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的厘定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报告文学论文,上海论文,局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3)05-0010-05
众所周知，从历史的角度看，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有四个重要的历史事件：193 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7月 7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1937年8月13日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由于“七·七 卢沟桥事变”是全面抗战的开始，因此，国内绝大多数的专著和文学史都把对上海抗日 战争时期的文学研究时间起始点定于1937年。
事实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文化界人士就开始以各种形式反映中国人 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揭露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1932年初那场气壮 山河的第十九路军痛击日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更是被作家尤其是上海的作家们 大书特书。因此，1937年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之前的抗战文学，不仅应是整个抗战文学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它对进入全面抗战之后的抗战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对这 一重要阶段的研究，却因历史时间段的划分而忽略了。
由于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因此，我们对比地把这之前称为 局部抗战时期。研究局部抗战时期的上海抗战文学，目的是为了完成上海抗战文学研究 的全貌。本文首先研究局部抗战时期上海的报告文学。
一、局部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的厘定
1.局部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研究范围的界定
(1)研究形式的界定 局部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没有统一、规范、成熟的文体形式， 凡是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愿意了解的社会事件、并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作品，一般都 被纳入报告文学的范畴。如对现实有关事件的报导，纪实，通讯，日记，回忆录，书信 ，游记等等。
从创作实况来看，对报告文学认识的模糊性和理解的宽泛化是这个时期的明显现象。 比如诞生于1932年4月的中国第一部报告文学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直接迅速 从各个角度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并直接以报告文学命名的，但其中有不少作品都 只是千字文似的通讯，某一片段的简略散记，某一场面的粗浅描绘。另外，在这些作品 的篇末，大都表明了第一次登载的报刊名，虽然很多都没有作者署名，但从口吻看，有 的是战地记者实地的采访录，有的是士兵在战场上的亲历记录，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还 有亲自参加指挥了这场战役的翁照垣将军对当夜战事的回忆录。这说明当时大家对报告 文学这个文种的概念理解是宽泛的。事实上，即便到了已经能出现象《包身工》这样成 熟的报告文学作品的1936年，在茅盾主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一日》中，仍然“几 乎包含尽了所有的文学上的体式。这里有短篇小说，有报告文学，有小品文，有日记， 信札，游记，速写，印象记，也有短剧。”[1]显然这是一种把报告文学过分宽泛化的 做法，但这一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对报告文学的理解。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本来并没有报告文学这个文种。在文学领域中，报告文 学属于年轻的文体，它诞生于城市发达，报业成为主要大众传媒工具的近代工业时期。 从世界文学范围看，报告文学首先出现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30年代经由上海左翼文学的宣传翻译介绍进入中国，并因带上了当时中国左翼文学的 特点而变成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报告文学”。这个特色就是：报告的形式可以是短小 的，随意的，多样的；而报告的内容必须是与火热的现实密切结合的，报告文学的目的 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通过报告，让大众掌握文学，使文学不只被少数的有权阶层和知 识阶层所享用。正如1930年8月4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 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所称：“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 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 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以今天的文体标准评价20世纪30年代 的报告文学，它们中的不少作品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但是在当时，自有其存 在的理由。
