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特征及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征论文,阶段论文,战略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0(05)-0001-12
自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这个问题便一直作为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人们越来越觉得，这个“转变”并非那么简单，也不会超越客观条件而孤立发生，实则是贯穿现代化变革全过程和全局的任务。党的十七大会议明确地把“转变”的重点由“增长方式”提升到“发展方式”，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理念上的一个重大升华。如何在理性的高度认识这个升华，进而揭示出当前阶段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特征和重点任务，更好地把握发展方式转变与现代化战略的关系，进一步创新现代化战略，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一、“增长方式”的渊源模糊性和现实不对应性
在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中，碰到的一个首要问题是，这个范畴的来历不甚清楚。在国际经济理论两大体系中，西方经济学虽然非常热衷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却几乎不曾提出“方式”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倒存在“方式”的渊源，但似乎又很难与我们现在所讲的“转变”含义相统一。
按照比较权威的说法，经济增长方式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者，在上世纪60～80年代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时提出的概念[1]。它的主要理论来由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在研究扩大再生产时，提出“外延增长”（“粗放增长”）和“内涵增长”（“集约增长”）的两种方式。在我国，虽然类似问题在学术界里早有探讨，但是真正明确提出“转变”任务时，同样也是定位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自此，主流研究已锁定了这样的观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方式。虽然不少学者对影响增长的“外在”与“内在”因素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但他们一般都还是在这种“增长方式”既定含义中讨论问题的，而对这个范畴定位本身却很少提出疑义。
在我们的研究中，产生了对传统研究“经济增长方式”定位的不同认识。我们认为，这种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类型分析中引出的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概括和体现现实中的经济增长的，尤其是同中国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经济增长的本质内涵存在明显的不对应性，表现出概念上的不等式关系：
其一，扩大再生产≠经济增长。从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研究可知，无论“简单”或“扩大”，它都定位于“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循环，更多地属于微观的或某一产业项目的问题，它并不能替代现代意义的“经济”。马克思说，“集约化耕作，也就是说，在同一土地上连续进行投资”[2]。“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2]。“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3]。然而我国现在研究的经济增长，更多情况下是全国、全社会性问题，具有多种生产和活动及其关系相互作用、融合共生的复杂含义，既不可能局限于“生产”领域中，又不能就微观论微观。扩大再生产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或一种方式是对的，但把这个前提条件或一种方式当作经济增长的普遍方式和经济活动整体范畴则是难以成立的。
其二，集约化≠生产要素的最优化配置。毫无疑问，“粗放”与“集约”所表现的是要素配置问题，由“粗放”向“集约”转变意味着要素配置方式的进步。可是，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实早已证明，使生产要素配置达到最优化，是一个涉及许多复杂原由的问题。首先，按现代研究者的观点，资源配置最优本质上属于产权和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取决于产权界定、产权安排和产权经营状况和市场竞争的充分程度[4]，并非是一个“集约”能说明白的。其次，就单个生产过程来说，也许集约化水平越高越有效率；但作为一个投资过程，则必须是先有“粗放”，才能有“集约”；再从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说，也必然是先经历经济结构转变和要素条件提高之后，才会有“集约”水平提高。集约化是以一定经济结构为前提的，不是想“集约”就集约得了。脱离开社会背景和特定的发展阶段，而一般地认定“集约一定比粗放”好，是很难有科学性的。尤其是在现代科技进步因素的推动下，传统的“集约”状态又“内生”了许多深层的新的决定因素和自我调节现象。比如，限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在配置资源时，总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有限的自然要素（资源）与其他非自然要素（社会资源）进行搭配，甚至是在资本与劳动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5]。事实还在于，限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时代条件，它在总体上明显地反映了工业经济时代的要素组合关系和以资本决定增长的认识特征，这同样是很难与当今我们面临的现代生产组合的复杂状态相吻合的。
其三，增长直接因素≠决定增长的内生因素。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之理解，决定“粗放”与“集约”的重要差异在于增长中物质消耗的比重，整个循环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运动过程。问题是为什么会造成各种消耗差异，或者说劳动效率的变化是如何决定的呢？这靠就要素说要素是无法说清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此“增长方式”只反映的是增长的一种现象形式，并没有反映出内含于“增长”中的本质性决定关系。正因为如此，就增长方式讲增长方式“转变”并不能达到“转变”的要求。传统研究中决定“转变”的许多因素却处于“增长方式”概念之外，于是一些研究又不得不去强调应该把这些因素由“外生”划转为“内生”。其实，这些因素在本质就属于决定“增长方式”的“内生”因素，只是因为所谓“增长方式”概念本身的狭隘性和简单化，才造成这种“外生”现象。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不是一个一个地去增加“内生”因素，而是应按照现实中经济增长的客观关系，重新界定和规范“方式”范畴本身。
二、“增长”研究及“方式转变”的“发展”定位
在对传统研究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范畴含义提出否定看法之后，我们很有必要作换一个角度的思考，这就是研究一下西方经济学关于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变革的一般认识，并寻找出其中的一些规律性概括，然后去反证在现代化进程中转变的“方式”，以哪个概念作界定更为合适。虽然西方经济学不曾讲过“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之类的概念，但它毕竟对现代化过程作了系统的研究，而在这些研究中，事实上涉及了我们所谓“方式转变”中的各种变化问题和相关规律概括。基于这种方法论，我们展开以下几方面的探讨：
（一）对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研究的概述
首先，应该对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做出总体概述。
1.关于“经济增长”的历史定位。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是把经济现代化过程作为整体定位的。从古典经济学代表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研究起，都是把经济增长定位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研究，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寻找着涉及现代化经济成长过程中的新鲜问题，并逐步加以深化认识。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定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演变的历史线索，即是一个体现起于18世纪末直至现代的自然、历史演进过程[5]。
