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更加平衡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外经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的国际国内条件要求我们不仅要转变国内发展方式，而且要建立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是中国发展方式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反映，也是国际经济体系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果，而外部平衡对国内发展方式又有重要的反作用。因此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必然推动外部平衡和对外经济关系的调整。
一、对外经济关系要支持国家总体发展目标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目标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平衡拉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以创新为动力，以集约化为特征的科学发展。与此相适应，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目标应当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和维护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开拓中国的国际发展空间，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形成良性循环。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积累为标志的外部失衡，对外经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不相适应。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较高国际收支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积累。1990年至今的20年间，除个别年份外，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保持顺差。①自2005年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持续偏高，2007年高峰时达到10.6％。②2010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达2.84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速度18.7％；③到2011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已突破3万亿美元④，遥居世界之首。应当指出，中国当前的外部平衡状态是中国前一阶段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既反映了中国在这一阶段经济基本面的特征，又反映了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不是中国单方面的政策选择。但同时也应看到，外部失衡本身并非长久之计，长期持续不符合中国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
一是外部失衡的宏观经济涵义与科学发展目标相矛盾。以国际收支长期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表明，中国国民储蓄高于消费，是净储蓄国；而国内投资又低于国内储蓄，是对外净投资国，过剩的储蓄以外汇储备的形式进行强制性的对外投资。这种高储蓄、低消费、对外净出口与对外净投资并存的模式显然与扩大内需、实现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国内目标不一致。换句话说，中国用劳动、资源、能源换来的美元相当大的部分并未转化为实际国民福利和综合国力，而是以外汇储备形式储存起来，进行回报率极低的对外投资，如购买美国国债。历史地看，在存在投资外汇双缺口的发展初期，上述模式有效利用了国内比较优势和外部市场，实现了早期资本积累，功不可没。但在当前资本积累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这一模式则是舍弃了增加国民福利这一发展的根本目的。
二是外部失衡的积累使中国难以规避经济发展成果被稀释的风险。外部失衡持续的最大风险在于，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伴随着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的长期贬值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间，美元汇率是相对稳定的，中国外汇储备也处于较低水平。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崩溃后，美联储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趋于贬值，同期中国外汇储备开始迅速积累(图1)。金融危机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均债台高筑，印钞和贬值成为它们消化危机后果的经济成本最低、政治代价最小、并且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主要储备货币的贬值趋势将长期持续。中国越是长期积累巨额外汇储备，就越是难以避免其价值损失，中国发展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就可能随着主要储备货币的贬值而消失于无形。
图1 中国外汇储备与美元指数关系
数据来源：路透社数据库。
三是外部失衡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和扩大内需。外汇储备的增加已成为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主要传递渠道。2010年中国新增外汇储备4481亿美元，形成人民币供应量约3万亿元。⑤而通过加息和升值来抑制通胀则导致中美之间利差扩大，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进一步诱导资本流入，加剧通胀输入，形成“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困局。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经常项目顺差298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1114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1412亿美元。⑥可见资本流入已经成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因而也是通胀压力增大的主要来源。2011年5月中国CPI同比上涨5.5％⑦，又创新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减弱，宏观经济政策在控制通胀与扩大内需之间进退维谷，影响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连续性，也为国际投机资本制造中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预期埋下隐患。
四是外部失衡强化了对低成本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双顺差的基础是以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来增加出口和吸引外资。对顺差的偏好形成了压低工资、资源能源价格、环境和质量标准的激励机制，无形中助长甚至固化了低成本、低标准、低质量的发展方式。
二、对外经济关系要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
从国际角度看，支撑现存外部平衡格局的一些重要条件正在变化，国际经济环境中的风险因素显著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传统定位面临重大挑战。
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二是全球发展方式深刻转变。而这两大趋势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核心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变化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可能比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来得更加迅速和深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更多有赖于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一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则足以深刻影响该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全球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发达国家高负债、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意味着中国前一阶段开放经济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将发生改变。中国需要以新的方式参与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体系也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接纳中国。
应当承认，现存外部平衡格局有效利用了前一阶段国际经济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如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美元的相对稳定、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宽松货币政策支撑下的强劲需求、经济全球化势头高涨等等。而当前，这些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风险明显增加。
