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美两国“专家政治”的缘起与演变——科学介入政治的一个历史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缘起论文,中美两国论文,科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7-0074-06
一
“专家政治”或译称“技术统治”(Technocracy)的定义（注：Technocracy,30年代的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解释为“不管其将来如何，应该说它只是知识界技术界根据我们所处时代重建社会经济的计划”。1984年的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则称为“一种激进的社会运动与哲学，盛于1930年代前期，它是资本主义与价格体系的代替物”。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同Technocracy Incorporated建立通信联系，他们回答了笔者关于该组织历史与现状的有关提问，本文的撰写也得到他们资料上的支持。关于30年代中国的专家政治，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25-428页；邓丽兰：《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思潮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有一个历史过程。Technocracy一词最早出现是在1882年，指用科学和技术的手段进行统治。如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斯科特(Howard Scott)所解释，democracy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plutocracy意味着财富的统治，autocracy意味着一个人的统治，Technocracy意味着“科学和技能的统治(the rule of science and skills)”[1](p.22)。1919年，美国加州伯克利一位工程师兼发明家William Smathe在Industrial Management（《工业管理》）发表"Technocracy,National Industrial Management"（《技术统治，国家工业管理》）、"Technocracy,Ways and Means to Gain Industrial Democracy"（《技术统治，工业民主的手段》）等文，自此，这一词汇逐步流行。
政治领域的技术化、政治行政的专门化，进入20世纪以后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的现实。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的行政各部中，除司法部外，无一不有工程事务的组织。直属总统的机构，如国立科学院、效率局、航空局等，都是20年代设立的工程事务组织。就国会而言，上院有33个专门委员会、下院有42个专门委员会从事专门研究。在美国政府各部门中，财政部内地事务司雇佣100个估价工程师，督办建筑局有274位专家，商业部专利局雇佣650个科学专家审查各种专利，农业部雇佣500个以上专家办理土壤、浇灌、森林、公路、农业设备等事宜，甚至“美国的总统也不是对专门学没有研究的，现任总统胡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
技术统治论作为一套理论体系形成、公开，也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技术统治论的观点部分受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苏特(Soddy Frederick)的影响。苏特批评古典经济学的不精确，提出要对经济现象作计量研究。他认为不是公认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创造了财富，而是发现(discovery)、自然能源(natural energy)、智慧(Human Diligence)三要素。苏特的著作Wealth,Virtual Wealth and Debt等后来被列为Technocracy Incorporated（技术统治联盟）的教科书。技术政治的理论来源，也包括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思想，这体现在他的系列著作如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商业企业理论》），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等。1918年秋天凡勃伦与斯科特(Howard Scott)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认识。凡勃伦联系了一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斯科特则联系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一系列的晚餐会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1920年成立Technical Alliance（技术同盟）。它是一个包括优秀的美国科技人才的研究机构，共有17名成员。这是最早的技术统治论者的组织。
技术统治运动在1933年达到一个高潮。1933年1月，斯科特在纽约Hotel Pierre的演讲，称Technocracy一方面是个组织，另方面是一种观念体系，可以形容为对所有社会现象的技术探讨和分析。他所领导的技术统治联盟(Technocracy Incorporated)也于同年正式成立。当时拥有会员约350人。是年6月，全美技术协会(All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ociety)成立，在芝加哥召开大会，来自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加利福尼亚、西雅图的20多个组织参加这一大会，一系列出版物也纷纷面世。
