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社会与攻击性儿童在两类假设情境中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攻击性论文,情境论文,两类论文,加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07）04-0001-08中图分类号：B844.1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Crick和Dodge通过研究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不同阶段的认知加工特点，发现了许多与攻击行为相联系的认知缺陷和困难，20世纪80年代，他们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攻击行为的信息加工模型，后来又修订和完善了模型，形成“儿童社会适应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A reformulated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children' s social adjustment）（以下简称“SIP模型”）[1]。该模型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也带来了启示。1987年，David G.Perry和Louise C.Perry曾提出将SIP模型应用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想法[2]，1999年，Nelson和Crick首先运用SIP模型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3，4]。他们发现，亲社会儿童与攻击性儿童相比，存在独有的SIP模式：友善的归因倾向而非敌意的归因倾向；关系性目标定向而非工具性目标定向；对亲社会行为策略做积极评价而对攻击性策略做消极评价。然而，将SIP模型应用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改进之处[5]。
首先，完全沿用攻击行为研究中使用的假设挑衅情境问卷来研究儿童亲社会行为的SIP特点，会忽略SIP是否具有情境特异性的问题。亲社会情境要求交往双方维持关系而非破坏关系，友好解决他人需要与自我需要的冲突，而挑衅情境正好相反。因此，挑衅情境未必能测出亲社会行为独特的SIP，该情境中的SIP也未必能预测儿童在亲社会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儿童在亲社会情境中的SIP，比较不同情境中的SIP是否不同。因此，本研究选用分享情境与挑衅情境相对照，考察儿童在这两类假设情境中的SIP。
其次，以往研究者在挑衅情境中直接比较亲社会儿童和攻击性儿童的SIP。事实上，这两类儿童的SIP的确各有特点，但直接比较会扩大两类儿童的SIP的差异，同时可能会抹煞他们各自在SIP方向上和内容上不同于一般儿童的独特差异，因为亲社会儿童和攻击性儿童本身的差异项目有可能不同，比如，对于亲社会策略、外显攻击策略、关系性攻击策略，两类儿童在有些变量上也许会表现出差异，在另一些变量上则不表现出直接的差异，而仅是某类儿童表现出独特性。因此，本研究分别在两种情境中，将亲社会儿童、攻击性儿童与一般儿童进行比较，从而探察两类儿童各自的SIP特点。
第三，Nelson和Crick仅测量了SIP模型的第2阶段上的意图归因，第3阶段上的目标定向，第5阶段上的反应评价、结果预期和反应选择等SIP变量。他们仅对不多的认知成分进行了研究。为了更准确全面地认识儿童在社会情境中的SIP特征，捕捉更多、更关键的SIP差异，为儿童亲社会行为培养和攻击行为的矫正提供依据，我们增加了SIP第1阶段的情境表征测量，第2阶段的结果归因、人格判断的测量，第5阶段的短期结果预期和长期结果预期两个变量的测量；此外，为了测量儿童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被激发的情绪，还测量了情绪性质和情绪强度两个变量[6]。
