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治理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吗？——来自中国银行业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银行贷款论文,证据论文,中国银行业论文,渠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随后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有数百家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其中，花旗银行、美国银行这些大型金融机构也遭受重创。在反思这场危机发生的过程当中，一部分人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出发，将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于不当的货币政策，其中，De Nicolò et al.(2010)认为，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金融机构的风险和杠杆增加，如果央行能够及时提高利率，那么危机的影响可能并没有这么严重。Altunbas et al.(2010)在对欧洲样本的研究中也发现，货币政策变化影响到了银行贷款行为，从而最终改变了银行的风险状况。然而这部分研究的一个重要假设在于，每个银行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是相同的，它们的治理结构也没有差异。这中假设显然是有偏的，每个银行治理结构不同，而不同治理结构的银行又会有不同的风险承担行为(Laeven and Levine，2008)。那么银行治理是如何与货币政策共同作用影响银行信贷行为的呢？
根据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信贷行为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理论，金融机构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中心，很多公司的融资渠道依赖于银行贷款，提高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会让银行可贷资金减少，使得那些依赖于银行进行融资的公司面临资金紧缺，无法扩大生产，甚至面临破产的局面，最终对社会的产出造成重大影响(Kashyap and Stein，2000)。金融机构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实证研究还表明，不同特征的银行会对货币政策有着不同的反应，规模越大、流动性比例越高、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往往对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反应越不敏感(Kashyap and Opiela，2000)。在中国，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贷款更是成为绝大多数企业不可替代的资金来源，使得银行贷款渠道成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黄飞鸣，2002)。
另一方面，从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出发，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就已经证明治理结构能够影响公司的行为(Jensen and Meckling，1976; John et al.，1998)，不同银行治理水平差异所带来的行为差异也最终影响到了银行风险承担。由于股东和高管在不同治理结构下的权利不同，相同的政策对于不同治理结构的银行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股东权利大的银行往往从事高风险的活动，不同所有权结构的银行对于相同政策的反应存在较大差异(Laeven and Levine，2008)。中国银行业中不同类型的银行的所有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治理水平的银行在面临相同政策时会有不同的行动选择。
总结来看，银行贷款是银行行为的结果，是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调整进行反应并调整自身行为而最终形成的，而商业银行根据不同货币政策调整自身经营行为属于银行治理范畴，已有的研究没能综合考虑二者对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考察了银行治理如何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中发挥作用。我们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得出，中国商业银行贷款量的选择与贷款利率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之间的差额、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款成本、银行治理以及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相关。实证研究证明，银行贷款规模与贷款利率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之间的差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显著负相关。银行治理在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传导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治理水平差异会直接影响银行的信贷规模以及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的研究综述，总结了国内外关于货币政策、银行治理对商业银行行为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第三部分为理论推演，得出货币政策、银行治理以及其他变量如何能对银行贷款行为产生影响；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和统计特征，介绍了研究样本和计量模型；第五部分为计量结果分析，得出了银行治理如何影响银行贷款行为以及银行治理与货币政策的交互影响；第六部分为进一步研究，考察反映银行综合治理状况的治理指数如何影响银行信贷行为；第七部分为结论。
二、相关研究
1.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理论
对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传统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改变短期利率来改变资本的成本，从而使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研发支出以及耐用品消费等受到影响，最终改变社会产品需求，这就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理论(Taylor，1995)。而货币传导的信用渠道理论则认为不对称信息以及信用市场上的摩擦同样能解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该理论认为，信用渠道通常分为两种，一种称为资产负债表渠道，强调货币政策的调整改变了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债务人的资本净值、现金流以及流动资产都受到影响。另一种被称为银行贷款渠道，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化使得银行贷款发生改变(Bernanke and Gertler,1995)。
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理论研究方面，Bernanke and Blinder(1990)在证明了联邦基金利率能够反映宏观经济变化后，得出联邦基金利率能够冲击银行贷款供给。通过对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的研究，Kashyap and Stein(1995)进一步验证了货币政策能够通过银行贷款渠道进行传递的观点。虽然银行被证实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但不同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率的银行的贷款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却不尽相同。美国的证据表明，银行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资本充足率越高，其信贷规模对于货币政策反应越不敏感(Kishan and Opiela，2000)。通过对欧洲数据的研究，Ehrmann et al.(2001)得出，货币政策并不能改变银行贷款供给，银行贷款供给更多的取决于单个银行的流动性水平，并且与美国证据所不同，银行的规模也并不能解释这种贷款行为的不同。Altunbas et al.(2002)在对欧洲货币联盟国家(EMU)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研究中发现，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对货币政策改变的反应更加强烈，但并没有发现小的、资本充足水平低的银行是银行贷款渠道的主要传导路径。对欧洲单个国家的研究当中，Worms(2001)运用动态面板估计的方法实证研究了德国银行业的数据，得出银行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取决于其同业短期存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比例越高，在利率增加时银行贷款减少的程度越低，并且只有当控制这个变量时或者排除那些非常小的银行之后，银行规模的影响才能显现出来。在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中，Alfaro et al.(2003)运用智利1990-2002年公司层面和银行层面的数据研究得出，在样本期间，银行贷款渠道确实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并且对宏观经济活动有着独立且显著的影响。
