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博[1]2008年在《中晚唐咏史怀古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文体,是中国文学的特有形式。唐赋是赋史的重要一环,无论在作家作品还是在内容形式上,唐赋都对汉赋有所突破,是对汉赋的继承和发展。当代学者认为唐赋是继汉赋之后赋史的又一座高峰。清以后,学者们开始注意赋的研究,新时期以后,赋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先后出现了马积高先生《赋史》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从事赋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多,以赋为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也不断增加。尽管如此,与其他文体相比,赋学研究仍显薄弱。在赋学研究的整体中,与汉赋研究相比较,唐赋又略显式微,学者对唐赋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这给当下唐赋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咏史与怀古是古代诗文中常用的题材。咏史诗和怀古诗早已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对于咏史诗和怀古诗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研究的也比较充分。咏史赋与怀古赋同样是赋体文学的重要内容,但学界对咏史赋和怀古赋研究的却不是很多。截至2007年12月,笔者尚未发现以此为题的硕博论文。尽管如此,咏史赋与怀古赋同样是文学史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篇章,因此具有研究的必要。中晚唐咏史怀古赋无论在篇目还是在作者数量上都是此前和此后赋作中所少有的,因此对中晚唐咏史怀古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可行性。本文主要分引言、中晚唐咏史怀古赋的概念界定、中晚唐咏史怀古赋的内容及特点、艺术特色及结论等五部分。引言部分总结从唐代至现当代学者对中晚唐咏史怀古赋的研究情况,理出了学者研究的大致脉络,分析了对中晚唐咏史怀古赋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界定了中晚唐咏史怀古赋的时间界限。中晚唐咏史怀古赋的概念界定部分根据学者对咏史诗和怀古诗的概念界定出咏史赋与怀古赋的概念。对于咏史诗与怀古诗学者大致持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沈祖棼先生为代表,认为咏史诗和怀古诗是一种题材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即咏史诗和怀古诗都是广义的咏史诗。另一种以降大任和刘学锴等先生为代表,认为咏史诗和怀古诗是两类不同的诗。本文借鉴了学者对咏史诗和怀古诗的概念厘定,得出了咏史赋与怀古赋的概念,即“咏史赋和怀古赋与咏史诗和怀古诗的概念相近似,咏史赋和怀古赋是赋体文学中两种不同类型的赋,二者既有区别又非常接近。咏史赋是作者直接铺陈古人古事,进而生发感慨的一类赋;怀古赋是作者在一定触媒的作用下,抚今思昔,在特定环境的影响下联想起曾经与这一环境相关的人和事。因两者均需咏‘古’,又时有交叉,界限并不是很严,大体说来,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形成的原因不同,咏史赋主要表现为先叙事后思索,怀古赋主要表现为先有感慨之后再叙事。”咏史赋的内容主要表现出作者的一种理念和思想意识,根据记录事件和描写事物的不同,又可分为求贤、教化、人物、战争、符瑞、传说等几种类型。怀古赋则根据触媒的不同,分为关隘、宫室、山川等几个类型。对于中晚唐咏史怀古赋艺术特色的分析,则主要分为体式、语言及结构的特点、抒情成分的增加、选材上对于史实有所取舍、重赞颂轻讽喻等几个方面。结论部分是为对整篇文章的一个小结。
