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易学诠释与孟学的会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1）04－0018－08
考察现有文献，孟子与《周易》并无直接关系，徐复观说：“《易》的传承在齐鲁，但与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派似乎并无关系。”[1](P343)然而相互并无直接关系的《周易》与孟子其人及其学说，却成为宋儒阐释《周易》《孟子》，建立易学、孟学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前辈学者及时贤对此已有提及，如朱伯崑《易学哲学史》评述程颐易学时说：“总之，程颐坚持以儒家学说，特别是《四书》中观点，解释《周易》经传，从而使他成了宋明易学中义理学派，特别是理学派易学的奠基人。”[2](P181)朱伯崑虽没有明指宋儒以《孟子》释《周易》，但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孟子》就是《四书》之一。遗憾的是，对于这一重要现象。目前学界并没有进行深入而详细的探讨，本文缘此撰就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引《孟子》注《周易》：宋代易学的新变化
著名历史学家、宋学泰斗漆侠曾经说：“与汉学相对立，宋学是对探索古代经典的一个巨大变革。”[3](P3)宋学探究《周易》的大变化就是引《孟子》释《周易》。
纵观易学发展史，宋代以前从未有易学家直接引用孟子其说、其人注释《周易》，是宋代易学家开引《孟子》释《周易》之先河，并形成宋代易学重要特征。宋代以后，虽也有易学家以《孟子》释《周易》，但都不及宋代易学那样频繁和热烈。
据笔者粗略统计，宋代约有五十多位易学家的著作收入了《四库全书》，其中有三十多位都直接援引《孟子》释《周易》，引用的频次不等，引用频次最高的是郭雍的《郭氏传家易说》，达83次；其次是王宗传的《童溪易传》，引用频次为66次；引用频次最少的是李心传的《丙子学易编》，只有1次。
除了直接引《孟子》释《周易》之外，非直接引用、化用孟子学说注释《周易》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关学重镇张载非常推崇孟子，曾说：“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又说：“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① 在其《横渠易说》中直接引用孟子之说有11次，间接引用或者化用孟子之说的地方则处处可见，如《横渠易说》卷一有言：“所以须学问进德修业，欲成性也。成性则从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则谓之圣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节而成性。”认为圣人不是一种道德模式，如“夷之清”“惠之和”。夷，即伯夷；惠，即“柳下惠”。伯夷、柳下惠以不同的道德修养方式而“成性”，故二者都是圣人。张载的这一认识源于孟子。孟子把圣人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圣之清”“圣之和”“圣之任”“圣之时”，他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② 显然张载的“夷之清”“惠之和”就是孟子思想的袭用及其语词的化用。
以《孟子》释《周易》之祖当是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在记录胡瑗讲授《周易》的《周易口义》中，直接引用孟子之说共有27次，此后程颐等宋代易学家大多都曾引孟子之说阐释《周易》。方闻一所编《大易粹言》主要收录了二程、张载、杨时、游酢、郭忠孝、郭雍、种师等人的解《周易》之说，其中引用《孟子》释《周易》之处约有160次左右。
宋代引《孟子》释《周易》的形式多样，角度有别。或引孟子思想观点，如“不动心”“养浩然之气”“执中”“养大体”等；或引孟子行事，如孟子“离齐出昼”一事，受到许多宋代易学家的关注，被多次援引，用以解释《周易》之出处进退的观念；或引《孟子》之词语；或大段摘录《孟子》之原文。③
宋代易学家引《孟子》注《周易》的类型可分为“便宜性引用”和“原则性引用”两种。“便宜性引用”是因为引用者熟悉某种典籍而援引，“原则性引用”则是因为引用者尊崇某种典籍而援引。总体而言，宋代易学家引《孟子》释《周易》，既是因为熟悉《孟子》，也是因为尊崇《孟子》而援引。俞琰是宋时颇受尊重的易学家，常常用《孟子》解释《周易》。如释《蹇卦》六四爻辞“往蹇来连”的“连”，俞琰曰：“如孟子连诸侯之连”；④ 释《解卦》卦辞“解，利西南，无所往”中的“解”，俞琰曰：“解，散也。与《孟子》‘犹解倒悬之解’同。”⑤ 又如释《夬卦·彖》“夬者决也”的“夬”，俞琰曰：“‘决’之义与《孟子》‘若决江河’之‘决’同。”⑥ 这些都是俞琰对《周易》字词的解释。我们认为解释《周易》的字词，完全可以采用更为权威的典籍，如《说文解字》《尔雅》《经典释文》等，可是俞琰却弃之而不用，只以《孟子》为据，说明俞琰非常熟悉而且尊崇《孟子》，以至可以信手拈来以资为据。当然俞琰宁可用《孟子》释《周易》的字词，而不用专业的字书、词书说明《孟子》在当时已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典籍，用《孟子》注释《周易》的词语，人们更易理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孟子》在宋代的广泛影响以及孟学在宋代的发达。