第一，全球储蓄/消费和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陷入难以持续的高负债，美国已经达到14.3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日本债务率也接近200％。发达国家解决如此巨额债务问题的出路不多，或提高储蓄率实现去杠杆化，或贬值赖账，或听任债务继续积累直至酿成新的金融危机。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难以回到过去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市场、发展中国家生产产品的传统格局。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发达国家总需求很难强劲增长，新的需求增长点将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
第二，国际货币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基础受到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1945年，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为56％，到2009年，这一比重约为24％(图2)；1949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为0.8％，2009年这一比重为8.6％。⑧
图2 主要经济体GDP占世界GDP比例(％)
数据来源：IMF，WEO，2010年10月。
经济总量相对份额的变化不可能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所反映，美元的不稳定性日益显现，自2002年至今，美元指数下降了40％⑨。主权债务危机使欧元这一超主权国家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创举面临严峻挑战。美、日、欧三大主要储备货币经济体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摆脱高负债，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国际货币环境也必然是不稳定的。
第三，支持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条件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正在显现。随着美国“去杠杆化”、“去虚拟化”、“去全球化”，欧洲“去福利化”，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上升，强调重塑实体经济，对经济全球化支持下降，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东北非等地区出现政治动荡，国际环境中不安定因素增加。过去发达国家是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减弱，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相对增强。
第四，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评估与应对策略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加速发展，某些西方国家对华防范加深，容忍度减小，它们可能既不愿意继续“成全”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又不想真正支持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维护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难度增大。
从国内角度看，调整外部平衡格局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是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随着工资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低成本优势将日趋弱化。同时，高储蓄促使资本、技术等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二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改变。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提高，对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力空前增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市场本身将成为全球市场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不可能单向依存外部市场，中国自身将成为世界经济中更加独立的增长极。三是中国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维护外部发展环境的客观要求。中国的发展要与外部环境形成良性循环，需要把握适当的对外依存度，减少对发达国家市场的过高依赖，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培育最广泛的利益同盟者。四是转变发展方式已经启动外部平衡的调整。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后外需收缩和中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国外部失衡显著下降，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0.6％下降到2009年的5.96％⑩，据估计2010年将进一步下降为5.2％(11)。其中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7.6％下降到2009年的3.9％(12)，据经济界人士估算，2010年降为3.1％。中国应当巩固前一阶段转变发展方式的成果，顺势而为，继续推进外部平衡的调整。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难以继续支持中国高储蓄、低成本、面向欧美市场、背靠美元体系的全球化定位。而中国发展阶段的演变也使调整外部平衡格局成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建设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关系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外部平衡格局必须与其在世界经济中不断上升的地位相适应，反映比较优势的新变化；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经济环境中的新变化和风险因素；必须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和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国民福利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经济系统的自主生存能力，有利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维护和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改善外部平衡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否实现内需驱动的内部平衡，但对外经济关系的调整也不可缺少。建设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关系的目标是从主要以低成本劳动力要素为核心参与全球化，逐步转向以资本货币要素为核心，带动各种生产要素全面参与全球化。从增量角度看，就是要形成国际收支更趋平衡，外汇储备更为适度，对外投资更有效率，货币关系更加自主，开放空间更加广阔的对外经济关系。从存量角度看，就是要适度减少外汇储备存量，最大限度地将已经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投入有效的国际循环，转变成实实在在的国民福利和综合国力。为此，对外经济关系调整的战略方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由出口导向转向进出口动态平衡的贸易关系
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有助于缓解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失衡。出口是利用国际市场，进口是利用国际资源，二者同等重要。对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时间过长、规模过大、市场过于集中的贸易顺差不利于有效配置资源，不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和维护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其可持续性还受进口国债务水平制约，应适时调整。
贸易政策应更加平衡。增加进口是将巨额外汇储备转化为实际资源的主要途径。要制定积极有效的进口战略，发挥进口对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利用有利时机进口先进技术，扩大成熟产业的市场开放。扩大进口也应包括服务贸易项下的进口，如引进智力资源、增加派遣留学生等。
贸易政策应更加中性。要促进国内市场的深化，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和内外销企业，减少本土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准入壁垒和交易成本，加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过去以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竞争力转向以国内竞争力支持国际竞争力。
加快出口市场的多元化，调整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要加强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拓。发展合作可以成为开拓新的外需的有效手段。
(二)由吸引外资转向双向可控的投资关系
双向可控的资本流动是实现资本项目下国际收支动态平衡的关键。当前中国的对外投资关系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放入限出。境外资本流入的渠道基本畅通，而中国企业、个人对外投资则面临诸多限制。二是对外投资的形式过于集中在外汇储备，主体过于集中在官方机构(如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和大型国有企业，受到国内外种种制约，投资效率不高。
