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藏政策的演变（1947-195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美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美国传统的西藏政策
美国对西藏的兴趣始于上世纪末，首次阐述其西藏政策则是在20世纪初。1904年，美国针对英印总督寇松炮制的“宗主权”理论，国务院训令驻英大使表示异议，指出英国曾屡次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且“中国也从未放弃过他们的统治权”[①a]。但该政策只是东亚大国格局所决定的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总政策的组成部分，目的是阻止英国独霸西藏，为以后美国染指该地区留下余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立主义”的樊篱被冲破，美国对西藏的兴趣在沉寂了近40年后得以恢复。1942年4月日本切断了中国获得外援的通道滇缅公路，中国政府决定修筑一条经由西藏的中印公路，得到美国的支持。英国却视中国暂时困难为侵藏之良机，不仅煽动西藏地方成立“外交局”，并立即与之发生关系，还暗中唆使其反对中印公路的修筑，声称：只有中国尊重西藏自治并保证不干预藏务，英国才能向藏方施加影响。为获得美国的支持，英国还于七八两月游说其支持西藏“事实上”的独立，希望就此向中国施压[②a]。然而，美国持谨慎态度。在此之前，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列西藏于中国版图之内，在接到照会后，国务院两次向英国声明：“就美国而言，它深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西藏拥有宗主权[③a]和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版图的事实，美国政府对此从未提过异议。”[④a]1943年5月，国务院再次声明上述立场，并劝告英国，“美国政府不相信此时对西藏地位的详细讨论会产生什么益处”[⑤a]。
美国的上述表示并非偶然，它决定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1943年4月，助理国务卿柏利为此告诫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局长威廉·多诺万：“中国政府的感情在战争中对我国及盟国具有重大意义，有鉴于此，在与西藏政府发生任何接触和行动时必须避免对中国政府不必要的、粗心大意的冒犯。”[⑥a]
与国务院相比，战略情报局对西藏的确兴趣盎然，跃跃欲试，以至于多诺万在1942年7月请求国务卿赫尔批准该局的一个两人使团经西藏前往内地，并声称该行动的战略价值将被证明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还请求对该计划及其军事性质严加保密[⑦a]。1942年底使团抵拉萨后滞留3个月，两成员向达赖喇嘛呈上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及礼物，频频联络藏人，广泛搜集情报。为取悦藏人，两成员还声称西藏可以成为战后和平会议成员，美国对弱小的、希望独立的国家有极大的同情，答应为其购买远程无线发报机。所有这些，使西藏分离主义分子大受鼓舞。
虽然国务院对提供发报机一事持慎重态度，认为此举会引起“政治上的纠纷，触怒和结怨中国人”，但多诺万强调：它“将使东西1200英里的整个西藏地区对盟国开放，这于未来有战略价值”。他无视国务院的意见，于1943年11月把机器交与拉萨。1946年底，杜鲁门总统又亲自下令送去数台供发报机用的发电机[①b]。
战略情报局在派出使团时虽未明确其使命，但可以看出其赴藏本身即其目的之一，他们的行动亦可被视为对西藏的关心和支持。情况表明：美国有关方面正急于填写其政治地图上的这个空白点。然而，这又不过是对美国传统西藏政策更大挑战的序幕。
二 美国对其西藏政策的检讨
“二战”结束后，美苏矛盾迅速激化，1946年是两国由合作走向冷战的关键一年，整个世界处于大变动的前夜。在中国，国共间的脆弱同盟旋告破裂，内战再度爆发，美国以促进国共军政统一为特征的对华政策宣告失败。印度、缅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单独的军事占领。面对国际格局的急剧转换和远东形势的发展，美国需要确立其新的全球和远东战略。米勒尔的电报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笼的。