高振博[2]2014年在《晚唐咏史怀古诗的思维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唐出现了大量的咏史怀古诗,前人从主题思想到艺术特色都做了很多的分析与阐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更多地采用了传统知人论世的视角,晚唐的时代环境与晚唐诗人的艰难处境是他们进行诗歌诠释的基本思路。本文则试图转换视角,从创作主体思维模式的角度对晚唐咏史怀古诗的创作重新加以解释。创作主体的思维模式,除了包括时代与身世这样的现实因素,还包括文人的世界观、文学创作传统等历史和传统方面的因素,而后者可能从更深层的角度影响了晚唐咏史怀古诗的创作。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晚唐咏史怀古诗思维模式的形成要素。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晚唐动乱的时代背景与晚唐诗人的坎坷遭遇构成了现实环境方面的要素,重史尚学的知识结构与伤时忧世的价值观构成了文化语境方面的要素,而唐朝及唐以前的咏史怀古诗创作传统则是文学自身传承方面的要素。第二章从诗歌创作主题的角度分析了晚唐咏史怀古诗的思维模式,我们在其中突出了历史与传统方面的思维模式对创作主题的影响。具体来说,晚唐咏史怀古诗中批判君主荒淫亡国的诗歌源于晚唐诗人所奉行的儒家君道观念,晚唐诗人表达怀才不遇的诗歌则是古代文人一贯的不遇意识的当下流露,而晚唐诗人面对历史遗迹时的感伤情怀则可以从古代文人的宇宙时间观念中找到根源。第三章从诗歌创作的题材与意象的角度分析了晚唐咏史怀古诗的思维模式。对于李杨题材来说,同情与批判的矛盾性评价是李杨题材诗的主要思想主题。儒家的君道观念,咏史怀古诗创作中的翻案潮,白居易等前辈诗人提供的张力性框架等因素则是这种矛盾性评价的来源。对于金陵题材来说,感伤情绪是金陵题材诗歌的思想主题。而从金陵题材诗歌创作的角度讲,晚唐的金陵怀古诗创作反而陷入了中晚唐怀古诗的创作模式之中,于是中唐刘禹锡的金陵诗反而对后世相关题材的创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从晚唐怀古诗的意象来讲,意象运用呈现出很强的模式化特征。这种现象是由古典诗歌的意象传统、唐人怀古诗的创作实践、创造典型意境的需要以及怀古诗本身情感表达的单一性等因素造成的。总之,从创作主体思维模式的角度去考虑,除了时代环境和个人身世等现实因素之外,一些历史与传统方面的因素也潜在地影响到了晚唐咏史怀古诗的创作。
朱国芬[3]2015年在《论晚唐咏史三家的“《史记》诗”》文中指出迄今以往,有着两千多年研究史的“《史记》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者们多维度多层面地研究各个时期《史记》的传播和接受,加速了《史记》这一经典的建构。在大唐这个诗的国度里,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和统治者的重视,《史记》这一史学元典受到诗人们的亲睐。当时诗人频频以《史记》中的人、事作为自己的吟咏对象,如李白、杜甫、胡曾、汪遵、周昙、罗隐等。这些咏史诗歌极大地推进了《史记》在诗歌领域的影响,因此被誉为“《史记》诗”。但目前有关“《史记》诗”这一范畴的研究较少,而有关晚唐咏史三家的“《史记》诗”的研究更是甚微。晚唐咏史三家是指唐末的胡曾、周昙和汪遵三人,他们是文学史上第一批专职咏史的诗人,他们以咏史为专职,充分吸收《史记》的营养,大量创作咏史诗,并结卷形成咏史专集,此拓荒之勇气可圈可点。宋代以降,这种量大面广的咏史组诗创作陆续展开,离不开咏史三家筚路蓝缕的首创之功。《全唐诗》和《崇文总目》对三人的诗歌有比较完整的收录,然而目前学界对晚唐咏史三家的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对三人生平的考据、对其诗歌通俗艺术的研究等方面,缺乏细致的文本细读和深入研究。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咏史三家的研究进程。本文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晚唐咏史三家的“《史记》诗”放在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细致地总体把握。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内容一共分四章展开：第一章主要概述了晚唐咏史三家“《史记》诗”形成的多元背景,阐明咏史三家咏史诗对《史记》接受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然后文章把咏史三家各自“《史记》诗”的内容意蕴和悲剧蕴藉单独列为第二章,以作细致全面地文本分析。第三章则主要论述了咏史三家“《史记》诗”的艺术特质,咏史三家大规模地写作咏史组诗,个中亦不乏质量平平之作,这对其总体艺术水准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第四章内容则主要探讨晚唐咏史三家“《史记》诗”的双向动态影响,晚唐咏史三家对《史记》的接受一方面为咏史三家的咏史诗提供了缤纷的素材,另一方面,由于蒙学、历史演义和讲史话本对咏史三家“《史记》诗”的直接引用,促进了《史记》内容向俗文学领域的传播,加速了《史记》的经典化建构。结语部分,在综合把握全文内容的基础上,指出《史记》文学元典地位的最终确立是历朝历代日积月累的结果。咏史三家的咏史诗作优劣并存,良莠不齐,并不具备耀眼的光芒,然而他们在创作咏史诗中,以己之能汲取吸收《史记》的营养,抒发了自己关照历史,心系国运的文化心灵,促进了咏史诗的发展,也推进了《史记》的经典化建构。