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的历史线索，同时反映了它关于经济增长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所以，“综观世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往往是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演进的变化，它通常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经济国际化等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整体进步，更意味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这也许正是西方经济学成百年地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却没有提出什么“方式”范畴的主要原因。因为这种持续变化着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不断地在创新和丰富以至取代旧的“方式”，而实在无法提出一个固定化的“方式”来。
2.关于“经济增长”研究的认识趋势。抛开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我们可以认定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确有许多成功的认识，而仔细分析这一系列成功认识，事实上反映着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趋势，这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对经济结构的研究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深化。由早期的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工业化和现代的知识经济以及国际化，这每次研究重点和认识结论的转变，都是一种进步，都意味了对社会经济结构认识的扩展和深入。因为这种转变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否定，而是后者对前者的扩充和丰富。当人们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走出来之后，不是简单地抛弃掉对商业和农业的研究，而只是冲破了“重商”、“重农”的桎梏，把增长研究的视野放到了更大、更远的范围。问题很清楚，从“重商”、“重农”、“工业化”到“知识经济”，正是人类经济从早期的商业、农业一个产业的突出发展，向现代经济结构复杂化演变过程的客观反映。
其二，对增长要素的认识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具体。早期的研究者把生产要素主要定位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重点从劳动者人数、资本积累和储蓄率及地租的变化出发研究经济增长。此后人们开始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M·Solo)在1956年提出加速技术决定作用的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以及资本和劳动对收入增长的相对作用的权数，而且还取决于技术进步，尤其是从长期增长和人均产量来看，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的作用不大。从此，第一次把技术进步看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增长要素[7]。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又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此后便出现了“有形资本”、“无形资本”，“原始劳动”和“专业技术化的人力资本”等资本新划分和诸多具体概念[8]。再到后来，诺斯(D.C.North)、科斯(Coase,Ronald Harry)等人又提出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安排”[9]，强调制度的“启动”[10]作用，事实上又把“制度”纳入了增长要素的范围。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们的论断，也显示出增长要素在生产发展过程中不断派生和分化的历史趋势。
其三，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理解越来越内生化、有机化。与对增长要素认识不断细密和具体相一致，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并形成一种由把诸多因素当作“外生”作用转变为“内生”因素、由孤立强调某种要素转变为机制化地分析增长中关系的趋势。以对制度认识为例，在早期的研究中都把它排斥在经济增长因素之外，而当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它同时被作为“内生”因素，看作是“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10]，成为整个经济组织效率变化的深层影响机制。还值得一提的是，在熊彼特企业家的“创新”理论中，重新构建了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同时通过对“企业家”作用的认定，使经济增长人格化，事实上塑造了一个生产要素组合和人类生产运动相统一的立体模型，不仅进一步确认了众多生产要素的“内生”地位，而且在微观的视角上构筑了以企业家为主导、众多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增长因素机制化作用的完整系统。
其四，对经济效率提高模式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主题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动力与机制，各位学者都始终重视对效率增长因素的说明。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F.Harrod)——多马(Evsey D.Domar)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强调投资驱动与生产规模的扩大，属于资源投资驱动型；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与效率提高的驱动。新古典的索洛强调技术内生，美国的M·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强调全要素增长率，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强调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的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的调整。显而易见，正是这诸多学者的不断探索和逐步深化认识，才建立起了对增长效率认识的完整体系。
其五，对“增长”与“发展”范畴的区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严格。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区分“增长”与“发展”的含义。后来伴随“发展经济学”产生，人们在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更多地感受到在这种国情下片面地追求经济量的扩张会产生的诸多不良后果，于是提出以追求经济的“质”的水平和人们生活全面提高的“发展”，区别简单追求经济量的扩张的“增长”。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经济发展》一书对经济发展作了一般定义，明确地把追求贫困线以下人的物质福利改善；根除民众的贫困和与此相关的文盲、疾病及过早死亡；改变投入与产出结构，包括把生产的基础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实现适龄劳动人口的生产性就业，而不是只由少数具有特权者来组织经济活动；相应地使具备广泛基础的利益集团更多地参与决策，增进公民福利等，作为“发展”概念的主要内容。此后，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还设计了人均收入、文盲率、平均寿命、人均每天蛋白质消耗量、医生在千人中占有比例、人均能源消耗量等具体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11]。显而易见，“发展”概念的提出，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大进步，意味了对现代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变革认识的进一步提高。