1946年底和1947年初，美驻印代办米勒尔两度致电国务院，要求派一使团访藏，作为对1946年西藏亲善使团[②b]的回访，以保持与西藏的友谊。他认为，西藏“无论在意识形态抑或地理上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抵御苏联方面是极好的缓冲地带”。由于远东存在敌对政权上台的可能，西藏及其极端保守的人民可能成为“反对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堡垒和政治动乱大海中一个保守主义岛屿，在火箭战争年代还可能成为全亚洲最重要的地区”。米勒尔最后称：“不难看出，从对拉萨的友好姿态中获得的好处要比因此招致与蒋介石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重要得多”，加之中国的混乱，美国大可不必顾及中国可能的反应[③b]。
国务院不打算走得太远。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东亚，美国的政策转变都还未完成，其外交决策者还未对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丧失信心，新的对华政策还在争论中。副国务卿艾奇逊答复说，军方不认为西藏可作火箭发射台，此时作一次访问并无益处。但他又确想与拉萨保持联系，并同意考虑派外交人员访藏，如果能做到“不引人注目且为非官方的话”[④b]。这就是美国对藏政策的新内涵，其目的显然在于既不开罪中国，又能以非法途径获取藏方的好感，从而保持其政策调整的自由。随着全球和远东事态的发展，该政策的两个方面日益发生不和谐甚至冲突的情势，使美国有关方面处于两难之中。
1947年9月，受到外力煽动的西藏地方派遣以仔本夏格巴为首的商务代表团携其自发证件及达赖噶厦的信函出访印、美、英等国，目的是“使西藏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西藏，结束西藏孤立状态，并采购黄金作为西藏通货的保证金”[⑤b]。
代表团访印后，于次年初抵南京，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和垂询。蒋介石希望代表团出席国民大会，并令蒙藏委员会劝阻其出国，否则则用中国护照。夏格巴在滞留半年后，以返印为名，借道香港，于7月初抵旧金山，致使蒋介石的上述愿望均告落空。为此，蒋及立法、行政二院连连申斥外交部和蒙藏委员会制订补救之法，并对此后外交部与有关国家的交涉予以密切的关注及指导[①c]。
调查得知，夏格巴是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在其自发证件上签证而准入美境的。获悉此事，不满又不安的中国外交部于7月12日照会美驻华大使，指出西藏当局无外交权，其证件不能替代中国护照，美无权为之签证。“中国担心的是美国的处理违反了它对中国有关主权的承诺，若非个人错误，则是否意味其西藏政策已发生变化，中国希望国务院的解释将满意到足够避免一次正式的抗议。”对此，马歇尔国务卿于15日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保证，美国会完全按中方愿望行事。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则解释说，驻港总领事只是在一张普通纸上签证，该表格适用于其护照为美国不承认国家所发或签证申请者不能提出有效护照之情况。当吃惊的顾维钧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而非美国不承认国家、并希望知道该处理是否由国务院批准时，中国科科长斯普罗斯生怕中方究根问底而决定息事宁人，连忙说此举纯属驻港总领事对签证的误解，不能表明美政策有所变化，请中方不必太认真[②c]。
上述答复纯属欺骗，夏格巴的证件清楚表明美国正是在该证件上签证的。夏格巴抵印后就开始寻求美英签证，美国亦就此进行过讨论，1947年10月国务院通知驻印使馆：若西藏代表无中国护照就发给他们257型签证，即美国予申请者呈递美不承认政府所发护照的签证手续。“若西藏代表坚持在其证件上签证，且有明显迹象表明现存的技术原因导致其不来美国，请速告知，国务院再谨慎与入境机构安排，以便作出必要让步。”[③c]由于夏格巴先赴内地，且中方通知美英不得擅自签证，美国遂决定推迟作决定，并指导夏格巴到南京办理有关手续。夏格巴抵宁后数次走访美国使馆，声称不在其证件上签证他宁肯返藏。司徒雷登在5月11日请求接受上述要求并很快被批准，29日他告诉夏格巴：“那么，在香港给你们签证，我写信让我国代表给你们准备好。”当天他就致信香港并上报国务院[④c]。