无论是“便宜性引用”还是“原则性引用”，宋代易学家广泛引用《孟子》注释《周易》，都使宋代易学深深地浸染了孟子思想，从而使宋代易学具有不同于汉唐易学、元明清易学的特质。
二、引《孟子》证《周易》：宋代易学诠释的孟子化
众所周知，孔孟学说的主要特质在于对伦理政治的殷切关注，孟子于此有丰富而精彩的论说。孟子的伦理政治思想引起宋代易学家强烈共鸣，他们以此作为阐释《周易》的重要根据，并形成以下特点：
1.张扬孟子的王道观
以德王天下是孟子王道观的主旋律。“保民而王”、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其王道观的基本思想，也是先秦时期具有振聋发聩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深深影响了宋代易学家。胡瑗释《姤卦》九四爻《象》辞“无鱼之凶，远民也”，认为此爻昭示君当以正道得民，而《姤卦》九四之所以凶，在于“九四以不中不正之身，居上卦之下，虽有初六之正应，而反为九二之所系”，⑦ 表明君无德，既无臣辅，又无民助，孤立无援，“寡助之至”。“寡助之至”，必凶。他说：“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今九四居不得正，履失其中，是寡助之人也。”⑧ 胡瑗以孟子之说阐释了君德与民心所向的关系。
胡瑗释《萃卦》时，引用孟子的思想观念表达了他的君位传承观。孟子评价尧舜禹禅让和夏启家天下两种不同的帝位传承制度，认为无论是尧舜禹的禅让还是夏启家天下，看似出自天意，实因尧舜禹和启都是大圣、大贤，百姓拥护，才能践位为君，所以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胡瑗引此解释，认为《萃卦》之“萃”义，就是聚集民心之义，得民心者天佑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才能成就万世基业。他说：“萃，君之所以得民……夫君之所有天下者，盖由功业被于民，而为天之所眷佑者也。故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是则为人上者，抚有萃聚之世，皆由天所付与之也。”⑨
关于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孟子的认识是：家国一体，家是国家的基础，身修家齐则天下治。孟子这一思想受到宋代易学家的关注。朱震认为《家人卦》的卦象象征了家庭当中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这三者的关系理顺了，则“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朱震还把女子尽妇道作为正家之始，所谓“正家之道始于女正”，女子尽妇道，尊夫，才能在子女面前树立父母的威严，建立上下尊卑、内外有等的秩序，达到家齐。正家之道是定天下的法则，朱震认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震认为孟子的母亲就是“家人，女正位乎内”的典型，因为孟母曾说：“妇人之礼，精五饭
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孟母“有闺门之修而无境外之志。”⑩ 在朱震看来，孟母是善齐家者，孟子则从母亲的身上体悟到了齐家治国之道。
朱震对《家人卦》上九爻的阐释仍然用孟子思想作解。根据《家人卦》上九爻的爻象、爻辞，联系《象》所言“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他认为此爻是“刚严之象”，男子以刚严为正，但是威严不是外在凌厉的威怒之色，而是内修己身，转换身心，内外诚正如一，正气浩然而不怒自威的精神气度；没有道德精神支撑的威怒，不仅没有威严可言，而且会产生孟子所说的“父子相夷”，即父子相伤的严重后果。他说：“威非外求，反求诸身而已。反身则正，正则诚，诚则不怒而威。夫诚所以动天地者也，况家人乎？”又说：“圣人以治家之道莫尚于威严，虑后世不知所谓威严者正其身也，或不正而尚威怒，则父子相夷，愈不服矣，安得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11) 朱震在这里采用了孟子的反求诸己以修身，身修则家治，家治则天下平的思想。
由上可见，孟子王道观中以德服人和保民而王的观念，内修己身而齐家治国的理念，都被宋代易学家毫无保留地接纳，并用于《周易》原典的阐释，使之成为宋代易学的重要诠释内涵，使宋代易学具有更加浓厚的伦理政治色彩，这也成为宋代易学义理学派的注释基调。
2.折衷孟子的君臣观
