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理论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0-5128(1999)01-0087-0091
增长极理论是佩鲁于1950年在法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经济空间：理论的应用》一文中提出的。这一理论的问世，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进行探讨。许多国家把增长极理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突破，它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了解它的基本内容、理论前提和应用的可能性，对于研究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一、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产生于50年代，是由佩鲁首先提出的。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以抽象的经济空间为出发点，把抽象的经济空间定义为经济变量的结构关系，并将其分为三类：一、统计学上的统一或均质经济空间；二、作为势力场的经济空间；三、计划经济空间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第二种分类是佩鲁分析的重点。佩鲁认为，经济增长应该是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大城市或地区，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增长极”。这种主导产业（或称领头产业），佩鲁称之为推进型产业。这些作为“增长极”的推进型产业，通过其吸引力及扩散力不断地增大自身的规模并对所在部门和地区发生支配影响，并且使所在地区迅速壮大发展，进而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那些被带动发展的产业，佩鲁称之为被推进型产业。佩鲁认为推进型产业和被推进型产业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性的联合机制，并在一定的地域上聚集。佩鲁所强调的是产业间的关联效应。
60年代中期，佩鲁的弟子，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重新探讨了经济空间的含义。布代维尔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括与一定地理范围相联系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而且也包括经济现象的地域结构关系。他也将区域分为三类：一、均质区域。在这种空间中，每一组成部分或地域彼此都有尽可能相近的特性；二、极化区域。极化是指增长极的“磁极”作用，或者说对经济活动的吸引过程，极化区域内的不同部分通过增长极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三、计划区域。一般是指实际存在的关联区域。它是政府的计划、政策实施地区，在性质上更富有政治性。一般来说，计划区域和极化区域是大致协调的。但由于极化区域随着时间的变化其范围不断变化，因此在时间上要保持计划区域与极化区域的协调也有相当的难度。
这种理论实质是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尽可能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地区，使增长极的经济实力强化，同周围地区形成一个势差，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以引导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增长极理论及区域分类，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普通遵循的规范。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人们采用不同的分类方法。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增长极至少包括三种内涵：
第一，在经济意义上的某一推进型产业或企业；
第二，在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单元，即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它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地区及相邻企业的经济发展；
第三，在经济意义上的和地理意义上的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城市。
由于每个国家或地区强调的重点不同，增长极理论被赋予的内涵也不同。譬如，增长极在欧洲的应用一般注重于推动型产业，利用其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在美国注重于能够吸引投资的城市的选择，即强调城市增长极的作用。增长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由抽象的经济空间拓宽到地理空间，表明经济空间既存在功能极化，也存在地域极化。极化过程不仅是一个自组织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可控过程。前者是增长极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增长极的应用基础。所谓自组织过程是指由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和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建立“增长极”，所谓可控过程是指由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来主动建立“增长极”。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把增长极理论运用于增长战略、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
二、国内外的实践分析和增长极理论的条件
增长极从理论走向实践，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引起了不同评论。
许多人用意大利南部的开发来说明增长极理论的失败或效果极差。二战后，意大利精心挑选了一些地域作为增长极的典型，以期通过它们实现南部工业化，缩小南北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此，政府曾经在南部地区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并对愿意投资或迁入的企业给予种种经济优惠。但结果投资不多，迁入的厂家也数量甚少。到了70年代，意大利南部由政府推动建立的以重化工产业为主的增长，不但没有带动相关产业，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困难重重。这种问题的出现值得我们反思。然而，由此来否定增长极理论是不公允的。欧洲的其它一些国家，像法国和德国运用增长极理论开发落后地区，取得了较大成功。在50年代到7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增长极政策中，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几乎对半。
我国从80年代开始，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地转向沿海，对东部沿海地区实施投资倾斜并辅之以财税、信贷、外资外贸和价格等政策倾斜。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除了自然资源居劣势之外，在技术、人才和市场等方面都拥有较强的优势。拥有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企业规模和城市规模。潜在能力的释放，加上各种优惠政策，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迅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以“城市增长极”为其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增长极”集聚，从而有力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扩散效应来看，它首先表现为对本区域的扩散。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扩散效应的另一方面就是技术和深加工产品向中西部的转移，对中西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增长极理论从总体上讲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诸如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较为成熟的技术力量、比较广阔的区域市场以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等。佩鲁本人指出“增长极”的形成有三个条件。其一，必须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其二，必须有规模经济效益；其三，需要有适当的周围环境。
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与发达国家环境条件的差异，增长极理论的简单引入往往会导致失败。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开发落后地区时，运用增长极理论也是存在问题的。如意大利南部地区，政府区域政策推动的增长极与当地的产业结构未发生联系，形成现代化资本密集工业与当地传统工业结构之间的二元经济形态。钢铁工业、化工工业与传统的榨油、家具制造业并不相关。由于二元结构中产业之间的隔离作用，使得企业之间的连锁作用、扩散作用未能发挥出来。这些不能说不是削弱增长极作用的原因。