技术统治论的基本理论之一是能量决定原理。他们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社会变迁可以计量。他们借用物理学概念“能量”(Energy)，认为文明程度发展的衡量标志是能源的消费。他们认为，财富是能量的消费，应以能量作为计量人类劳动与人类财富的指标。他们新的社会测量法是根据测量确定在未来最恰当的能量消耗状态。他们组织了有名的“北美能源调查”(Energy Survey of North America)。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北美自然资源、能源、人口、工作时间，着重揭示近百年尤其是近五十年中社会发展与能源的关系。他们考察了3000种货物的历史，计算显示，25-45岁的美国人每天只需工作4小时，每周只做4日工，即可使全体美国人民在1929年都可达到2万美元的消费能力。这是社会发展趋势用科学的方法在美洲大陆的范围内进行度量和测试的第一次。
机械化生产与失业是他们关注的另一基本问题。他们提出机械化生产后失业现象的不可避免性。在机械化的时代，人力在生产中的因素已经渐渐不重要，人力被机器所取代，失业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财富来源于能量，失业人口的增加不可避免，即使是失业者也应该享有能量所创造的财富。他们从物理学原理出发，为失业者这一弱势群体获得社会保障提供“科学”的证据。
他们的另一基本理论是价格制度与债务的关系。他们提出，财富是能量创造的，资本本身并不产生财富，不过是生产程序中空虚的财政信用。价格制度与债务导致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人类中很小一部分的机器所有者、管理者在价格制度下得到他们不能使用的消费力量，他们的投资创造更多的不能使用的消费权。价格制度下的债务使一般消费者不能得到应得的权利，造成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因此，应该用能力券(Energy Certificate)来代替金银货币的作用。这种研究社会的物理学方法，实际上彻底排除了经济学上的“价值论”。因此，他们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市场价格体系极端富有挑战性。
他们从能量消费的平等权出发，进而主张国家控制、计划经济等，对美国社会有相当影响。美国学者杜威谈论美国应组第三政党时，显然接受技术统治论的部分主张：“工业生产需要之动力的所有管理支配，应属于社会全体。动力在现今政治中所占的地位，同五十年前铁路在政治中所占的地位一样。将来工业的发展关键，完全要看将来的社会，对于动力生产支配及管理，是否能够领有或支配”，“社会的需要，产生新的政治方式，我们从历史上所得的惟一教训，就是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永垂不朽。社会常有变迁，惟具有科学与技术之社会，可以不趋灭亡。救济方策，就是要有计划的经济方策。”[3]影响所及，连中国的《国闻周报》都发表消息称爱因斯坦对此感兴趣，该刊以《美国萧条的救星》为题，翻译美国学者Allen Raymond的文章"Technocracy Offers a Cure"，并附有插图，是美国加州技术学会的博士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合影，说明“爱氏对此项运动颇有兴趣”[4]。
技术统治论的出现有其思想基础。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是技术统治论之所以产生并在一定程度发生影响的思想基础。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神学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时期。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成为一种时髦。技术统治论的立论基础不同于古典政治学之处在于，它不根据“天赋人权”之类的假设性命题，而是建立在物理学原理、计量、测试之上。技术统治论的一度盛行也有其现实需要。1929年，美国证券市场大崩溃，失业者达千万，国民收入减少百分之五十。世界性大萧条席卷美国的时候，病急乱投医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后，随着战争风云的逼近，许多战时措施也不得不向着技术统治论者的某些设想靠近。
二
南京政权建立之初，政府里充斥着国民党政治干部或依靠军事战绩起家的黄埔军校生，一些知识精英因同北洋政府的良好关系而遭排斥。这一现象，受到胡适为首的《新月》派的批评。因此，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政治结构的调整及新思潮的出现，便有相当的敏感。1931年2月，《国闻周报》刊登腾霞《整顿吏治模范之美国专家政治制度》一文，分析介绍美国政治学专家华莱士(L.W.Wallace)所著《政府中之工程》(Engineering in Government)。该文对专业技术人员在美国政府中所起的作用作了详尽的分析与研究。作者认为，政府本身是很精巧的艺术，政府统治的工具则为组织、技术同科学方法。专家政治，是近代政治上必然的趋势，20世纪的世界，是科学所统治的世界，政治是一种专门科学，行政尤其是一种专门科学，政府应切实推行考试制度，选拔真才；青年方面应务实求学。社会方面，“全国人民应养成尊崇专家风气，相信专家政治，如坐汽车时，相信汽车夫，航空时相信航空技师一样”。[5]《东方杂志》继《国闻周报》后加编者按再次介绍华莱士的文章。
从理论上准确介绍美国技术统治运动的则推《国闻周报》、《东方杂志》。"Technocracy"汉译称谓有“技术政治”、“技术统治”、“专家政治”、“窦克诺克拉西”、“推克诺克拉西”、“专门家的政治”等。
