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百科全书论文,未完成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2—0075—10
1897年，“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这一新名词进入了中文语汇，从字面上来讲，它意味着“包含了成百种（亦即无数种）知识的全面的书”。这一名词是从日语“百科全书”（hyakka zensho）直接借用来的——它本身也是一个新造的词汇，晚清著名改革家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它引入了中国。① 正如这个时代的其他语言变革现象一样，“百科全书”之融入中文语汇的过程，密切地反映了发生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其中值得关注的，首先是教育体制的全面而彻底的改革。1904年，在来自明治日本的教育家的协助下，“新学”，亦即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及对中国文化而言是“新”的某些人文学科，开始进入了高等学校与新建大学堂的课程设置。于是，对教科书、新式地图以及现代工具书的需求应运而生，这其中便包括百科全书。当时，中国尚无自己的现代工具书，有识之士便将眼光投向域外，尤其是日本和英国，寻找外国的榜样，并使之契合中国当时的需要。
一、对一种新的、外国“百科全书”的需求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也有关于自己的“百科全书”的悠久历史。其起源，一些学者追溯到3世纪②，另一些则追溯到5世纪③；而当1728年由康熙皇帝主持编撰的、篇幅达750,000页之多的《古今图书集成》问世时（最后一次重印是在1895至1898年间），传统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达到了巅峰——不过，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5）编成的22,937卷的《永乐大典》，也许规模更大。[1]384 既然已有这样辉煌的历史，为什么恰恰在晚清，在现代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将西式的百科全书——连同“百科全书”这一新术语——引入中国呢？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十九世纪。当时的欧洲汉学家们（如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9—1873］或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1]6—7）普遍认为，上面提到的中国工具书，与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百科全书（他们只比康熙的著名类书晚出几十年），具有同类的性质。似乎正是源于这样的同类说，直到现在，汉学家们依然继续使用encyclopédie或encyclopaedia来描述中国的类书。然而，正如Christoph Kaderas所指出的那样[1]9—11，不管“百科全书”这个词汇现在怎样通行，用它来指称“类书”仍然是不恰当的。实际上，最近Kaderas[1]36—43 和Michael Loewe[2]10—11的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所谓中国“传统的百科全书”，与法国狄德罗（Diderot,1713—1784）和达兰贝尔（D' Alambert,1717—1783）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第1卷于1751年问世）以及《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768年开始刊行）这样的现代西方著作，有着本质的不同。
Loewe和Kaderas的结论，简要来说，就是认为中国类书与主流的（现代）欧洲百科全书之间，其关键的差别在于知识概念的不同。这一差异反映在编撰目的、编排方式与预期读者这三个方面上，则尤其明显。
“百科全书”一词，源于希腊语
，意即“普遍的、多方面的教育”，用它来指称这类西方的工具书，揭示了“百科全书”与教育的密切关联。百科全书必须包罗万象——包括各门学科的知识信息，或者，至少是关于某一特定学科的综合性知识，如传记领域的先导之作《普通学者人物词典》（1750—1751），自然科学中的《化学辞典》（1795），以及音乐学中的《音乐词典》（1732）。[3]377—378 早期现代西方百科全书的出版正是为了向文化素养越来越高的公众传播全面而应时的知识；此外，百科全书的编排，力求使信息能够简易地传达给读者，故由这个国家的著名学者事先撰写的单个词条，都以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并辅以大量插图；最后，尤其重要的是，百科全书用俗语写作，这与早期工具书中的拉丁文形成鲜明对照。
