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学源于中土”引出的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土论文,西学论文,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陈炽《庸言外篇》卷下“电学”云：
“中国自格致无传，典章散佚，高明沉潜之士，皆好为高论，而不知自蹈于虚无，遂使万古名邦，气象
然，将为印度之续，天恻然悯之，皇然思所以救之，乃以泰西各国所窃中国古圣之绪余，精益求精，还之于中国。”
陈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主张变法自强，积极钻习西学；随康南海在京中组织强学会，任提调。变法失败之次年忧愤而死。《庸书》为其愤发之所为作。有清一代倡实学而持“西学源于中土”之说者颇不乏人，陈炽这些话是讲的比较全的。此说之源或可上溯至清初算学家梅文鼎、梅毂成祖孙和康熙皇帝。梅毂成有中国古之“立天元一法”就是西洋的代数之议。康熙则据以提出西洋的数象之学“源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精密，非有他术也”。（《康熙政要》）这类说法究其实是西学东渐以来一种借祖宗以自重的心理状态的反映。
今天的人比起那个时候的人来要通达得多了，大概不至于还有人以为西方的科学是偷了我古圣之“绪余”而发展起来的；因为那确实是查无实据的。过去确实曾有人把《周髀》同哥白尼地心说连缀起来，还说莱布尼茨的“二进位法”源于我们的《周易》，等等。世界上有些事本有不谋而合或看上去相似的，攀不上谁源于谁的。其实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推许的只限于他们所理解的“应用（或实践）哲学”，即“道德哲学”，同时都坦言当时中国在数理、逻辑以及形而上学方面是远落后于欧洲的。然而偏就有的论者只愿拣那些中听的扩而大之，那即使不是一厢情愿，也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面性。
然而如今却有了比早先的“西学源于中土”高超得多的论说，说是西方虽然“现代化”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但是由于他们缺少我们东方的声教文章去化成天下，所以没有法子克服那些与工业化社会俱来的伤风败俗，人欲横流，以至整个社会都堕落得一塌糊涂。据说惟一匡正和救治之道，终将寓于仰之弥高的悠久的东方文明。仿佛我们的传统文化覆盖下的几千年都那么干净，而且到今天忽然甩掉了封建社会加诸它的时代特点，要去超时空地承当解救“现代”乃至“后现代”种种弊端的大任了！
这类的调子已经听得不少，但还没有唱完。然而所可奇怪者是，颇有些比较年轻的学者（其中有的还是受了洋教育的）在运用了许多舶来的新名词、新概念以及种种新潮分析方法之后，居然得出了东方文化高于西方文化、因而将成为未来的世界文化的结论。由于是青年理论家提出的，所以使人觉得格外突兀，也正因此而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中颇为引人注目，令人隐然感到一种向西方文明叫阵的民族主义情结。痴迷于西方的文化，以至食洋不化、“自我西化”，当然绝不可取；然而救治之道也绝不是从此一端滑向彼一端。此外，到今天还把东西文化对立起来，有时也是由于对两者都知之不深的缘故。倘真懂透了，就不至东倒西歪了。像我们当代许多国学大师，因中西兼通，便能贯通地感悟其殊异和通感，而无偏颇之见。如陈寅恪先生谦称所知不出“禹域”，对西学实亦早已得窥堂奥，所以讲起来是那样平心静气、情理豁然。此处爰顺便摘录吴宓先生记下的寅恪先生对他说的两段话，或可有助于思考。
寅恪先生说：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功学问之意则一。”
又说：
“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页九、十）
这是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九年留学哈佛期间对吴宓先生说的。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批评无碍于他成为国学大师；他对国学的探幽发微，亦无碍于他在西学方面的造就。学者之所关怀者端在于学的真谛，本不当为实用功利的目的所扰的。
进一层说，文化问题也不应同政治问题，如爱国或不爱国等混在一起。如今似乎爱国必讲弘扬传统文化，而一提弘扬传统文化就自动地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通起来。文化本身的涵义反倒不重要了。文化，不论其为东西南北，都是人创造的。既然这个世界，五百年来，从西而东、从东而西逐渐打通了，那无论世界上发生了怎样的变故（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文化间的融和、交错就必定是必然的；因这种融和与交错而使得某种文化中的不适应于时代的东西自然而然地隐去，也必定是必然的。容纳异质文化，淘汰自己的老文化中不适于生存的东西，是文化上吐故纳新、适者生存的规律。人类文化史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外。这与国与国之间为“敌”为“友”都没有关系。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封闭之苦已经吃得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吸收进外来的优秀文化绝不是到了顶，而是还差得很远。这已是一种普遍接受的通识，无须多说。至于说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相当多的乃是我们古已有之的痼疾，只是于今为烈而已；既怪不得“开放”，也怪不得西方文明。
还有一种情况，也许是“个例”吧：在外面过的没有象预期的那么如意，或竟受了些“冷遇”，心理上很不平衡，于是便撑起传统的大
，以壮自己的声色；如此之倡导“民族精神”或传统文化，那是走歪了路，倘若这样的情绪转成一种潮流，则断非民族之福。
我这些话也许会被讥为“民族虚无主义”。不过这顶帽子是不合适的。因为我的意思无非是说，对于我们的旧文化，须先有个总体的认识，然后才好去分别哪些东西于今天或今后是有用的。再去钻那些经史子集，就不怕钻进去而出不来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像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精神财富，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功利主义的“有用”、“无用”，它是一个民族生成和发展道路的见证。一个民族无论达到了怎样的现代化程度，都不能不尊重和研究自己的传统。我认为，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是“博物馆”文化。这样说丝毫也不是贬低它的价值，而是还它以本有的意义和位置。不要硬让它起不属于它的作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和未来社会是扯不上关系的。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首先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一个应用性的问题。鲁迅的榜样足可说明问题。他说，中国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这是从总体上看，从本质上看的；因此他说：“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但是在另一面并不妨碍他整理《稽康集》、唐宋传奇、汉代文学史等等，鲁迅在国学方面的造诣一点儿也不后人。
如今有些事，我确实有些犯糊涂；似乎凡沾上传统的边儿的，都可以联上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等。且休说祭奠轩禹孔孟，随便一些历史人物（包括演义了的）都抬出来让人们去追慕仿效，而且用辞之雄辩而果断不容人说个不字。讲哥儿们义气的刘关张，不是就拿来当英雄来表扬和宣传吗？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同时，什么“关羽文化”、“张飞文化”，一时间好不热闹！这里面有什么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呢？这类演义故事，文娱文娱，无伤大雅。看看关二爷如何温酒斩华雄，刘皇叔怎样“摔孩子”（收卖人心）等等倒也可收遣兴之功。若正儿八经地借以高扬什么精神，就文不对题了。
写至此处，已觉跑题了。要之，是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应有一个比较平衡的态度。把传统文化不顾其历史成因而说得一无是处，以致不屑一顾，是“虚无”加幼稚。而说东方文明将“主宰”世界潮流，虽与“西学源于中土”之说无传承关系，但气味却可相通；也许更加“高明”，但却更加疏离。因为前者尚偏于奇技淫巧之为用上，后者则宛如站在云端，驰骋于化成天下的哲学理念的层面上，故颇难捉摸。
最后，我想引用胡适先生在一九三五年三月指出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议宣言》为“中体西用”的新式化装时的一段话，作为这篇闲话的结束：
“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一九九五年七月于芳古园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