第四，已往研究测量儿童SIP的是一组变量，然后用一组单因变量方差分析来分别检验不同组儿童在每个SIP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并据此做出不同组儿童的SIP是否存在差异的结论。但是，测量儿童SIP的一组变量相互之间并不独立，一组单因变量方差分析的一个缺点是无法体现不同时点的数据是否来自同一个体，这就忽略了观察对象在不同观察时点间的内部相关性，而误将其看作独立样本，孤立地看待各时点的观察值，没有充分利用观察对象在不同观察时点间的内在联系，降低了检验效能，增加了I型误差[7]。因此，对测量SIP的一组变量用多元方差分析来检验，得到的结果将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
综上，本研究首先改进了研究工具，编制分享情境故事，同时测量儿童在假设挑衅情境和分享情境中的SIP；其次，以一般儿童为参照基准，分别比较亲社会儿童和攻击性儿童在两种情境中与之的SIP差异，从而得到两类儿童的SIP特点；第三，扩充所测量的SIP阶段并增加了所测的SIP变量；第四，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检验两类儿童在两种情境中的SIP差异。本研究的假设是：（1）在两类假设情境中，亲社会儿童与一般儿童相比，在某些具体的SIP变量上存在差异，整体SIP模式也存在差异；（2）在两类假设情境中，攻击性儿童与一般儿童相比，在某些具体的SIP变量上存在差异，整体SIP模式也存在差异；（3）在两类假设情境中，亲社会儿童与攻击性儿童相比，在某些具体的SIP变量上存在差异，两类儿童的SIP整体也存在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在北京市3所小学的三、四、五年级分别抽取两个教学班，共计18个班，641名被试。其中第二次施测时缺失被试36名，又剔除8名聋儿、16名不认真作答的及9名“矛盾组”（分组方法见下文）儿童，最终有效被试572人（男308人，女264人，平均年龄10.16岁）。
2.2 工具和材料
2.2.1 《儿童社会行为同伴提名量表》
本研究在N.R.Crick及J.K.Grotpeter编制的“同伴报告的儿童社会行为量表”（Children' s Social Behavior Scale-Peer Report（CSBS-P））[8] 及S.H.Greener编制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同伴提名测量”（Peer Assess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PNOM-C））[9] 的基础上，编制了《儿童社会行为同伴提名量表》。该量表由13个同伴提名项目组成，包括外显攻击行为（如“打人”），关系性攻击行为（如“说坏话”），亲社会行为（如“关心”）三个分量表。要求儿童在量表的每个项目上提名三个同班同学。统计每个儿童在各项目上的被提名次数，累加各分量表所属项目上的被提名次数，得到每个儿童在三个分量表上的被提名次数。本研究中三个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92，0.85，0.91。
2.2.2 《假设挑衅情境SIP问卷》
参照Crick,Fitzgenald & Asher的两个假设情境问卷[10]，结合本研究预访谈结果，编制《假设挑衅情境SIP问卷》。我们首先参照前人研究工具筛选出一些比较适当的情境，然后结合中国小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得到挑衅情境5-6个，接着在不同类型小学（重点、郊区、打工子弟）的一、三、五年级学生中进行预访谈，修改情境故事中的词语，确保儿童能够理解。考虑到施测时间的限制，最终的挑衅情境问卷包括2个情境故事，分别是工具性挑衅情境和关系性挑衅情境，每个情境后有24个测量SIP的问题，分别测量模型前五个阶段的SIP特点。故事的前半部分挑衅意图模糊，随后的6个问题分别测量儿童的情境表征、自我情绪、意图归因、结果归因、人格判断和目标定向。然后通过指导语使挑衅意图变为清晰，接着分别针对外显攻击策略、关系性攻击策略和亲社会策略的短期结果预期、长期结果预期、关系预期、自我效能感、选择频率和策略评价，又各有6个问题。因此，每个故事后共有24个问题，每个问题为4点计分。儿童在两个挑衅情境故事中的得分均值作为其SIP变量的最终得分。最后再将分数转化为25① 个相应SIP变量的得分值，作为对儿童在假设挑衅情境中SIP的测量指标。
2.2.3 《假设分享情境SIP问卷》