与此相反，中国的类书自诞生以来，用Loewe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参考书”（reference aids）[2]7。尽管其具体用途因时而异，但从根本上都是为国家的统治精英服务的。类书为皇帝以及高级官员们提供了编排得当的通用知识的概要；此外，像康熙以及其他一些皇帝召集大量著名学者编撰而成的大型类书，这样的浩大工程通常发生在帝王刚刚获得权力的时候，目的是提高帝王的威望，并展示他对帝国文化事业的关怀。其他的一些服务于科举考试的类书，没有这样意义非凡。这些类书不厌其烦地将经典中的深奥句子摘编在一起，以便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引用在文章里，向主考官展示他们的才学。然而，这些类书通常忽视了其他类型的知识以及与广大中国民众的需求密切相关的生活常识。此外，类书所使用的文言文，以及以儒家宇宙观为基础的“天”、“地”、“人”的标准分类法，不仅反映和巩固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同时也将那些没有掌握古典知识的人挡在了门外。因此，这些由文人学士所编撰的、服务于帝国朝廷与在职大学士（包括将来的继承者）的类书，并非为了应中国形势所需而打开新知识和新文化之门，或者将知识传播给一个更广泛的公众群体，它们只是投合了相当小的一部分人的需要，而这部分人则负责使古老的传统永远延续下去。
传统类书无法满足现代化的需求，这为外国工具书的输入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中国学者很快发现一种快速获取现代知识的重要资源——西方和日本的现代百科全书。首先，接受外国百科全书看起来非常容易，其方式之一就是直接翻译。早在1870年代，日本已开始仿照西方编撰现代百科全书④，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其中的十来部——至少有四部是关于法律制度的——也确实被译介到了中国。⑤ 翻译之外，中国还试图发售第十版《不列颠百科全书》（1902—1903）；上海商务印书馆半价出售，同时还作了大量广告。然而，尽管如此，和日本5000多本的销行量比起来，中国的销售情况实在相形见绌，这部英文著作当时在中国仅卖出了几百本，此后也再没有下文。[4]107 当然，外国百科全书在中国所遭遇的严冬，也并非冰封一片。严复，这位著名的改革家以及19世纪英法社会学与经济学名著的翻译者，在1907年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书〈百科全书〉》。[5]251—252 在这篇文章中，严复关于百科全书的知识显然有欧洲的来源，或许，就来自他对当时商务印书馆发售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熟读。文章起首，作者即对英语“encyclopaedia”一词作了读音和意义的说明：先是音译为“婴塞觉罗辟的亚”，接着分别以“智环”和“学郛”给出正译。严复因一部百科全书所包含的信息量之大而感到无比兴奋，但他没有提及这部《不列颠百科全书》。文章的中心部分讨论了现代西方百科全书的几位先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罗哲尔佩根（Roger Bacon，今译罗吉尔·培根，1220—1292），阿尔思迭（Johann Heinrich Alsted，今译阿尔斯多德，1588—1638），以及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编纂者——狄图鲁（Diderot，今译狄德罗），达林白（d'Alembert，今译达兰贝尔），福禄特尔（Voltaire，今译伏尔泰）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接着还提到了英国哲学家法兰硕培根（Francis Bacon）、休谟（David Hume），以及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严复自己刚刚译介过此君的名作《国富论》⑥，此外还有德国科学与哲学家汗德（今译康德）（Kant）和赖伯聂子（Leibniz，今译莱布尼茨）。[5]251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严复盛赞了欧洲学术所取得的进步，以及欧洲各国图书出版数量的增长，最后感叹道，中国堂堂的《古今图书集成》，亦无法与欧洲百科全书的实用性相提并论。
严复这篇讨论百科全书的文章弥足珍贵。它不仅反映出一部分晚清学者对西学所掌握的深度——他们有足够的兴趣来追随欧洲科学的迅速发展，并追踪报刊上越来越多的学术信息；同时也有助于说明，当黄摩西1911年编撰出版《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时——这是近代中国最好的一部百科全书，为什么邀请严复来为它作序。很遗憾，严复这篇反映了近代中欧文化交流的颇有史料价值的序言，直到1986年才出版。⑦
二、中国现代百科全书的出现
尽管写于一百年前，严复这篇精心结撰的简明序言，直到今天还是能够将我们带回到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大城市的文化氛围之中——那种对古老的中华帝国之辉煌的眷恋和对西方新事物的渴望崇拜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态。因此，严复对现代百科全书的兴趣，并非偶然。钟少华（1936—）在他的具有先导意义的著作《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1996）一书中，列出了晚清的42种工具书，并作了简要介绍。[4]53—76 学界对于这一以前少人问津的课题的兴趣，正在逐渐增长。感谢海德堡大学的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他最近在全世界的中文图书馆中广泛搜罗，现在我们掌握的资料表明，自1870到1920年代，中国编纂出版了一百多种日趋现代的工具书，其中包括一些现代的、西式体例的百科全书，这充分反映出当时出版业的兴盛发达，以及知识群体对他们尚不了解的新知识和新信息的热切渴望。⑧