3.关于“经济增长”路径的适应性选择。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还表现了对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现实对象的适应性区别。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每种有价值的创新成果，都是依托其社会生产发展的特定阶段的。因而它不应该是某一个人的灵感和妙想，而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晶，是以现实经济增长需求为催生的历史婴儿。它应运而生，应时而来，始终跟踪经济增长的历史进步过程，具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新地回答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某些难题的特征，这特别表现在针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的发展经济学的出现上。虽然人们常常发现这种所谓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事实上会套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甚至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为发达国家在谋划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痕迹，对发展中国家并非是什么福音，但就这种学派之基本定位来说，确有区别对待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研究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说，许多学者研究观点的差异，很大程度是由他们所处发展阶段及针对问题的区别所引起的。
（二）由“经济增长”研究归结出的“方式”含义
从以上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研究，尤其是研究所表现出的趋势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与之相统一的“方式”的范畴含义。
我们认为，反映现代化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变革的“方式”范畴，即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现代化进程环境中，所表现出的生产整体或生产某一领域的要素配置、运行机制、产出路径及可持续性实现状况。这个概念具有四个定义点：
——这种“方式”的直接表现即是指生产中的要素配置、运行机制和产出路径，其内含着一种生产的要素组合关系、动力源泉、产出方式和效率水平等基本特征。它既是一定生产水平的直接决定因素，又成为生产过程进行的外在形式，在整体上反映这种生产的进步程度。在这一层面上说，这也许是大多数中外学者能共同认可的“方式”含义。——这种“方式”中生产要素的配置决非是孤立存在，也不应该只取决于这种直接配置本身，而必然地内生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是特定进程中生产要素运动规律的集中，具有生产过程与制度影响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现实统一。同时，又是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表现的是由传统小农生产到现代大生产，以及整个现代经济变革中的生产基本关系变化问题。可以说，这一层面的“方式”界定，是建立在现代化过程中生产要素细密化、经济结构复杂化、增长因素内生有机化，以及对效率增长模式认识深入和全面趋势规律之上的，反映决定经济增长的全社会结构关系，体现一种现代化模式及进程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深层根源。
——这种“方式”还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都是处在一定时段和国别（或区域）的演变过程，反映特定时段和国别或区域的适应性和表现状态。其既可以是一国的整体方式，又可以是某一地区或产业的具体方式。同一增长内涵和增长特征，在不同国情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和现实价值选择性。这就是说，任何研究的经济增长与它所表现的现代化模式和进程相统一，都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具体，都是以一定时空观为前提的立体存在，在一定立体状态中形成特有的本质性。同时，又由这种本质为决定，具有在发展中的特殊适应性，说明了不同国度和发展阶段下，经济增长的实际创新及对现代化变革的影响力。
——这种“方式”同时包括对增长实际效益及可持续性的要求。这不仅包括对经济效率的要求，而且逐步地增加了对社会公平、人文环境、未来影响等内涵，以至出现了对“增长”与“发展”的划分和分别界定。直观地看，当着把“发展”与“增长”区别开来之后，似乎“增长”就可以不包括“发展”的要求了，但实则是标志着对增长中“发展”问题的更加重视，并把“发展”的要求渗透到了“增长”之中；此时的人们已明确地把缺少“发展”要求的片面的“量”的“增长”，视为“有缺陷”的成长或“另类”的成长，而事实上使“增长”具有“发展”的目标，更靠近了“发展”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说，“发展”观念提出的目的，不是要使“增长”和“发展”截然分割开来，而是把二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确而真实地把“发展”的“质”的要求和可持续性，导入了只顾“量”的“增长”之中，最终也使人们对“增长”的理解产生了新的定位和新的目标。
综合以上四个定义点，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化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方式”，与那种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类型出发的“粗放”或“集约”式的界定明显有别。它以经济现代化为整体发展过程，从一定社会阶段制度的断面和生产运动纵向交叉结合中，以逐步地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思路要求，说明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运行机制及产出变化状态，事实上把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看作为一个内生的、全社会性的、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大系统、大体系，看作是一个具有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性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追求过程，决不能简单地当作一个生产要素配置的孤立现象或扩大再生产方式。如此而言，现在的研究不应该是把这些新的内涵重新塞进原来的“瓶子”中去，而应该是依据这种新的内涵再造出一个新的“瓶子”来。与其把这种“方式”重新定位于“增长”的含义，继续强调“增长方式”转变，只是在“转变”内涵界定上增添些新的东西；倒不如将这种“方式”本身界定为“发展”，重新建立一个范畴体系，体现新的变革内容，会更为准确、更具有适用性和整体性。因此，由重点强调“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决不是个简单的文字变化，而是意味了范畴内涵和变革任务定位的重大变化。
（三）由“方式”新归纳推理出的现实“转变”新定位
在强调“增长方式转变”提升为“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就自然涉及到存在于其中的“转变”定位的理解。这里至少应明确三个方面的创新认识：第一，“转变”是一个伴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历史过程，是以一定客观条件为前提的具有自然转化性质的有规律运动，并客观地表现出若干阶段性特征，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更不能脱离客观阶段的内在要求而搞人为运动。第二，“转变”是涉及诸多变革因素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综合提高过程，是表现增长因素自我成长、经济结构转变、经济活动内生机制成熟，以及诸多有效投入、不断创造、可持续积累的结果。第三，决定“转变”的诸多因素，始终处于相互依存、交叉渗透的作用之中，其既受制于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自然因素之间的作用，又反映特定社会条件下，经济自然发展与制度和社会意识的交互影响。尤其是在定位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后，现实中的“转变”直接包括对发展动力选择、经济结构优化、发展要素现代化提升的内涵①，同时具有突出人力资本的发展、突出和谐发展、突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要求，[11]这就更成为一种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整体性战略任务。