根据本研究的预访谈结果，参照上述Crick,Fitzgenald & Asher的两个假设情境问卷，编制《假设分享情境SIP问卷》，情境的筛选修改同上。问卷包括2个情境故事，每个故事后有29个问题，测量儿童在假设分享情境中SIP模型前五个阶段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故事前半部分中的他人需要比较模糊，随后有3个问题分别测量儿童的情境表征、他人意图判断、责任归因。然后通过指导语使他人需要变为清晰，接着针对分享策略、互惠策略和不分享策略，又各有6个问题，分别测量儿童对自我情绪预期、他人情绪预期、关系预期、自我效能感、选择频率和策略评价。在分享策略中还测量了儿童的损坏预期、回报预期、收回效能感，在不分享策略中还测量了儿童的私有权认知。最后，测量了儿童在该情境中的目标定向以及分享—被分享角色转换后的行为策略、结果预期、目标定向。因此故事的后半部分有26个问题，每个故事总共29个问题，每个问题为4点计分。儿童在两个分享情境故事中的得分均值，作为其SIP变量的最终得分。最后再转化为29个相应的SIP变量，作为对儿童在假设分享情境中SIP的测量指标。
此外，研究材料还有与《儿童社会行为同伴提名量表》配套使用的“班级花名册”。正式测验前请各班班主任提供全班学生的名单，制作“班级花名册”，研究者给每个儿童在班级内部随机分配一个数字，作为该儿童同伴提名时的代号。
2.3 研究程序
正式问卷施测包括两次集体施测，主试是经过培训的6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第一次施测时，主试发给每个儿童《儿童社会行为同伴提名量表》和本班同学花名册各一份，儿童在主试带领下逐一完成问卷中所列各项社会行为的同伴提名任务（例如：量表第4题是“叫外号”，主试就对儿童念指导语“在你的花名册上找出三个最爱给同学起外号或叫别人外号的同学，把他们的代号分别填写到‘叫外号’后面的三条横线上”，念完后等待儿童做出选择）。全部完成后，立刻收回问卷及花名册。间隔一个星期施测《假设挑衅情境SIP问卷》和《假设分享情境SIP问卷》。为了方便实施，穿插编排不同的情境故事，以避免顺序效应。合并后的问卷包括4个假设情境故事。每个班前后两次施测均由同一名主试主持。测验结束后，主试向被试赠送小礼品。
全部问卷收回后进行初步核查并统一编号，然后将问卷数据录入电脑，建立数据文件，数据录入完成后随机抽取25％的问卷进行核对，最后剔除废卷。整个过程用SPSS10.0软件包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根据社会行为的同伴提名对儿童进行分组
将儿童在社会行为同伴提名三个分量表上的被提名次数在各班级内部标准化，每个儿童得到在外显攻击行为、关系性攻击行为、亲社会行为上的班内被提名次数的三个标准分。根据这三个标准分对儿童分组，外显攻击行为或关系性攻击行为分量表上的标准分数大于1，就归为攻击组，亲社会行为分量表上的标准分大于1，就归为亲社会组，既可归为攻击组又可归为亲社会组的则定义为矛盾组，剩下的为一般组。剔除矛盾组儿童9人，获得攻击组儿童105人，亲社会组儿童65人，一般组儿童402人，共572名被试。
3.2 亲社会儿童和攻击性儿童在挑衅情境中的SIP特点
分别统计攻击组、一般组和亲社会组儿童在假设挑衅情境问卷的25个SIP变量上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下：
由表1可知，三组儿童在各个SIP变量上的均值存在不同。总体而言，亲社会组儿童的分数体现其SIP具有更高的适应性特征，而攻击组儿童的分数说明其SIP具有较低的适应性，一般组儿童的分数居中。从表1还可发现，在对外显攻击策略、亲社会策略和关系性攻击策略的评价上，亲社会组和攻击组儿童在SIP变量上的得分呈现出规律变化。
注：X_1高分为结果偏向，低分为推论偏向；X_e1高分为愤怒，低分为伤心；X_e2高分为情绪程度强，低分为情绪程度弱；X_3高分为友善归因，低分为敌意归因；X_4高分为内归因，低分为外归因；X_5高分为积极判断，低分为消极判断；X_6高分为关系定向，低分为工具定向；X_A1-X_A6，X_B1-X_B6,X_C1-X_C6依次是针对外显攻击策略，亲社会策略，关系性攻击策略的SIP问题，这18个问题上高分分别代表积极结果预期、积极关系预期、高自我效能感、高选择频率、积极策略评价，低分分别代表消极结果预期、消极关系预期、低自我效能感、低选择频率、消极策略评价。
括号中的星号代表该组与一般组比较，在相应SIP变量上的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水平，*p＜0.05，**p＜0.01，***p＜0.001.
