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开发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其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别。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其西、北、东顶点直抵高要、清远和惠东，大致包括广州、佛山、珠海、深圳等近三十个县、市。从便于选取材料的角度出发，本文拟取其广义。
六朝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开发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在前代开发的基础上，由于大量汉人越岭南迁和六朝政府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举凡稻作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手工业生产诸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特别是海外贸易异军突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更加充分地显示了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繁荣局面。下面试分而述之。
一、稻作农业的发展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早期开发，在稻作农业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农田的开发、耕作方式的改进和水稻新品种的出现。
农田的开发。珠江三角洲的农田开发史是与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发育紧密相联的。六朝时期，冲积平原的面积逐渐扩大，为大批南迁的汉人提供了用武之地，珠江海湾沿岸地带逐步得到开发。三国时，吴设平夷县于海湾之西，两晋时更名为新夷。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 年），更置东官郡于海湾之东。南朝宋另设盆允县于今新会之北，并作为新建新会郡郡治。齐时东官郡徒治怀安，原地改设宝安县。梁时博罗县移至今东江边新址。这一时期众多的墓葬材料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1980—1990年十年间，深圳共发现古墓葬220座， 其中属于先秦时期的3 座，汉代主要是东汉的15座，东晋南朝152座，隋、唐、宋、元各代的21座。〔1〕东晋分立东官郡，辖六县（含宝安），郡治、 宝安县治同设在深圳南头，使这一带逐步得到开发。居住在珠江三角洲周边丘陵和台地的俚人，由于耕作方式的变革及“逃亡入蛮”的汉人影响，更多的人转向农业。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巢居崖处，尽力农事”，〔2〕开拓垦殖，使农耕区由冲积平原逐渐扩展到深山腹地及僻远地区。
耕作方式的改进。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农业水田耕作方式的改进，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革新和施肥技术的进步等方面。196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广东连县西晋“永嘉六年”墓发现的陶水田犁耙模型，反映了当时水田耕作技术的进步。〔3〕据研究，耙属于耖耙， 在横把下面有六个较长耙齿，可以深入土层，划碎那些经犁翻动而未破碎的土块，起到碎土、平整稻田的作用。使土壤松软，渗水性好，有利于水稻的栽培与生长。〔4〕这说明其农业生产已由粗放经营进入精耕细作阶段。 虽然珠江三角洲没有同类农具出土，但由于该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秦汉以来农业生产技术一直居于岭南地区前列，而且从佛山和广州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来看，已经相当平整。〔5〕故推测珠江三角洲可能早已应用了这一先进技术。
珠江三角洲在秦汉时期已注重利用人畜粪肥和野生绿肥。六朝时期，在广辟肥源，栽培及利用绿肥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从利用野生肥发展到人工栽培绿肥。晋人郭义恭《广志》中介绍了南方在稻田种植苕草作为绿肥：“苕草，色青黄，紫花，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这就是现代提倡的冬种绿肥苕子，其叶可供食用，根梗可以用来肥田。
水稻新品种的出现。早在汉代，珠江三角洲的水稻已有籼稻、粳稻等品种。从六朝文献来看，又增加了糯稻。《南方草木状》〔6〕记载以草曲“合糯为酒”。即有糯米酒的酿造，说明当时已有糯米的品种了。葛洪《抱朴子》曰：“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7〕所谓“九熟之稻”，乃是指不同品种在不同时间内收获，而非一年九作。郭义恭《广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
稻、蝉鸣稻，七月熟。稻有盖下白，正月种，五月获，获其茎，根复生，九月复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汉稻，七月熟。此三种大且长，三枚长一寸半。”〔8〕仅此即有八个品种。当时的耕作制度是一年三熟。《广志》曰：“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9〕