黄瑞梅[4]2016年在《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全唐诗》中收集到唐代咏史怀古七绝共1042首,诗人共147位。文章对这近千首咏史怀古诗进行梳理归纳,力求系统地呈现出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全貌。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发展概况、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主要内容、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艺术特色、唐代咏史怀古七绝“专业”诗人研究、诗歌注释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唐代咏史怀古七绝与其他咏史怀古诗的区别,从内容上讲,咏史怀古七绝多是写一段情节、一个场景、一丝感悟,而其他咏史怀古诗可以记叙复杂的史事;在艺术上,七绝要求以小见大、言近旨远、语浅情深,追求的是一种悠然不尽的余味,更适于吟唱,而其他咏史怀古诗则很难做到这一点。第一章,对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概况进行系统的分析。把唐代咏史怀古七绝分为初盛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初盛唐的咏史怀古七绝作家作品的数量较少,作品共计18首,作家共计14位,多是抒发人事变迁、昔盛今衰之感;中唐的咏史怀古七绝比初盛唐的要多得多,作品共计126首,作家共计43位,主要以张祜、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李益、李涉等为代表;晚唐是咏史怀古七绝发展的黄金时代,作品共计836首,作家共计90位,主要以杜牧、许浑、唐彦谦、李商隐、汪遵、胡曾、罗隐、周昙等为代表,从创作数量上来讲,这些诗人的咏史怀古七绝,除了许浑、唐彦谦为十六七首外,都达到了30首以上。第二章,论述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主要内容。咏人物,有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也有对荒淫吴国君主的批判,还有对不遇命运的悲叹。咏事件,则多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之史事进行咏叹。吟咏对象又多集中于写吴越史事、六朝史事、隋亡史事上。咏地名,则主要是以金陵和洛阳为对象,因为这两个地方更多地见证了朝代的兴亡史。第三章,论述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艺术特色。立意上的高远,主要表现在: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胸中怀有远大的志向起到催人奋进的作用;诗中表达的某种理趣给人以启发;有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立意的新颖则主要是翻案诗。写作手法上主要是以小见大、语浅情深为主。表达方式上主要以抒情和议论为主。咏史怀古七绝善用多种修辞手法,主要有兴寄、衬跌、对比、反问等。诗歌章法结构上主要是起承转合的形态。第四章,对汪遵、胡曾、周昙三位写了大量咏史怀古组诗的诗人进行个案研究。分别从个人生平简介及创作情况、咏史怀古七绝的主要内容、咏史怀古七绝的写作特色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附录对唐代近千首咏史怀古七绝进行了简明的注释。