用一组ANOVA分别检验攻击组与亲社会组在25个SIP变量上的均值差异，发现两组在许多SIP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如前所述，直接比较这两组儿童，就会扩大亲社会组和攻击组各自的SIP的差异，不能有效地揭示亲社会儿童和攻击性儿童的SIP特点。为了找到两组儿童独有的SIP特点，我们将亲社会组和攻击组分别与一般组进行了两两比较。
攻击组与一般组比较，攻击性儿童对外显攻击策略的自我效能感（F=11.42，p＜0.01）和选择频率（F=10.96，p＜0.01）显著高于一般组儿童，对该策略的评价（F=15.13，p＜0.001）是积极的；对亲社会策略的关系预期（F=4.64，p＜0.05）和选择频率（F=4.63，p＜0.05）显著低于一般组儿童，对该策略的评价（F=5.58，p＜0.05）是消极的；对关系性攻击策略的评价（F=4.42，p＜0.05）也是积极的。
比较亲社会组与一般组，亲社会儿童在结果归因上显著倾向于内归因（F=6.11，p＜0.05）；对外显攻击策略的自我效能感（F=5.32，p＜0.05）和选择频率（F=10.54，p＜0.01）显著低于一般组儿童，对该策略的评价（F=5.89，p＜0.05）是消极的；对亲社会策略的结果预期（长期（F=4.46，p＜0.05）和短期（F=7.75，p＜0.01））和关系预期（F=8.95，p＜0.01）显著高于一般组儿童；对关系性攻击策略的自我效能感（F=5.72，p＜0.05）和选择频率（F=8.55，p＜0.01）显著低于一般组儿童。
总之，在12个SIP变量上显示了攻击性儿童或亲社会儿童与一般儿童的差异，而在结果归因、对亲社会策略的长短期结果预期、关系性攻击策略的自我效能感和选择频率上，攻击性儿童与一般儿童没有差异；在亲社会策略的选择频率上，在对亲社会策略和关系性攻击策略的评价上，亲社会儿童与一般儿童没有差异。
由于上述测量儿童SIP的25个变量之间并不独立，单因变量方差分析忽略了SIP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本研究尝试运用多元方差分析来检验三组儿童在假设挑衅情境中的SIP变量是否存在差异。对三组进行两两球形检验，表明其SIP变量之间具有足够程度的相关水平，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显示，攻击组和亲社会组的SIP变量整体差异是显著的，攻击组和一般组的SIP变量整体差异边缘显著，亲社会组和一般组的SIP变量也整体差异边缘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在挑衅情境中，攻击性儿童和亲社会儿童的SIP特点的确存在差异；而攻击组和一般组的SIP变量整体是否也存在差异，亲社会组与一般组的SIP变量整体是否也存在差异？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3.3 亲社会、攻击性儿童在分享情境中的SIP模式
由表3可以看到，三组儿童在分享情境中的SIP
表3 三组儿童在假设分享情境中SIP变量的描述统计变量上的均值同样明显不同。亲社会儿童的分数体现了其SIP具有更高的适应性特征，攻击性儿童的分数显示出其SIP具有较低的适应性，一般组儿童的分数基本居中。此外，亲社会儿童和攻击性儿童对分享、互惠、不分享三种策略的评价也呈现出规律性变化。
注：Q_1高分为他人偏向表征，低分为自我偏向表征，Q_2高分为高需要判断，低分为低需要判断，Q_3高分为高责任归因，低分为低责任归因，Q_4高分为高利他目标定向，低分为低利他目标定向，Q_A1-QA9，Q_B1-Q_B6，Q_C1-Q_C7依次是针对分享策略，互惠策略，不分享策略的SIP问题。其中Q_A1、Q_A2，Q_B1、Q_B2，Q_C1、Q_C2高分为开心，低分为不开心；Q_A3，Q_B3，Q_C3高分为积极关系预期，低分为消极关系预期；Q_A6，Q_B4，Q_C4高分为执行效能感高，低分为执行效能感低；Q_A8，Q_B5，Q_C5高分为策略选择频率高，低分为策略选择频率低；Q_A9，Q_B6，Q_C6高分为积极策略评价，低分为消极策略评价；Q_A4高分为损坏预期高，低分为损坏预期低，Q_A5高分为回报预期高，低分为回报预期低，Q_A7高分为收回效能感高，低分为收回效能感低，Q_C7高分为私有权认知高，低分为私有权认知低；Q_5高分为寻求分享倾向高，低分为寻求分享倾向低，Q_6高分为积极结果预期，低分为消极结果预期，Q_7高分为高利他目标定向，低分为低利他目标定向。
