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发展中几个难点和热点问题的思考_生育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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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中国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诸多方面已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的人口发展也不例外。当代中国人口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重新塑造中国人口增长新的机制,赋予中国人口发展新的特点。如何认识新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该采取哪些新的战略和对策解决好中国的人口发展问题?本文就当前人口发展中的几个难点和热点问题做些分析和思考。

一、当前对人口发展中的几种不同认识

认识一:人口政策和行政力度是人口控制的唯一因素。这种认识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作为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基本上实现了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变,是靠政策控制的力度来实现的,并非经济因素决定的。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继续严格政策,强化行政力度,完善强制措施,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

认识二:人口高增长并非是负效应。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只有经济有了足够的发展,过快的人口增长也会自然地降下来。这种认识的主要观点有三,一是从客观上看,人口高增长必然带来消费效应,新增人口扩大了消费需求规模,丰富需求结构,这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重要的人口推动。二是从微观上看,新的家庭人口在短期内将使人均生活资料占有量和消费量下降,使家庭生活水平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影响,但新增的家庭人口一旦成长为新就业人口,则必然因此增强家庭人口增长的收入弹性,从而使家庭平均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三是人口高增长量是历史的必然,是人口基数过大,年龄结构较轻的缘故,因而在主观上是无能为力的。

认识三:人口增长要适度。人口不能过快增长,这是由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人口无限膨胀和无限控制都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能否达到相互协调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发展后劲。当前,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仍然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使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

二、对人口发展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的破译

1.从“两种生产”的原理,看人口与经济的作用与反作用

“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是任何人类社会生产的两个相互依赖,彼此制约的方面。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自身的生产又是这种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两种生产之间的客观联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与人口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坚持“两种生产”的原理,是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变动与人口变动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一原理,人口和经济,经济是第一性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人口规律。经济制度和经济状况是制约人口变动首先是它的自然变动的最重要的因素。人口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不可能是第一性的,但人口对经济又具有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尤其在人口发展状况已经成为社会经济进步的沉重累赘的特定历史时期内,人口的这种延缓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会表现得非常强烈。只是,无论这种作用表现得多么强烈,它仍然是反作用。从我国人口控制的纵向看,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作用十分明显。70年代初是我国生育率下降的转折点,这里假定1970年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前的出生率变化,主要是受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作用,则每年下降0.67个千分点。而自1970年计划生育工作加入后,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使出生率每年下降1.09个千分点。假定1970年前后两期的社会经济因素作用一样,均为0.67个千分点,则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作用为0.42个千分点,这0.42个千分点占总影响的39%,而社会经济的因素仍在起主导作用。

社会经济发展决定人口发展,对此也不能做简单理解,并不是说,只要社会经济发展了,都能及时地对生育率起抑制作用。西方学者在研究主要国家人均收入与生育率关系,从大量的统计数据中发现,当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区间时,人均收入的提高反而会刺激生育率的上升。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长才会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另外,仅从人均家庭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去研究社会经济对人口发展的决定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的演变并结合生产力状况,来认识生育率变化的社会经济动因。这一点,从分析我国农村自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生育行为的变化状况看尤为突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弱化了集体经济生产职能,恢复与强化了家庭经济生产职能;弱化了集体分配,强化了家庭自主分配。农村家庭成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主基本单位,同时又是生育的基本单位,两种社会生产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育行为,生育模式,生育性别偏好就取决于家庭从事经济活动的需要。其一,在目前粗放型即劳动密集型技术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为家庭致富的决定因素,因此,增殖人口,扩大家庭规模,就成为现阶段农村家庭经济生产职能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受到外力的抑制,它总是要顽强地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二,随着农村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家庭不仅拥有日益增多的消费性不动产或耐用消费品,而且私人的购置的生产资料不断扩大,从而又产生了未来财产继承权问题,使传宗接代的旧观念,又注入了农村经济形式变化所产生的新内容,追求生男孩比吃大锅饭时更为强烈。目前日益活跃的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民传统观念的影响,使经济规律的客观作用显露出来,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本来面貌也被显露出来。因此,解决人口问题不能仅仅靠严格政策,强化行政手段来减缓人口增长速度,其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力。但在我国目前的人口严重压迫生产力的情况下,仅靠发展经济,促使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控制人口,使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2.从人口增长的周期,看社会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