三、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由于增长极的极化过程具有可控性，它所体现的是极化区域对计划区域的融合乃至校正，故增长极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和区域差距的急速扩大，如何认识和合理解决好这一问题，促使区域和区域间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便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表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如果把佩鲁对产业（或城市）不平衡增长的论述用于区域不平衡增长，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由增长极带动的，即按由一个地区引发另一个地区增长的方式进行的，关键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适度，不在于区域是否要不平衡发展。必须注重不同时期重点发展的地区和产业的变换，及其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效益的扩散。因此，今后的区域发展，必须在有效抑制差距扩大的同时，坚持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分类指导的区域增长极发展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地域分工及其伴生的区际利益分配中，各区域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趋势性地协调行动的过程和组织。显然，它的实质就是资源配置在不断增长的空间范围内的调整与重组。显然，如果能够实现它们之间的合理、有机的组合，会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受多种因素制约，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长远政策来逐步规范区域经济行为。
分类指导的区域增长极发展政策是指，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应继续推进以“城市增长极”为主的政策，中西部落后地区应推进“产业增长极”和“城市增长极”相结合的政策。“产业增长极”表现为点，“城市增长极”表现为面。
坚持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分类指导的区域增长极发展政策，其原因和应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作如下的分析。
第一、增长极创立的前提如前已述，考虑到东部有着较为优越的条件，因此，应以“城市增长极”为主。城市是区域的中心、现代工业的中心，会产生极重要的作用。沿海地区“城市增长极”的引入，就是要把区域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人的素质提高、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为辅的战略上来。大力发展金融、信息、咨询和科技产业。更重要的特点是与整个城市体系增长结合在一起，逐步形成有世界性影响的“增长极”。
我国的不发达地区，由于产业体系和城镇体系发育不良，产业联系断档，城市间的联系也较弱，单独引入一个企业或产业作为极，其对地区的带动作用是不大的。事实表明，不发达地区即使建立一些大工业，也会由于功能不健全而导致经济效益不高，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要求，使整个城市工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这个“极”的引入必须是双重的，它既是一个创立经济联系的过程，又是一个空间联系的过程。由于我国不发达区域资源拥有优势，因此，其产业极和城市极的引入应以资源为基础，工业区位应由资源分布所决定。
第二、增长极的诱发效应，极化、扩散效应。一般而言，所引入的增长极诱发效应表现为以其先进的技术和部门诱发本地的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如此，随着增长极的引入和发展，从区域和区际角度来看还存在着由极化效应向扩散效应的转换过程。增长极在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之前极化效应占主要地位。由于极化效应需要较长时间，在其向扩散效应转化过程中，很可能表现为周围地区并没有分享到增长极的预期效果。因此，运用政府政策，充分协调增长极的发展与周围地区关系，使增长极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十分必要的事了。我国的区域发展表明，政府推动建立的计划区域的增长极（如中西部的重化工产业），在传统的高度集中体制下，割断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利益关系，阻滞了增长极的自组织发展过程。中西部的“极”并不体现以诱发本地经济为本，而是通过计划约束保证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从而表现了计划区域和极化区域的极大分离。中西部所引入的“极”，其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被计划体制所淹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的转换，特别是逐步取消生产资料双轨制，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渠道，中西部地区如何摆脱区域分工和产业结构的不利地位，实现与发达区域的平等竞争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沿海地区以“面”为增长极获得极大发展，原有区域分工体制逐步丧失，区域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间的摩擦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一面。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既要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也要承认区域利益和区域主体性。在东部地区努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和高收入弹性的三高产品，逐步放弃失去区际竞争优势、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传统工业。在东部地区努力实施“城市增长极”战略时，中西部地区要协同沿海地区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依靠资源优势和已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努力创建“增长极”。中西部增长极建设既要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也要兼顾中西部自身的利益。中西部地区依靠资源为特征的增长极建立，受重工业投资起点和投资周期影响，投资后可以形成生产与消费需求，但若干年后才能较大地增加产出。考虑到中西部承受能力和结构性矛盾，必须寻找联合建“极”方略。一方面保证区域间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避免类似传统的重型化结构战略的致命缺陷的再现。从中西部自身条件看，依托原有技术，不断引进适宜技术，努力发展轻工业、基本消费品工业和组装加工业，是符合产业结构深化战略的，也是对原
有产业缺陷的弥补。在东西部建“极”发展中，国家要在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中，按规模经济原则，促进地区间的分工和协作。
第三、避免增长极成为“飞地”。60年代后期以来的国际区域规划经验表明，引入增长极的推进型单元，不仅要求很强的内部联系，而且要求周围地区的环境条件与之密切配合。否则，推进型单元将通过内部联系和外部购买而形成的地区乘数作用将会在本地区之外实现，从而致使增长极成为“孤岛”或“飞地”。譬如包钢作为重工业基地，应该说它有足够的力量带动包头市以及周围区域经济发展，似乎可成为佩鲁所讲的推进型企业或部门。然而，新兴的工业基地并没有体现出对本区域的重大贡献，它的真正贡献不在包头和内蒙，而在向沿海地区供应原材料。更为惊异的是，包头所需的钢铁原材料还得由外地调进。由政府通过计划和重点投资建立起的增长极与增长极的自组织过程，被严格的计划体制所隔断，而且由政府推进建立的增长极与当地的产业结构表现为极大的分离。在缺乏社会性专业化和协作的条件下，诸如包钢这类增长极很难实现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规模经济的要求。由于这类增长极属于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工业，与当地的传统工业结构形成了二元经济形态，从而使得企业间的连锁作用、扩散作用都未发挥出来，这样也就很难谈得上带动周围企业和地区发展。如果说有扩散作用的话，就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向外调拨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作为远距离幅射的增长极，它已成为孤岛或飞地在封闭的系统内运转。避免这一问题的再现，在于掌握和实现不同区域社会经济背景中增长极的不同形式，把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结合起来，不失时机地加速推动型产业的地方化。避免飞地经济问题的出现，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一个极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对于落后地区，飞地经济问题解决得好与坏在于二元结构问题能否得到较好的解决。
第四、增长极理论启示我们，建立增长极要明确其建立的具体条件，注意区位因素的具体要求，了解初始规模和部门构成，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