括号中的星号代表该组与一般组比较，在相应SIP变量上的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水平，*p＜0.05，**p＜0.01，***p＜0.001。
用一组ANOVA分别检验攻击组与亲社会组在29个SIP变量上的均值差异，发现两组在许多SIP变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同样，我们需要对攻击组与一般组，亲社会组与一般组分别进行比较。
攻击组与一般组比较，发现前者仅在不分享策略的对他人情绪预期（F=9.95，p＜0.01）和关系预期（F=7.79，p＜0.01）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后者，攻击性儿童认为采取不分享策略可导致他人的积极情绪和彼此的积极关系，此外，攻击组与一般组儿童的SIP没有区别。
亲社会组与一般组比较，发现前者在意图判断（F=4.04，p＜0.05）、责任归因（F=8.99，p＜0.01）、目标定向（F=7.38，p＜0.01）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后者；在分享策略的关系预期（F=6.35，p＜0.05）、选择频率上（F=4.16，p＜0.05），在互惠策略的选择频率上（F=4.18，p＜0.05），前者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后者；前者在不分享策略的自我情绪预期（F=4.16，p＜0.05）、他人情绪预期（F=4.73，p＜0.05）、执行效能感（F=4.55，p＜0.05）、选择频率（F=12.69，p＜0.001）、策略评价（F=4.69，p＜0.05）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后者；在分享-被分享角色转换后的结果预期（F=7.36，p＜0.01）、目标定向上（F=3.95，p＜0.05），亲社会儿童的得分也显著高于一般组儿童。
总之，在14个SIP变量中，攻击性儿童只在不分享策略上的他人情绪预期和关系预期上与一般儿童存在差异，而在其他变量上，攻击性儿童与一般儿童没有差异；亲社会儿童则在13个变量上与一般儿童差异显著，仅在不分享策略的关系预期上与一般儿童无差异。
同样，上述测量儿童SIP的29个变量之间并不独立，因此需要运用多元方差分析来检验三组儿童在假设分享情境中的SIP变量是否存在差异。三组两两球形检验，表明SIP变量之间具有足够程度的相关。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结果显示，在分享情境中，攻击组和亲社会组儿童的SIP变量整体差异显著，亲社会组和一般组的SIP变量整体差异也显著，但攻击组和一般组的SIP变量整体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有力支持了ANOVA分析结果，在分享情境中，攻击性儿童和亲社会儿童的SIP特点的确存在显著差异。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还进一步表明，在假设分享情境中，亲社会组的SIP整体上与一般组存在差异，而攻击组的SIP整体上与一般组的没有显著区别，也就是说，在分享情境中，亲社会儿童的SIP特点是区别于一般儿童的，而攻击性儿童的SIP与一般儿童的SIP并没有显著区别。
4 讨论
4.1 两类儿童的SIP特点及其对认知干预的启示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将亲社会组、攻击组与一般组进行比较，发现了攻击性和亲社会儿童与一般儿童SIP的差异。
在假设挑衅情境中，攻击性儿童对情境中的事件结果倾向于外归因，对外显攻击策略具有高自我效能感、高使用频率和积极评价；对亲社会策略带来的与他人关系的变化有消极的预期，对亲社会策略评价消极且使用频率低；对关系性攻击策略的评价积极。而亲社会儿童对情境中的事件结果倾向于内归因，对外显攻击策略具有低自我效能感、低使用频率和消极评价；对亲社会策略带来的短期结果、长期结果及与他人关系的变化均有积极预期；对关系性攻击策略具有低自我效能感和低使用频率。