(2)研究时间的界定 局部抗战时期的上海报告文学从时间上讲，主要是指从1931年“ 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这6年多的时间中所刊登发表的各种真 实反映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 来的深重灾难的纪实性文章。它们既有直接对战事的记录，也有对战争的间接见闻与感 触；既有直接反映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与痛苦，也有间 接表现伴随侵略者武装掠夺后对经济、文化的大肆掠夺和破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物质 和精神的双重压迫；既有发生在上海的抗日血战，也有爆发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 。
(3)研究对象的界定 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 经济的飞速繁荣，也为文化的兴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比如作为近代城市 文明发达标志的传媒，报刊业、出版业在上海的发展就超过了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 文化中心的北京，在当时的上海形成了颇为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到了30年代，随着原 来居住在外地作家的纷纷南下移居上海，上海逐渐成为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当带 有世界潮流的左翼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主体，并在上海运用现代传媒进行大规模 宣传鼓动的时候，被视为带有浓厚旧派文学倾向的城市通俗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并仍然拥 有大量的市民读者。至此，以这两大潮流为代表的上海文学夹裹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 流派，五光十色，精彩纷呈，促成了30年代上海文学的极度繁荣。据陈青生在《抗战时 期的上海文学》中的统计，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上海长年出版的各种文学期 刊杂志不下百余种，累计更达数百近千，远居全国之冠。至于常年发表的各种文学作品 和出版的各种文学书籍，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因此，当时的文学出版有这样一种现象 ，即当时生活在上海的作家的作品自然是在上海出版，而一般不生活在上海的作家的作 品也拿到上海刊登出版，其中有的是生活在外地，把稿子投寄到上海，有的则是生活在 外地，把上海视为心中的文学圣地，来到上海并随身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另外那些曾经 生活在上海，因为某种原因离开上海的作家，也仍把在外所写的文章放到上海来刊登出 版。所以，局部抗战时期上海的报告文学研究应当把凡是在上海出版的，反映中国人民 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的 纪实性文章，都列入研究的范围。
2.创作实绩的整理
由于缺乏专门的研究，又由于在局部抗战时期，报告文学还是一种年轻的文体，尚处 于刚刚吸收，需要慢慢消化、统一认识的过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品，呈 现出两种状态：其一，一般是散见于当时的各类报刊、杂志和书籍当中，而且对文体的 命名比较混乱。其二，有的作品已被收入到一些文集中，但只是按时间的顺序而被收集 ，并没有突出其作为局部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在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特定的文学价 值；这种情况同样存在着文体命名混乱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做一梳理 ，就显得十分必要。
(1)直接记录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白苇的《火线上》，楼适夷的《战地一 日》，戴叔同的《前线通讯》，翁照垣、罗吟圃的《一月二十八夜》，夏衍的《两个不 能遗忘的印象》，洪深的《时代下的几个必然人物》，茅盾的《第二天》，叶圣陶的《 战时琐记》，陶晶孙的《在炸弹下三日间》等。
成书出版的：阿英主编的报告文学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文艺新闻社主编的报 告文学集《上海的烽火》，王礼锡的《战时日记》，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庐 隐的长篇报告文学《火焰》等。
(2)反映在日本侵略者疯狂的经济掠夺下人民的悲惨境遇：楼适夷的《纺车的轰声》， 杨潮的《包饭作》，子冈的《在机器旁边》，夏衍的《包身工》，《“包身工”余话》 ，洪深的《天堂中的地狱》，华生的《生手》，圣旦的《岱山的渔盐民》，陈锦波、廖 英鸣的《无烟糖》，寄洪的《盐区妇女》等。
(3)反映日本铁蹄下民众的呻吟与抗争：黄蜂的《礼物》，萧军的《大连丸上》，林珏 的《铁蹄下的山村》，萧声的《松花江》等。
系列报告文学连载：孙陵的《边声》等。
成书出版：王统照的《北国之春》，顾青海的《劫后东北的一斑》等。
(4)反映华北危机与“一二·九运动”：蹇先艾的《城下》，奚如的《在塘沽》，范泉 的《张家口の味精及其他》，蛰宁的《在汉奸治下的冀东》，《商都的最后一课》，空 茑的《魔窟》，觉君的《集镇上》，《大钟寺》，子骅的《由请愿而不请愿记详》，王 汝娟的《热血汇流着》，止航的《上海大中学学生救国宣传团宣传记》，魏东明的《四 个降兵》，《在抬起了头的绥远》，水蚊的《从北平到百灵庙》等。
(5)表现民众抗日救亡：夏衍的《劳勃生路》，丁玲的《多事之秋》，陈荒煤的《记十 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十二月二十四日续记》，徐中玉的《青岛缉私受伤警方新亭 访问记》，子冈的《三月的巨浪》，《山海工学团》，《热流》，寄洪的《参观女青年 会劳工学校记》等。