宋代易学家在易学阐释中非常强调君臣之理，孟子的君臣观念往往是其重要理论的凭借。孟子主张君主要尊贤使能，不能随意驱使大贤大德，“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还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等的，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2) 这是孟子思想中极具激进色彩的思想观念。孟子的尊贤使能思想受到宋代易学家推崇，胡瑗、程颐、张浚、李光、杨简、郭雍、朱熹等人在他们的易学注释中，都融进了孟子这些思想，但是对孟子君臣关系相互对等论，则采取了有意回避。
胡瑗从《大畜卦》“艮上乾下”的卦象出发，认为乾至刚，本应居上，此卦乾居于下，如同人君以至尊之势、至严之威，而能尊重贤人、礼下贤人，“使之畜己”，为己所用；而对于伊尹、管仲之类的大贤，人君更要“尊宠而礼下之”，待之如师，使之“辅己归于正道”，恰如孟子所言“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13) 《蒙卦》卦辞有言：“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意思是：发蒙教育，就像占筮，初次占筮，告诉（吉凶，不信），再三占筮渎犯（神灵），（神灵）不再告诉。张浚释此云：“夫占筮至再三，则吉凶未定，适足为筮者渎。君臣师弟子间，求不以诚，而莫之躬行，屑屑告之于道，渎矣。孟子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初筮有尊德乐道心，告宜也。”(14) 张浚认为此卦启示人们，与人相处，要以诚相待，君臣更应如此；除此而外，君要尊德乐道，有为之君对待贤臣，更应该像孟子所说，不可随意驱使。在宋代易学者看来，君用贤、尊贤、师贤，贤者就会尽心辅弼，天下所有的问题都会随此冰释和化解。
君固然要尊贤、师贤、用贤，另一方面臣也应敬王。胡瑗释《乾卦》九三爻时云：“盖九三居人臣之极位，内能尽己之心，不欺于物，使德行日进而功业日修也。”(15) 胡瑗认为，此爻所讲实为人臣之道。由此爻来看，为人之臣，一方面要内修己身，另一方面要外学圣贤，惠泽万民。外学内修要臻于孟子所说的“不动心”的境界，“昔孟子四十不动心，盖当志学之年，天下之事无所不学，及其壮仕之岁，凡天下之事莫有动其心者，是知至而至之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者。言为臣之义，终始一德，以奉其上，是得臣之宜也”。(16) 达于“不动心”之境，就不会为任何事情动摇心志，更不会有违背君臣之礼的僭越之行。“不动心”而守礼，对于位极人臣的大臣尤为重要，伊尹、周公、霍光、诸葛亮“位极人臣”，却不改敬君之意，尽心辅佐，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不动心”，始终如一，“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敬君，尽心竭力侍奉君主，是臣应尽的本分，但是臣对君不可枉道求合。李光释《坤卦》，认为与《乾卦》相对，“乾元资始”“坤元资生”，乾坤实为“君臣之象”。坤寓含人臣之道，“臣道固以柔顺为主，然不以正济，则枉道偷合，为鄙夫妾妇之道者多矣。有攸往者，如伊尹之就桀，孟子见齐梁之君是也，有辞受可否之义焉。故道合则从，不合则去，小人枉道干禄，一于求合而已”。(17) 李光此处注释，从言语到思想都在袭用孟子，“枉道偷合”“鄙夫妾妇”“枉道干禄”是《孟子》之语的化用，“孟子见齐梁之君”则是直用孟子行事，而其要旨则是张扬孟子的以道事君的臣道，道合则留，不合则去，绝不枉道救合。
显然孟子君臣伦理观念已深入宋代易学家之心，所以他们总是以孟子思想作解，主张君要尊德用贤，从善如流，勇于改过而不文过饰非；臣要以道事君，不枉道求合。然而他们并没有采用孟子君臣伦理观念中的激进思想，这是宋代易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使然，宋代封建专制集权下君臣关系使他们只能折衷接受孟子的君臣观。
3.发挥孟子的修养论
孟子“养大体”的观念其实包含了“养心”“存心”以至“不动心”等内容。孟子认为人之身有“大体”“小体”之分。所谓“小体”就是“耳目之官”，孟子认为“耳目之官”无思维，易在外物的诱惑下，使人走向歧途。所谓“大体”就是“心之官”，孟子认为“心之官能思”，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能够辨别是非善恶，更重要的是能够反观内省，认识与身俱有的善端，因而可以为人们涵养善端，实现理想人格，回归内圣提供可能；而“心”还是“四心”的寓所，无心，则“四心”无所依存。所以孟子要人们“养大体”，勿“养小体”。
孟子“养大体”的观念对宋代易学家触动很大，在他们看来，“小体”是欲，“大体”是理，所以在其易学注释中常常引此阐述其存理灭欲之论。胡瑗释《需卦》、张浚释《颐卦》、李光释《颐卦》即以孟子“养大体”之说加以解释。《颐卦》象辞云：“颐，贞吉。养正，则吉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张浚由此慨叹：“颐以道德仁义之养为贞，率是道也,天下蒙福。孟子有养小体、大体之论，卒篇曰：‘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谓其养小以失大也。’”(18) 张浚认为《颐卦》提出的“养”很重要，而“养”有“养正”之道。万物繁衍，贤者归心，百姓归附，莫不在“养正”，人之德亦如此。“养小体”是从欲，“养大体”是归德。考察历史，他认为“自天子至庶人，莫不以养小体而害其身，害其家，害其天下”。(19) 张浚认为此卦启示人们，所以孟子的“养大体”观念才是“养正”之道。