在假设分享情境中，攻击性儿童对不分享策略带来的他人情绪及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变化有积极的预期；在除此之外的SIP变量上与一般儿童均无显著差异。而亲社会儿童在判断他人意图时倾向于做出高需要判断，对分享情境中的事件结果倾向于做自己有义务的责任归因，在分享情境中会选择他人定向的社会目标；他们对分享策略带来的关系变化有积极的预期，选择分享策略和互惠策略的频率高；对不分享策略的自我效能感低，选择频率低，评价消极。当角色转换，儿童自己变成渴望分享的一方时，亲社会儿童对于对方是否会与自己分享也有积极的结果预期；即使做出不寻求分享的行为，他们也是因为他人定向的社会目标而使自己放弃了寻求分享的行为。
从整体来看，攻击性儿童和亲社会儿童在两种假设情境中的SIP是有显著差异的，但在挑衅情境中，攻击组、亲社会组、一般组儿童的SIP各有特点，在12个变量上各显示了区别，本研究在此证实了以往研究的结论，同时发现了新的差异变量（结果归因）；而在分享情境中，亲社会组分别与攻击组，一般组显示出SIP的显著差异，而攻击组与一般组并没有明显区别，这些都是本研究的首次发现。综上，攻击性儿童在挑衅情境中是否具有独特的SIP模式，他们的信息加工是否就与亲社会组和一般组的儿童具有本质的区别；而亲社会儿童在分享情境中是否也具有独特的SIP模式，他们的信息加工是否也与另两组儿童具有本质的区别，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有趣的问题，而三组儿童的与两种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值得考查。②
上述结果对儿童社会行为的认知干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它告诉教育者应该干预SIP的哪些阶段和干预这些阶段中的哪些过程，差异显著的SIP变量体现了儿童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关键点，因此应该成为儿童行为干预训练中关注的焦点。我们的结果指出了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哪些具体方面，亲社会儿童或攻击性儿童高于或低于一般儿童。一般儿童通过哪些方面的教育可以变成亲社会儿童，而攻击性儿童也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认知干预和教育，变成一般的儿童或亲社会的儿童。当然反过来也一样。
4.2 对本研究发现的SIP上不同于前人结果的解释
本研究在挑衅情境中的意图归因、目标定向两个变量上未验证前人的结论，没有发现三组儿童在这些变量上的差异。我们认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本研究使用假设情境问卷测量这几个变量时，根据预访谈得到的儿童的主要反应设置了四个备选项。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社会称许性，但却增大了儿童的反应范围，从而使测量不敏感，掩盖了可能存在的差异。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这些变量的确在中国儿童样本中不存在组间差异。比如我们统计工具性和关系性两类目标定向上的人数时，发现三组儿童都倾向关系定向的社会目标。这个现象似乎是容易解释的，在中国强调人际关系的文化背景下，即使是攻击性儿童也知道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发现，不同儿童在友善和敌意两类意图归因上不存在差异，但却意外发现儿童在不同的挑衅情境中会做不同的归因，无论哪个组的儿童，在工具性挑衅情境中都偏向于善意的归因，在关系性挑衅情境中都偏向于敌意的归因。因此，中国儿童在意图归因和目标定向上是否真的不存在组间差异，而存在情境差异？文化是否干预或改变了这种差异？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据此深入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儿童的人际交往问题，包括在社会情境中的目标定向、人际交往策略等。