改进外汇管理制度，疏通对外投资渠道，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决策分散化，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效益。同时，形成资本双向流动、总量可控的资本账户管理机制，有利于资本流动的动态平衡，减少双顺差，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为此应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改革资本账户管理方式，形成双向可控的资本流动管理。外汇管理的原则应当是便利企业与个人对外投资，同时增加投机性资本流动的交易成本。应减少企业与个人的购汇限制，增加QDII额度规模。双向可控的资本账户管理不等于资本账户的完全放开，而是允许资本双向流动，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总量调控。二是建立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金融服务体系，解决企业走出去融资难的问题。通过支持国内银行建立海外分支机构，探讨政策性长期贷款等方式对企业走出去进行融资，同时应大力发展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保险服务。
(三)由倚重美元转向多元自主的货币关系
中国的外部失衡与其倚重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对外贸易大部分以美元结算，人民币汇率实际钉住美元，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也大部分是美元资产。在这样的机制下，美元的过度供应相当一部分由中国承接成为外汇储备，美国的外部失衡(逆差)直接转化为中国对应的外部失衡(顺差)。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不稳定性日益突显的情况下，中国宜构建更加自主的货币关系，为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奠定制度基础。为此，应考虑以下方面：一要增强人民币的自主性。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弹性。在美元长期趋势不稳定的情况下，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应当让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真正发挥作用。二要拓展人民币的国际空间。有序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和多、双边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发挥人民币的国际计价职能。条件成熟时可要求债务国发行以人民币计值的国债。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必须以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为前提，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以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为前提的观点是本末倒置。三要稳定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不是要颠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是要合理约束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政策行为，从而使国际储备货币币值相对稳定。为此应欢迎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探讨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四)由东部沿海开放先行转向全方位的开放地缘关系
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以东南沿海为核心，中西部省份陆地方向的开放相对滞后。而东南沿海主要承接了东亚、东南亚传统的以美欧特别是美国为目标市场的出口加工产业链，这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过度集中于美欧的重要原因。
发展海陆更加平衡的开放格局，加快陆向开放进程，将有利于中国开拓更加多元化的海外市场，控制来自海洋方向的风险，也有利于与陆地周边国家形成利益与共的经济发展体系，同时还将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稳定陆地边疆，促进民族团结，实现更加平衡的国内发展。应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加快打通陆上开放通道，使中国经济联系辐射整个欧亚大陆。
(五)由利用外援转向积极有为的发展合作关系
发展援助是在转移支付项下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渠道，也是将外汇储备存量引入生产性国际资本循环的重要途径。历史经验表明，发展援助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义务，而且是重要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发展援助有利于全球市场需求的扩大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储备货币流通范围的拓展，有利于先进产品、技术、标准和发展理念的推广，有利于援助国与受援国利益共同体的形成。美国在二战后对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建立和巩固了美欧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同盟，培育了欧洲美元市场，是将发展援助的政策功效发挥到极致的典型。仅从经济角度看，再慷慨的发展援助也比坐视外汇储备贬值蒸发更具经济上的合理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传统上是发展援助的接受国。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应当在南南合作的框架内开展更加积极的发展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对于中国开展发展援助应当有新的认识，中国提供发展援助与发达国家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我们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是因为我们富有、他们贫穷，而是因为我们与他们利益与共，帮助他们发展就是发展自己。
一要较大幅度地增加发展援助的规模。外汇储备既可以购买实物，也可以用于发展援助营造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创造和扩大外需，奠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应扩大人民币外援，带动中国商品、服务、技术、标准、货币走出去。可以大大扩展使用人民币的市场规模，使发展中国家有获得人民币的常规渠道，使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够获得人民币回报。二要有统筹全局的发展合作战略。与周边国家应发挥地缘相联的优势，发展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市场融合，实现联合自强；与金砖四国应抓住在国际经济重大问题上的共同关切，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崛起；与非洲国家应将满足中国资源能源需要与满足非洲国家工业化和基础设施需求相结合，实现互补发展。
四、结论
中国需要发展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应当从主要以低成本劳动力要素为核心参与全球化，逐步转向以货币资本要素为核心，带动各种生产要素全面参与全球化。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关系包括：动态平衡的贸易关系、双向可控的投资关系、多元自主的货币关系、全方位的开放地缘关系和积极有为的发展合作关系。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关系将改善外部平衡，使中国经济的开放性与自主性有机结合，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朝此方向努力，中国将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战略机遇期，拓展国际发展空间，而且还将开创大国崛起世界共赢的新路径，为世界和平、进步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作者任职机构无关。作者感谢潘悦女士、房成利、钱金玉、黄志刚、李哲、刘华、吕清海、章晓波、宋荣中先生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宝贵评论和建议。
注释：
①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②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10月。
③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1月11日发布《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④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数据。
⑤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1月11日发布《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的数据推算。
⑥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数据。
⑦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
⑧数据引自田应奎《宏观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研究》讲稿，2010年12月。
⑨根据路透社数据推算。
⑩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10月。
(11)美国财政部2011年2月4日发表《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
(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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