显而易见，从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说，由强调“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既是对原先概念缺陷的直接校正，形成对现代化变革过程认识视野的有效扩展，又是对“转变”实践战略指向的有效调整，从而把变革引进到一个更具广阔性、更有影响深度、更包含历史远见的变革领域。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其无疑都形成现代化战略的重大突破和重要升华。
三、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当前阶段特征
当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看作为整个现代化过程的任务时，那么更值得研究的是以中国的当前来说，其究竟处于哪个阶段，具有何种阶段特征？明确这个问题，是认识和把握好现代化战略的必要前提。
（一）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一般过程和中国的当前阶段
要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当前阶段作出准确判断，首先需要搞清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般规律和规定性。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动力机制的认识上，早期的国内外研究大多数强调结构转变，而在新近的认识中却更多突出技术进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有学者明确地把经济增长划分为“早期经济增长模式”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两个阶段[12]。然而我们则认为，历史上的认识趋势恰恰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方式转变动力的演变规律。这就是说，在总体上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根源主要是两个（这里暂且把制度的作用与动力放在一边）：一是来自经济结构转变中释放出的增长活力，二是发生于技术进步中的效率提高。虽然从微观的转化中看，这二者始终相互影响，互为条件，以至似乎存在“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样的矛盾选择，但从大的历史阶段上说，早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较集中地反映为一个结构转变阶段，而真正构成具有现代科技创新特征的历史阶段性的技术进步②，则是建立在经济结构由传统到近代、又由近代到现代转变基础上出现的。有学者还明确地把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划分为使用技术为主、改进技术为主、创造技术为主等几个阶段，认为真正的作为“创造技术为主”的历史阶段的形成是需要有“成本”的，同时也必须是一个财富的积累过程[13]，只有当这种所需基础条件具备之后才能出现。所以在我们看来，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方式转变，本质上是由结构性转变逐步地向技术进步的演进中，是一个由结构转变到技术进步的递进升级过程。
依据这种设定趋势，通过对美、欧、日等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我们拟定了“结构型→结构与创新型→结构优化创新型→创新提高型”发展方式转变的四个阶段。（见表1）倘若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及其所对应指标说明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那么其自然可以成为判别中国现阶段发展方式转变特征的客观依据。
注：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表中选择的诸多变量指标，都是依据它们在各个经济演变阶段中的实际有影响作用而确定的。因而，它们不会是一以贯之，而是随着每一阶段经济支撑点的转变不断有所变化。一些先前增长中的标志性指标，在往后的增长中已失去了标志的价值，比如第一产业的比重，在现代发达国家已处于稳定状态；而在往后中出现的有影响的指标，常常是在先前发展中并不具有大的影响力，在后来才渐渐成为表现现代经济进步的典型指标，比如科研经费的支出、信息产业比重、进出口总额比重等。同时，本表中所提阶段认定，是考虑众多指标的综合结果，而不是以个别指标的变化为依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个别国家的特殊性因素。显而易见，这种变量指标的更替变化，恰恰说明了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因素的变化，表现出发生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规律特征。
本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政府网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以及田春生、李涛主编《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相关资料。
对照以上现代化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特征指标，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尚处在结构型同结构与创新型交替阶段（见表2）。可见，就整体而言，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当前阶段，依然应以结构创新优化为基本变革定位。
世界银行在中国新世纪发展研究中明确指出：“中国正处于两个历史性的转型之中：即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14]。显然，世界银行所作的概括同中国现实的客观状态是比较一致的。从全国经济的大势看，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走出小农经济、完成对农村社会的整体改造，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变革任务，又是变革进行当前阶段的紧迫任务。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来说，其当前阶段在本质上属于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经济现代化的结构转变，是一种时代性变革过程。
本表数据多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和相关国家行业单位发表信息。科技进步贡献率采用“十五”科技规划研究总体组在宏观经济模型上应用索洛方法测算的结果。
（二）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规定性
从一般与特殊结合出发，以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为定位，我们认为当前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反映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化经济演变的历史进程上，内含了自己的特有路径，表现出多方面的自我规定性。
1.变革实质：调整经济结构，化解城乡“二元”矛盾。国内外的众多研究认为，二元结构的存在和转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15]其实则也就是一个传统经济结构的发展方式，向现代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以中国来说，一方面由于历史上小农社会的背景，另一方面又因为计划经济的城乡分割政策，以致使这个存在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中的“基本特征”更加突出、更为典型。所以，与走出小农社会的变革相统一，当代中国现代化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以调整经济结构，化解城乡二元性对立为主要任务。有学者曾提出中国呈现“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即认为从总体上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每一“元”中又分为两层：从城市来看是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并存，从农村来看是传统农业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的并存，而且不同层次之间关联程度差，表现出刚性特征[16]。