(6)反映局部抗战全国各地民众的生活情况与感受：梁瑞瑜主编的报告文学集《活的记 录》，茅盾主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一日》等。
从上述对局部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主要作品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报告文学， 在及时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大众并主动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上，始 终是走在前面的。这与左翼文学引进报告文学的初衷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特点，不仅 在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的报告文学中，甚至在全国的报告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继承。
二、局部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的特点
局部抗战时期上海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外来的不同于中国传统形式的文学种类，在 表现手法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呈现出多元的色彩。具体表现为，不论是专业作家还是 业余作者，都以自己的理解去撰写自己心目中的报告文学。从表现手法看，大致可以分 为四种类型。从这些写法不同的报告文学中，人们几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各种文体对 报告文学的自然渗透。这是局部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在表现方法上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 不仅在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的报告文学中得到了延续，而且报告文学的表现手法在以后的 不断演变和发展中，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特点的。[2](P31-35)所以，局部抗战时期上 海的报告文学既是全面抗战以后上海报告文学的滥觞，更是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不可 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种“散文型”报告文学。这种写法篇幅随意，叙事、记物、写人中随时插入作者 的个人感慨，有点像随笔，很符合当时人们对“速写”的理解。这是最早出现的报告文 学写法，也是最早消失的。它最能反映出在报告文学诞生的初期，人们对报告文学的认 识很不成熟的现象。以后，这种写法越来越少。作品以《战时琐记》，《对于上海事变 的感想》，《反日民族战的交响乐》等为代表。这种写法在全面抗战初期的上海也出现 过，比如谢冰莹的报告文学集《军中随笔》和何为的报告文学集《青弋江》，但对《军 中随笔》的文种归属本身有争论，《青弋江》也更像是抒情散文。以后这种写法就在报 告文学中消失了。
第二种“新闻通讯型”报告文学。这种写法是局部抗战时期最有代表性、最为普遍的 报告文学写作法，虽然研究者一直视此种写法为报告文学发展延进中尚未自成一体的不 成熟表现，但它却是当时被运用得最为广泛的，而且这种广泛性一直延续到了全面抗战 初期乃至于中期。作品以《火线上》、《战地一日》、《前线通讯》；《热血汇流者》 、《复活》等作品为代表。相对纯粹的新闻，这种写法也运用一定的文学表现手法，使 具有新闻性的事实报道变得更具可读性，但写作重点在叙事而不在深刻的思考与剖析， 这种写法很适合于反映迅急事件。如在全面抗战初期，写报告文学最多、影响很大的周 钢鸣，毛羽，彭启一等也都是采用这一手法，比如周钢鸣的《泥泞中往来》、《在火海 中死斗的孤军》；毛羽的《从上海到昆山》、《到总司令部去》；彭启一的《战胜了敌 人的犀利武器》、《壮志凌云——飞将军李传谋之殇》等。这些作品因全方位地、及时 地反映了战火中的上海，受到极大的欢迎。周钢鸣，毛羽，彭启一都是记者出身，“八 ·一三淞沪抗战”之时，他们三个都为当时的《救亡日报》写稿，奔走于前线与后方。 报纸讲究时间性，抢时间发表的作品，不可能有太多深思熟虑的机会，因此，这类写法 的报告文学虽然更偏重于“新闻性”，但在战时，却是颇受欢迎的。
第三种“政论型”报告文学。在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中，诞生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作品《包身工》，而且《包身工》的写法被后人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的代表性方 法。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既有事实，又有分析，语言冷峻而深刻。作者往往选择具有重 大社会影响的题材，运用阶级分析的方式，对所收集的材料进行周密的提炼和分析，以 生动、形象的文学手段加以表现。《包身工》产生的影响非常大，但在当时采用这种写 法的人却并不多。夏衍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左翼文学的主要创始人 、领导者和积极的实践者。1930年8月4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无产 阶级文学运动新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在最早提倡“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 ”之后的1931年10月23日，他就以“突如”的笔名，在左联刊物《文学导报》上发表了 记录当年上海沪西民众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示威的报告文学《劳动生路——XX棉日厂工场 壁报第十号号外》。该文分成三个部分，各个部分以新闻式小标题鲜明标注：第一部分 “大自鸣钟下集合群众万余打死日捕，走狗!”第二部分“上海变了沈阳日本兵白昼杀 人!公安局帮助日本!”第三部分“受伤工友访问记详”。整篇文章语言急促、紧凑，尤 其是前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颇有张力的叙事节奏，与被叙事实的激烈、紧张、愤怒的气 氛非常吻合。