“养大体”，是主体自我实现内在根据（四心）、到达理想境界的迈进过程，从本然自我到理想自我的必由之路，而由“养”而来的“浩然之气”则是理想自我的重要品格。张浚、项安世释《大壮卦》，都从中发挥出了孟子的“浩然之气”观念。项安世认为孟子所谓的“为纤芥之辱而拔刀怒目相向的血气小勇”是“小壮”，孟子所谓的居仁由义而无所畏惧的大勇是“大壮”，“大壮”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他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面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大壮之事平！”(20)
儒家具有强烈的以天下自任的使命感和入世行道的社会责任感，所以道德理念总是与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那么面对困难与挫折，又当如何处理？程颐在释《蹇卦》卦象和象辞“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时，根据孟子“反求诸己”的思想作了回答。他认为此卦是“山之峻阻，上复有水”之“险陷”之象，上下皆有险阻，所以为“蹇”。他说：“君子观蹇难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遇艰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21) “蹇难”之象启示人们，凡遇挫折和阻碍，不应怨天尤人，而应反省自身，自修其德，改过迁善，即使“内省不疚”，也无需与人较量，而要始终如一，坚持行道。
宋代易学家在其易学诠释中积极吸收和张扬孟子伦理政治思想，一方面是借以表达他们的伦理政治观念，凸显他们对伦理政治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在经典诠释中为意义创新所作的努力。从易学发展史而言，宋代易学家的此种解释，使宋代易学深深浸染上孟子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使宋代易学孟子化。而就中国经典诠释的历史而言，他们的这种诠释实践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经典诠释经世致用的特质；反映了中国士人胸怀天下，以弘道自任，注重道德自律的文化品格；体现了宋儒在宋代特殊时代背景下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把道德涵养，守身行道，与国家振兴相结合的理想追求。
三、以《周易》释孟子：宋代《孟子》的易学解读
宋代易学家以《孟子》诠释《周易》，使宋代易学具有了《孟子》色彩，这是宋代易学与孟学的交融。而他们所援引的孟子观念，以及他们对孟子及其学说的解释，其实又是充满了易学意蕴的解读，因此所谓以《孟子》注释《周易》，其实也是以《周易》注释《孟子》，另一方面，深谙《周易》之说的宋代孟学家在直接用《周易》之说注释《孟子》，这些都促成了宋代孟学与易学的交融。
细考之，宋代孟学与易学的交融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塑造了宋代的孟子形象
宋代以前，司马迁、杨雄、韩愈等人对孟子虽有很高的评价，然而大都是对孟子思想的评价，对孟子本人评说较少，孟子的形象并不清晰。这种现象在宋代有了很大改变，孟子本人受到了宋儒的关注，宋代易学家更是倾心于此。经过他们的解释，孟子不仅是一位超迈古今的思想家，传承孔子学说的道统传人，而且还有如下品格：
孟子是成德达才、勉力解惑的仁者。宋儒认为虽然孟子刚直傲岸，有时甚至咄咄逼人，但是孟子宣传仁政王道，教育弟子，却非常注意方式方法，他常采用的方式就是“成德达才”。《坎卦》六四爻辞是：“樽酒簋贰，用钉，纳约自牖终无咎”。其意是：一杯酒，两碗饭，用瓦器盛，从窗里送进取出，终于无害。程颐、杨简对其中的“牖”尤为重视，认为“牖”有“明”“通”之意。综合来看，他们认为此爻表达的是孟子“成德达才”的思想。程颐说：“夫教，必就人之所长。所长者，心之所明也。从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后推其余。孟子所谓成德达才是也。”(22) 在程颐看来，每一个人的德行、认知不一，“人心有所蔽，有所明”，据此，孟子往往从人心所明处入手，开启其智慧和德行，而不是逼人就范。杨简赞同孟子人皆有“恻隐之心”的观点，认为此即是人之“明通”之处，所以向君进言，释其疑而解其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明通”处入手。他认为《坎卦》六四爻就是此意；而孟子劝谏齐宣王，就是从其“明通”处入手，也即从齐宣王的“不忍”之心入手，他说：“牖，明通之象。孟子因齐宣不忍于牛之心而启之，以为是心足以王矣，齐宣为之兴起即纳约自牖之道也”(23)。孟子如此苦口婆心，无非是劝告齐宣王归于仁道。“成德达才”，是孟子循循善诱，使人向善；然而如果弟子犯有错误，孟子也绝不姑息。项安世释《蒙卦》上九爻“为利为寇”，认为孟子对阻挠自己与鲁平公相见的臧仓不以为意，可是对弟子乐正子却毫不留情，其意与孔子“不攻阳虎而攻冉求”相同，就是“吾徒畔道，毫发不容，乃所以为师友之爱”。(24) 在宋儒看来，无论是成德达才，还是对违道之徒的毫发不容，都体现了孟子与人为善的仁者风范。