我们的研究认为，除了这种“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以外，目前中国“二元”问题还突出地表现在区域间“二元”状态的对立上。这就是在整体上西部地区的城乡对立，明显地大于东部地区的对立程度，呈现出一种越是落后地区，城乡“二元”对立越严重的趋势。以统计数据为准，2000年以来西部十二省、市、区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作比较，西部农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额，明显地大于城市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额。这就是说，在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整体落后于全国的情况下，农村的落后程度更为严重，也意味着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再以东部与西部省际作比较，其大体也是东部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小于西部各省份，基本是东部省份城乡收入的最大差距，却与西部省份的最小差距处于同一水平。而西部对立程度最严重的省份，其差距相当于东部某些省份的2倍还多。因此，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双层二元与区域二元相交叉经济结构”，真可谓是一部非常复杂的“二元四重唱”。从发展方式转变来看，也显示了一种趋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城乡对立的化解过程。通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突破“二元”矛盾束缚，是现代化中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同时成为体现“转变”程度的典型特征。
大范围的实地调查表明，我国大多数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整体上仍处于小农生产状态。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靠这种传统小农家庭的种植和养殖业生产，那么农村人口生活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达到现代社会的富裕水平；如果继续把七八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维持一种事实上的有大批农民隐性失业的状况，那么对传统农民的改造任务什么时候都无法得以完成；如果农村的致富问题得不到解决，广大农民的购买能力不能有实质性的提高，那么中国社会的市场需求就始终难有较大改观，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就会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所有这些一再说明，潜藏在改革“繁荣”局面下的“二元”结构矛盾，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难免之殇。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果忽视对城乡对立的化解，抛开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只局限于城市的圈子中做文章，搞就工业说工业的“转变”，是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切实加快广大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既符合国际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的一般规律，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所在。
2.主导路径：在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上取得突破。在对这个特征研究上，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没有必要作为一项独立的变革任务提出来，或者从范畴上说把其作为一个直接研究命题能不能成立？人们似乎觉得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已包括了“农村”的转变，况且一般的“发展方式转变”都是针对具体的产业而言的，又何必定位于“农村”这个“地域”性概念呢？其实，问题的要害恰恰就在这里。
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中国的城乡经济在很长时间中被人为地分割为“两块”，于是农村不仅是个地域概念，而且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特征的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社会”，因而它所面临的发展方式及其变革任务，是同把城市和工业作为主要对方而概括的一般意义的“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根本的区别，也是由后者所无法包容的。通过对发达地区农村发展方式变革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把这个变革概括为农业产业化、产业非农化、生产标准化、机制市场化、发展城镇化五个方面的任务。这“五化”起于改造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的要求，体现农村联产承包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所趋，同时又在“农村”这个“统一”背景下发生，它们互为条件、融合进行，具有不允分割的整体性。所以，如果脱离“农村”这个“统一”背景，如果对这“五化”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采取分割单独研究，那么便一定无法得出把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革过程，作为一种相互融合的状态加以研究而应该得出的结论，这便反证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一个直接研究命题成立的现实前提。
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放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去考察，把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同现在主要定位于工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作比较，其肯定的结论是：前者一定应当先于后者发生，会更带有变革的完整性、深远性和艰难性。因为在农村首先是如何走出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如何创办各种非农产业，如何加快化解城乡对立，具有变革的原始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前者出发的转变，最终可以实现对后者转变的推动，相反只讲后者的转变，却无疑形成对前者变革的事实忽略。显而易见，“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不等同于“农业”或其他某一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又不能等同于农村多种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简单相加或拼凑，也难以被通常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方式转变”所涵盖，因此其在客观上具有作为一个变革任务和一个理论命题加以研究的重大价值。