在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中，王振山和王志强(2000)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无论是在80年代还是在90年代，信用渠道都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对此的解释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利率非市场化、金融市场存在缺陷，从而使得银行贷款成为绝大多数企业不可替代的资金来源(黄飞鸣，2002)。周英章和蒋振声(2002)运用协整检验与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预测方差分解技术，对中国1993-2001年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两个传导途径共同影响实际经济总量，但是信用渠道仍是主要的传导渠道。在接下来对中国1994-2004年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效应的检验又进一步发现，信贷和信用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利率传导渠道作用也得到发挥(盛朝晖，2006)。总之，之前的研究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的存在以及发挥的主要作用，最新的研究开始更加关注于在存在银行贷款渠道下，微观银行特征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的影响。其中，徐明东和陈学彬(2011)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1998-2009年期间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是否依赖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以及不同特征银行对于这种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研究发现：流动性充裕的大型银行的信贷行为更易受资本充足因素的驱动，而中小型银行的信贷行为更易受流动性因素驱动；规模特征是影响银行信贷对货币政策异质性反应的重要因素。
2.银行治理与银行贷款选择
银行治理是否会对银行信贷行为产生影响的研究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方面由于董事会对高管有监督作用，银行董事会又有责任审核和批准银行的贷款政策，因此董事会结构是导致银行贷款政策改变的重要因素(Sumner，2009)。Mishra and Nielsen(2000)在对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的研究中发现，董事会独立性与CEO的薪酬绩效敏感度有正相关关系，银行绩效受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任职年限的影响。在研究银行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其贷款行为方面，Sapienza(2002)发现，国有银行通常将贷款发放给大型公司和不发达地区的公司，银行所在地区政党力量越强，银行贷款利率更低。另一方面研究则认为，由于银行的特殊性存款人和监管者的行为都对银行产生影响，其中监管者为了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而对银行行为进行监督和干预。外部监管会使得银行董事会的监管职能弱化，从而外部监管机制替代了银行治理机制的监督作用(John，Mehran and Qian，2003)。在中国银行业研究方面，张维和王志强(2007)通过理论模型研究比较了不同治理结构下商业银行的最优资产规模及贷款选择行为，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了银行的经营行为，最终影响了商业银行绩效。熊熊等(2008)又进一步从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对银行治理与银行信贷选择进行研究，其结论认为银行治理结构通过影响银行信贷选择行为，最终会对信贷市场配给程度及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的文献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分别研究了货币政策和银行治理在银行信贷选择方面发挥的作用。但已有的研究并没有综合考虑二者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共同作用以及不同治理水平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中的不同作用。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了治理机制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货币政策改变时，不同治理水平银行的信贷选择。
三、理论推演
由于西方国家有着发达的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研究往往只需关注于流动性资产的价格，在利率给定条件下，其他变量不会包含货币政策的信息，因此，国外研究货币政策的变量主要是短期市场利率，如联邦基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短期国库利率(Treasury bill rate)，还有一些使用政策立场的指标，如伯南克—米霍夫指标①(Bernanke-Mihov Indicator)。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并未完全自由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使用了多种价格型和数量型工具，这些工具中都包含了货币政策的信息。这些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quired Reserve Ratios)，法定以及超额准备金利率(Interest Rate for Required and Excess Reserves)，公开市场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s)以及直接影响零售存款和贷款的工具，如改变存贷款利率和对贷款增速进行窗口指导(Window Guidance)。
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存贷款利率限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运用最为频繁(王国刚，2012)，已有的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的研究分别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及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变动等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代理变量来研究这些变量变化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徐明东和陈学彬，2011)。由于银行信贷变化是这些变量综合变化的结果，因此我们试图根据不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得出影响银行信贷的综合变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影响银行贷款能力，它的提高使得银行可贷资金减少，直接影响到了银行信贷；而存贷款利率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变化是影响银行贷款意愿，单方面变化并不直接影响银行信贷。为分析存贷款利率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变化中直接影响银行信贷的综合因素和可能的其他因素，我们根据Poter and Xu(2009)的模型，假设给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②，银行通过调整存贷款、超额准备金以及中央银行票据来最大化自身的利润。那么每个银行的利润最大化方程为：
由方程(4)中可以得出，影响银行贷款意愿的综合因素为贷款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之间的差额，利差越大，银行贷款规模越大。在其他因素影响方面，监管机构设定的贷款量越高，银行贷款越多，治理收益越高，其贷款规模越大。银行贷款与放贷成本和治理成本成负相关关系，与监管机构的处罚程度也成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与统计特征