孟子是通晓《周易》理、传承《周易》理的智者。如上所述，孟子与《周易》本无直接关系，孟子与《周易》的思想品格和思维方式也有不同。孟子着眼人世，他谈天道，论人性，辨王霸，说民本等，都是从人心、人情出发而上达天道，再由天道返抵人心；《周易》往往从阴阳消息、卦爻变化、刚柔对立等出发论辩人间法则。然而，宋代易学家却认为孟子精通《易》理，而且孟子的一些思想即来自《周易》，孟子与《周易》精神相通。朱震论“乾坤之道”，赞同孟子所说“人皆有善端”，他认为天地变化，人之德业之久大，“不过健顺而已，而健顺者，在乎反求诸身而已，岂不至易至简哉。知此则天尊地卑八卦相荡在乎其中矣。古之传此者，唯曾子、子思、孟子则然。”(25) 朱震认为这是说孟子等人掌握并传承了易的“健顺”之道。项安世认为孟子“大勇”“小勇”之说，与《大壮卦》“壮有大小二义”相关，邵康节则认为“老子得《周易》之体，孟子得《周易》之用”。(26) 经过宋代易学家的此种诠释，孟子成了一位通晓《易》道的智者。
孟子是不畏艰难、全力弘道的勇者。孟子在当时以“好辩”闻名于世，孟子为自己“好辩”所作的解释是：在孔子学说遭到其他学派非难和排挤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孔子学说，不得已而与其他学派辩争。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27) 张载非常理解孟子“好辩”的苦衷，释《乾卦》时两次为孟子辩解。他把孟子与颜渊相比，认为颜渊有孔子在，可以“潜龙勿用”，可以不显，而“孟子则处师道亦是已老，故不得不显耳”，(28) 世衰道微，孟子为传孔子之道不得不奋力排击异端。胡瑗释《遁卦·象辞》“遁而享，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认为此是指：“九五以阳居中，是刚明中正之君子，然而下应于六二之小人者，盖君子之道，无固无必，可遁則遁……与天时俱行，故可止则止，可行则行。若仲尼皇皇于衰周，孟子历游于战国，是皆欲己道之行，故小人有能以道附结于己者，亦不拒也。”(29) 在胡瑗看来，孟子为了宣传王道，不辞辛苦周游列国，只要能够让社会认识和接受，即便所见者为小人，也不拒绝。孟子周游列国，全力弘道，与孔子“皇皇于衰周”以弘道，在精神上实为一脉相承，孔孟都是弘道的勇者。
孟子是守中行道的圣者，与时变易的达者。《周易》既强调随时变易，把变化作为事物的内在生命动力；又特别强调时中。所谓时中，就是随时而中，顺应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动态地达到“中”。“中”就是构成事物的不同要素之间所达到的精妙的平衡、合理合度。胡瑗、张浚、朱震、杨万里等人认为《遁卦》说明了君子的出处进退的时中之道，当进则进，当退则退，量时而行，他们觉得孟子“三宿出昼”就很好地体现了时中之道。当孟子意识到他寄予厚望的齐王根本无意仁政王道时候，即毅然辞去齐王给予的丰厚利禄，离开齐国。然而踏上归途的孟子仍对齐王存有幻想，所以到达齐国边境小城昼时，有意停留了三天，以等待齐王改变想法。“（孟子）三宿出昼”在当时被人误解，被斥为惺惺作态，宋代的非孟者也认为是孟子抬高身价的伎俩。而胡瑗、张浚、朱震、杨万里等人则认为这恰恰体现了孟子守中行道的圣者胸怀，与时变易的达者智慧，因为君子进退以天下为重，不泥守一端。如杨万里释《遁卦》时说：“吾读《周易》至《遁》而叹曰：遁，其见圣人之心乎！圣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遁亨，遁而亨也。遁而亨者，穷于进而通于退。……孔子去鲁而行之迟，孟子三宿出昼而犹曰速，圣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遁之时义大矣，言其进退之时，去就之义，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于一身，徼倖于万一；圣人之于天下，亦徼倖于万一。”(30)
宋代易学家对孟子其人言行的诠释，使孟子形象骤然清晰起来，虽然这只是宋人眼中的孟子，点染有宋人主观色彩，但大体与孟子本人的思想相符，至于孟子传承《周易》理而创造孟子学说，更大程度上不过是宋代易学家一厢情愿的想法了。
2.构造了宋代孟学的宇宙品格和本体论
与汉代孟学相比，宋代孟学有其自身特质，其中宋代孟学的宇宙品格、本体论特征最为显著，而孟学宇宙品格、本体论的形成与宋代孟学家援《周易》入《孟子》有密切的关系。
宋代易学家有些也是孟学家，他们把《周易》与《孟子》相比较，既用孟子的思想解释《周易》，也用《周易》的观念阐释《孟子》，尤其是关于孟子人性论的阐释更是如此。孟子人性论是宋代孟学家用力最深的地方，是他们诠释的热点，《周易》的性命论明显影响了他们对孟子人性论的理解。
