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何以告别革命？——皮埃尔#183;罗桑瓦龙对近代法国民主史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近代论文,民主论文,皮埃论文,罗桑瓦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呼唤革命和告别革命是近代法国经久不衰的交响曲。1791年宪法制定后，巴纳夫立即宣称“大革命结束了”；雾月十八政变后，拿破仑·波拿巴强调“大革命结束于它得以开启的原则”；1869年，茹尔·西蒙再次表达了终结革命的迫切愿望，“有人反复宣称大革命没有结束，但我们希望它结束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还在重弹“法国大革命结束了”的老调(孚雷，2005)。在1789年以后的法国，革命的激情总是如影随形，革命的梦魇总是挥之不去。
于是乎，如何告别革命便成了近代法国思想家苦思冥想的经典命题。他们提出了各色各样的宪政方案，以求诊治法国的革命狂热病。弗朗索瓦·基佐主张实行纳税选举的代议制(Guizot，1972：3-91)，邦雅曼·贡斯当和斯塔尔夫人垂青于不列颠的立宪君主制(贡斯当，1999：49-219；Sta
l，1906)，青年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佩服得五体投地(托克维尔，1996)，第三共和国的莱昂·甘必大和茹尔·费理则信奉带有鲜明实证主义色彩的“机会主义”(Nicolet，1982：187-248)。他们的精英民主理论在保守主义史学家身上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H.泰纳致力创办“自由的政治科学院”(巴黎政治科学院的前身)，希望给法国“培养为全民族定下基调的栋梁”；欧内斯特·勒南对“肤浅的民主”作了更加猛烈的抨击，主张建立“科学的政府，其成员要像科学家一样处理问题，并理性地提出解决之道”(Rosanvallon，1985：360-361)。当代的孚雷则追寻托克维尔的足迹，也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的宪政民主。
法兰西学院现当代史讲座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龙却表示，宪政民主并不是驯服民主、告别革命的良方，更为重要的手段在于以民主的思想去武装市民社会，进一步推动人民主权的纵深发展。本文将围绕罗桑瓦龙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这一经典命题的思考，重点分析他对孚雷史学模式的修正，系统地梳理他的民主史研究，从而为国内学界理解近代法国民主的演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法国何以告别革命？
自近代民主破茧而出后，英美政制的鼓吹者多为卢梭人民主权原则的批判者。冷战格局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学者批评甚至诋毁卢梭的倾向。卡尔·波普尔、雅克布·塔尔蒙等人纷纷把民主对立地划分为“乌托邦民主”和“实用主义民主”、“极权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竞相认定卢梭是“乌托邦民主”/“极权主义民主”的鼻祖(Jacoby，2004)。
在法国，似乎没有人敢堂而皇之地到卢梭身上寻找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是，闪烁其词抛出近似观点的倒是不乏其人，弗朗索瓦·孚雷无疑是较为著名的一个。孚雷虽然说过“卢梭没有哪一方面该为法国大革命负责”之类的话语，但他总是拐弯抹角地把革命恐怖归咎于卢梭，“雅各宾主义的关键秘密就在于机关藏在人民的影子里”(孚雷，2005：48，254)。如果说孚雷对卢梭的攻击尚且是含沙射影，那么莫娜·奥祖夫对卢梭的谴责几乎不加修饰，后者写道：“惟有卢梭抛弃了这种可能的考虑，①这是大革命无处不打着他的印记的原因之一……我们在此触及到了法国大革命与极权主义之间关系的内核”(Ozouf，1988)。冷战思维对孚雷和奥祖夫的影响是不容辩驳的，孚雷本人也承认，《古拉格群岛》的问世是他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他们把对现实政治的思考穿凿附会到革命研究的做法自然也遭受了不少学者的尖锐批评(Woloch，1990；Christofferson，1999)。
孚雷们对卢梭的无理指责经不起任何学理的审视。晚年孚雷在《革命法国》里也对此作了一定的修正。不过，他依然坚持精英民主才是理想的民主模式。孚雷指出，惟有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才真正告别了革命。他给出的主要理由是第三共和国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破天荒地建立了两院议会制等“正常的制度”，并凭借于此，成功地让“大革命驶入了港湾”(Furet，1992：531、573)。
皮埃尔·罗桑瓦龙继承了孚雷的研究方法——政治概念史，也继承了后者的问题意识：对近代法国民主作系统的诊断，并思考法兰西如何告别革命。罗桑瓦龙在选择基佐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时，就表明了他本人从事法国民主史研究的旨趣，“为了告别大革命，就必须理解历史，即要同时理解1789和1793，就必须理解为何每当法国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Rosanvallon，1985：17)。