其次，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农村发展方式变革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客观运动过程，而且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加快进行的巨大创造运动，是当前阶段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源、增长极和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深层爆发点。在国际上，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M·赛尔奎因曾用实证的分析提示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即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高效增长过程，是“资源自低生产率使用向较高生产率使用转移”[17]，也是创造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之间形成此消彼长的良性转换机制。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看，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五化”体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化，同时表现为四个方面的体制性变革：一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化；二是单一的公有“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向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主体结构转化；三是传统的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发展模式向具有一定产业化水平的农业和多种非农产业综合发展模式的转化；四是旧体制的城乡分割、城乡对立下的农村孤立式发展，向统筹城乡思路构建下的城乡互补、互动和一体化发展转化。这四个转化中的每个变化，都意味着增长方式构成因素和机制作用的一大变革，内含着巨大的发展活力和效率空间，能够形成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和发展阶段的跨越。正是这种经济结构变革和体制转换中的动力根源，才使许多东部农村在没有多少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依靠自我的不断创业和积累，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办乡镇企业，冲破城乡分割，在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上，创造了十分惊人的业绩，显示出农村新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的重大经济社会功能。
再进一步说，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具有在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双重增长引力：从增长需求目标上看，它把化解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协调诸多经济结构关系，可以产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增长任务；从增长动力供给上说，它通过来自冲破城乡分割的需求拉动和长期压抑下的农村低收入人群创业热情的释放，形成空前巨大的发展潜力。人们完全可以用量化的办法计算出两笔账目：假定让目前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或使每一个百分点的农村人口相应提高到城市生活水准，这将会是多大一个市场需求；同样在现实的城乡不平等交换状态下，每个农民工的低工资和每一个农村企业创业的低成本，事实上又为整个经济发展增加了多少真实投入和额外积累。
概而言之，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突出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质变革来说，根本是应通过化解结构矛盾去释放新的发展动力，同时利用新动力释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而化解城乡对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最主要是应靠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身转变，靠这种转变中所释放的巨大创造力和增长能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自我转变，事实上成为整个现代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源头和战略重点[18]，成为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整体突破的主导路径。
3.特有机遇：多侧面跨越组合构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新模式。调整经济结构、化解城乡对立和改造小农社会，都离不开工业化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导途径是在农村发展方式变革上突破，但这不是要忽视工业化推进，而是要把工业化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方略实现工业化或把何种路径作为工业化最佳选择。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路径，其可创新之处即在于应围绕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促进经济结构整体转变，成功有效地实现多侧面跨越组合。
一是形成城乡互动的“两个阵地”、“两个层面”的推进。在改革开放以前，按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工业化主要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农村工业获得较快发展，初步地形成了“两个阵地”的作战。这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需要和必然。因为目前转变传统经济结构的主要任务在农村，只有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才能使中国社会最终完成这一变革任务。而且，改革的实践中已创造了主要依靠农民创业和农村自身的积累，发展工业和非农产业的成功经验。再从客观的可能性上讲，这“两个阵地”又大体可区分为两个层次，以农村工业看，一般应属于较低技术含量的资源开发性和粗、初加工性产业，其有利于实现农村就地转业、充分就业；而城市工业则重点应利用高新科技的带动，定位于高层次尖端性产业。所以，明确提出“两个阵地”的工业化模式，并从“两个阵地”和“两个层面”互补互动中把握推进工业化，也可以看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工业化进程相统一的首选战略。
二是实行“广义工业化”转变和“重化工”阶段结合的新途径。有学者明确提出，工业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工业化即是指“使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优势地位”，“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而广义工业化主要强调通过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19]。从现代社会的诸多条件出发，未来中国的工业化应该更多地定位于“广义”的路径。历史给了中国大跨度的经济结构组合，也给了工业化发展以多层次、多领域选择，尤其是利用现代技术进步，还可以在传统工业领域之外，开辟或形成新的更具现代特征的产业调整和结构组合，往往可以使历史的“否定”一步登上更高的圆周，而无须去一定循着旧的轨道去走。同时，利用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全面发展，更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空间，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中诸多难题。但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化路径中的“重化工”阶段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广义”在一定程度内仍无法越过“狭义”的基础，完全地否定“重化工”阶段是不客观的。由此，在工业化新路径的选择上，与其强调“广义工业化”[19]同主张“重化工”[20]的分歧，倒不如更多地把握好两种路径的协调，更多地使“新型”定位于这两种观点的综合和兼顾。
三是构建以强化国内市场消费为主，内外市场结合、多种拉动结合的动力机制。中国的工业化在对消费、外贸和投资三者动力源头的选择中，应该突出国内市场消费。这自然与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尤其是农村人口大国有关，也与加快推进农村发展方式转变有关。首先是市场的可开发空间特别巨大，不仅可以形成强大的购买能力，而且可以为消化引进提供有效“中转”市场，有利于引进技术的最终吸收和成功再创。其次，开发农村市场既是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内在任务，又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助推。只有农村市场开发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才会使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出现根本性的进展。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是一种更高端的竞争和引领，闭关锁国是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的。因而，根本是应切实把握好内、外市场的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的工业化基本走着一条剥夺农业、削弱农村，以投资拉动为主的路子，一如既往的高积累和政府背景资金的大规模进入，既加重了工业化对投资的依赖惯性，又事实上削弱着农村的发展和国内消费的扩张能力。所以，实施新型工业化模式，就必须彻底改变此种传统动力机制，逐步加大以工补农的力度，在大力降低积累中进一步激活国内消费市场，在培育真正有效的动力源泉的过程中，加快城、乡工业两个轮子的协调运行。