签证事件余波未平，新问题又摆在国务院面前。夏格巴抵华府的7月19日，中方要求出席美方与夏格巴的安排。23日，美方通知中国使馆说，夏格巴已请求晋谒杜鲁门总统，美不打算拒绝。尽管南京政府严重依赖美援，但在该类主权事上态度坚定。26日，中方要求拒绝接见，此后任何美官方与该团的交往均应通过中国使馆作出安排。中国外交部指出：美方的作法“将给中华民国造成严重的麻烦”，“若西藏代表的目的纯为商业性质，则通过与私人公司打交道即可得到完全的实现”[⑤c]。
美国声称，它将坚持其传统政策，不愿冒犯中国，但又不想拒绝夏格巴的请求。事态的发展令国务院处境尴尬。看来若不发泄其早欲一吐为快的见解就难达目的。28日，斯普罗斯拒绝中方要求，并大加威胁说：
尽管美国无意向中国对西藏法律上的主权提出异议，但中国政府应知道它未对西藏拥有实际的统治是造成目前情势的根源。国务院对中国和西藏的感情都不愿冒犯，代表团的出现使国务院面临着现实的困难。美国新闻界已对来访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若谒见因中国政府而遭挫折为新闻界获知，国务院相信他们会利用对中国不利的形势，而且根据美国人民普遍接受的自决原则，该问题亦可能被提出；再者总统本人已表示他对接见有浓厚的兴趣。
谭绍华公使重申中国的立场并指出美国的行动很可能被英国援为先例。他反驳说，西藏代表本已被劝导答应返藏，正是美国的驻港机构改变了这一切，“总统的接见肯定将损害中国对美国的友好感情”。中国的坚定立场及签证事件重提的可能使斯普罗斯只好退求中国的方案[①d]。
顾维钧在外交部批准后向美方提出由他为西藏代表提出请求并亲自带其去白宫，然而夏格巴拒绝该安排。8月9日，夏格巴向顾维钧声称，他将不再坚持谒见而前往纽约。美国务院也转来同样的信息[②d]。事情真的到此为止了吗？
为安抚西藏代表，中国科副科长弗里曼8月2日大谈美国的“难处”，答应为其安排一次无需中国大使出席的与国务卿的秘密会谈。4天后会谈如期举行，31日副国务卿本宁霍夫亦秘密接见夏格巴。夏格巴向马歇尔提出购金5万盎司，尽管商务部和联邦储备银行认为那与政治有涉，因为美政府只向主权国家售金，马歇尔却批准了该交易并为之作无力的开脱：“国务院不认为该行为构成对美国有关传统政策的破坏和影响了政府对该政策的继续坚持。”副国务卿则特别要求西藏取消限制以便利美国人对西藏的访问，他还希望美国能在拉萨设立领事馆[③d]。显然，美国已不仅希望加强与西藏的感情联系，而且盼望早日染指西藏这块中国领土。无论国务院怎样声称坚持其传统政策，但它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欺瞒中国政府，并且以损害中国主权为代价，本宁霍夫的要求堪称解开美国在该事件上态度的钥匙。
美国外交决策者虽屡次声称坚持其传统的西藏政策，其行为却使之日趋弱化并且大大加强了对藏政策的新内涵，该政策两面的分野趋势使国务院在处理问题时感到了明显的窘迫，以至只有求助暗渡陈仓之计。这种矛盾及其产生的窘境，加之东亚局势的发展，要求一个明确的西藏政策的出现。所以，夏格巴出访之戏尚未落幕，美国就开始重新检讨上述政策。1949年初驻印大使汉德森建议：“一旦共产党控制中国，美国就应视西藏为独立国家。”4月，他又从世界与亚洲大势阐述上述观点，认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地位会因中共控制西藏而大受影响，西藏会成为共产主义向南亚扩张的基地。7月初，汉德森再次请求检讨对藏政策，尽速向西藏派出外交使团并尽可能常驻拉萨以观察藏事发展[④d]。上述见解得到驻苏和驻华官员的支持，驻苏代办科勒于6月还建议利用西藏问题把印度拉入亚洲反共的联合阵线，司徒雷登同意任何支持西藏独立的行动。
国务院的考虑有所不同。远东司官员卢丝·培根为斯普罗斯起草一份长篇备忘录，对西藏政策进行彻底审查[⑤d]。她先提出支持汉德森的依据，内容与米勒尔、汉德森和科勒的观点基本相同，同时又提出5条反对意见：“西藏政策的改变与对成为大国的中国的政策相牵连，除非现实清楚表明中国陷入永久分裂，否则不能抛弃它；承认将减少目前我们反对苏联分裂中国北方的力量；承认徒然增加共产党对西藏的兴趣；西藏意识形态及战略意义非常有限；对采取何种措施的回答决定于控制进入西藏的印度，它若与西方合作，西藏的重要性就会降低，反之，西方利用西藏作为反共堡垒的困难就会无限扩大”。对比之下，培根建议国务院采纳以下选择：“尽可能视西藏为朋友，在不冒犯中国的前提下与之保持友好并影响其靠拢西方；避免予中国对我们政策改变的印象的同时，不提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以尽可能保持灵活政策；致力于获得有关西藏的第一手情报，为此可不公开向西藏派出官方或非官方人士。”艾奇逊国务卿7月批准了该方案，28日他又通知汉德森可以私人旅行和科学考察名义向西藏派出外交人员[⑥d]。