1.模型设计
通过理论模型的推导得出，货币政策工具变量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影响银行贷款能力，而贷款利率与同业拆借利率的差额能影响银行贷款意愿。其他影响银行信贷的因素为银行放贷成本、银行治理成本和收益以及政府部门的窗口指导。因此我们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构建的模型为：
其中，lnLOAN为银行贷款量(LOAN)的自然对数，MP为货币政策变量，包括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与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④的差额的自然对数(ln(R[，L]-R))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DEPO)。gov为银行治理变量，包括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性(INDIR)、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1)、是否上市(LIST)以及第一大股东是否为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STATE)。chara为银行特征变量，包括银行资产规模(SIZE)、资本充足率(CAP)、流动性(LIQ)、存贷比(LTD)；control为控制变量，包括GDP增长率(GDPN)、M2增长率(M2N)。
2.数据说明与统计分析
本文手工收集了2003-2010年中国68家商业银行的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包括了5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1家数据披露相对完整的城市商业银行，涵盖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23个省市自治区⑤。其中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由于某些银行年报数据缺失，我们获得的是一个非平衡的面板数据。
表1中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银行治理特征方面，样本银行董事会规模(BOARD)平均值为13.83，平均独立性(INDIR)为21.03；在各类别银行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规模均值最高，为15.66，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平均独立性最高，为28.86。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1)的样本均值为24.43，其中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样本均值最高，达到了51.26，城市商业银行的样本均值最低，为20.31。
表2中对不同类型银行的特征差异进行检验，对各类型银行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对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贷款量(LOAN)、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1)、资产规模(SIZE)均显著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贷存比(LTD)则低于股份制银行；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量(LOAN)、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性(INDIR)、资产规模(SIZE)和存贷比(LTD)均显著高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资本充足率(CAP)和流动性(LIQ)则显著低于城市商业银行；对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贷款量(LOAN)、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性(INDIR)、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1)以及资产规模(SIZE)均显著高于城市商业银行，而流动性(LIQ)则显著低于城市商业银行。
五、计量结果：基于单个治理机制检验
为了解决面板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回归。
1.货币政策、银行治理与银行信贷
表3中第1列给出了货币政策、银行治理与银行贷款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银行贷款规模与贷款利率与同业拆借利率的差额有显著正相关关系，银行在利差较大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增加贷款；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显著负相关关系，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能限制银行信贷能力。在银行治理特征变量中，是否上市(LIST)与贷款规模显著正相关，上市银行为在资本市场有更好表现，有动机增加信贷；第一大股东是否为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STATE)与银行贷款规模负相关，政府控制的银行的贷款规模更低。
由于不同类型银行的治理特征存在差异，不同类型的银行在面临货币政策调整时反应存在差异。从表3的第(2)～(4)列中可以看出，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量与贷款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的利差成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其基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在贷款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之间差额增大时，增加了贷款投放；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贷款量却与利差的关系为正，但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更多地受到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⑥，使其贷款行为不能自主决定。另一方面由于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是资金的净供给方，利差增加并不意味着其利润空间的增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对于股份制银行信贷影响最大，主要是由于股份制银行在所有类型银行中，资本充足率最低，流动性水平较低且存贷比比较高，监管压力使得其不得不在法定存款准备金上升时减少放贷。
在银行治理变量对于银行贷款量影响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中，独立性(INDIR)与贷款规模显著负相关，是否上市(LIST)与贷款规模显著正相关。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董事会规模(BOARD)、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1)以及是否上市(LIST)与贷款规模均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城市商业银行中，独立性(INDIR)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1)与贷款量之间有显著负相关关系。银行董事会中董事人数太多会使董事会成员间沟通与协调困难，银行决策权更多的掌控在经理层手中(宋增基等，2007)。当货币政策变化时，经理层为了提高绩效能迅速作出反应，改变银行的信贷行为。独立董事由于被要求关注存款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在防范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抑制了银行的信贷冲动；由于上市银行能够增加资本金的来源，并受到了投资者的关注，其有动机通过增加信贷来提高绩效，因此，上市银行的信贷规模普遍更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1)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影响刚好相反，主要的原因在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普遍为地方政府，其控制的银行则主要为政府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钱先航等，2011)，而股份制银行由于受到的政府干预较小，能基于股东和高管的利益，增加信贷，提高银行业绩。
2.交叉项估计