然而，晚清的百科全书，却和严复的序言有着非常相似的命运。大约在1910年代中期，这些新式工具书就退出了市场以及学术领域；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的图书馆都没有系统的收藏或者将之列入目录（日本的一些图书馆除外），它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而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学家，似乎也不曾意识到这些晚清学者为方便西学之进入中国而准备工具的努力。正如钟少华所说的那样，直到1980年代末，他的同事们仍然非常怀疑，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中国是否编撰过西式体例的百科全书。[4]49
这里笔者的讨论将仅仅集中在其中的一部，即上文提到的黄摩西所编撰的百科大词典，既因为这是晚清百科全书中编写得最成功的一部——如钟少华所述[4]81，同时也因为笔者有幸于1996年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偶然地发现了这部著作，因此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⑨
三、黄摩西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
直到最近，黄摩西（或称黄人）的声名，仍然只是与他的中国小说美学论文，以及作为清末四大文学期刊之一的《小说林》（1907—1908）的创建者与合作者而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他的《中国文学史》（1904—1909）前三章于1998年出版，而另一部名著《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又分别在多伦多和海德堡这两所西方大学的图书馆中被发现时，作为学者的黄摩西才逐渐重新为人所知。事实上，在20世纪初，黄摩西即已享有这样的学者声誉。作为一个掌握了英语和日语知识的天才的知识分子，他凭着自身的优势，参与并引领了许多促进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的事业。
1911年，黄摩西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在上海由中国词典公司出版，国学扶轮社出资赞助。全书计两函十五册，每册一百页左右。前言部分包括（在所有版本中都依次排列如下）：1.严复的手稿《〈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作于宣统三年（1911）正月晦日。⑩ 此序的中心意思，在援古为例，论证尽管欧美学科之东渐亚陆会造成种种困难，但域外文化已非古国文明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古之道”正借此得以“变动而弥光明”，正如此前佛教之传入中国的情形；2.黄摩西自己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作于同年正月。[6]267—268 黄摩西同样以古为征，不过他的重点在于提倡以一种新的西式百科词典来代替中国传统的字书、类书——它们只关心字词的出处，而不提供任何关于这一词条的当下知识；3.《凡例》。其中黄摩西说明了他翻译外来术语的用词标准（“以学部鉴定为主”，因此可见受日本的影响之大），以及他为提请读者注意而在西方历史、地理类的词条中所使用的圆圈，“历史、地理、文学，则非本国者，于略字上加一○，以为别。如中史为（史），而世界史为（○史）”[7]2 （凡例）；4.黄摩西对本书之特色的简要说明，题曰《本书之特色》。黄摩西指出，此书“事物则择其至精，理解则表其至新。故书雅记，皆向来所珍秘；科学哲义，多最近所发明”，而置于彼时的中国社会中，则“社会所迷信及习用而不省者，皆集佐证而以学理疏通之，俾一旦豁然，披云见天”[7]1(本书之特色)。
词典正文之前的这些内容均单独标页，但整个词典没有设置目录表。全书共收词条11865则，许多条目还附有石印的插图和图表，它们向读者展示了当时的最新发明如显微镜、印刷机器的使用方法。不过，这些插图都印刷得很糟糕，即使和当时的工具书，如1907年的《博物大词典》相比，也是如此。最后的第15册附录了一些最新的词条和表格，它们对世界各国的近况作了概览式的说明，这些国家包括英吉利（今英国）、美国、法兰西（今法国）、德意志（今德国），澳大利匈牙利（今奥匈帝国）、意大利、俄罗斯以及日本，其中特别关注各国的政体、地理、历史，工业统计数据，农业，交通系统，金融与军事，等等。词典的结尾还附有各国的货币以及度量衡换算表，也包括中国和日本的情况。
黄摩西这部词典的初版本（初版后的几个月里至少再版了两次）保存下来的很少，它们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几个有限的图书馆里。黄摩西的序言留存下来的就更少了，但这一文本现在很容易读到，因为已收入王永健的《“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一书中。[6]267—268