重新界定的新政策是一种观望或等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艾奇逊“等待尖埃落定”政策的反映。但应看到美国在朝改变其传统政策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时刻准备中国的永久分裂而承认西藏独立，从该意义上说该政策又是一种积极的观望或等待，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除此之外还不可能有彻底的突破。
三 美国阴谋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
1949年7月，西藏当局悍然发动“驱汉事件”。中国共产党一面严正警告事件幕后操纵者，另一方面加快了藏事解决的努力。11月及次年初，毛泽东四次电示有关方面速作准备，因为“进藏宜早不宜迟”。中央政府亦向藏方发出和平解放的信息[①e]。鉴此，噶厦于1949年11月向美、英、印求援。
美国自然不愿坐视西藏解放，但一如前述，它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印度的态度，而且印度若能援藏，美国既可达到侵藏目的又能避开中国攻击的锋芒。然而，印度为保持其在藏利益，就必须对华友好，这也是印度国力及其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此时的印度正准备承认中国新政府，所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于11月21日对美驻印代办霍华德·多诺万的请求予以否定的答复。多诺万于是请求英国采取行动并就此劝导印度，他声称美国此时仅能保持同情，“美国认为印英承担此任务将更合适”。但英国不愿为人火中取栗，它的在藏利益已由印继承，其在华利益及与印度的特殊关系使之在12月12日宣布在藏事上与印度保持一致[②e]。
12月22日，西藏地方决定向印、美、英派团商讨援藏之事，多诺万于1950年1月初为此征询印度对西藏新请求的立场。印度外长梅农称：只有中国拒绝西藏自治，印度才可能提出西藏政治地位的问题。他也不赞成西藏外派使团，尽管印度为西藏提供了小量武器，但希望避免任何有关西藏的挑衅活动和军事冒险[③e]。
美国也不愿接受西藏代表，尤其在毛泽东访苏时更是如此。艾奇逊在1月12日通知汉德森：“目前代表团来美会使问题复杂化并加速中共的进攻，……由于印度的制约，目前不能给予西藏援助。”为不使西藏对美失望，艾奇逊要他尽可能以此时援助有害西藏为由劝其勿派团赴美，但双方可在印讨论援藏之事。然而，印度又拒绝了汉德森在印会谈的请求。无可奈何的汉德森仍希望给西藏以美国关心西藏的印象，14日他请求印度允其向西藏派代表，他保证不给西藏承诺，不刺激中共，也不给印度添麻烦。但梅农以可能加速中共进攻为由再次拒绝。事已至此，汉德森只好建议暂停努力，否则中共行动后印度很可能归咎于美国甚至损害美印关系[④e]。
中国政府严密关注藏事发展，1949年11月和次年初严厉谴责美国以承认西藏“独立”方式来分割中国这一领土并变为其远东的殖民地和侵略基地，指出西藏派团不过是美国及其同谋所导演的傀儡剧，声明在1950年一定要解放西藏[⑤e]。上述严正立场及美、印、英的有关目标差异使美国大受挫折。1月底，西藏代表团只好滞留亚东。
西藏地方在求援的同时，向中央政府派出以夏格巴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并要求在香港谈判。5月下旬，毛泽东特别指示周恩来通知夏格巴：“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⑥e]印度虽希望和平解决，却不愿在北京举行谈判，在中国未对其在藏利益作出承诺前，它不能把夏格巴这张牌交出去。印、英均认为最好在印度谈判以保持密切的注意及影响，于是就千方百计阻挠西藏代表赴京。
美国也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汉德森3月间再次要求英国就援藏之事向印度施加影响，印度表示它提供的少许武器仅为日常之需而与抵抗中共无涉，它还拒绝英国提供援助的请求而宁肯单独干。6月9日，夏格巴向美方通报印、英对和谈的态度，对印度深感失望的汉德森还是劝其接受印度的安排[①f]。美国虽反对谈判，但在新德里总比在北京好，这起码给美国再开展工作留下了余地。
