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及其价值基础
耿步健, 沈丹丹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全球治理是世界性难题。西方全球治理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提供的全球治理方案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基础上的，这种方案的特点就是以邻为壑、零和博弈、损人利己。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全球问题共同治理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这个全球治理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实现整个世界的共赢共享。而要认同和践行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就必须努力将旨在追求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充满“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双重和谐的共同利益的生态集体主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关键词 : 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集体主义
当前，世界经济的滞涨甚至倒退，使得一些最先倡导全球化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损人利己的角色，造成了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不少国家内部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内战，甚至还发生了“黑天鹅事件”等其他难以预测的情况。特别是西方国家之间零和博弈所造成的地区冲突、环境问题、国际难民等，进一步加重了国家治理和世界治理的难度。以上问题也充分说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缺少价值共识及基本遵循，同时也证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存在严重的伦理悖论。要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急需世界各国人民广泛认同并践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要使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践行，就需要将融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于一体的生态集体主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一、 西方全球治理失败表明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存在严重的伦理悖论
《社会科学报》第1564期刊登的文章《挺过全球“过渡时期”的严冬》，引发了人们的深刻思考：全球治理失败的教训，能使世界挺过“过渡时期”的严冬吗？文章称“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英国脱欧以及奥朗德和伦齐的失败等事件全都发生在2016年，它们标志着被新自由主义所改造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文章还称“哪怕一项由特朗普和特雷莎·梅所设想的后全球主义者的、新保护主义的政策，也将无法完全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更多和更好的高质量就业、公私债务的去杠杆化，或者对美元和欧元的信任”[1]。其实谁都知道，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种种危机，都与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由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生态价值观所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环境无节制的掠夺破坏有着密切的联系。就生态环境治理而言，有人认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环境很好，但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国家没有尽到自己的生态国际责任，为了本国美丽的生态环境而将污染型企业或垃圾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并残酷掠夺这些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当然，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引进这些污染型企业或垃圾，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本国的民族振兴而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与管理，发展壮大本国经济，在学习借鉴中逐步提高本国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他国转移使得本国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出现危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对此，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做了一些努力，但其一切努力的背后都同时存在着追求本国利益和控制他国自然资源的战略需要，因而全球治理和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很难达到。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资本主义似乎又一次在历史上赢得了“胜利”，这种所谓的“胜利”用法国米歇尔·阿尔贝尔的话来说体现在三条战线上[2]1-2：一是成功地推翻了侵害资本主义机体的国家干预主义；二是在与共产主义的抗争方面不战而胜；三是成功地消灭了所谓的骑在人民头上剥夺人民经济发展希望的“独裁者”。然而这种“胜利”在阿尔贝尔看来只是一种“悖论的胜利”，因为没过多久，资本主义就遭遇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人心不稳、社会动荡，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无能。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阿尔贝尔列举了美国混乱的国家治理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大城市衰落，两个首府几乎破产；不动产投机导致无力支付房租；休斯顿、华盛顿和洛杉矶等大城市被“打砸抢”和犯罪活动洗劫一空；美国的犯罪率大幅增长；跨国公司被不断收购；几百个储备银行破产等。特别是美国政府越来越多而又无力控制的财政赤字、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差别的扩大、无政府主义的扩散性“阶级斗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恶性枪击案、高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工作不积极和高离婚率等，无不说明美国国家治理的窘境与失败[2]19-26。正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方面的无能和无序，美国学者大卫·施韦卡特指出：“发展一种很具体的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势在必行。这种模式至少应显示出和资本主义一样具有效率，而又更少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非理性，在规范的基础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3]2他在《超越资本主义》这本书中，将资本主义的缺陷概括为不平等、失业、过度工作、贫穷、缺乏民主、生态环境的恶化等，这些缺陷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经济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上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呢？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资本背后所隐藏的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
自由的价值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但自由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它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往往会导致人们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生态环境，体现在国家利益上就是为了一国之私利，不惜牺牲他国利益和国际生态环境。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影响，使得传统的国际关系缺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信仰，以邻为壑、零和博弈、损人利己的事情层出不穷，甚至也有一些事与愿违、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存在以下悖论：一是自由贸易方面，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贸易全球化能够促使各国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整体公共福利的提高，但2008年的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就业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大量劳动者失业，贫富两极分化；二是自由竞争方面，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只要积极发挥市场作用，就能够实现社会生产自动均衡，国家只需做好“守夜人”的角色，但此次经济危机证明了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大量金融寡头出现并左右国家甚至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三是自由经营方面，新自由主义宣称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自由化，本质上仍是资本家对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的野蛮掠夺”。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甚至是批判和否定。
女性的盆底肌肉和筋膜就好像一张弹力十足的吊床，支撑着子宫、阴道、膀胱和直肠等盆腔器官，以保持在正常位置。自然分娩时造成的盆底肌肉和筋膜损伤轻微，产后42天逐渐恢复。会阴裂伤和侧切在阴道的下段，偏外侧，不影响性生活时阴道的紧缩性。
二、 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正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全球治理方案造成日益严重的世界问题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从而为解决日益严重的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国力量。
(一) 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