黄摩西是这部词典所标明的惟一编辑，署名“黄人摩西”，意思是“一个希望与西方接触的黄种人”。在序言中，黄摩西说明了他是如何与二三同道（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共同编辑完成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的词典的。他说，是他以前的一位同事、国学扶轮社的主人沈粹芬，邀请他来主持编撰一部中文的百科词典，打算由扶轮社出资出版；他召集了几位能干的同事（“马郑之彦”），花费了一年时间（“一更裘葛”），直到心力交瘁，才按时完成编纂工作。在序文末尾，黄摩西表示很满意自己所扮演的倡导者角色，“鄙人亦乐为应运之先导，自居篝火鸣狐”。当然，序文的前半部分也同样重要。黄摩西对自己担任这一词典主编的背景作了一番介绍。他表示很反感同时代的那些文人的陈词滥调，强调“词必己出”。根据“天演”(11) （这里他用了严复的翻译）公例，黄摩西认为，语言也会日渐变化，“随时随地，移步换形”，“词之繁变，亦天演公例”。他说，欧美各国都有词典，为普通读者提供“名物象数”的严格界说，而中国的读者则只有“简单而游移”的字书和“淆杂而灭裂”的类书可供参考，它们并不给出有用的定义，或者完全缺乏系统安排。在黄摩西看来，那些西式的百科词典，乃“国势之强盛，人才之发达，此一大原动力焉”。在此，我们也许可以揣测出黄摩西当时放弃《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转而投身编纂这项费时费力的词典的原因(12)：他似乎感到有责任为国人奉献出一部现代的百科词典，这是欧洲人在百科全书时代已获得的，日本也已在他那个时代开始享用，——这部百科词典，将协助一个蛰伏的文化走向复兴。
下面我们将略述黄摩西的成就——他希望将国人带到一个与先进的西方同等的位置。
四、黄摩西之百科词典的现代特征
上文的内容概述，已足够展示黄摩西这部百科词典的重要性；但要更好的理解其独特的文化意义，还必须考虑到使这部作品成其为现代辞书的另外几个特征。
面向时下和未来的定位 黄摩西这部词典首要的现代性的风格标志，在于它的面向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定位。其主要的词条处理都是从西方和日本输入的“新知”。黄摩西当然没有忽视历史知识，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希腊的遗产，但选择的标准是看这些知识是否有益于子孙后代。这与中国的传统类书形成鲜明对比，——类书“无意于报道新事物，只是搜集、整理和使用那些或者濒于遗忘、或者很少被提起的旧材料，以便参考”[8]7。相反，黄摩西的著作更接近法国的百科全书，“它们的编辑者确信自己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所有重要的知识领域，都有新的开始、新的定位以及新的发现；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始。”[9]243
获取信息的权力 时下当然被视为学术研究或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往往忘了，知识的积累，其合法性的确认，客观地介绍它并保证能被大多数人接收，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特有产物。我们应该还记得，直到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仍然在为争取获得编撰百科全书的新知识，与国王作着激烈的斗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狄德罗在法国准备和出版他的百科全书时，都是秘密进行的。[9]243 传统中国的复古风气以及对文化传统的固守，同样也阻碍了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做现代的研究。黄摩西是那个时代中极少数能坚持自己独立研究方式的学者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中，他已经将正统文学（如儒家经典和古典诗歌）搁置一旁，而用大量篇幅来讨论基于自己的阅读而选择的、“边缘”的小说和戏剧。[10]142 因此，我们不必诧异，他将以同样的方式来为这部《普通百科新大词典》收集材料。在这部词典中，关于儒家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条只占了很少的比例，大量篇幅让给了古希腊哲学这类知识的介绍。实际上，“新知”成为这部辞书的核心概念：它包括西方（主要是欧洲的）自然科学（包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现代西方医学和药理学、教育、中国和欧洲的音乐、可视艺术、历史以及历史人物（包括日本明治时代的重要人物，不仅是军事家）等等。正如他在《凡例》中所指出的那样：[7]1a(凡例)
本书蒐集一切学语，调查种种专门学书籍为基础，中外兼赅，百科并蓄，以适用于教员考检，学子自修为宗旨。(13)
辞书的编排方式 1674年，路易斯·莫尔（Louis Moréri）的按照字母表排序的《大历史词典》（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的问世，标志着欧洲百科全书的编排方式发生了里程碑式的革命。此前，百科全书的排序方式五花八门，如培根的计划分为130章的永远也没有完成的《大革新》（Instauratio magna），以及马提亚·马提尼（Matthias Martini）的《方法的理念》（Idea methodica,1606）。现代西方百科全书，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使用字母排序。[3]380—381 然而，这一方式对于黄摩西来说却意义不大，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当时还没有约定俗成的语音表达。不过，黄摩西显然已自觉地意识到，他要将这部词典编排得符合它的教育宗旨。在词条9—831（已集，831号）中，黄摩西为“科学”[7]72b—73a(卷8) 下了一个定义：“凡组织成体系之知识”。显然，对黄摩西而言，百科全书的教育意义，在本质上与严格的科学标准密不可分。