夏格巴的谈判愿望使国务院工作节奏加快。6月16日，艾奇逊亲自召见英国大使道格拉斯，讨论怎样才能激励西藏抵抗“入侵”而不是与中共谈判，希望英国援藏并尽可能对印度施加影响。4天后，道格拉斯转来否定的答复[②f]。尽管如此，美国仍不放弃侵藏企图，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刺激着这一欲望。7月11日，艾奇逊与其他“感兴趣机构”（显然是中央情报局）讨论了美国允诺秘密援藏的必要性，指示汉德森弄清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是否仍坚持原意、西藏是否能直接向印度请求从海外获取武器。15日，汉德森回答说，印度仍会坚持既定政策，但它可能难以拒绝西藏的请求，尽管它可能会在“购买”的数量上有所保留。于是，艾奇逊22日指示汉德森把“旨在获得印度合作事留与西藏去做”，并为之设计了行动方案：“你告诉西藏代表美国准备在采购及金钱上提供帮助，西藏代表然后请求印度予以更多援助，印度可能会说西藏已获得它提供且西藏能使用的所有援助，西藏接着就请求印度予其在海外获得的武器以过境的便利。回答若是全盘否定，事就算完，否则你可以向印度提出此事并解释藏方向你提出的建议和美国帮助西藏的愿望，接着可进入检查运输的工作。”艾奇逊还告诫说，尽管印度会怀疑这是美国促成，但还是不能让藏方透露美藏的接触，以防印度产生戒心[③f]。
8月初，美国把如意算盘向藏方一一托出，并就印度的反应求教英驻印副高级专员罗伯特。罗伯特同意美方的估计，并鼓励美印直接接触。8月14日，巴杰帕伊声称，除非藏方提出，否则印度不会行动。直到昌都战役后的10月26日，梅农仍答谓藏方从未向印提及有关请求，30日汉德森再次努力，巴杰帕伊说在印中交涉时那是不明智的。当汉德森以关心口吻询问此时能为印度做些什么时，巴杰帕伊答称，美国啥都不干将是对印最好的帮助，武器过境之事一旦曝光会使印度的外交努力化为乌有，而且，他最后点题：“也会使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利用北京对西藏的干涉在中印间制造分裂。”[④f]这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警告，印度已察觉到了美国的真实意图，这使汉德森再不提及援藏话题。
为打破缰局，扫除谈判障碍，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占领藏东重镇昌都。尼赫鲁以此为由向中国发起外交攻势：连连发出照会，再次阻止西藏代表赴京，鼓动藏方向联合国发出呼吁。美国也密切配合，唆使中美洲小国萨尔瓦多于11月15日提出“外国入侵西藏案”，并要求干预[⑤f]。然而，中国政府于16日作出有关照顾印度在藏利益的表示改变了印度的立场[⑥f]，尼赫鲁的行动也本是手段而非目的。联大24日辩论时，印度代表劳氏要求推迟表决并得到美国的支持，此前劳氏特向美方通报印度的新立场[⑦f]。其实不消劳大使浪费口舌，美国已决定无论印度态度如何它均不能有公开的异议，尽管它希望印度支持萨尔多瓦的提案。
昌都战役的消息无疑使美国人兴奋，但汉德森已对印度有关政策的变化失去信心，因此他请求国务院对印度目前的困难表现出理解的同情而非某种程度的满足和幸灾乐祸，“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给尼赫鲁对我们正致力于利用该机会把印度拖入西方集团中来的印象”[①g]。国务院据此制订了对萨尔多瓦提案的立场，并指出其三方面好处：“1.宣传的好处。可证明中共的侵略本性及其借口帝国主义威胁的虚假性，在朝鲜、福摩萨及轰炸中国边境事上对我们有利，可在美国反共产主义侵略上引导世界舆论；2、印中及印苏关系的更大破裂可能导源于印度在藏事上对中共行动持积极反对态度，它会使印度对共产主义更减少些中立和增加更多的现实主义，以致印度可能更愿意在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时在主要问题上支持美国；3、美国对印度在该问题上领导地位的支持将有助于美印关系更好的发展”[②g]。
在争取印度失败后，美国开始单独干。从1951年3月直至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谈判成功之后，美驻印使馆和中央情报局秘密勾结在印的夏格巴等分离主义分子，数次密谋，以重金诱骗并声称已为达赖等在泰国、锡兰和美国安顿居所，企图通过诱使达赖外逃来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③g]。然而，该企图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四 结束语