耕地面积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改进，三熟制和水稻新品种的出现，都大大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三国吴时，苍梧、南海一带，“风气绝患，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10〕《水经·温水注》称其地“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梁末，陈霸先从始兴出兵北上讨侯景，曾预筹军粮五十万石，后来分出三十万石资助王僧辨军。〔11〕五十万石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据《隋书·食货志》载，聚居一百四十万人口的梁都建康，城内七大官仓贮粮总数也不过五十万石。其后，陈霸先又以陈拟、胡颖等留守岭南，“共知后事，并应接军粮”。〔12〕作为岭南农业较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必定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经济作物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各种亚热带水果的广泛种植，虽然其中有些品种早在秦汉时期即已被岭南劳动人民开发出来。但其在珠江三角洲得到推广普及当在六朝时期。因为六朝文献中对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区域已有相当明细的记载，这一方面与当时人口发展和行政区划的增置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对于这些地区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些地区经济开发的特色。试举几例：
荔枝。吴人朱应《扶南异物志》云：“南海郡多荔枝。”〔13〕江南洲，在番禺境内，沈怀远《南越志》载：“江南洲周回九十里，东有荔枝洲，上有荔枝，冬夏不凋。”〔14〕《齐民要术》卷十荔枝条引《广志》曰：“荔枝，……实大如鸡子，核黄黑，似熟莲子，实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夏至日将已时，翕然俱赤，则可食也。”顾微《广州记》云：“荔枝精者核如鸡舌香，甘美多汁。”可见当时已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
香蕉。被列为今广东四大水果之一的香蕉，其最集中的产地及是珠江三角洲。六朝时期，这里可能已经大面积种植香蕉。《齐民要术》卷十引《南方异物志》曰：“甘蕉，草类，望之如树。……此蕉有三种：一种子大如拇指，长而锐，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种子大如鸡卵，长六、七寸，形正方，名‘方蕉’，少甘，味最弱。”又引顾微《广州记》曰：“甘蕉，与吴花实根叶不异，直是南土暖，不经霜冻，四时花叶展。其熟，甘；未熟时，亦苦涩。”
橘。《齐民要术》卷十引裴渊《广州记》曰：“罗浮山有橘，夏熟，实大如李；剥皮啖则酢，合食极甘。又有‘壶橘’，形色都是甘，但皮厚气臭，味亦不劣。”又引《广州记》曰：“卢橘，皮厚，气色大如甘，酢多。九月正月□色，至二月，渐变为青，至夏熟，味亦不异冬时，土人呼为‘壶橘’。其类有七、八种，不如吴、会橘。”
另外，珠江三角洲所产甘蔗也比较有名。南朝齐梁间陶弘景所撰《名医别录》载：“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
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当时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特产还有五敛子、人面子等水果；榕、水松、越王竹等林木；蒟酱、绰菜等菜蔬；榼藤、留求子、蕙草等药物。如人面子，“结子如桃，实无味，其核正如人面，故以为名。以蜜渍之稍可食。以其核可玩，于席间饤饾御客。出南海。”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细获，高尺余，南海有之。南人爱其青色，用为酒筹。”蒟酱，“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蒟焉。可以调食，故谓之酱焉。”蕙草，“一名薰草。叶如麻，两两相对，气如蘼芜，可以止疠。出南海。”
所有这些，无疑大大地丰富了珠江三角洲人民的生活，其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三、手工业生产的进步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举凡造船、纺织、制瓷、食品加工诸业，与前代相比，均有一定发展。
造船业。吴时，孙权很注意发展造船业，番禺是当时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船上的水手，也大都出自该地，左思《吴都赋》所谓“篙工楫师，选自闽、禺”是也。黄武五年（公元226年）， 交州刺史吕岱奉令征讨交趾太守士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15〕三千人的军队从海道进军，要有大批的船只运送，可见当时广州的造船实力之雄厚。晋末曾在广州休养生息多年的卢循义军，由始兴郡出兵北伐建康时，“遣徐道覆逾岭于南康，装舰十二，艟楼十余丈”。〔16〕西晋初最大的船为王濬伐吴时所造，《晋书·王濬传》载：“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此不过大船连舫，上以为城，而非单舰起楼者。以卢循所拥有的单舰起楼的技术来看，已达国内先进水平并有所突破。卢循的战舰是利用粤、赣间山中的木材制造的，其造船工匠主要也是来自于珠江三角洲。
纺织业。六朝时，珠江三角洲一带以葛、麻、蚕丝等为原料的纺织业均有所发展，对人民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葛，就是今天南方山区常见的葛藤，长达数十米，其皮坚韧，用沸水煮过，就会变软而分离出白而细的纤维来。《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载关于汉代集散于番禺的商品中，都有“布”一项。《集解》引韦昭曰：“布，葛布也”。三国吴时，董督南海、交趾等七郡的交趾太守士燮，曾献给孙权“杂香细葛辄以千数”。〔17〕估计其中一部分细葛是搜刮自珠江三角洲。麻，我国南方普遍种植苎麻，夏布即是以苎麻细纱织成的。六朝时，广州所织夏布非常精致，长达八丈的一匹细布，可以竹筒盛之。《南史·宋武帝纪》载：“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武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蚕丝，珠江三角洲有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适合植桑养蚕，最早明确记载该地区植桑的是北魏的郦道元，他在《水经·浪水注》中说：“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慰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可见当时珠江三角洲较高处已有桑园了。另外，在1988年4月清理的深圳宝安南朝墓等一些墓葬中， 曾发现过随葬的滑石蚕。〔18〕有了桑蚕，可能与此相联系的蚕丝纺织业已萌芽并得到初步发展。