1933年3月，《国闻周报》发表马季廉的介绍文章。马氏叙述了“技术政治”缘起与概况，并重点介绍了斯科特1932年12月的声明。他将“技术政治”归结为“用能力作社会价值的标准”，“生产能力需要统治”，“科学家来经营生产”。周报编者加编者按称：“‘技术政治’是美国一种新的政治理论，现在已经风靡新大陆。本文特别介绍这种运动领袖史柯特的正式主张。他的根本理论是由科学家来管理政治，用‘能力’来作价值标准，这种运动是机器文明的自然结果。”[6]《国闻周报》也发表反对“技术政治”的文章，称“‘技术政治’只是马克思学说的脱胎”，而编者按却是对此持斥责口吻，称“作者为一强烈拥护现存制度者，故又极大胆的抨击社会主义及其经济理论，篇中论断之曲直不必置论，然其足以启发吾人对问题思考及解答之兴趣，则无复稍异也”[7]。
《东方杂志》也发表相关介绍文章。该刊以长文专门介绍许德佑来自法国的通讯，用十分醒目的广告式语言介绍美国的技术统治运动概况及世界各国的评价。神话样的美国财富，900万倍于人工的机械力，能力单位之代替货币制，这就是被美国人称为“新的救世福音”之“窦克诺克拉西”[8]。6月，《东方杂志》又有长文介绍“推克诺克拉西”的理论和社会计划[9]。从文末所附书目看，当时他们已接触到一些原版的技术统治论书籍。
一份自由知识分子主办的英文周刊《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婉转地对专家政治提出质疑。该刊以美国总统胡佛为例，强调政治家的能力不同于专家的能力，很少有人既是专家又是杰出政治家。政治家必须具备能满足所有人愿望的“抽象的能力”，用中国话即“圆滑”。而胡佛总统，他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但他任上的作为证明他并不长于政治。他就职组阁时令很多州不满，国会也总和他作对。展望1932年大选，“作为工程师的胡佛先生仍是好样的，作为政治家的胡佛怕是要从政治舞台消失了”。[10]该刊的编辑群体是一些留美学生，正替南京政府策划币制改革。
专家政治论者宣称只考虑北美大陆利益，其他国家或地区可以照搬其理论进行社会设计，但不能担保有效。斯科特在他1933年的演讲中提到中国，但对中国前景的预见是悲观的。他进行能量分析时认为，提升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到欧美的程度而使中国和西方都受益的论调是建立在人类劳动和价值的古典经济理论之上，要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北美的水平，必须消费全球1929年总能量的2-2.5倍。中国人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是很可怀疑的。
中国学术界也了解到美国社会对“技术政治”的不同评价。如谓之“20世纪之乌托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之崩坍的象征”、“通向工业化的民主道路”、“工具法西斯主义”等。对于理论本身的漏洞，如计量数字的准确性、计划运行的规模、无需求的分配、类似军队的分配方式，等等，都存在非议。不少人认为技术统治意味着个人自由的投降。技术政治论者一直面临着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哲学家、玄学家的批评与挑战。他们建议在能量消费平等基础上，给予每个人同样的能量消费权利，某种意义讲，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相类。
虽然报刊上有相当客观的介绍性知识，但中国专家政治论者所理解的“专家政治”，主要是接受较为宽泛的科学、技术的统治这一基本的原则，如一些学者强调“政治科学家”、政治学的“机械性”，认为政治学将变成“社会工程学”[11]，有的认为“现代政治机构的树立是比较近乎机械性的工程”[12]之类，但中国专家政治论者并未在意“能力券”、消除价格体系等具有特殊性的根本主张，而是更多地从美国政府搞的“专家政治”中探究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笔者同美国Technocracy Incorporated的联系中，他们也承认华人社区出现中文的介绍文字，但没有华人与留学生与该组织发生直接关系。
三
为胡佛总统所支持的专家政治，到罗斯福总统任职后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力均大为提升。罗斯福总统在纽约组织了一项“国家潜在产品能力调查”(National Potential Product Capacity Survey)，不少技术统治论者受雇参加这项联邦计划并在政府供职。
罗斯福总统还直接大量吸收专家参与政权。仅是斯科特领导的技术统治联盟，至少有18位成员参与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他们分布在一些相当重要的经济部门当中，如分配马歇尔复兴计划基金的欧洲顾问委员会、联邦价格管理委员会、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国防交通办公室、美英联合的原子能专家组织、农村电力委员会等。[1](pp.23-24)
罗斯福总统吸收大量专家进入他的决策机构，是因为他们是技术统治论者呢，还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技能？斯科特认为：“技术统治论者从来没有试图建议、影响、劝说或哄骗北美大陆或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政治领导。我们很有趣地看到，罗斯福政府内担任高级职务的至少有18人是我们以前的成员或同事。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影响了罗斯福，那也一定不是因为技术统治联盟的意图或动机，更可能是这些往昔的成员为罗斯福的政治前途及他们自己的上升而恳请。”[1](p.28)笔者将这一问题提交给今天的技术统治论者，他们更将专家参政看成某种变节或妥协。The Northwest Technocrat Magazine（《西北技术统治杂志》）杂志主编George Wright在回答笔者所提关于罗斯福总统使用专家的原因问题时称：“首先，他们是智慧天赋非常高的人；其次，他们的训练和知识背景在那个时候为国家所必需；第三，可能意义最大的是，技术统治运动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政治和金融决策阶层近于恐慌，技术统治论的科学运转的统治方案将成为我们国家价格体系垮掉后的另一种选择。政治家认识到，通过减少技术统治的核心，会削弱这一组织。这起作用了。这些杰出的个人，或者是天才，但也只是凡人，向爱国主义和金钱的压力低头。”（注：2001年12月17日The Northwest Technocrat Magazine主编Gorge Wright致笔者的电子邮件。）