但《劳动生路》历来不被评论界认为是能代表夏衍报告文学成就的作品。也许是在193 6年创作的被奉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典范之作”，“里程碑式作品”的《包身工》的光 环过于耀眼，所以，这一时期夏衍其它的报告文学总是不容易被重视。
事实上，夏衍的《劳动生路》更能代表当时中国报告文学的普遍风格与水平，也更能 适应于当时人们对报告文学内容的希冀与要求。叶以群先生在《论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 》中，对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发达的原因作了这样的总结：“中国现实的激变给了文学以 异常丰富的素材，而文艺者要追随着现实的激变，急速地反映在自己的作品里，以使其 发生直接的社会效果，就不能不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这时候，生活和环境都不容 许他们作冷静的思考或艺术的炼铸，然而，迎接着抗日战争而起的火炽的热情，和阅历 了抗日战争而来的纷繁的经验，却压迫着他们，使他们不能不写，不能不唱。这一结果 ，一方面是诗歌的蓬勃的发达；另一方面则是报告文学的异常的发达。”这也就是为什 么局部抗战时期以夏衍为代表的、或更确切地说是以夏衍的《包身工》为代表的“政论 型”报告文学写法，运用的人不多的主要原因。
第四种“小说型”报告文学。此类写法在文体的归属上出现过不少争论，但它却很受 读者的欢迎，以至于到全面抗战以后，“小说型”报告文学竟有被视为典型的报告文学 的模式的倾向了。[2](P124-125)作品以庐隐的《火焰》、黄蜂的《礼物》、萧声的《 松花江》等为代表。这种写法往往以描写人物为中心，不仅注重人物刻画，而且这个叙 述被组织在一个完整故事中，动人的情节和细节为其增加了可读性。这样的写法，实际 上已较难与小说区别开来了。在文学史上，关于“小说型”报告文学文体的归属出现过 不少争议，但此类写法在当时却愈来愈受到读者的欢迎。
试以庐隐的《火焰》为例。《火焰》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整个 过程。赵遐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和张春宁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稿》及林非 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都把《火焰》列为报告文学。但陈鸣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大典1930年到1965年》中，把其算作小说。远在台湾的三十年代庐隐的同学、朋友 苏雪林在回忆庐隐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火焰》，但她是这样提及此文的：民国二十一年 (1933年)返上海，去庐隐在英租界豫园路某寓拜访，“她那时正写一本《淞沪血战故事 》，布满蝇头细字的原稿，一张张摆在写字台上”，“后在武汉大学，遇见她夫兄李维 果先生谈到这本书，说拟译为英文表扬中国民族光荣，但不知什么缘故，至今尚未见出 版。”[4]《淞沪血战故事》就是出版后的《火焰》，至于说到“至今尚未见出版”， 疑指不见翻译本，因为《火焰》的出版是事实，而从1933年苏雪林的拜访庐隐，到1934 年5月13日庐隐故世，其间也只有一年，不可能是另外一本书。此外，当时苏雪林看到 的是尚在写作过程中的手稿，书名与后来正式出版的不一样也很正常。从苏雪林的这段 文字记录中我们可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当初庐隐也许自己也搞不清这本书究竟算什 么文体，所以干脆称其为“故事”，因为故事有真也有假，这样就可“报告文学”和“ 小说”两不误了。肖风所写的《庐隐传》[4]中有比较详细的关于《火焰》的说明。肖 风认为，由于庐隐在“一·二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正生活在上海，所以，《火焰》是庐 隐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写成的，但即便这样，肖风也把此作品称为小说，而且是长篇小说 。事实上，进入全面抗战以后，“小说型”报告文学的文体归属问题不但没有被解决， 相反，报告文学和小说倒大有愈加“难分难解”之趋势，以至于到了全面抗战时期，更 多的人运用此种方法撰写报告文学，并从中产生出几位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如骆 宾基、丘东平、曹白等。
以丘东平为例，他的《第七连》、《我们在这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 》均发表于当时的《七月》周刊，在叶以群的论文《论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中，它们 不仅被视为报告文学，而且《第七连》还被认为是首先克服了抗战初期报告文学没有人 物或只有无血无肉的暗淡影子的一篇作品。而在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中， 《第七连》等丘东平的作品则被划入了小说的范畴。到了陈鸣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大典1930年到1965年》中，《第七连》又被认为是散文了。更为有趣的是在赵遐秋 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中，丘东平的这些作品被作为报告文学来评述，而在她自己 和曾庆瑞合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又把它们作为小说来论述。“小说型”报告文 学与小说“难分难解”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收稿日期：2003-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