四是不断加强高端创新对基础再造的导向带动功能。中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联系，具有双重的战略切入点和增长机遇。一方面是以农村发展方式转变为重点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基础再造过程，另一方面包含着由现代科技牵引下的增长能力高端创新。现实中的中国已具备一定的高技术科研能力，并在某些领域中达到国际水平③。同时农业和农村科技有效供给缺乏，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成为发展方式落后的主要根源。因而从工业化路径上讲，在强调转变经济结构，促使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变革，必须十分重视高端创新对“基础再造”的有效结合和改造、提升功能。可以说，忽视工业化的结构转变任务，是总体战略的盲目性失误；而放松工业化中的高端创新和引领作用，则是总体战略的自卑性失策。只有坚持把基础性再造同有效地发挥高端创新产业作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才能走出中国工业化变革的新路径。
4.运行状态：表现为经济变革与体制转变的一体化融合过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情中，经济发展往往被界定为既定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单纯经济现象。而在中国，鉴于体制演变的实际经历和改革的有效价值，经济发展事实上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相伴。同样，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须视经济活动自身变革与经济制度转变为一体，作为一个统一变革过程来分析。
我们的研究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共同体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的一组范畴，同时通过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不断实现着彼此间作用传递和关系转化，同时完成生产与社会之间的历史循环[21]。依据这种观点，结合前面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界定，我们不难想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根本是一种起于生产要素组合，贯穿于生产全过程，同时体现生产过程基本要素（力、方式、关系）相互作用与转化的变革过程。
从经济活动实践看，中国当前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同时涉及到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多方面的问题，形成一个多种变革相互交错的复杂局面。以农村说，经济发展方式变革根本是多种产业共同发展问题，即农业向非农产业、农民向非农民的转化。这既是个发展问题，又是一个改革问题。通常人们比较多地在研究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或发展“现代农业”问题，而事实则是这种就农业说农业的研究是很难取得实效的。而在城市，深入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难题，常常也在于缺少有制度的激励与支持，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惰性和反保障。不在制度的变革上取得突破，就很难有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质性成功。
四、确立以农村变革为基本增长点的现代化战略
基于以上分析，如何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亦是对现代化战略的选择。依据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当前阶段特征，现代化战略创新的重点，必须是在农业和农村发展观上形成深度突破。
诚然，我们历来都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把解决“三农”问题看作为“重中之重”，强调农村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但从战略的实际定位看，事实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所谓“基础”，只是认为农业关系人们吃饭，农村人口比重大，拖着现代化后腿，因而出于一种“无奈”，以“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看作一个不得不卸掉的“大包袱”，去“保护”它、“扶持”它。文字上讲“重中之重”，在实际发展布局和预算投入上，从来没有放在如此“重”的地位上。我们所提的“深度突破”，就是要由传统消极的“农业基础论”，转变为积极的“农村发展论”，即把农业和农村看作是可开发、可创业的产业和基础阵地，把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作为构建国民经济体系和计划的根本依据，认为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支撑点和深层动力源，切实确立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国民经济基本增长点的新型发展观[22]。
第一，在对农业发展能力和贡献水平的看法上，转变认为其注定是落后的生产和低效产业的看法。一些国际著名学者的研究已经强调指出，传统农业的落后主要在投入不足和小农生产方式，如果给予农业投资以平等的获利机会、采取现代方式经营，“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等或更大一些”[23]。我国发达地区农村开发的大量例证也说明了这一点。基于这种新认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农业、农村投资和发展的歧视，树立以农业和农村为可开发、可创业对象和领域的发展、变革理念。
第二，在对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上，一定要树立其作为新的变革动力源和整体带动点的观点。所谓基本增长点，即是指对现代化全局具有深层影响力的增长点，也是当前阶段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突破点，同时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基本出发点。如前已述，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增长需求目标和增长动力供给上的双重引力。处于经济结构转变中心的农村，事实处于一个特定的效率转化过程，具有焕发多种生机和活力的客观自发性，并保持旺盛的自我积累潜力。改革以来的实践，尤其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发展历程已证明，只要引导得当，政策对头，农村决不是发展的“包袱”，却会成为新增长的爆发点和动力源。农村消费市场是撬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杠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样是撬动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支点，能够促使现代化建设在这种动力源的推动下取得全局性、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进行农业和农村发展观深度创新的根本所在。