在中国，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专家政治”相对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当时管理技术化最为成功的是翁文灏、蒋廷黻主持的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孙科主持的立法院工作及稍后成立的资源委员会等，在科学立法、行政技术化、经济决策专家化做了大量工作，有助于国民党尽快克服“革命后遗症”。
1932年春夏间，蒋介石复出后在庐山牯岭大量召集专家谈话。1932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秘密成立，隶属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自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该会下设军事、国际、经济及财政、原料与制造、运输交通、人口土地粮食、文化等组。后又根据各项调查研究计划成立专门委员会，增添一批专门委员。该机构汇集了一批国际、政法、财经、工商、文教、科技界的专家参与，不少与国防事业有关的调查研究得以展开。1934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改隶军事委员会。跟只是调查研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相比，资源委员会就有了更多的实际权限，成为主持战时实业建设的重要机关。国防设计委员会与资源委员会为国家资源调查与开发做出了贡献。
自一些知识精英参政后，国民政府开始关注行政技术问题，尤其注重美国经验。内政部次长甘乃光主持行政院效率研究会，专门委员有李朴生、谢贯一、薛伯康、苏松芬等，出版《行政效率》杂志，研究世界各国行政近况，以及中国机关之官制官规、行政人员之训练待遇休假、档案文书整理、物料管理等。对于行政管理的研究甚至涉及到中央机关的汽车使用与管理。美国的行政状况，则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比如《行政效率》1卷5-6合期刊登《美国行政效率馆之成立与过去》，研究丛书中有《中美人事行政比较》、《美国行政趋向论》等。他们提出，美国联邦政府的事务官1883年占全部文官的10%，1930年占75%，“行政技术化，文官已渐成为专门职业的一种”。[13]在他们看来，“美国为发明科学管理之国家，对于人事行政，较英国更为科学化”。美国人事行政组织系统散漫，但均由专家筹划掌握，“职位分类也，科学管理也，增加公务员办事效能之方法也，均为美国人事专家之绝大贡献”[14]。当然，美国中央政府集权的倾向，很难成为南京政权“一党专政”的理由。甚至当时行政院次长甘乃光也认识到美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是同时并进，地方自治的发展是集权的基础，“美国最近行政趋向，乃工业革命后百余年之结果，实不是中国所得仿效的”[13]。
孙科主持立法院五五宪草的制定过程，也相对科学、规范、民主。立法过程中，指定张知本等36人为起草委员。孙科自任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为副委员长。又决定著名法学专家吴经熊为初稿主稿人。他们广泛收集历届约法、宪法条文及起草资料，编译各国宪法、人民权利、国会、中央与地方均权、中央行政制度等资料，经济方面的参考资料甚至详细到进口货物图、国外行业表、出口货物表、国外航业之主要国商船只数及吨位数等。也有严格的起草程序，分研究期、初稿期、起草委员会讨论期、公开讨论期、再稿时期、大会讨论时期。《东方杂志》等国内众多刊物对宪法初稿作了公开的广泛的讨论。
中美两国的专家政治论者在同政府的关系上有若干相近之处。一是两国都面临着经济大萧条或战争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央政府的权力加强，技术专家们在应付突发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国民党在吸收专家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拉专家们入党，采取“党化”专家的方式，而美国政治中的多党制不存在这种党化他人的传统，但罗斯福总统却也防范着专家政治论者中的激进分子对于美国整套社会体制的取代计划。再者，蒋介石使用专家的时候，也主要是利用他们的专业技术，而专制体制并没有被触动。罗斯福总统恐怕更多地使用专家的专业知识技能及部分设想，而不接受他们的整体改造资本主义体系的方案。此外，蒋介石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到资源委员会中，有不少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而美国专家政治论者20年代的活动是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的，但因其理论被视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离开哥大另谋发展。但有不少哥伦比亚毕业生热衷于此运动，并参与罗斯福新政。