徐复观对于孔门性命思想曾有精辟之论，他认为孔子身后，孔门性命思想发展为三派：从曾子、子思到孟子的一派；以《易传》为中心的一派；以礼的传承为中心的一派，此派思想以荀子为顶点。曾子、子思、孟子一派论性命，与《易传》相比，二者致思路径不同。他说：“将《易传》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和《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相比较，则《孟子》立足于心，而《易传》立足于仰观俯察之理。”又说：“《易传》言道德，外在的意义较重；其好处为重知识，重事功。但其以阴阳言性命，是通过思辨以推演建构起来的。孟子言道德，完全由根而发，由内而发。所以他所言的性命，不是出于思辨的结果，而是证验的性质。”[1](P133)又说，《周易》、孟子在性命上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孟子向内沉潜、省悟，在自身寻找根源、求得证验；而《周易》以阴阳变化为媒介，引人向外思辨，探求最终性命根源，变成“形而上学的架子”。《易传·系辞》有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其意是：一阴一阳的更迭变化，成就了生生不息的宇宙，宇宙生生不息，即是天地仁德的显露，所以说“继之为善”，而“善”实现于生生不息的万物生命之中，成为万物在其生命中的性，这就是“成之者性也”。《易传》所论性善，泛指万物之性，且与乾元天道同体，圆满自足，永恒存在，具有形而上的性质。
受《易传》性命论的影响，程颐提出了“性即理”说，程颐释《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时，说：“顺继此道则为善也，成之在人则谓之性也。”把人性看作天理在人心中的表现。朱伯崑说：“程氏的人性论，并非皆来源于《周易》经传的解释，但其基本观点即‘性即理’说，则来于易学的”理论。他以刚健之义理解释乾，以乾为天之性情，将此种观点加以推衍，便导出性即理的结论。”[2]P260)程颐以“性即理”说解释孟子“性善”论。认为“告子言‘生之谓性’，通人物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极本原而语之也”。(31) 朱熹继承程颐“性即理”说，也以此解释和发展孟子的性善说。他说：“性者，人之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又云：“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还说：“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32) 明确肯定孟子所言之性，指的就是天理，这样就把孟子人性论推向本体论的高度，从而使宋代孟学具有了宇宙品格。理学家认为人性是外在天理在人心的落实，所以是否能够认识天理、认识人性以成德，不啻需要内心的沉潜、省悟以求得证验，还需要向外格致和思辨。这样，宋代孟学便具有了《周易》的向外探求的致思路径。个体追求道德既要依靠内在思辨，也不能离开外在实践认知的推动，这是宋代孟学家以其易学理论为基础对《孟子》的结果，也是宋代孟学与易学会通的结果。
四、宋代易学与孟学会通的生成因素
易学是历代学术研究的宠儿，宋代也不例外，相反，宋代以前，人们对孟子其人、其说的研究寂寥冷清。那么，宋代易学家踊跃选用不被以往易学家重视的孟子之说注释《周易》，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缘于宋代重建儒家伦常、振兴纲常伦理的社会需要。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儒家伦常沦丧，所谓“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33) “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也”(34)。从五代残垣断壁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宋代，为避免重蹈覆辙，重新树立儒家伦理纲常观念，建立稳固的君臣秩序，就成为他们迫在眉睫的问题。为防止武夫拥兵自雄而江山易姓的旧事重演，宋代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战略，并誓言“不杀士大夫”，使宋代士大夫具有了优越的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勇于担当的精神，他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缘此宋代易学家在其易学阐释中不厌其烦地讨论君臣之道，既强调尊君，也坚定地要求君主要尊贤，礼待贤臣，维护士人尊严，维护王朝的稳定。这些思想在《周易》原典虽有所涉及，但主题性并不明显，且论证也不严密，而《孟子》中却有极为丰富而深刻的论述。
其次，缘于宋代孟学升格运动的推动。孟学是宋代兴起的新学问，宋代以前，孟子研究寂寞冷清，至宋，孟子其人其书受到朝野上下普遍的关注，其地位急剧上升，研究孟子的成果纷繁宏富。这种变化过程，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孟子升格运动”。孟学与孟子在宋代的升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确立孟子为宋以前道统唯一传人；其二，孟子受封袭爵，入孔庙配享；孟庙为朝廷承认；其三，《孟子》被立于学官，合入“四书”，合刊进“十三经”，稳居经典之列；其四，研究孟子的专著、专论蔚为大观。[4](P48)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不仅使新兴的孟学与老牌的易学、春秋学比肩，成为宋学三大阵地之一，而且使《孟子》获得了经典身份的社会认同。