韦春喜[5]2005年在《宋前咏史诗史》文中研究表明全文由引言、八章与余论组成,近29万字。 引言,指出咏史诗研究的意义与以前研究现状。认为以前的研究虽然有成绩,但存在着很大的缺欠。另外简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大体思路。 第一章 咏史诗的界定、范围与产生根源 所谓咏史诗,是指以历史人物、事件、古迹等为题材或感触点,对之进行吟咏、思索,借以抒发思想感情,表达议论见解、历史感悟或借咏史以娱乐、讽谏、教育等的一种诗歌类型。与咏史诗相关的问题比较多,如咏史诗与神话、传说的历史化问题;咏史与典故的区别;咏史与史诗、诗史、咏怀的关系;关于咏史范畴问题等。咏史诗的产生根源,主要涉及: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以儒道为主的古代文化,宗法制度下的先祖崇拜,古代丰富的史学著作,“比兴”诗学精神,独特的时空观,封建专制性的文化语境,以及古代士子现实境况、孤独意识等原因。 第二章 先秦时期——咏史诗的萌芽期 《诗经》中的部分诗篇表现出一定的咏史因素。但占主体地位的史诗,因其民间集体创作性质、祭祖求福的神学色彩、主体性情感的不强等,使它们与后世咏史诗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屈原的《离骚》、《天问》和荀子的《成相杂辞》借史表达主体性情感、历史哲理思索,咏史性质更充分。但在这些作品中,“史”不占主体地位,不是关注的主要内容,不能看作咏史诗。 第三章 两汉时期——咏史诗的形成期 两汉咏史诗分为乐府与非乐府两类。乐府类数量较多。音乐性较强,有时可决定作品的诗体特征。入乐目的是为了言志抒情,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质。初步展现了以史为鉴、讽时刺世、抒情言志的咏史功能。最早采用或确立了史传、代言、论述三种咏史体式。非乐府咏史诗数量较少的原因是:从文体上讲,文人的咏史怀古创作多转向了辞赋;两汉诗歌大量佚失等。班固的《咏史》标志着咏史诗在完整意义上的最终形成,使咏史诗以一种类型式诗歌最早地出现在古代诗歌史上。 第四章 魏晋时期——咏史诗的发展、成熟期 曹魏时期的乐府咏史诗注重言志抒情,开拓出新的功能:讽鉴现实政治,具有政治实用性。在音乐性上,或借俗乐易于传播、接受的优势,来宣扬政治
张宇[6]2006年在《论中晚唐咏史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咏史诗到了中晚唐时期，达到了空前繁荣。咏史诗形成初期，咏史诗和咏怀诗、咏史诗和政治讽刺诗、咏史诗和怀古诗的界限不是十分明显，因此在确定咏史诗的内涵之前，应当首先将咏史诗与这些诗歌种类区分开来。班固《咏史》首次以“咏史”为诗命名，标志着咏史诗这一新的诗歌种类正式产生。汉魏六朝时期咏史诗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咏史诗的诗歌意味和感情基调更加浓厚，朝着成熟和繁荣的方向发展。初唐和盛唐时期是咏史诗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咏史诗的种类和艺术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晚唐咏史诗繁荣的原因包括时代社会原因和诗人自身原因，盛唐时代给咏史诗这样一种独特的诗歌种类的成熟和繁荣提供了特殊的条件；中唐是唐朝社会的转变时期，诗歌整体的创作也经历着重大的转变，同时也是最大的一次转折；晚唐咏史诗的内容已不再单纯限定于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判和议论，也不仅限定于对现实政治的讽刺和思考，咏史诗的内容在这一时期更加丰富，更加深刻。选择咏史诗作为抒发情怀的方式，与诗人自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晚唐咏史诗的世界，含蕴着丰富的历史事件，认识和评价事物的角度日益多元化，情感表达也出现了与咏史诗产生和发展初期迥然不同的面貌。艺术主要表现为：浓缩历史画面，增加诗歌意蕴之美、假设历史事件，表现前因后果、七绝的创新。
刘浏[7]2008年在《论晚唐咏史诗的炼事与炼意》文中研究表明晚唐咏史诗的取材与当时社会背景、审美风尚、诗人心态等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在晚唐倾覆衰颓的社会背景下,晚唐诗人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们偏重悲剧美的审美情趣,进而在咏史诗选材上也偏重"悲剧性",并从中反思历史、伤悼今时,把对史实的熔铸与意义的提炼结合得空前完美。
刘浏[8]2004年在《论晚唐咏史诗的炼事与炼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唐咏史诗的取材与当时社会背景、审美风尚、诗人心态等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在晚唐倾覆衰颓的社会背景下,晚唐诗人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们偏重悲剧美的审美情趣,进而在咏史诗选材上也偏重"悲剧性",并从中反思历史、伤悼今时,把对史实的熔铸与意义的提炼结合得空前完美。