一个长期连续增长的人口,必将产生数量众多的潜在生育能力,周期性的造成另一个生育高峰,即使加强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使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行缩小的人口再生产,人口增长也不可能马上停止,必将持续增长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慢慢减缓,静止下来,这是由世代更替和生命周期决定的。人口再生产的惯性是不可避免的。

速度与惯性。本世纪内在各种生育率设想下,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不会有大幅度的下降,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的惯性影响还在起作用,到“九五”人口增长速度才能有所缓解。但仍有1%左右的增长率,加上人口基数的庞大,人口结构的影响,其净增量甚至同快速增长的50年代相仿佛。直到下个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才有可能使人口增长势头有所抑制,实现人口“0”增长的理想境界。人口生产周期长,惯性大的特点,一旦形成格局便难以在短期内调整。因此,就世纪末人口发展趋势看,人口增长只能控制,不能放松。

费用与投资。这是人口增长对经济影响在周期内的两个直接和间接因素。为了将一个新生儿抚养、培育成一名劳动力,国家和家庭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根据有关部门按1990年物价情况计算,在城市培养一个劳动力的总费用为13273元,其中国家支出28%;在城镇为8771.18元,其中国家支出12%;在农村为2909.37元,其中国家支出1.26%。这是人口对经济的直接作用,而影响更大的在于它的间接作用。在消费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出生率提高就需要有相应的消费品,为生产这些消费品又要有劳动者,为此要增加新的大量投资,如此等等,形成了一条人口出生影响对经济生产需求的长链。因此,当人口增长率为1%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必须增长在3%或4%以上,才能保持消费水平不下降,如果人口增长过快,新增的国民生产总值,大部分要用于维持新增人口的消费,还要提高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又要用于新增的经济投资,常常是顾此失彼,不但现有国力难以承受,也大大地削弱了自我积累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资源与环境。人口发展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容量。中国是一个资源不丰富的国家,以生产最必须而又不能替代的耕地、水和森林资源而言,我国也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人口过快增长使人们无暇考虑环境保护问题,也来不及调整生产方法,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使人们采取了许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造成自然生产力下降。因此,人口的增长不能超越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支持和承受能力。按照中国不可替代资源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综合分析,为长期稳定增长所能容纳的全国人口约为16亿,而我国现在已经达到12亿,并仍在以1%的生育率递增。所以,从人口增长的发展周期看,对人口的控制仍然是当务之急。

3.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看对人口状况的制约因素

在经济落后的前提下,人口多,增长快,势必形成日益膨胀的剩余劳动大军,冲击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了吸收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必须要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现代化是不能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基础上的,现代产业要求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国家的发展重点只能是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当前,发达国家正处于由传统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阶段,其产业结构正在由资本密集为主导型向知识密集为主导型的转化过程中。而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以劳动密集为主导的多层次产业结构逐渐向以资本密集型为主体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过快增长的人口确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种产业结构的长期存在,实际上是对我国一时难以改变的人口状况的让步。可见,人口状况的消极因素对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具有很强的牵制力。

4.从市场经济发展,看对提高人口素质的紧迫要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优化的人口状态,这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化,更重要的是素质上的优化和结构上的优化。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必然会通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社会产业结构现代化的进程,将由初始阶段的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强度的增加,逐步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由量的侧重向质的提高转移,而且在量的需求上相对减少,在质的需求上提高。这种市场经济发展趋势所产生的对劳动力需求上的必然要求,显然在客观上也是对人口再生产的一种要求。它要求人口再生产要在能够满足社会劳动力需求量的前提下,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三、战略与对策