制瓷业。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陶瓷器生产得到普及，而且青瓷的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从该地区六朝墓葬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几乎所有墓葬均有陶瓷器出土，而且一些墓葬出土了胎质细腻灰白、施釉均匀、色泽黄润的青色或青黄色瓷器。五十年代清理的广州沙河狮子岗晋墓，〔19〕1981年清理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20〕其中出土的青瓷器胎质细腻坚硬，胎色灰白，釉层青里透明，火候高，色泽好。广州出土的六朝青瓷器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如鸡首壶、罐、碗、碟、杯、钵、果盒、勺、盂、唾壶、灯等，说明其在人民生活中使用广泛，反映出瓷业生产的兴旺。特别是鸡首壶，乃是广东六朝墓葬中一种常见的断代标准器，江东六朝墓葬中亦时有发现，而以广州沙河顶西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墓出土者为较早。
食品加工业。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食品加工业因地制宜，具有地方特色。这里着重谈一谈制糖和酿酒。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的蔗糖制造始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之间的某一个时代，至少在后魏以前。”〔21〕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大约已能制造蔗糖，前文所引陶弘景言广州产甘蔗之后，有“取汁为砂糖，甚益人”之语，《齐民要术》卷十引《异物志》曰：“甘蔗，……斩而食之，既甘；迮（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砖棋，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以曝晒法制蔗糖，应该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酿酒方面，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等地出现了“草曲”。《南方草木状》载：“南海多美酒，不用曲蘖，但杵米粉，杂以众草叶，冶葛汁涤溲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荫蔽之，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这是南方特有的一种制曲法。一般曲中所加的草药，因言有多量的维生素而能促使酵母及根霉的生长繁殖，只有极少数草药如黄莲等，才有抑制其生长的作用。因此，后来这种方法被推广应用。《齐民要术》中即提到在酒曲中加桑叶、苍耳、艾、茱萸等，使酒具有特殊风味。
此外，珠江三角洲在六朝时曾是产盐区，海湾东边有盐场。裴渊《广州记》曰：“东官郡煮盐，织竹为釜，以牡蛎屑泥之，烧用七夕一易。”〔22〕
四、海外贸易的崛起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还突出地表现在广州港海外贸易的崛起方面。关于这一点，史书中多有反映。《晋书·吴隐之传》云：“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也。”《宋书·夷蛮传》载：广州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齐书·东南夷传》也说：“南夷……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又同书《州郡志》称：交、广一带“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出海珍怪，莫与为比。”到了梁代，广州更是“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23〕
广州的海外贸易给六朝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据《梁书·王僧孺传》载：“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半价就市”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关税征收形式。京师的一些王公贵族，也为海外贸易的厚利所吸引，他们甚至指使官员前往广州做投机生意。晋义阳王司马奇“好蓄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24〕
繁荣的海外贸易，也使得广州的地方官吏多致暴富，掠夺、贪污成风。如《南齐书·王琨传》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广州地方政府对商人的掠夺，早已引起外国的不满，如《宋书·夷蛮传》载，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西南夷诃罗陁国遣使奉表：“愿勑广州时遣舶还， 不令所在有所陵夺。”为了不影响朝廷收入，六朝政府选派了一批廉吏担任广州地方官吏，以革贪污之弊。如东晋隆安中（公元397—401年）任用吴隐之为广州刺史，吴隐之在州“清操逾厉”，〔25〕，使贪污之风稍为收敛。《南史·梁宗室上·吴平侯景传》附子萧劢传称：“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劢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自劢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于是梁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王僧孺为南海太守时，也当众表示：“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26〕