和孚雷一样，罗桑瓦龙也认为第三共和国是法国告别革命的关键时期，不过他认为，19世纪80年代尚未摆脱革命的威胁，真正的界标应该是“1890年时刻”(Rosanvallon，1998：105)。普选制或两院议会制的建立，并没有消弭法国人民的革命激情，因为在孚雷眼里告别了革命的19世纪80年代，恰恰爆发了近代法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兴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团主义。在罗桑瓦龙的眼里，彻底熄灭革命之火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普遍选举制，也不是精英民主。
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对普选制的后果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它的降世将彻底终结革命。甘必大曾这样说过：“如果普选能在充分尊重主权的情况下行使，就不可能再发生革命”(Gambetta，1882：282-283)。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乐观。罗桑瓦龙指出，“当普遍选举原则被接受之际，与它再次相伴的更多地不是热情，而是屈从或不知所措”(罗桑瓦龙，2005：311)。他表示，普遍选举的展开“并没有成功地消除数量与理性、人民与代表、制度生活和社会情感、自由的组织和集体力量的表达之间的张力”(Rosanvallon，2000：405)。
罗桑瓦龙对精英民主的怀疑，在其对法国式自由主义的批判里尽显无遗。罗桑瓦龙表示，精英民主，即“政治理性主义”，在法国却是严重妨碍自由和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信奉代议制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不同，法国自由主义依赖理性政府去反对专制或保护自由。重农学派以降，法国自由主义“崇拜法律，鼓吹理性国家，赞美法治国家和行政国家”(Rosanvallon，2002b：690)。这种政治理性主义在“空论派”身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弘扬理性主权，反对人民主权，实行纳税选举。②在罗桑瓦龙看来，“把民主的社会力量包容在政治精英开明领导之下的期望”都是“微不足道的、反动的陈词滥调”(Jainchill & Moyn，2004：136)。1848年革命爆发后，法国人再次陷入乌托邦民主的集体狂热之中。此外，他还认为近代法国历史上各种协调人民主权和理性政府的努力，也都没有根治法国的革命狂热病。譬如，波拿巴主义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是“一种协调民主和政治理性主义的努力”(Rosanvallon，2002b：697)，但它的恺撒主义却引发了托克维尔等人对民主更为可怕的想象。
既然普遍选举和政治理性主义都无法让风雨漂泊的民主驶入港湾，那么更为关键的因素又是什么呢？罗桑瓦龙表示，关键在于工会、政党，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的发展，在于这种议会之外的“静悄悄的革命”(Rosanvallon，2000：271)。换言之，自治能力得到增强的市民社会，成了法国避免革命病毒侵袭的最好屏障。
二、自治的市民社会让革命驶入了港湾
在罗桑瓦龙的民主诊断中，市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和1968年“五月风暴”的影响及罗桑瓦龙本人的社会斗争经验密不可分。
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团数量激增，新的公民行动兴起。“五月风暴”响亮地喊出了社会自治、反对官僚化的口号。然而，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莫过于“自治管理”(autogestion)一词在法国的风行。“五月风暴”爆发之际，身为大学生的罗桑瓦龙负责领导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的学生组织。不久，罗桑瓦龙弃学从政，选择成为CFDT的经济顾问，并担任其官方杂志(CFDT-Aujourd'hui)的主编。在他的努力下，“自治管理”变成了CFDT的官方理论(Rosanvallon，1995a：362)。青年罗桑瓦龙对“自治管理”运动充满了期待，认为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也继承了自由主义弱化国家权力、市民社会至上的原则，从而将实现对二者的超越”(Rosanvallon，1976：41-42)。尽管“自治管理”运动功败垂成，但他还是对它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在三方面表达了现代民主的基本诉求：“首先，它体现了对各种集权化、等级化制度的一种反抗和拒绝，表达了把民主程序普遍化，将之运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管理的一种愿望；其次，它标志着超越传统代议制民主程序局限性的一种追求；最后，它也满足了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理解的需要”(Rosanvallon，2000：410)。
罗桑瓦龙参加CFDT以及宣扬“自治管理”理想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政治主张和学术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让他从一开始就和孚雷保持了距离，不会对精英民主或英美宪政民主抱有太多幻想。在《基佐时刻》里，罗桑瓦龙便已指出，法国若想告别革命，不仅需要完善代议制、两院制和普选制等“统治艺术”，还必须“对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作哲学的再思考”(Rosanvallon，1985：18)。在最近的访谈中，罗桑瓦龙再次强调传统选举政治和精英民主的局限，坚持加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沟通，建设一种“互动民主”的必要性(Rosanvallon，2006b)。③