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教师也要积极走进企业，了解跨境电商的实际运营状况。也可将企业专家请到学校来，指导和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了一场主旨演讲，第一次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走向的全新判断与思考，认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而这个共同体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如国际金融危机、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军备竞争、国际恐怖主义、互联网安全等，单靠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已无法继续主宰世界事务，这就需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5]。
问题四：夸大其词，内容失真。在本次习作中，很多学生写了猫狗等小动物，可是因为缺少真实的生活体验，把笔下的动物“神”化了。如小狗为了拯救小作者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最后又在结尾神奇地复活了。这样的作文违背了观察作文所要求的真实性的原则。
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从积极因素和必要因素两个方面阐述了为什么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积极因素而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8]；就必要因素而言，“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8]。
2015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在分析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的同时，进一步从三个方面诠释了为何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6]：一是“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二是“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三是“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很大”。随后，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7]。
3.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在2015年9月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7]：一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是“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五个方面也是习近平致力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核心。同时，他还向全世界人民庄严承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走“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合作发展”的道路[7]。
目前南宁市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在无降雨时污水大部分可截污进入处理，雨水基本上仍为雨污合流，不能满足城市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完全处理。根据调查，南宁市区内18条内河的出口目前均为排污出江口，出口处水质除四塘江为Ⅲ类外，其余为Ⅳ～Ⅴ类，致使城区内河遭受严重污染，极大影响河道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景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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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习近平基于全球治理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
从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到2015年3月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讲话，从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到2017年1月在联合国总部的演讲，习近平一直都在丰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努力为全球提供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特别是在联合国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8]。
1.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战略目标。在2013年3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习近平强调“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5]；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9]。由此可见，“建立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在外交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习近平多次重申“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6]。
对于什么是“生态集体主义”，笔者认为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进行梳理、分析和理解。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生态性和反人性”的基础上，“借助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物质生产劳动’，将‘人与人的经济社会关系’与‘人与自然的生态环境关系’统一起来，结成以生态集体主义为价值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命运共同体”[14]。再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5]23。这句话中的“画面”，“实际上就是‘生态集体主义’的社会画面”[16]。概而言之，生态集体主义是指“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视人、自然、社会于一体，着力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保证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17]。
3版美国创新战略的框架体系和发展形式基本相同。由于美国的创新国情基本保持不变，即具有完备的金融体系、充足的创新资金、健全的创新人才培养制度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因此3版美国创新战略的部署具有相同的框架体系。从发展形式上看，美国政府在3版创新战略中均在扩大创新投资、促进产业发展、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等方面进行重点部署，并且通过国家制度、产业发展以及企业管理等多个层面来提升国家创新实力。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反映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声，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和追求；既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必将对未来的全球问题共同治理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4.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在2017年1月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提出并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8]：一是“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二是“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三是“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五是“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正是基于人类既是社会生态中的人类，也是自然生态中的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维度，进行“人与社会和自然间价值关系的整体构筑”。而生态集体主义无疑适应了这样的需要，并可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价值基础”。事实上，现在已有不少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进行融合研究取得的不少成果都可以成为佐证。特别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体”[9]“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9]，为生态集体主义能够作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提供了学理依据。如果说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关注的还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既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更多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正是生态集体主义的价值魅力所在。
早在2012年12月，习近平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他还特别强调：“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4]
三、 生态集体主义为认同和践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提供价值基础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显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全世界描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蓝图，但如何才能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践行呢？这就需要将生态集体主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一) 生态集体主义成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基础的必然性