六朝币制相当混乱，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因货币减重而使物价大为波动，人民常以谷帛来代替钱币。但在外贸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却是以金、银货币作为流通手段。《隋书·食货志》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以金、银为货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因为波斯等外国人是使用金、银货币的。
五、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
六朝时期，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许多国家，都先后同六朝政权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既主动表示尊奉的诚意，又贡献其特产。六朝政权均厚加赏赐，并遣使致意。当然，更多的乃是各国商贾之间的海上往来。作为当时国内最大外贸港市的广州，自然是这种联系的主要承担者。西晋时已有不少商船到广州泊岸，连大秦国（古罗马帝国）使者往洛阳朝见晋武帝也是在广州登陆的。《艺文类聚》卷八五引晋人殷巨《奇布赋》曰：“惟泰（太）康二年（公元281年）， 安南将军广州牧滕侯作镇南方，……俄而大秦国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所谓“来经于州”，即指广州。这说明广州已成为当时市舶的要冲。《梁书·诸夷传》称：“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据史书记载，六朝时，前来广州与我国通商的国家计有大秦（在今地中海东岸）、天竺（在今南亚次大陆）、师子国（在今斯里兰卡）、罽宾（在今克什米尔）、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金邻（在今泰国）、顿逊（在今马来半岛）、狼牙修（在今马来半岛）、盘盘（在今马来半岛）、丹丹（在今马来半岛）、诃罗单（在今爪哇岛）、干陀利（在今苏门答腊岛）、婆利（在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十余国。
上述诸国与六朝政权的贸易往来均比较频繁。如扶南，孙吴政权曾遣中郎康泰、宣化以事朱应出使该国，扶南王很重视与广州贸易，常“遣商货至广州”。〔27〕其南界有顿逊国，“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在今伊朗一带）缴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即今南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经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28〕由此可见，顿逊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洋各国以及西方国家商品交流的中心之一。它与广州也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师子国，据《佛国记》记载，晋代师子国与中国已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法显是在佛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引起乡思，才决定回国的。元嘉五年（公元428年）， 其国王刹利摩诃南奉表曰：“谨白大宋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29〕婆皇国（在今马来西亚），据《宋书·夷蛮传》载，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 年）其国王“遣使献方物四十一种”。此后多年，该国又陆续遣使贡献。天竺迦毗黎国（在今南亚次大陆），元嘉五年遣使奉表：“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使反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并献方物多种。中天竺国，“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是以辗转来达中国”。〔30〕中天竺国是沟通中国与古罗马、波斯等国的贸易中转站。贡献和回赐是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六朝时通过广州口岸前来向中国贡献的国家和次数有：大秦1次，天竺4次，占婆27次，扶南21次，师子国5 次，狼牙修3次，婆皇7次，丹丹6次，盘盘9次，诃罗单6次，干陀利5次，婆利3次，合计12个国家共97次。〔31〕
在较为频繁的海外往来中，我国的特产如丝织品、陶瓷器等物，源源不断地通过广州口岸输往海外，受到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与此同时，外国各地区的土特产品也大量传入我国。如诃罗单国于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32〕天竺迦毗黎国于元嘉五年“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33〕扶南于天监二年（公元503 年）遣使“送珊瑚佛像”；十八年（公元519年）又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 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大同五年（公元539 年）“复遣使献生犀。