罗桑瓦龙不相信甘必大等人创制的代议制成功地让“大革命驶入了港湾”，相反，罗桑瓦龙认为，他们殚精竭虑地区分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处心积虑地限制民众的政治影响，把第三共和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绝对共和国”(Rosanvallon，2000：246)。不过，绝对共和国注定不能长久，“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第三共和国的精神。
在此过程中，社会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学家在圣西门、孔德的基础上，继续开展革命个人主义的批判。有人对1789年的社会观和现代的社会观作了针锋相对的比较：“在1789年人的眼里，人类社会是抽象逻辑的创造，是个人简单叠加的产物……但在现代社会学家的眼里，人类社会是有机的生物体，拥有自身的发展与保全的法则……”(Rosanvallon，1998：107-108)。涂尔干更是直言，19世纪法国的病根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缺乏二级团体”(Rosanvallon，1998：111-112)。所以，若想告别革命，改革政治和再造社会，就必须和原子化的个人观决裂。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也由此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它“承认社会团体的存在及其表达”，“破天荒地把僵化的革命政治文化弃置一旁”(Rosanvallon，1998：112-113)。
第三共和国告别革命的努力首先表现为它对工会态度的好转，并颁布承认工人结社自由的1884年工会法。除了拿破仑三世颁布过允许工人罢工的1864年法律外，法国历届政府总是处心积虑地限制各类工人组织。第三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也曾颁布打击国际工人协会的禁令，但共和国领导人很快认识到，工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是“秩序的原则”，而不是革命的渊薮(Rosanvallon，2004a：253-260)。总理瓦尔德克-卢梭为工会辩护道：“与其说个人根据自身职业建立的社团是斗争的武器，不如说它们是物质、道德以及思想进步的工具”(WaldeckRousseau，1900：304-305)。工人结社合法化的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工会主义的降世，促进了一种平衡民主的渐进发展”(Rosanvallon，1998：253)。
1901年结社法的颁布是共和国肯定市民社会自治运动的又一重大举措。尽管1901年法律的制定出于更为迫切的反教权需要，它对社团占有财产的权利也有苛刻的限制，但其意义仍不容低估，因为它永久地废止了严重阻碍法国人民结社活动的刑法第291条，后者规定凡人数超过20人以上的社团，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1901年法律的颁布象征着“舆论发生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变化”(Rosanvallon，2004a：307)。
政党也开始出现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01年结社法颁布后，涌现了大批的政党。罗桑瓦龙认为，政党的意义不止是促进了选举民主的有序组织，它们还“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能消除双重的紧张：一方面是个人和集体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现实和建构的矛盾……它们也能充当个人主义社会和整体主义世界的桥梁。”总之，政党提供了“一种理性的多元主义，它能同时兼顾认同的必要和特殊的需要，平衡一致性和多元性”(Rosanvallon，1998：182-183)。
此外，“咨询政府”(administration consultative)的诞生，也对雅各宾主义的一元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此起彼伏的罢工和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让共和领袖认识到了1875年制度的不足，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为了更好地统治社会，就必须回到社会，开放社会。为此，他们在议会之外，成立“高级劳工委员会”等78个咨询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专家为政府出谋划策，从而为社会利益的表达提供新的渠道(Rosanvallon，1998：263)。