在孟子升格运动的影响下，《孟子》成为学者必读典籍，宋代易学家大多熟读《孟子》，甚至能够随手拈来。而引用《孟子》注释《周易》，除了说明作者观点有所依据外，更重要的是证明儒家经典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周易》与孟子的内在精神相通。虽然我们在前面说孟子本人与《周易》的传承并无关系，且思想品格与致思路径也不同，但是却不能因此排除二者内在精神相通。侯外庐先生曾认为《易传》的学术思想归属，从方法论上当属于思孟一系，因为“‘显微阐幽’（下传）‘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上传）的方法与荀子精神不合，反而与思孟的方法相近”。[5]我们认为《周易》与孟子之间，更主要的是内在精神的相通。二者内在精神相通，除了前面所说性命道德之外，尚有如下：
其一，民本思想和德政观念。《周易》有言：“人君不仁，则凶。”“君子振民育德”，(35)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36)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37)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38)“损上益下，民说无疆”；(39)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40) “君子以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41) 以上这些言说，与孟子的保民、仁民、教民、重德慎刑、诛伐暴君观念并无二致。
其二，成德成贤的道德修养功夫。《周易》要求人们“终日乾乾”进德修业，成为“谦谦君子”，要有“君子自昭明德”，行“大正”之道等等道德追求。这与孟子提倡的扩充“善端”，“不动心”，“养浩然之气”，而成就理想人格，并无不同。
其三，时中的出处进退之道。在处世方式上，《周易》主张“时中”。《周易》认为世界纷繁复杂，时势变动不居，荣辱沉浮难料，在如此的复杂的生存境域中，既要“行中”，也要“与时偕行”，随时变易，也就是要“时中”，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周易》有“时中”说，孟子则有执中有权论。孟子提倡“执守中道”，也反对“执中无权”。因此他虽然把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都归为圣人，但唯独称许孔子是“圣之时”，因为只有孔子从容“中道”，“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无可无不可”。
“时中”是儒家推崇的处世方式，所以儒家一方面一丝不苟地遵循原则，是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这是其守“中”的气象外显；另一方面也有“君子坦荡荡”，“匹夫不可夺志”，“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谓彼哉？”“说大人则藐之”的狂者胸怀和钢骨，更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这是用“时”的行动。《周易》与孟子在“时中”观上是相通的。
概而言之，爱民、保民的民本观念，成德成贤的个体人格追求，因时而动的“时中”处世方式，等等，既是儒家的基本精神，也是《周易》《孟子》相通处，这种相通也就为宋代易学家以《孟子》注释《周易》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可能性。
其四，缘于宋学特殊的治学方式。宋儒厌恶汉唐诸儒沉溺于章句训诂之学而迷失经典大义，不满汉唐经学迷信和泥守经传大师的说教而日益教条、僵化，痛心儒学失去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能力和发言能力，不甘心儒家地位被佛老挤压而日渐式微，他们一反汉唐经学，疑传又疑经，抛弃汉唐经学家惯用的经典注疏方法，不再在经典字词上苦心孤诣地耗费心力，而是大胆跳出经典字句的束缚，以“大心”解经。他们自由地用不同经典文本相互解读，把一个概念同另一个概念相联系，以寻求新解说的理论支持，增强其可信性。以《孟子》注释《周易》，将易学诠释与孟学交融会通，就是宋代易学家为其意义创新寻求理论支持的理论探索，同时他们也是在寻求儒家内在精神的一致和儒家经典传统的统一。
宋儒以《孟子》《周易》互注，摆脱文本的局限，对二者进行创造性注释，拓展了宋代易学和孟学的诠释视阈和诠释内涵，使宋代易学、孟学具有了与前代有别的风格，不仅使《周易》《孟子》获得新的生命力，而且影响了宋学发展的路径。就宋代孟学而言，宋儒用《周易》注释《孟子》，构造孟学宇宙品格，建构了孟学本体论，丰富了孟学诠释内涵，完善了孟学理论思维，使孟学成为与佛老抗衡的阵地，推动了宋代孟学的空前繁荣。
收稿日期2011－03－24
注释：
① 《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万章下》）。
③ 此以郭雍《传家易说》、王宗传《童溪易传》最为典型，王宗传释《随卦》上六爻辞“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时，大段引用《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太王居邠”一节疏解。详见王宗传《童溪易传》（卷九）。