而就两国专家政治论者本身，也许双方更多的是差异：美国的专家政治论者是一批强烈批评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在他们眼中，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带有中世纪色彩的解决方案，马克思的理论是古典经济时代的产物，他们自己所坚持的则是最先进的社会选择。他们对市场经济充满怀疑、失望，憧憬着一个消灭剥削和差异、人人经济平等、节约自然资源、保持自然环境而有最高的效率的社会，要求根本改造美国社会。特别是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使现今的研究者常将凡勃伦与马克思做比较研究。而中国的专家政治论者显然没有遭遇美国专家政治论者所面临的尖锐体制内社会危机，基本上不带左倾的激烈色彩。他们加入国民党政府，更多地抱着改良国家政治、帮助政府渡过战时危机的目的，也无改变现存社会体制的愿望。当时，美国的报纸业大王赫斯特禁止他所辖的媒体对美国技术统治运动作任何报道，而中国专家政治的鼓吹者则没有承担这样的舆论压力。
四
罗斯福时代是技术统治论的鼎盛时期。以后多数组织消失，现在仍有活动的是技术统治联盟。从宽泛的意义上，“技术政治”可以说已经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不少学者承续早期专家政治论者的思路，比如美国学者贝尔、加尔布雷斯等都认为技术专家管理社会的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的重要性被高度重视。从这个意义上，人们也赞同“专家政治”已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从原本意义上，技术政治联盟的偏激的一翼，却成为非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至今仍对美国社会提出根本性怀疑和批判，成为美国社会的另类思想。今日，较为激进的技术统治联盟仍以斯科特为精神领袖，仍在通过宣传吸引信仰者，等待美国人民的选择。他们欢迎除了外国人和政党身份的人之外的所有美国公民参加。愿意入会者交纳10美元，接受课程培训，读相关著作，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他们的相关资料也提供给感兴趣的研究者。他们的成员名单不对外公开。他们在等待民主政治失灵的时候、当很多公众愿意接受的时候出面。务实的人们也许会嘲笑他们是杞人忧天的一群，但无可否认他们是对美利坚民族充满热爱的理想主义者。
9·11以后，世界贸易中心的消失，美国股市的动荡，是否导致他们会作另类选择？所以，我的问题是：“9月11日以后，是否有更多的人倾听你们的话呢？”回答是“不比以前多”，“技术统治意味着变化，人们总是抗拒变化。人是习惯的动物，我们的调查表明除了改变旧习惯外毫无别的选择。但人们总是把悲惨的结局推迟到最后。这就是为什么难以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但当经济恶化的时候，考虑接受另类可能会提高”（注：2001年12月17日The Northwest Technocrat Magazine主编Gorge Wright致笔者的电子邮件。）。即使美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技术统治也并未被多数公众接受。
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是否应该不追求美国那样的生活方式？能量消费的平等是否应该局限在国界之内？”对方的回答是：“问题很难回答。所谓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欧美国家的生活水平，恐怕还得要三个星球”，“我们只在概念上是一个富裕国家，我们真正的宝藏，干净清新的水，森林，优质土壤，铁矿，正很快消失。我们的经济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呈现出来。”（注：2001年12月17日The Northwest Technocrat Magazine主编Gorge Wright致笔者的电子邮件。）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文明，已经耗费掉了大部分自然资源，因此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30年代，南京政权与知识界的关系很大程度并不是因为“专家政治”而改善，而是基于外在民族危机的压力。因此，抗战结束后，南京政权再度面临危机性考验。40年代后期，一些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仍热心参政。但无论翁文灏作行政院长、王云五设计经济改革、张君劢制定宪法，都未能挽救南京政权的失败结局。战后民主运动的进程加速南京政权的垮台。
1949年后，知识分子在大陆本应成为国家建设的主体力量。但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被改造的对象。除少数科学家仍能坚持为国家国防事业规划设计外，整个社会被“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氛围所笼罩。改革开放以来，知识与人才重新受到重视，科学技术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90年代，“知识经济”、“专家政治”的提法一度兴传于中国媒体，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行，各种资格考试的盛行，特别是一些理工科技术人员出身的政治家进入决策高层，更使“专家政治”提法一度在媒体频频曝光。“专家治国”一度成为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并行的口号。但从中美两国的历史看，专家治国，具有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正确性与可行性；而一旦上升到价值理性的层次，即使在民主制度历史十分悠久的美国，也演变成了一种非主流的理想主义。
【收稿日期】 200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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