工会、社团、政党和咨询政府的出现，表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了相当程度的革新，“在事实的压力下，雅各宾主义的教条开始退居幕后，不得不为它在理论上予以否认的多元主义挪出空间”(Rosanvallon，1998：169)。由于雅各宾主义向多元主义作的让步，“反自由的民主”向“复杂民主”的过渡，“1890年时刻”构成了近代法国的重要转折。此种转折的意义似乎并不亚于1789年大革命，因为它让法国走出了“一种古老、致命的进退两难，摆脱了要么被动接受僵化制度，要么沉迷于一切从头再来的幻想的宿命”(Rosanvallon，2000：377)。从此以后，大革命真正驶入了宁静的港湾。
三、当代法国民主的困境及其出路
市民社会的发展，而不是长期作为民主象征的普选制或被视为自由屏障的两院制议会的确立，导致法国建立了一种“平衡民主”或“温和民主”(Rosanvallon，1998：165，2000：239)。市民社会自治能力的增强，使得法国人民拥有天然的敏感和足够的力量去反抗建立专制的企图，从而让法国能在法西斯主义弥漫西欧的30年代，坚定地走民主道路。当时的著名作家蒂博代(Thibaudet)自豪地说，法国是“欧洲大陆惟一一个坚持温和自由主义的大国”(Rosanvallon，2000：398)。
然而，反法西斯的经历和冷战格局也给本身就极为脆弱的“平衡民主”或“温和民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自诞生以来，现代民主就一直是通过其敌人的形象来限定自己，换言之，通过反对神权教会、法西斯以及社会主义的斗争，民主的原则与内涵得到了确认与拓展。和各种专制政体以及自由的潜在敌人长期作战的经历，使得人们惯性地以为，民主只是保护个人权利、反对国家干预的政治制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在法学家凯尔森、哲学家波普尔以及经济学家熊彼特等人的集体鼓噪下，“民主在人们的眼里主要变成了专制的对立面；人们也不再更多地将之视为对代议制的一种超越，或对各种贵族形式的社会批判”。在西方世界的想象里，民主逐渐变成了一种平庸的程序民主或“否定民主”(démocratie négative)(Rosanvallon，2000：402)。
“否定民主”的局限是不言自明的，它缺乏足够的哲学反思和自我革新的能力。冷战结束后，盎格鲁-撒克逊的宪政民主和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了民主国家的惟一选择，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信誓旦旦地宣称“历史的终结”(福山，2003)。在法国，全盘美化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孚雷对美国模式赞赏有加，他虽然不否认1789年理想的价值，但他认为，把权利的话语扩展到所有生活领域会产生许多危险，而美国模式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有效地遏制个人权利理想的普遍主义(Baker，2002)。皮埃尔·马南的立场和孚雷无异，认为“爱民主，就应当有节制地爱它”(Manent，1993：181)。但是，美国的宪政民主是法国应当接受的政治理想吗？罗桑瓦龙表示，美国并不是可供选择的普遍模式，相反，它“是一面哈哈镜，每个国家都应该在里面认清它自己的面貌，正视它自己的严重问题或潜在的发展”(Rosanvallon，2004b)。
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罗桑瓦龙在《乌托邦资本主义》里对它作了铿锵有力的反驳。罗桑瓦龙指出，市场社会的乌托邦并非始于今日，它在亚当·斯密以“看不见的手”超越社会契约理论的宏伟抱负上已得到了体现。亚当·斯密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劳动分工和相互交换能促进社会福祉的普遍增进，避免完全不必要的战争。但是，斯密自然利益和谐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在19世纪取胜的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野蛮资本主义”(罗桑瓦龙，2004：248)。所以，市场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模式，而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乌托邦。为此，罗桑瓦龙两次捍卫福利国家(Rosanvallon，1981，1995b)，对“社会契约的物质条件”、“在社会分配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及实现团结所需的条件”做出了严肃的哲学思考(Rosanvallon，2006c：3)。此外，2005年的法国骚乱也表明了国家干预的严重不足(Rosanvallon，2005)。④
同样，限制人民主权或公意的麦迪逊式民主也是不够的。罗桑瓦龙承认，当代社会不再能够像卢梭那样，以近乎神圣的语言去描述和思考民主，或如卡尔·施密特所言，“所有的政治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但是，人民主权从此便丧失了意义吗？罗桑瓦龙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否定回答。他强调说，“和隐含在昔日民主理想之下的创世学说决裂”，“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创造人类的历史，至少，不应该放弃掌握人类的历史”(Rosanvallon，2000：421)。