“生态集体主义”这个概念早就有学者使用过，甘绍平在其《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一书中就提到：“在市场经济的效益至上原则的统摄下，单纯的生态集体主义缺乏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现实基础，缺乏感召力，更没有约束力”[10]175。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缺少适合“生态集体主义”成长的土壤，“生态集体主义”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认同和研究。十年后，随着党的十八大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随着习近平强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11]207，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一样都对人类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5.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与周边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顺应地区和全球的合作共赢潮流，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等等。这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是习近平构建利益相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重行动的大国，值得各国和各国人民信赖、认同和支持。
(二) 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契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要求
尽管鲜有学者对生态集体主义进行系统阐述，但在学术界，自然生态已经成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学者周峰认为：“唯物史观从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解释历史，在人与社会和自然的价值关系上形成了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念。”[12]胡惠林教授则从文化产业规划的视角，提出要“重建人与社会和自然精神关系和精神秩序”，但他同时也指出“能否和在怎样的意义上再建人、社会和自然的合理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13]。无疑，随着人们认识的拓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意识到生态集体主义能够完成胡惠林教授在此所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完全能够在生态集体主义的意义上再建人、社会和自然的合理关系，从而使生态集体主义成为“自然-社会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核心概念，并继而成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基础。
2.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在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首次提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的四点要求[6]，后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将之进一步拓展为“五个坚持”[9]：世界各国人民一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二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四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五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由此可以看出，“生态集体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具有承接性，又整合了自然生态伦理与社会生态伦理，具有全面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具有科学性，又能够切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的现实要求，具有实践性。
(三) 认同和践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生态集体主义
“生态集体主义”所关注的尽管也是人类自己，但绝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个人或放大的小团体、小集团，甚至还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以追求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充满“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双重和谐的共同利益为价值目标，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要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价值目标，因此，要想使世界人民认同和践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必须以生态集体主义为价值基础。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践行需要一个能够准确体现其价值追求的价值基础。尽管有不少学者曾将习近平提出的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7]内容的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价值基础，但共同价值的内容显然未能充分准确地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这一共同价值更多的还是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这一价值维度，对于人与自然的价值维度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需要重新凝练同时能够囊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双重价值维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价值基础，而“生态集体主义”无疑能够做到这一点。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践行需要一种简洁明了的能够体现完整内涵的价值观术语概括其价值观基础。在这方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曾撰文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是由“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共同构成的“全球价值观”，但这一表述既不够简洁，又比较模糊，特别是“国际权力观”“全球治理观”本身又要进一步诠释其正确内涵，因而需要学术界进一步讨论并用一个词准确凝练“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价值基础，“生态集体主义”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好啦，叔，咱爷俩谈点开心的，咱村也不算小吧，千把号人的大村子，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小媳妇大闺女什么的喜欢你？有人议论你和咱村的王寡妇有一腿，你老实坦白是不是真的。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践行需要有能够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全球治理中虚伪民主与零和博弈的价值基础。应该说，“生态集体主义”最强调全球普遍的整体的超越具体国家利益的共同利益，重视共赢共享，重视全球绿色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成为生态文明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践行需要有能够为世界广泛接收和认同的价值基础。在这方面，“生态集体主义”能够将生态文明与集体主义有机整合，既坚持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传统文化精髓，又符合全球治理“结构失衡”与“文明冲突”未来两大挑战的价值诉求，能够在话语体系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8]，占据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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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 ’s Solution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s Value Basis
Geng Bujian, Shen Danda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 Global governance is a worldwide problem. The failure of western global governance lay in the fact that its scheme was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values of neoliberalism and individualism and characterized by seeing the neighbour as enemy, zero-sum game and self-interest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as proposed by Xi Jinping to meet the need of global governance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win-win cooperation as the core and achieving a win-win sharing of the whole world. To realize this Chinese solu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we must strive to take as the value basis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cological collectivism, for its aim is the long-term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whole mankind and it features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between human and society.
Key words : global governance；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cological collectivism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9)01-0013-06
DOI: 10.317/j.cnki.jdskxb.2019.003
收稿日期 ：2018-11-10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MLB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027)；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18_1318)
作者简介 ：耿步健，教授，法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沈丹丹，硕士研究生，从事习近平生态伦理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张向凤)
标签：全球治理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生态集体主义论文;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