这两个宗旨都体现在词典的精致的编排方式上。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区分这部词典中的词条分类和词条排序方式。全书的词条按照人类的活动分为四大类：政治、教育、格致、实业，接着又进一步分为53个学科以及14个次级学科。(14) 词典一共十五册，第一册是“总目录”，词条按照首字笔画排序，第二册是“分类目录”，各个词条按照它们所属的学科以及次级学科而分类排比。但整体上词典是按照词条首字笔画的次序而编排的。例如，在分类目录中，“文学”被编排在“文”这一学科之下，而“文”又在“教育”这一大类之中。读者在目录中查找这一词条的时候，将会发现它的编号是389，这就意味着，它是这部词典中首字笔画为四的第389个词条。词典的第三册所收的是首字笔画为一到四的词条，因此，读者知道应该从这一册的最后部分开始查找，当他找到“文”字后，继续往下找（因为第二个字“學”是15画），直到找到“文学”这个词条。当然，对笔画检索非常熟悉的中国读者，至少在他熟悉了这部词典之后，可以跳过目录，直接在对应的册里查到他需要的词条。
为了进一步方便读者，黄摩西还对中外学科作出了区分。在词典正文以及分类目录中，他在外国学科的略字之前加上一个圆圈，以示区别。但这个标记只在“教育”这个大类之下出现，其中也仅对53个学科中的三个——文、史、舆作了区分，因为在这三个学科中，国别的因素影响很大。另外一些学科，如哲学、数学、音乐、技术发明等，则没有如此标记。这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探测黄摩西的世界观的重要线索。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黄摩西在“本国舆地”与“外国舆地”、“本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亦即“非中国文学”）之间加了一个圆圈以示区别，但他并不在比如中国哲学和非中国哲学之间作出区分；所有的哲学条目都归入一个单独的“哲学”门类之下，例如，词典的第一个词条“一元论”，中国的和外国的不同说法都排在一起。也许，对黄摩西而言，哲学就像数学、科学一样具有普遍性，像音乐一样具有世界性，将它们区分为中国的和外国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材料的范围 在钟少华列出的自1892年到1911年的工具书的名单中，黄摩西的辞书是惟一的例外，其他的没有一本同时包含了自然与文化两方面的内容，我们这个项目随后搜集到的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些工具书，也是如此。因此，黄摩西的词典很可能就是第一部跨越自然与文化这两大领域的中国现代百科全书。
此外，正如上文所述，这部辞书的编排方式也方便了将涉及中外物事的词条交叉混合地排列在一起，中文词条下还常常附有外文原文（通常是英语，但也有法语和德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编排方式是黄摩西天才而精巧的创造，它在同一个条目中，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种西方的，有时是完全不同的视野。这种中外视野的融合，在一些单个词条的释文中也能看得出来。例如上文提到的词条4—389（子集，389）“文学”“Literature”[7]4—389(子集,四画,389)，黄摩西开始即追踪了它在古代的用法：
我国文学之名，始于孔门设科，然意平列。盖以六艺为文，笃行为学。后世虽有文学之科目，然性质与今略殊。汉魏以下，始以工辞赋者为文学家。见于史则称文苑，始与今日世界所称文学者相合，叙艺文者，并容小说传奇（如《水浒》、《琵琶》）。
接着他展开重点论述：
兹列欧美各国文学界说于后，以供参考。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而欲动人感情，其文词不可不美。故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所以美文学亦为美术之一。[7]4—389(子集,四画,389)
然后，黄摩西开始解释各国文学因其风俗、思想以及国民性情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他说，自古希腊时代开始，文学就在形式上被分为抒情诗、叙事诗以及剧诗等不同文类，而中国则是习惯地按照性质来分类。[7]4—389(子集,四画,389)
要之我国文学，注重在体格辞藻，故所谓高文者，往往不易猝解，若稍通俗随时，则不甚许以文学之价值，故文学之影响于社会者甚少，此则与欧美各国相异之点也……
当然，这部百科词典让同时期的其他工具书都望尘莫及的现代性，并不局限在文学领域。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词典中是作为一种生物学理论而不是社会学理论来处理的，这充分展示出黄摩西对当下理论的把握能力（即使是在当时的西方，与达尔文的淘汰说共同构成生物学的“新综合”革命的孟德尔［Mendel］的学说，在专业领域之外也很少为人所知）。词典中大部分与达尔文主义有关的词条，重心都在生物进化论而非社会进化论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描述进化论的词条，如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人为淘汰，但对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很少有词条提及（当然，这并不妨碍黄摩西盛赞斯宾塞为“十九世纪学术界中之伟人”(15)）。
