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哲学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文化问题已开始成为众多思想家关注的焦点，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古代文化史学等学科相继兴起和发展，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学家、人类学家等，为人类的文化研究构筑了一片广阔的天空。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开始涉足文化哲学领域的研究，就文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文化具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如英国人类学家R.威廉斯在对文化进行了几十年潜心解读后得出的结论：“英语中有两三个最为难解的词，‘文化’即是其中之一。”因此，对文化的研究也存在着多种视角和方法。这些视角和方法直接影响着文化研究的意向与结果。所以，有必要对当代文化哲学研究进行一些方法论上的考察。
一、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范式
(一)形而上学范式
文化研究中的形而上学范式主要继承了古典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侧重对人类的文化现象、文化发展模式进行理论的构筑，这是早期文化人类学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这一方法范式较早出现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等人。他们从达尔文、孔德、斯宾塞的理论出发，建立了文化进化论。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该学派鼻祖、美国人类学大师傅厄斯建立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和理论。此后，文化功能主义和文化结构主义相继出现。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开创者马林诺斯基对文化的功能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功能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卡西尔，明确打出了“文化哲学”的旗帜，主张从哲学上来研究文化问题，并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种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卡西尔最终使“文化哲学”从整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中脱颖而出，给了文化研究以真正的哲学地位。之后，在美国的文化人类学界，由于受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还出现了文化结构主义，它强调文化的构成与整合机制。总体说来，最早出现的文化哲学研究所采用的还是传统哲学所推崇的形而上学建构方法。由于每一学派所针对的文化现象、所需要解决的文化问题不同，因而建构出的理论也不尽相同，所得出的文化定义也各异其趣。
(二)文化批判范式
文化批判范式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一次全面的社会批判。后来这种批判方法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重心从政治、经济问题转向哲学、文化问题，从而确立起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学派对文化的研究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文化理论建构有着根本的不同。它重在对由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发达社会的社会文化进行批判。如果说形而上学的文化意在对一切文化现象寻求其理论根源与本质、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的话，那么，文化批判范式则重在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的批判，寻找资本主义文化与制度结构间的联系，从而解构制度对文化的束缚。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较为典型地体现在对文化工业的分析中。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商业性的电影、电视、广播、音乐等文化形式的总称。阿多尔诺在其与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尖锐地指出，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逻辑，总之，文化工业意味着文化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统治者操纵和统治人民、巩固现行秩序的政治手段。后来，文化批判的对象扩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工具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这些批判从不同侧面揭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文化矛盾和危机。
文化批判范式的确立，其意义在于它把文化研究的视域从一种单纯的文化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领域，从而更深刻地把握了文化的实在性与过程性。与文化人类学一样，它侧重于对现实中存在的文化现象的批判；但与之不同的是，它把文化研究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去发现文化对人类生活的作用与影响。这一方法对把文化研究引向实践的方法论具有重大意义。
(三)解释学范式
解释学范式的兴起源于20世纪出现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尼采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尼采一生致力于西方传统文化的批判，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也为后来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1](P13)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而且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他以施莱尔·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而他的学生伽达默尔、保罗·利科则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的方向，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的水平上来审视，并把哲学的视野延伸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他们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文化哲学解释学的兴起实现了对文化现象研究的主客体统一。这一方法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广泛采纳，恰恰是因为它符合了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人、自然、社会相统一的特性，因而这一方法论对文化哲学的发展具有极大地推动作用。
二、文化研究方法范式转换的特征及其意义
上述方法范式虽然存在一些相通和互渗之处，但它们在研究目的、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和思路等方面的差异与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些差异和区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在对作为认识客体的“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认识对象理解的角度不同，所把握和认识对象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例如形而上学的方法范式，它主要针对存在于历史进程中的既定的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框架的建构，而文化批判和解释学范式则更多针对的是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或解释。二是研究文化的目的不同。这是确定文化研究方法的主体性依据：研究目的不同，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也各有差异。例如形而上学方法范式的研究目的在于获取一个普遍的、符合一切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本质；而文化批判的目的则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技术理性本质和特征，以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因而，各自得出的理论模式也各不相同。但是，上述三种范式之间并非毫无联系，它们在历史的维度上体现着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
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科学“范式”的更替推动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和进步。新范式之所以能够替代旧的范式，主要取决于如下几个因素：一是新范式的知识系统提出了更加宽阔的现实文化内容；二是新范式的知识系统与一定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方法论达到辩证统一；三是新范式知识适应时代提出的文化发展思路与模式；四是新范式的系统具有指导未来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和作用。