第三，在对新农村建设任务的部署上，走出就事论事的工作思路，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真正成为从整体上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抓手”。调查可知，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整体上已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转变，东部地区发展快的农村经历了农业产业化、产业非农化、生产标准化、机制市场化、发展城镇化等一系列变革，基本达到了准现代化的水平。而西部地区农村则大体上仍处于小农生产和自然、半自然经济状态，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的发展方式“阶段差”[24]，这是导致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即便在西部地区，同一区域的同一种生产中，也由于发展方式的差异，形成农民收入差距。问题还在于，现在大多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仍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思路上，甚至采取小农生产的方式和计划经济理念建设“新农村”，缺乏从发展方式的转变出发部署新农村建设。因此，加快新农村建设尤其是西部新农村建设，必须把自觉主动推动农村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整体战略“抓手”，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加快“生产发展”，逐步地把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土地和体力劳动的古老要素，转移到以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产权等现代经济要素为支撑，进而通过生产发展、经济水平提高，促进和保障其他各项建设任务的完成。可以说，把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融为一体，以发展方式转变为“纲”，构筑“纲举目张”的发展态势，应该成为实现农业和农村发展观创新的基本思路。
第四，在对农民转业和农村城市化路径上，破解传统思维和模式的束缚，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转非”和城市化新路径。实现城市化是农村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高要求。传统的城市化模式与早期工业化时代的客观基础和认识水平相联系，根子上是以城乡分割、城乡对立为支点。其在产业分工上，定位于农村只是发展农业，而城市则是发展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把农民置于一种完全被边缘化的地位，等待城市经济扩张吸纳“转业”，难免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极度衰退和缺乏创造力，又不得不靠国家的补贴予以保护，走了一条“城市瓦解农村”、“先瓦解后保护”的路子。这种路径在国际上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更不适宜于我国的国情。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东部地区的农村已创造了一种“农村转变城市”的城市化新模式。这种模式以农村和农民为城市化的主要变革领域和变革主体，以农民自身创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动力来源；走的是农民就地转业、农村就地转变为城镇的路径，形成城乡互利互补的生动发展格局；构建了农村变革与城市发展互相依存的转换关系，使农民在依托农村而较少后顾之忧的前提下，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迈进，使传统的城乡对立在国家有控制有步骤推动下化解，成为一个平稳和渐进式的转化过程。这种城市化路径，把农村城市化与农民非农化就业、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农村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内在矛盾，成为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发展的典型表现，应该进行进一步总结提高和广泛推行。
第五，在对城乡利益关系处理和农村投入上，要进一步明确政策导向，更加有效地把握好投入重点。城乡对立和城乡分割的根子在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方式不对接和经济关系不协调，化解城乡对立重点应该通过主动转变农村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增强城乡经济联系和统一协调去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不应是单纯扶贫和单向施舍，而是要促农变革、促农发展，强化城乡互补、形成城乡一体，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上见到实效。同理，农村城市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转移到城市去和人口向城市集中，实质是通过农村发展方式提升、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从根本上化解城乡收入和居住环境的差距，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不在城里居住的城里人”。所以，对农村的投入要走出应急性对策和临时性补救，定位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农业发展基本条件提升；农村科技应用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农村基本建设、生态环境以及城乡联系条件改善；农村大村、大镇人居环境和中心城市建设水平提高等方面，最终在整个城乡之间构成一种以农村发展方式转变为主要支撑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第六，在经济体制上，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和促进农村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心，掀起新一轮改革高潮。这是一次真正走向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加快全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变革，远比联产承包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广泛得多。这又是一个当前阶段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不得不推进的一次改革。现在的首要问题是确认这次改革的必要性和战略定位，然后再通过认真细致的深入调研，形成较为可行的实施方案。
总之，保持何种农业和农村发展观，事关国民经济大局，事关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事关中国现代化战略。本文通过对现代化中发展方式转变的系统研究，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发展观创新的结论。我们认为，只有用这种新的视角看待农业和农村，只有把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农村发展方式变革紧密地结合起来，只有充分释放和利用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深层爆发力，才能使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提高现代化战略的科学性，才能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地前进。
收稿日期：2010-05-11
注释：
①中共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方式转变三个方面，明确地说明了这种定位。
②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转变和技术进步，都是定位于一种历史状态的阶段。以经济结构说，是指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变，即整体性社会结构变革过程，这同一般意义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本质的差异；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技术创新，是以现代高新技术为代表的集中性创新发展阶段，这与历史中发生于传统生产过程中的零散技术发明具有本质差异。所以，技术发明从古到今一直有之，而真正的以技术创新为主要增长因素的历史阶段，只是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转变基础上，在现代科技发展起来后才形成的。
③以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的世界份额来看，2003年中国在世界上比重已高达12.2%，仅次于美国(38.9%)和欧盟(18.0%)，位居第三。“十五”期间，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年增长平均达到27.0%，高于“九五”时期平均增速6.5个百分点。2004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分别达到3.97和10.90。200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8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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