百科词典的语言——对概念的把握 上面所引的词条释文，足以证明黄摩西对概念的把握能力，亦即一种对复杂问题之本质的清晰领悟和简明表达。中国直到现代才有解释性词典的出现，因此，用简明得当的方式概述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没有成为传统；再考虑到文化遗产的重负，文章开头冗长的引经据典，也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写作程式。为了将这种泛泛之论转变成简明扼要的书写，实际上需要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并不考虑过去，而是将简洁和抓住本质置于首位。然而，“吊诡”的是，当精炼成为当今的一种时尚时，文言这种简洁雅致的文体（但过多地用典常常损害它的表达），正逐渐为戏剧和小说中孕育出来的更丰富的、叙事性的白话文体所代替。阅读这部词典可以感觉到，黄摩西对语言问题有着非常自觉的意识，并且努力要使它适合词典的读者。他的渊博的文言功底，也许让他不时要掉掉书袋，但整体来讲，百科词典的语言可以描述为一种面对面的说教语言，受过基本文化教育的人——例如能够阅读当时报章文字的人，都能够很容易的理解。它最大限度地减少用典的障碍，不像类书一样，没受过足够儒家教育的人将无法入门；同时，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讲，它的语言也不显得粗野庸俗。（至于黄摩西的序文，则全然不是如此。文章写得晦涩且充满典故，足以睥睨文苑。显然，对黄摩西而言，词典正文与序言迥异的语言风格，对应着完全不同的读者群体）当然，它也不是所谓的“白话”，或者日常谈话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独一无二的——以标准现代汉语写作的工具书要在几十年后才出现。总而言之，如上文所述，这部辞书是为教员、学子的查考而设的，其语言似乎非常适合它的读者。
五、未完成的中西现代文化之桥
在一篇讨论欧洲的知识分类与百科全书工程的文章中，Warren E.Preece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普遍存在于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然而似乎总是在一个被视为新旧交替的历史躁动时期——至少在回顾的时候是如此，百科全书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焕发出最强的生命力。[11]2
作为西方百科全书大获全胜的例子，Preece举出了中世纪（Comenius,Vincent de Beauvais,Ramon Lull）和18世纪晚期。这是旧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在新事物面前日益暴露其弱点的时代。实际上，也正是在18世纪晚期，当法国的达兰贝尔与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百科全书》以及苏格兰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之后，今天的百科全书的结构才初步成型，其将来的发展模式也大致奠定。
Peerce的观点虽然是基于对西方百科全书史的研究，但同样适用于出现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百科全书。这同样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躁动时期”。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先进技术以无可抵御之势涌入中国，继之而起的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中国知识分子被迫快速调整自己以适应现代西方世界，否则，就将丧失自己的文化。
当时中国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关心中国未来的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对此并不是无动于衷。他们竭尽全力促进中西文化的密切交流。然而，这却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当英国和美国的基督教（主要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开始传教的时候，这种差异就呈现出来了；然而，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些早期的文化交流中，误解总是被和平地澄清了。熊月之指出[12]285—287，中国知识分子很快认识到，与传统中国思想的抽象深奥以及缺乏条理比起来，现代西方知识是具体的，系统的，分析性的，并且直接与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