从文化研究方法范式的变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研究在方法上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一)研究重心从先验的抽象实体转向现实的生活实践
文化存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包括生活实践、经济实践、政治实践等各种实践领域，脱离了人类实践的文化便不是真正的文化。这也就是说，文化本身具有实践性，它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并最终体现和实现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文化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实现的实体。而形而上学的文化研究把文化理解为一种先验事物，并认为这种先验事物是可以被人们改变和设计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先验主义的方法论。恩格斯对杜林哲学所依据的康德哲学的先验论曾作过批判，他指出：从认识论上说，“先验主义的方法”，“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论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2](第3卷，P437)。显然，文化研究的先验方法的问题在于，承认文化的先验性，也就是承认了人存在的先验性，因为人是文化的最终创造者，而这就陷入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窠臼里，即肯定人的先验性和超验性，把人的存在归结到了上帝那里。长期以来，这种先验主义的方法形成了文化的形而上学建构的传统。即使像文化人类学那样的实证主义学科，也是事先设定了文化的先验存在，然后再去论证文化的实在性，这一方法仍然是一种先验主义方法。这最终必然导致用文化去解释人或社会，然后再用人或社会解释文化的循环论证。这正是一种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辩证法。文化并非先验的，它植根于人的社会实践，并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展开和实现，这才是文化的本质。从对文化的研究以及文化自身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文化学正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研究，转向一种实践性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不但与文化的实践本性相一致，更是与人类在认识上的前进步伐相协调的。
(二)研究的目的从单纯的文化认识转向文化的应用
从对文化认识的发展过程看，大体上经历了从形而上学认识到实践性认识的过程。所谓对文化的实践性认识，即人们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化，这固然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但还没有真正把握住文化的实践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同样，文化的实践性决不会仅仅停留在人的认识层面上，而是更应该体现在人的实践层面上。也就是说，我们对文化实践性的认识应从对文化的实践性认识转向文化的实践性应用。而这恰恰是以往在文化认识领域所缺乏的。众所周知，文化能影响人的行为、观念，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由于文化对人的影响和渗透是无形的，也是不知不觉的，因而人们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同时，由于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人们把握的角度、方式、方法也各不相同，由此对文化的看法及理论也必然大相径庭。可是，文化的这种“变形”特性并不表明它没有自身稳定的形式、功能、意义和价值。显然，这里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以实践的结果掩盖了其原因和过程，因而造成了以往文化认识上的缺陷。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现象、文化观念总是特定历史实践后的“产品”，而在该“文化产品”产生之前，文化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体现价值了。也就是说，文化既是结果，更是过程；文化的本质和价值不仅仅在结果中体现出来，更是在过程中实现出来的。因此，认识文化的本质与价值，不仅仅要从已有的文化现象，即实践结果去认识，更要从实践过程去把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得出一管之见的文化结论。那么，文化的现实功能和价值是什么，它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其现实性的呢?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受到现当代哲学家们的关注。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就认为，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那种知识的获取方式，甚至像教育这样的正统方式已经过时，而且将更加过时。不论现在还是未来，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生产中增值而被消费。他还认为，不仅科学知识应资讯化，人文社会知识也应被资讯化，即一切知识都应资讯化。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利奥塔的观点就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但他的观点启示我们，文化将不再是远离大众的东西，它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着它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而这恰恰是文化自身发展所要求的，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研究视野从地域性文化转向全球性文化
文化具有过程性，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但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化的过程性?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往往把文化的过程性等同于文化的时间延续性和历史性。其实，这种观点忽略了文化过程性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地域扩张性。文化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时间延续和地域扩张共同构成了文化的过程要素。只有时间维系而没有空间扩展的文化最终得不到发展，可只有空间扩展而没有时间延续的文化同样也不会有生命力。在形而上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中，文化或者被设定为有着严格地域区分的文化对象，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毫无联系，或者被设定为超时间、超地域的先验对象。于是，文化不但有了五花八门的划分，而且有了玄而又玄的哲学外衣。
现代文化研究的范式，包括文化批判范式及解释学范式，逐步从上述虚空的文化研究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它们看似是对某种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或主观诠释，实则是在理论上对不同文化进行了融合。因为不同主体对文化的批判或解释过程本身就是对文化在主客体上，以及对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过程。惟有融合，文化才具生命力；惟有融合，文化才能实现时空的统一，才能真正体现出文化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全球性文化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我们主张文化的多元化，提倡保持文化的个性，这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固步自封，固步自封必然会导致文化生命力的丧失。历史上众多古代文明的衰落与绝迹正是由于文化的固步自封所致，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今天，也正在于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秉性使然。
在中国，文化运动由来已久。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把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长期以来，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等学术思潮，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其共同的特点或缺陷在于脱离中国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经济实践，因此在方法上难以突破传统文化研究的“玄学”理论。
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我们从西方文化研究方法论转变中呈现的新特征不难看出，文化发展的趋势正朝着实践化、普遍化、全球性的方向发展。文化将不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抽象事物，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它的考察，必须置于经济的、政治的或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和语境下来进行，否则文化将失去其原本存在的意义。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更有必要从实践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这样才可能真正把文化研究作为一项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而不仅仅是书斋里的“玄思妙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