④⑤⑥ 俞琰《周易集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七）。
⑦⑧ 胡瑗《周易口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七）。
⑨ 胡瑗《周易口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八）。
⑩(11) 朱震《汉上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四）。
(12)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离娄下》）。
(13) 胡瑗《周易口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五）。
(14) 张浚《紫严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一）。
(15) 胡瑗《周易口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一）。
(16) 胡瑗《周易口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一）。
(17) 李光《读易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一）。
(18)(19) 张浚《紫严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三）。
(20) 项安世《周易玩辞》，文渊阁《四库金书》影印本（卷十六）。
(21) 张浚《紫严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十）。
(22) 张浚《紫严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二）。
(23) 李光《读易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十）。
(24) 李光《读易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二）。
(25) 朱震《汉上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丛说》）。
(26) 项安世《周易玩辞》，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十九）。
(27)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滕文公下》）。
(28) 项安世《周易玩辞》，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一）。
(29) 胡瑗《周易口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六）。
(30) 杨万里《诚斋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九）。
(31) 朱鑑编，《文公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十一，《告子上》）。
(32) 朱鑑编，《文公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五，《滕文公上》）。
(33) 张载《横渠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十六）《唐家人传论》。
(34) 张载《横渠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十七）《唐家人传论》。
(35) 张载《横渠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蛊卦·象》）。
(36) 张载《横渠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临卦·象》）。
(37) 张载《横渠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颐卦·象》）。
(38) 张载《横渠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观卦·象》）。
(39) 张载《横渠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益卦·象》）。
(40) 张载《横渠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豫卦·象》）。
(41) 张载《横渠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革卦·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