叶楚炎[9]2004年在《唐代咏史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咏史诗是我国诗歌中一个重要的品类，它滥觞于先秦，正式出现于东汉，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至唐朝时达到了鼎盛的状态。但是具体到唐朝，论者多以为中晚唐是咏史诗的成熟期。事实上，咏史诗在初盛唐时，通过将汉魏六朝的咏史诗提供的有益可能变为了现实，以及与其他诗体的融合，并在咏史诗中加入了新的因素，就已经将咏史诗推向了成熟。中晚唐的咏史诗虽然数量激增，但从本质上说中晚唐的咏史诗人只是在把初盛唐就已经成熟起来的咏史诗固定下来，并揉进了备自的风格形成了许多模式而已。这些模式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只是技巧层面上的圆熟，而不是精神实质的进益。中晚唐咏史诗人所做的，不是将咏史诗推向成熟，而是在咏史诗已经成熟之后，实现了咏史诗的转型。为了论证以上观点，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其一，咏史诗的发生。通过对萌芽状态的咏史诗的分析，指出它们对后世咏史诗的启示意义。其二，咏史诗的发展。论述汉魏六朝的咏史诗为以后咏史诗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可能。其三，咏史诗的成熟，论述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如何将咏史诗推向成熟。其四，咏史诗的转型。论证中晚唐的咏史诗在题材、体裁、手法等诸多方面并没有突破初盛唐的发展，以及这种情形之后的时代原因和心理原因。
张艳[10]2000年在《晚唐咏史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检索了《全唐诗》中全部晚唐咏史诗的基础上，对晚唐咏史诗的内涵界定、繁荣表现及原因、情感旨归以及艺术特色、思想认识价值等进行了综合论述。序言部分从对晚唐咏史诗研究的历史回顾中确立了本文的论题。正文第一部分通过对前人关于咏史诗、怀古诗和咏怀诗的论述的辨析中，对咏史诗的内涵作了初步的界定；第二部分从整体上概括了咏史诗在晚唐的繁盛表现，并结合咏史诗自身的发展、尚古的传统思维、晚唐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唐代科举制度等四方面分析了其繁盛的原因；第三部分全面论述了晚唐咏史诗的情感旨归，呈现出晚唐咏史诗完整的内容风貌；第四部分着重分析了晚唐咏史诗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第五部分揭示出晚唐咏史诗的思想认识价值。晚唐咏史诗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独特的艺术手法成为咏史诗创作的一个高峰，此后的咏史诗基本上都囿于晚唐咏史诗在内容和艺术上的表现范式而没有取得更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中晚唐咏史怀古赋研究[D]. 佟博.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2]. 晚唐咏史怀古诗的思维模式研究[D]. 高振博.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3]. 论晚唐咏史三家的“《史记》诗”[D]. 朱国芬. 西南大学. 2015
[4]. 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研究[D]. 黄瑞梅. 广西师范学院. 2016
[5]. 宋前咏史诗史[D]. 韦春喜. 山东大学. 2005
[6]. 论中晚唐咏史诗[D]. 张宇. 内蒙古大学. 2006
[7]. 论晚唐咏史诗的炼事与炼意[C]. 刘浏. 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 2008
[8]. 论晚唐咏史诗的炼事与炼意[J]. 刘浏.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9]. 唐代咏史诗研究[D]. 叶楚炎.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10]. 晚唐咏史诗[D]. 张艳. 河北大学.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