理论进行综述,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阐明贸易自由化的含义,分析贸易自由化的意义与成本,介绍贸易自由化的历史实践及其进展。指出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转轨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应认清贸易自由化的含义、特征、意义及成本,逐步开放市场,注意贸易自由化的成本,及时规避风险。第三章研究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分析了转轨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原因,指出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必然要求。介绍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对其特点进行简单评述,并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例,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对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成效进行分析。指出不同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成效存在很多不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需要国家高度重视。第四章分析了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对转轨国家进出口贸易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各个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在经济转轨的特殊阶段,政府应充分重视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第五章从分析介绍转轨国家经济干预的理论与实践入手,指出转轨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并指出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转轨国家的宏观调控应从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贸易发展战略、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本国贸易国际竞争力、转变职能,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发挥政府服务职能等方面考虑。第六章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转轨国家深化贸易自由化的具体措施。转轨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应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在国家对自由化进程宏观控制的基础上进行。在商品贸易方面,应调整贸易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实现市场多元化；在服务贸易方面,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高本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在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的趋势下,转轨国家还应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加快贸易自由化改革。第七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并提出出口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及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指出,企业应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并应加强对各种贸易壁垒的研究,加快企业制度的完善,以增强自身竞争力,从而从根本上提高转轨国家的贸易竞争力。
刘崇[9]2007年在《贸易发展、金融发展与货币国际化》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贸易发展和金融发展为切入点,建构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及框架。贸易发展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贸易发展产生对国际货币的内在需求,一种货币通过在贸易领域发挥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职能,逐步形成市场选择其作为国际货币的运行机制,从而奠定货币国际化基本的原初的市场基础。金融发展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金融发展产生对国际货币的新需求,一种货币通过在金融领域发挥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职能,逐步拓展以其表征的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在贸易发展向金融发展转换进程中搭建起更高层次的推动货币国际化的制度安排。现代以来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实践,验证了贸易发展和金融发展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机理。基于中国的贸易和金融发展实际,当前时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依托中国贸易发展为突破口,辅之以金融发展为有力支撑,构筑市场选择与制度推进相结合的人民币国际发展战略。
王必锋[10]2013年在《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1978年底中国开始渐进式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78年到2012年，在扣除价格因素后，中国GDP年均达到了9.88%的持续高增长速度。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无疑是其中的亮点。虽然1978年之后历经了多年的逆差，但自1994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开始连年盈余，到2007年货物贸易顺差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达到2643.4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上升为2954.6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这一数值下降为1960.6亿美元，2010和2011年进一步收窄为1815.1亿美元和1551.4亿美元。2012年货物贸易差额重新上升为2311.1亿美元。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虽然在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增加外汇储备等方面功不可没，但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已日益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以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及其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近年来一直是国际经济政策争论的焦点。尽管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开出了各种“药方”，中国政府也做了各种努力，但成效不大。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它的趋势将会如何？本文认为中国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能源等自然资源及环境等市场）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现象，这些扭曲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表现有其深刻的体制性根源。要素市场扭曲始于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后，在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革存在非对称性，产品市场基本市场化，要素市场化进程则显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是因为影响要素价格扭曲的各种体制性因素依旧存在并持续发挥惯性作用。这些体制性因素（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土地制度密切结合的财税制度以及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干部考核晋升机制等）最终“锁定”了我国的要素市场扭曲。因此，我国的要素市场扭曲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本文就是基于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和要素市场扭曲的特征事实来分析、建立两者间的理论传导机制并进行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与外部失衡之间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关系。为了探讨两者间的传导机制，理论方面建立了要素扭曲和外部失衡之间的微观和宏观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要素扭曲和外部失衡之间的关系，并且将内部失衡也纳入分析框架。具体研究框架如下：第1章为绪论，主要包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相关文献综述，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及风险分析。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中国自2004年后表现出越来越凸出的外部失衡问题，即经常账户顺差和金融资本账户顺差的“双顺差”外部失衡格局。在分析经常账户和金融资本账户“双顺差”的形成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长期外部失衡的风险。第3章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本章首先对扭曲及要素扭曲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界定了扭曲及要素扭曲的涵义。然后对要素市场扭曲的表现分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及环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现状描述，认为在这五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要素扭曲现象，这些扭曲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形成机制做了分析，认为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表现有其深刻的体制性根源。第4章为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机理分析。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环境等要素扭曲降低了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份额，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因此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同时，由于金融市场改革滞后，居民无法实现消费的跨期选择，因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最终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内需不足。要素价格的扭曲降低了生产的成本，相当于是给企业补贴，使得企业的投资有利可图，提高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了产能；也正是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现象，FDI持续流入中国进行投资逐利，国内产能进一步扩大。产能增加而消费不足造成产能过剩，供过于求，内部结构性失衡。由于中国要素价格低，生产成本低，产品的价格比较低，外国需求增加，企业通过出口解决剩余产能，最终导致贸易顺差过大。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带来结汇压力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投机资本趁机流入，加上持续流入的FDI共同导致了资本项目顺差，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第5章为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关系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采用了C-D生产函数测定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在2000-2011年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其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要素扭曲、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之间的传导效应。最后，研究结论表明要素扭曲对经常项目顺差产生显著负向边际效应；而在资本项目顺差方程中，资本扭曲也对资本项目顺差产生显著负向作用力，但劳动力扭曲产生正向效应统计上是非显著的；相对于外部失衡而言，内部失衡对要素扭曲效应相对较强。资本项目顺差对要素扭曲影响统计上非显著，而经常项目顺差则在一定程度上对要素扭曲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正向效应。中国日益严峻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要素扭曲之间的恶性循环致使中国经济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表明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的紧迫性。第6章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调整策略，认为只有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内外经济均衡发展，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绩观才能为继续理顺要素价格，消除要素市场扭曲提供政策和体制环境；而改革户籍制度、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推进能源和水等自然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实行绿色发展及加快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改革则是理顺要素价格，消除要素市场扭曲，从而调整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可行途径。
参考文献：
[1]. 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综合作用的分析——由加工贸易引发的思考[D]. 庞波. 天津财经学院. 2000
[2]. 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D]. 闫克远.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3].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 陈腾龙.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4]. 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D]. 王笑笑. 浙江大学. 2017
[5].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D]. 陈小蕴.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6]. 中国贸易悖论与产品内分工[D]. 李湘黔. 湖南大学. 2006
[7]. 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对其国内经济的影响研究[D]. 蒋永宏. 辽宁大学. 2013
[8].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研究[D]. 朱玉荣.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9]. 贸易发展、金融发展与货币国际化[D]. 刘崇. 吉林大学. 2007
[10]. 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研究[D]. 王必锋. 辽宁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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