〔34〕盘盘国于梁中大通元年（公元529 年）“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公元534 年）“复遣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35〕丹丹国于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 药等”；大同六年（公元535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 药等物。”〔36〕婆利国于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遣使献金席等， 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复遣使贡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器、 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37〕中天竺国于天监初“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古贝等物。”〔38〕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如古贝，又称“吉贝”，出自马来语之Kapas或Karapasa，〔39〕即指棉花。 至迟在南北朝时就已通过航海由广州输入中国。苏合、郁金香等香料，大约在东汉时已输入中国，〔40〕六朝时已大量从海路输入，《梁书·天竺国传》记载甚详。
随着中外贸易的进行，一些外国植物也被引种到珠江三角洲。如《南方草木状》载：“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指甲花，……与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国移植于南海。”据此推测，广州之名为花城，六朝时恐已见其端倪。
纵观珠江三角洲开发史，六朝是继秦汉之后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从横的方面来看，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也正在改变其落后于中原和江东的形象，开始走上与全国同步发展的道路。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个部类不尽相同，农业经济的发展已几乎与中原和江东并驾齐驱，其所采用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在当时均属先进的，水稻生产已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水田耕作面积与稻谷产量也有所增加。富有亚热带特色的各种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粮食生产。手工业方面，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与中原和江东地区相比尚有一定差距，特别是纺织业和制瓷业在技术上还有所欠缺，但持续发展并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的造船业，因地制宜的食品加工业等等，无不使人感到其手工生产的创造伟力和勃勃生机。在对外贸易的发展方面，珠江三角洲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全国遥遥领先，由广州港进出口的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国内市场，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总之，珠江三角洲作为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在六朝时已经初具规模了。
注释：
〔1〕黄崇岳、文本亨：《深圳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载《文物》1990年第11期。
〔2〕《隋书·地理志》。
〔3〕〔5〕《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4〕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耙田模型》，载 《文物》1976年第3期。
〔6〕《南方草木状》，旧题晋·嵇含撰。 此书传本自清末以来有真伪之争，至今尚无定论。
〔7〕〔8〕《初学记》卷二七引。
〔9〕《初学记》卷八引。
〔10〕《三国志·吴书·陆凯传》附弟胤传。
〔11〕《陈书·武帝本纪上》。
〔12〕《陈书·陈拟传》。
〔13〕转引自清·吴应逵《岭南荔支谱》。
〔14〕转引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广州南海县条。
〔15〕《三国志·吴书·吕岱传》。
〔16〕《太平广记》卷二九五引梁·任昉《述异记》。
〔17〕《三国志·吴书·土燮传》。
〔18〕深圳市博物馆：《广东深圳宝安南朝墓简报》，载《文物》1990年第11期。
〔1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沙河镇狮子岗晋墓》，载《考古》1961年第5期。
〔20〕广州市文管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载《考古》1985年第9期。
〔21〕季羡林：《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22〕转引自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23〕〔26〕《梁书·王僧孺传》。
〔24〕《晋书·义阳王传》。
〔25〕《晋书·吴隐之传》。
〔27〕《南齐书·东南夷传》。
〔28〕〔34〕〔35〕〔36〕〔37〕〔38〕《梁书·诸夷传》。
〔29〕〔30〕〔32〕〔33〕《宋书·夷蛮传》。
〔31〕参见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下，第713─7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9〕李思纯：《学海片鳞录》，载《文史》第三辑。
〔40〕陈连庆：《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 载《史学集刊》198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