事实上，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民仍以各色各样的形式，继续行使不再神圣的人民主权，追求公意的表达。“政治衰退”、“意志衰落”或“民主危机”让许多西方学者苦恼不已，但在罗桑瓦龙的眼里，他们的忧虑更多是对当代民主的一种误读。他认为，当代人对民主的困惑、失望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把选举民主等同于民主的狭隘民主观念造成的。他表示，“假使选举的民主不容辩驳地蜕化了，那么表达民主、介入民主和干预民主，却是得到了毋庸置疑的发展和肯定”(Rosanvallon，2006a：27)。除了和普选、议会、政党相连的选举—议会民主外，“监督民主”、“阻止民主”和“审判民主”等民间的民主形式，即所谓的“反民主”(1a contre-démocratie)，则为公意的表达提供了新的渠道。公民对政治的影响不再停留于消极的投票，他们兼具“选举人和控制者”的双重角色(Rosanvallon，2006d)。
罗桑瓦龙表示，和传统选举民主相比，“反民主”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最大的优点正是选举民主所缺乏的品质：持续性。在定期选举之后，反民主还能继续向公共权力机关和政治领导人施压，起到监督政治活动、纠正错误决策、抵制腐败行为的作用。而且，由于反民主不需要固定人员、逻辑纲领和严密组织，因而它比选举民主更容易取得成功(Rosanvallon，2006a：184)。甚至，罗桑瓦龙还认为，“在人们不再相信代议制政府能代表公意的情况下，反民主构成了实现公意的惟一希望”(Rosanvallon，2006a：305-306)。
罗桑瓦龙对反民主的弘扬，似乎再次回到了自治管理的理想。反民主的多元主义色彩能消除麦迪逊、托克维尔等人忧心忡忡的民主消极面，避免多数暴政或独夫统治的可能，确保民主的发展不会偏离自由主义的轨道，从而有效地克服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张力。在谈到“阻止民主”时，他指出“否定政治的降世标志着自由主义的真正胜利”(Rosanvallon，2006a：183)。罗桑瓦龙也由此表现出了一种和孚雷、马南大相径庭的立场，认为深化民主的发展，鼓励市民社会的自治，才是维护自由的正途，而不能“有节制地爱民主”。
当然，对于反民主或市民社会的缺陷，罗桑瓦龙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表示，政治冷漠是反民主的孪生物；舆论民主的泛滥，也有可能导致走向民粹主义。因此，罗桑瓦龙警告说，“如果任何人都不得宣称代表民意，或以人民的名义说话，那么相应的，也没有人能够宣称惟有他本人才能以批判的立场，表达民意”(Rosanvallon，2006a：306)。更为要命的是，反民主并不能提供一种为大家共同接受的纲领，所以，民主的成熟，还离不开它在三个维度的齐头并进：选举—代议制政府、反民主，以及对政治的反思(Rosanvallon，2006a：318)。
自加入CFDT、参加自治管理运动以来，罗桑瓦龙从未放弃过一个信念，“为了理解民主生活，就必须把理解民主生活的具体的问题和困境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因此，他把理解“民主的熵以及民主能量衰落的问题”作为政治思考的主要对象(Rosanvallon，2006c：1)。弃政从学后，罗桑瓦龙专注于理解政治的局限，“探讨民主折戟沉沙的风暴区与混乱区”(Rosanvallon，2002a：31-32)。可以说，罗桑瓦龙的民主史研究基本上是对近代法国民主病理的一种诊断。
根据罗桑瓦龙的诊断，法国民主弊病的根源是大革命，因而它的根治就需要告别革命，走出革命。在他看来，近代法国历史上用以诊治革命狂热病的精英民主或市场资本主义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悄无声息中发展的市民社会却不经意地成为法国民主的惟一救赎。在对精英民主与经济自由主义作出双重否定后，罗桑瓦龙把恢复民主活力的希望寄托于市民社会。对“反民主”价值的鼓吹则集中体现了他对市民社会自治能力的信任与期待。然而，和法国民主病理学的独到诊断相比，他用以革新民主的方案太过苍白，不过是在复述自治管理的理想。马克·里拉认为，罗桑瓦龙沾染了所谓“新法国思想”的通病，他们的哲学“大体上是诊断性的，而不是创新性的或纲领性的”(Lilla，1994：15)。⑤贾吉尔和莫因也附和道，罗桑瓦龙隶属的第二代左派“对他们反对什么远比对他们应该赞成什么更加清楚”(Jainchill & Moyn，2004：153)。即便如此，罗桑瓦龙对法国民主病理的诊断，对我们理解、审视民主政治而言，依然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他复兴民主活力、扩大民主内涵的目标更是永远不会过时。
注释：
①即温和的立场。——笔者注
②纳税选举(suffrage censitaire)和普遍选举相对，它主张拥有财产达到法定数额的公民才拥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都实行纳税选举。
③罗桑瓦龙自我批评道：“我也属于这样一代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希望能找到英明的政治领导人，希望他们能赋予市民社会的愿望以意义和形式，但希望却落空了。我们应当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社会批判和改革纲领之间发明一种互动的民主。”
④罗桑瓦龙在谈论2005年大规模骚乱时，指出传统的共和主义模式已不适用于拥有大量移民的当代法国，“最近的骚乱表明，问题不再是‘为了整合，还需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应当遵守怎样的模式？’而变成了如下的问题：‘为了容纳这些年轻人，增加他们的机会，法国社会做了什么？’”。
⑤马克·里拉(Mark Lilla)用“新法国思想”的概念去指代皮埃尔·马南、马塞尔·戈歇(Marcel Gauchet)、吕克·费理(Luc Ferry)等新一代哲学家的学说，不过罗桑瓦龙的文章并没有被选入同名的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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