此外，面临着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入侵，中国军队因缺乏足够的训练和技术装备，屡屡以失败告终，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西方得以富强的原因。这自然让他们认识到学习外语（此前一直被中国学者所忽视）以及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因此，这一时期，中国设立了几所著名的教育机构，其主要目的是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这里可以举出同文馆（1862—1890）和江南机器制造局，后者在1868年设立了著名的翻译馆，1873年成立了格致书院，他们聘请了一大批外国教习教授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后来还有日语。外语知识自然会导向专业的翻译活动，这些翻译大部分由中西学者合作完成，且几乎全部关乎科学与技术。(16) 在这些翻译能手和西学领路人中，值得一提的是傅兰雅（John Fryer）、金楷理（Carl Kreyer）、林乐知（Yong G.Allen）、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和麦嘉湖（John MacGowan）等，他们与中国同事一起，主持完成了多达129部作品的翻译。(17) 所有这些人同时还忙于编辑出版有影响的科学杂志，如早期的傅兰雅1860年创办的《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以及《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有了这些文化准备，现代的中国百科全书出现在上个世纪之交，便不能说是偶然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当时已有大量的关于西学各个学科的非常好的翻译，1908年《钱伯斯传记辞典》（Chamber'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英国分别于1900年和1902年出版了两个版本）的中文译本，也提供了可靠的西方历史人物的资料。1903年，范迪吉以“普通教育百科全书”为题，出版了100册从当时两部日文工具书中摘编而成的中文译本[4]76，这似乎意味着，对于中国而言，一种新的有力的知识工具已经唾手可得，——好像只用将最好的西方或日本的百科全书翻译成中文即可。
然而，如前所述，当时只有少数的外国（日本）百科全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样看来，中文的现代百科全书要想取得成功，光靠从外国获取可供翻译的高质量的科学与历史资料，还远远不够。如果一个特定国家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没有对本国当下的文化需求作出反应，如果它没有对提高公民的普遍文化水平表示足够的关心，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博学的知识分子投身于编撰现代工具书这项艰巨的任务，或者如果他们没有使用对于普通读者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要成功地编撰出出色的百科全书，都似乎是希望渺茫的。
尽管中国的情形很难说是最顺利的，但毫无疑问，黄摩西的百科词典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一多少令人惊讶的现象，可以解释如下：首先，它由一位最能胜任它的学者主持编纂：黄摩西（和他的合作者）从不同的文化中收集最新的可靠资料，预料着中国将要发生一场深远的变革，因此为国人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作好充分准备。其次，黄摩西精通英语和日语，他可以阅读原始材料并且在词条的选择上作出明智的判断。再次，黄摩西思维严密，这使得他的百科词典虽然相对简明，却能提供丰富而清晰的解释，并常常辅以恰当的插图。最后，他的深沉的爱国情怀使得他深信自己是在为中国的未来编纂这部辞书，因此他心安理得地减少关于传统中国文化的词条而代之以现代世界文化的内容。
这部辞书在严复的序言中得到了过度的褒奖(18)，除了得到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的响应之外，它在商业上也很成功；1911年，它已印了三版（五月，六月，七月）[6]75，每版的印数是3000册，这是读者对它怀有殷切兴趣的极好说明。在正常情况下，黄摩西这部辞书很可能成为一道沟通正在现代化的中国文化与先进欧洲文化的桥梁。
然而，历史的潮起潮落，却将近代中国工具书的命运带入了另一个境地。上文已提到过，这些著作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近一个世纪，几乎没有留下痕迹。这种消失不仅仅阻碍了中国读者对现代西方科学与文化的接受；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扭曲了现代中国之形成的真实图景。随着现在开始的对早期工具书以及那个时期其他材料的发掘，我们了解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者和他们的西方同事们，为使中国更好地理解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以及药理学，一起做了大量而深入的工作。然而，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在1910年代的某个时期，这些有创造性的尝试被一种新的中西关系所代替，在这个图景中，所有这些庞大的努力都被化约为其中的一支——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学的翻译。
随着我们对新资料的掌握，很显然，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中，上个世纪之交的那个章节必须重写，以便呈现一个更丰富、更精确的现代中国的真实发展图景。
在此，我对戴安理博士（Dr.M Henri Day）表示诚挚的谢意，他的建议、评论和翻译大大提高了本文英文版的明晰性、精确性和学术性。
收稿日期：2006—10—09
注释：