美国的西藏政策在“二战”后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国务院虽也从传统政策前步步退却，但最终仍未予其以彻底的转变，变革和传统的矛盾贯穿了该政策演变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美国政策决策者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 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苏在战后迅速走向对抗，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称霸世界的美国冷战战略随之确立，随着中国事态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又扩至远东。鉴此，美国的西藏政策自然要服从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西藏因此被赋予日益重要的意义：第一，从遏制中共出发，视西藏为“独立”和分裂中国正符合美国利益，是对中国新政权的直接打击；第二，美国不仅把干涉西藏作为对华冷战之需，还视为其反苏反共产主义的工具。由于印度坚持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把它拉入西方冷战集团就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印外交的中心任务，1949年10月杜鲁门邀请尼赫鲁访美，其目的正在于此。正如驻苏代办科勒建议的，美国要利用西藏问题拉拢印度，建立一个反共的亚洲阵线。事实上，拉印度下水和破坏西藏的解放是美国两个互相促进、并行不悖的目标。倘能使印中因此而对抗，则可破坏西藏地方与中央的谈判；即使不能阻止西藏解放，则美对印的冷战目标亦已达到，并可以此破坏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管辖。上述考虑使美国从其传统政策步步退却，冷战酝酿、形成和升级的过程就是美国对藏政策传统涵义与日俱减和干涉西藏的企图日趋深化的过程，其有关一连串事件和企图则构筑了美国该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
（二） 美国的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
美国的远东战略及对华政策当然是服务于其全球战略即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宗旨，但它却有其自身的技术特点，这些特点又使美国不能对其传统政策以彻底的改变。它表现在：第一，美国力量受到的限制使美国把冷战的重心置于欧洲而限制在远东干涉的水平。从1948年上半年起，美国政府就在考虑凯南的亚洲战略新构想，即建立一条以冲绳岛为中心连接阿留申群岛、琉球群岛和关岛等地的“沿海岛屿防御线”，日本、菲律宾被视为该防御线的中心地带，而中国则不在此线以内。该构想在朝鲜战争前一直主导着美国的远东战略。在美国外交决策者眼中，阻挠西藏解放虽符合美国利益，但在远东的全局考虑中并未重要到美国公开干涉和承担义务的程度。第二，美国的打楔子战略。杜鲁门1949年初在内阁中称不与中共打交道，但又认为应“防止中国附属于苏联”，“应在中国寻找机会并保持灵活性”。标志美国远东战略确立的NSC48／2号文件建议：“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成分间的争吵，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在适当的时候应使用隐蔽和公开的手段来达到以上目的。”[①h]上述打楔子战略是美国冷战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美国在远东力量不足的反映，在此战略下美国在藏事上不可能有公开的反华举动。
（三） 印度的外交政策
由于地理的原因，没有印度的支持与合作，美国的一切有关行动都不可能有实际的意义，而且只能自取其辱。尼赫鲁的政策恰恰是和平中立和不加入冷战集团，该政策又由于中国政府解决藏事的和平方针和对印度在藏利益的适当照顾而更加坚定，使美国始终无可乘之机。
（四） 新中国的强大、巩固和统一也是制约美国政策改变的重要因素
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就得出结论：只有中国陷入永久的分裂，美国才能视西藏为“独立”。而事情的症结恰恰在于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该状况的出现缺乏信心，相反，一个更加强大巩固的中国将要诞生。历史一再证明：一旦中央政府衰弱、国家陷于分裂，外国侵略势力就会蠢蠢而动，大肆侵略西藏。了解这一历史，对认识现今某些国家的西藏政策仍有现实意义。
注释：
①a 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②a④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China(1942).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57,PP.145,631.