为进一步了解银行治理特征对货币政策反应的敏感性，我们模型(6)中引入了银行治理特征变量与货币政策变量的交叉项进行了交叉项估计，同时由于前文中提到不同类型银行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引入了三个虚拟变量，即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模型中也加入其与货币政策变量的交乘项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在表4中列出。
在对银行贷款规模与不同银行属性和货币政策交叉项的回归中，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虚拟变量和利差的交叉项与银行贷款规模显著正相关，表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信贷规模对利差变化的反应敏感；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虚拟变量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交叉项与银行贷款规模显著负相关，表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反应更加敏感，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上升使这些银行的贷款受到更大约束。
在银行治理特征变量与货币政策变量交叉项研究方面，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变量交叉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一方面，虽然中国银行业中大部分都建立了完整董事会结构并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但董事会并没有对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较强的影响，董事会没能起到很好的决策作用。另一方面，外部监管会使得银行董事会的职能弱化，外部监管机制替代了银行治理机制。银行是否上市与两种货币政策变量均成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上市银行信贷规模对利差变化反应更敏感，而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反应不敏感，由于我国银行收益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因此当利差变化时，上市银行为寻求更好的业绩，会及时调整其信贷规模，而同时由于上市银行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其信贷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的约束更小。第一大股东是否为政府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与利差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当第一大股东为政府或者是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时，其对利差反应不敏感，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反应敏感，由于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控制的银行放贷规模受到政府干预，将贷款大部分放贷给了国企。因此，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反应不敏感，但受自身放贷能力限制，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敏感。
六、进一步研究：基于治理指数检验
为了得到银行综合治理状况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的影响，我们将本文数据库与山东大学银行治理指数数据库⑧进行整合，得到了2006-2010年50家银行的治理指数数据，将模型(5)和(6)中反映银行治理变量gov指标替换成银行治理指数(GINDEX)进行重新回归，得到的结果在表5中列出。从表中可以看出，反映股东与股东大会治理的指数与利差交乘项显著为负，反映监事会治理和高管层治理的指数与利差交乘项显著为正，表明当股东与股东大会治理水平较差，大股东侵占行为更多且行为不透明或者当高管层和监事会治理水平较高，高管私利行为更少且薪酬计划透明，以及监事会监管职能更好的发挥时，银行贷款行为对利差变化反应更加敏感。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时，反映高管层治理的指数与货币政策交乘项显著为正，表明当高管层治理水平较高时，银行贷款行为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反应越不敏感，高管层治理水平高的银行中的高管层能够及时调整信贷措施，防止信贷规模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的冲击。
七、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对银行治理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显示，在中国商业银行中，银行贷款规模主要与贷款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的差额相关，利差越大，银行更愿意放贷，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显著负相关关系，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能限制银行信贷能力。在银行治理特征方面，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对贷款量影响的系数均不显著，银行董事会没能在银行贷款行为上发挥充分的作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银行，其贷款规模更小，并且对于利差的敏感度更低，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反应更敏感，这些银行受政府控制，为政治家的政治利益服务，并没有从银行角度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调整信贷规模；上市银行的贷款规模较大，对利差反应更加敏感，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反应不够敏感，上市银行受到了大多数投资者的关注，其经营绩效也直接影响到了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因此其放贷规模较大。同时由于上市银行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其信贷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的约束更小。在进一步研究银行不同方面治理指数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行为影响时，我们发现，当股东与股东大会治理水平较差时或高管层和监事会治理水平较高时，银行贷款行为对利差变化反应更加敏感；当高管层治理水平较高时，银行贷款行为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反应越不敏感。
虽然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银行业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不同治理水平银行对货币政策反应的差异，都影响到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应。因此，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从微观层面上加强各银行的治理水平，对其信贷行为变化加强监管，防范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注释：
①具体的计算方法见Bernanke and Mihov(1995)。
②由于中国准备金利率基本保持不变，因此模型中直接将其视为不变而没有进行假设。
③相关的定义和度量方法见曹廷求和钱先航(2011)。
④根据Chen Hongyi et al.(2011)，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上90%的交易合约期限都在7天以内。因此，7天同业拆借利率是最有代表性的银行拆借利率。
⑤具体包括：京、津、冀、晋、蒙、辽、吉、黑、沪、苏、浙、皖、闽、赣、鲁、豫、鄂、粤、桂、滇、渝、宁、陕。
⑥当贷款利率上升时，表明监管部门要收紧流动性，通常要求商业银行减少放贷。
⑦由于篇幅限制，部分变量的计量结果没有列出。
⑧数据库中包含了219家银行2006-2010年股东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资本与风险约束、信息披露、年报完整性、综合指数等几个方面的治理指数，其中指数越高表明银行治理水平越高。
⑨限于篇幅，表中没有显示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
标签：银行论文; 银行贷款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论文; 银行信贷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银行监管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银行上市论文; 信贷配给论文; 金融论文; 城市商业银行论文; 董事会论文; 央行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