① 《康有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3，第581—1219页，特别参见第759,761,772,775,776页。
②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第5页。正如其他一些中国学者（如Austin C.W.Shu,1973,Vii）所认为的那样，作者将大约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主持编撰的《皇览》看作中国古代类书的始祖。
③ Kaderas 1998,12.作者肯定地认为，直到5世纪，“类书”才成为一个专门词汇，这时中国的藏书家才开始用“类书”来命名特定的工具书。
④ 1870年，日本学者西周（Nishi Amane,1829—1897）出版了《百学连环讲义》，他将“encyclopaedia”翻译成“百学连环”。1877至1883年间，日本文部省出版了20小册的《百科全书》，它是对英文著作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的翻译。参阅汪晖1995，第16—17页，注释40，钟少华1996，第19页，以及NACSIS Webcat。
⑤ 汪晖1995，第78页。钟少华1996，他列举了一份不完全的译自日本的百科全书的书目，其中包括《法律名词通释》，《日本法规解字》，《四大法典法律顾问》，《法律经济词解》，《新万国药方》，《博物大辞典》，《外国地名人名辞典》，《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东中大辞典》。这些书名都是中译，笔者无法一一考察出日文原名。
⑥ 严复译为《原富》。参阅Schwartz 1964。
⑦ 严复1907［1986］，第252页。根据这一页的编者按言，这篇文章的手稿发表于1907年。
⑧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和戴安理于2006年3月26—28日在海德堡大学组织了第一届晚清百科全书的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德国、捷克以及瑞典的几位对晚清感兴趣的学者提交了论文。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将在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⑨ 米列娜在此向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馆长余梁戴光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同意我在图书馆里研究这部珍贵的善本。
⑩ 严复此序重刊于王宪明所编的《严复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245—246页）时，日期署为“1911年3月”，但原文作“宣统三年正月晦”（即1911年2月28日），谢谢戴安理的纠正。
(11) 然而，词典正文中没有“天演”这个词条，黄摩西统一使用“进化”这个更现代的词汇，也许是采用了学部的规定。这将进一步证明笔者和戴安理后文中提出的论点，即黄摩西的序文所预设的读者，与词典正文的预设读者完全不同。
(12) 参阅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讨论：Dole
elová and Day,2006,in Chiu and Guida,eds.,2006,104—105。
(13) 黄摩西的百科词典中这些前言材料都没有标点，而直到1910年代中叶，它们才以印刷的形式发表。因这部词典不易见到，故笔者照原样不加标点逐字引用。（标点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14) 仔细考察这些学科名录即可发现，在这部百科词典中，自然科学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政治”之下有12个学科（以及2个次级学科），“教育”之下有16个学科（以及4个次级学科），“格致”之下则有21个学科（以及4个次级学科），“实业”之下有4个学科（以及4个次级学科）。
(15) 原文为“称十世纪学术界中之伟人”。“十世纪”显然系“十九世纪”之误。这一说法似乎直接或间接（也许通过日本）的从第十版《不列颠百科全书》（1902—1903）中挪用过来。参阅Day and oleelová-Velingerová 2006。
(16) 关于中国在19世纪最后四十年中对现代西方科学的译介（包括各种西国语言的翻译），详情参阅熊月之1994，第538—550页。
(17) 他们具体的译著书目，参阅Benett,Adrian arthur.John Fryer: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以及熊月之1994。
(18) “观其起例，其所以饷馈学界、裨补教育，与所以助成法治之美者，岂鲜也哉？”严复，1911,5a。参阅M Henri DayI,tr.Yan Fu,“Putong baike xin da cidian xu”（《〈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Foreword to A New General Encyclopaedic Dictionary”）.In:《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上海：中国词典公司，1911.1a—5b（单独标页）。未发表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