③a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英国的“宗主权”理论。美国政府在此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⑤a⑥a FRUS,China(1943),PP.675,629.
⑦a Mehra Parshotan,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dia,Tibet and China,Vol.2,1914-1954.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25.
①b Tom Grunfeld,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London:Zed Books,1987,PP.81-3.
②b 该使团本打算赴美，因故未能成行。
③b④b FRUS,1947,Vol.7,PP.588-94.
⑤b 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卷，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①c 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141-3982，801；《外交部档案》18-3418。
②c 《蒙藏委员会档案》141-1901；《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08-411页。
③c FRUS,1947,Vol.7,PP.600-2;参见W.D.Shakabpa,Tibet:A PoliticalHistory.New Haven,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④c 夏格巴：前引书，第223页。
⑤c FRUS,1948,Vol.7,PP.766-7.
①d FRUS,1948,Vol.7,PP.767-8.
②d 《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卷，第412页；参见《蒙藏委员会档案》141-3982。
③d FRUS,1948,Vol.7,PP.775-6,782-3.
④d⑤d⑥d FRUS,1949,Vol.9,PP.1071-3,1077;1065-71;1078-9.
①e⑥e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1949.9-1950.2），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208、226，369页。
②e FRUS,1949,Vol.9,PP.1084,1089-90.
③e FRUS,1950,Vol.6,PP.272-3.
④e FRUS,1950,Vol.6,PP.275-6,283-6.
⑤e 《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8-550页。
①f②f③f④f⑦f FRUS,1950,Vol.6,PP.314-8,361-2;364-6;376-8,386-7;424-6,440-1,540-1,545-7;583-4.
⑤f 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卷，第237-250页。
⑥f FO 371/84455,转引自Melvyn C.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Bekley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576.
①g②g FRUS,1950,Vol.6,PP.545-7,577-88.
③g FRUS,1951,Vol.7,PP.1611-3,1619,1682-5.参见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台北：联经出版社，民国79年（1990）版。
①h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163、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