4.3 情绪在儿童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作用
在本研究之前的预访谈中，我们发现儿童在挑衅情境中产生的情绪主要有两种，伤心和愤怒。攻击性的男孩说，因为自己无法抑制当时的愤怒，于是就实施了攻击行为。于是，在挑衅情境中，我们预期攻击性儿童会更多报告愤怒情绪，而亲社会儿童会体验到更多的伤心。在测量时我们将情绪分成情绪性质和情绪强度两个维度，已有的研究没有做过这样的细分。但是，研究结果表明三组儿童在假设挑衅情境中的情绪性质和情绪强度都不存在差异。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假设情境对儿童情绪的唤起程度是有限的，而且受到儿童阅读能力、理解力、想象力、表达能力和自我意识等的制约，因而儿童自我报告的情绪体验未必与其真实的情绪一致。如果采用自然观察、现场实验等方法获得真实的事件情境，同时采集情绪的生理指标等，也许能够真正检验出不同儿童在挑衅情境中的情绪在质和量上的差异。
虽然本研究尚未证实有关儿童情绪的预期假设，但预访谈发现攻击性儿童存在负性情绪的事实仍然启发教育者思考，情绪在儿童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儿童不良情绪的管理和疏导可能是矫治儿童不良行为的一个重要环节。
4.4 得到验证的SIP新变量与未被验证的SIP新变量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新提出的许多SIP变量都具有一定的效度，能检测出不同组的差异。比如我们提出的并在假设挑衅情境中得以验证的SIP变量。在这些变量上，亲社会组、一般组、攻击组儿童呈现了特定的差异。我们提出的假设分享情境中的SIP变量大多也得到了验证。因此证明了本研究新提出的大部分SIP变量都具有一定的鉴别力，同时对这些变量的问卷测量也是有效的。
然而，研究中新提出的情境表征变量，在两种情境中的三组儿童之间没有检验出差异，挑衅情境中的情绪性质、人格判断等变量，分享情境中的私有权认知变量上也没有检验出显著的组间差异。未检测出这些新的SIP变量的组间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也许变量本身不具备足够的鉴别力，也许三组儿童在这些变量上的确不存在差异，当然，还可能因为问卷中相应的题目对于这几个SIP变量的测量不够敏感，比如人格判断，如果使用好、坏两类进行迫选，也许就可以呈现出可能存在的差异，再比如私有权认知，可能是因为测量这个变量的题目表面效度太高，引起了社会称许性效应，最终影响了被试的真实反应。
5 结论
（1）在假设挑衅情境中，攻击性儿童与一般儿童SIP在整体上差异边缘显著。两组儿童在对外显攻击策略的自我效能感、选择频率、策略评价上，在对亲社会策略的关系预期、选择频率、策略评价上，以及在对关系性攻击策略的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亲社会儿童与一般儿童SIP在整体上差异也边缘显著，两组儿童主要在对外显攻击策略的自我效能感、选择频率、策略评价上，在对亲社会策略的结果预期、关系预期上，以及在对关系性攻击策略的自我效能感、选择频率上存在差异。
（2）在假设分享情境中，攻击性儿童与一般儿童SIP在整体上差异不显著，但在对不分享策略的他人情绪预期和关系预期上存在显著差异；亲社会儿童与一般儿童SIP在整体上差异显著，特别在意图判断、责任归因、目标定向等13个具体的SIP变量上，差异尤为显著；亲社会儿童与攻击性儿童SIP在整体上差异显著，攻击性儿童与一般儿童的SIP特点不存在显著差异。
注释：
①问卷中测量情绪的一个问题在分析时分解成了情绪强度和情绪性质两个变量，因此最终有25个SIP变量。
②为了进一步确定不同情境对三类儿童SIP的影响，本研究还讨论了儿童分组与情境的交互作用问题，有关结果已经发表在《心理科学》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