1.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必须相适应

人口发展一定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首先,要在各级领导中树立“大人口”观念。要围绕人口变量与社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制定人口发展的战略与对策。做到既要有人均意识,又要有人口质量意识;既要看到人口行为对社会发展的现实效果,又要看到人口行为对社会发展的远期效果;既要认识人口的经济效益,又要认识人口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做到人口数量上的评价,人口质量上的评估与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相一致。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明确,人口问题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发展问题,只有坚持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其次,要改变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模式,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做到:把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经济,同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结合起来,把生产、生活、生育有机地统一起来。运用利益导向机制,引导广大群众少生快富奔小康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坚持计划生育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同规划,同安排。

再次,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经济条件和人口状况不同的地区,应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途径和步骤来实现协调发展。在人口规模较大,经济又不发达的地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规模仍然是实现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些地区应该在努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在经济较发达,人口再生产已经实现新的转变的地区,应更加致力于提高人口的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素质必须相协调

从宏观这一层次看,人口发展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要求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且强烈要求提高人口素质,包括提高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不仅表现在人口增长过多、过快,而且表现在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下,适应不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现有文盲、半文盲1.8亿人,普通初中和小学辍学人数分别为291.9万人和354万人。新一代文盲、半文盲不断产生。我国现有残疾人6000万,占总人口的5%。其中先天残疾者1000万,14岁以下的先天性残疾儿童417万,占残疾儿童总数的一半多。这意味着低素质的劳动力队伍还在不断扩大。据有关部门预测,从国家建设的需要看,为实现本世纪末经济发展的目标,我国各条战线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专门人才约5000万左右,除去已在职的1600万大专毕业生并加上国家兴办的各类普通学校和成人高校可培养1400万人以外,尚缺7000万人。可见,我国的人力资本危机和人才危机将是突出矛盾。如果说人口的过快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那么低素质的人口膨胀则是这种制约因素中的瓶颈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将成为市场经济中最紧缺的资源要素,低素质劳动力低廉的价格优势在竞争中日渐消失。因此,重视对人口的素质提高,同控制人口数量一样,是摆脱人口发展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也是真正有效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人口控制工作,不能只抓短期控制,放松长期控制,不能只重视治标而忽视治本。应在不放松短期控制治标的前提下,着重从长期控制,治本之道入手,以便尽快地消除产生高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根源。

3.宏观控制与微观利益相结合

在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是农村,这不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而且农村妇女的生育率远远高于城镇。城镇平均预期终生生育孩子数已在更替水平以下,而农村则高于更替水平以上。这种高生育水平不符合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宠观相适应的要求,是国家难以承载和忍受的。在农村社会经济状况难以一时转变的情况下,必须把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素质提高同农村家庭的当前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宏观与微观、国家和家庭利益趋同的路子。针对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相适应中生育要求冲突的客观存在,去把握冲突背后经济利益的根本动因,从各条渠道使农民自愿按国家要求去生育,并使按要求生育的农民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上的补偿。近年来在实践中探索出来,并已取得成功经验的主要做法有:

生活的奖励与优惠。即制定奖励政策,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获得生活方面的实惠。可用直接(发放独生子女奖励费等),间接(优生政策等)奖励形式和计划生育系列保险。

扶持发展生产的奖励与优惠。即增强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生产致富的能力。如提供发展生产亟需的各种条件,并给予优惠。提供致富信息,组织开展多种经营,发放扶贫贷款,安排扶贫项目等。

政府协调下的经济合作利益导向。在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下,组织“少生快富合作社”,以计生协会为主体创办“经济实体”,以计生中心户为单位组织“帮富对”,优先贷款扶持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等。

这些奖励优惠政策,利益导向机制目的在于从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扶持计划生育家庭先行致富,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具有说服力和示范效果。其做法主要是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外部的信息、技术、咨询、市场同内部群众的互帮互助,自我扶持,自我发展结合起来。促进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和养老保障的后顾之忧。群众通过切身利益的比较,增强对实行计划生育的理解能力和实际承受能力,可以使人口控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宏观的社会角度推进到微观的家庭角度,使之具体化、现实化,促进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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