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闡釋與城市的舞臺——唐宋筆記小說中的城市商業與商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唐宋论文,商人论文,文本论文,闡釋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緒說
如何認識和利用筆記小說的資料和信息，古人有個認識過程，今人也經歷了重新審視的過程。法國學者馬克·布洛赫在《爲歷史學辯護》中，將已有歷史資料分爲“有意”史料與“無意”史料兩類①。以往重視“有意”史料而忽視“無意”史料的狀況正在被逐步扭轉，甚至有人認爲“無意”史料的價值超過了“有意”史料。
筆記小說的情況比較特殊，它應該屬於人們“有意”的記載，很多屬於道聽塗說、口耳相傳的瑣屑記聞，它的可靠性和真實性受到廣泛的質疑，而且又沒有正史等官方史書的局限，在撰寫的過程中，往往更多地加入了作者和敍述者的主觀意志和價值判斷，爲此需要而連綴、編輯和編造的部分雜出其間。因此，很長時間甚至到今天爲止，不少人對是否利用或者如何利用筆記小說的資料仍然心存疑慮，認爲不可爲憑。我在《筆記小說的演變與唐宋社會研究》一文中梳理了“小說入史”的歷史過程②：《漢書·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曰：“《九章》：‘細米爲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爲稗。”又云：“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③因此，小說雖列入十家，卻不“入流”，被認爲是街談巷議，不足以徵信。《漢書·藝文志》所收小說十五家今都已亡佚，魯迅推論：“諸書大抵或讬古人，或記古事，託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謬者也。”④因此，今人程毅中判定當時人所謂小說，“大體上還可以說是介於子史之間的作品，而更近於史”⑤。
劉知幾《史通·內篇·雜述》曰：“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榷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⑥今人張舜徽議云：“唐人以紀傳、編年爲正史。知幾於論述正史之餘，復釐雜史爲十科。有郡書、地里，則方志入史矣。有家史、別傳，則譜牒入史矣。有瑣言、雜記，則小說入史矣。於是治史取材，其途益廣。”⑦張書所言極是，劉氏這種以“小說入史”的分類法，反映了當時人對小說史料價值的判定。他所指的“偏記”，很多是以筆記形式撰述的。而《隋書·經籍志》所收小說，也更接近“史”的範疇。
《唐人說薈·例言》云：“小說多矣，而以唐人爲最，可以周應世之務，供吟詠之資。洪容齋謂：‘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淒婉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⑧這是從文學的角度看唐人小說，而且僅限於“情事”“淒婉”的傳奇小說。他的上述說法基本反映了宋以後一部分文人對小說的認識與界定。
筆記由於只是對一種文體的概括，似乎沒有列入古代目錄學中的任何一類，古人對它的定義範圍似在虛實之間。虛者，是將與辭賦對稱的散文統稱爲筆記，如《藝文類聚》卷四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云：“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實者，是泛指一切雜記見聞，如《辭源》云：“宋宋祁著有《筆記》，始以筆記名書。南宋以來，凡雜記見聞者，常以筆記爲名，如龔頤正的《芥隱筆記》，陸游的《老學庵筆記》。也有異其名爲筆談、筆錄、隨筆者，如沈括的《夢溪筆談》，楊彥齡的《楊公筆錄》，洪邁的《容齋隨筆》。”⑨漢人所云的“街談巷說”，劉知幾所說的“偏記小說”，實際就是後人所謂的筆記。
唐宋時期，筆記由街談巷議的異聞、瑣記向雜記、見聞過渡，進而又以考史、專題、百科等題材和形式爲主，實際上已經不受體裁和題材限制。小說走向文學領域，與筆記因虛、實而有了明確區分。但由於傳統觀念上，筆記小說類都屬於爲正史所不取的“不經之說”，以至人們對其中的史料進行系統整理和深入發掘經歷了一段比較長的過程，同時一直存在著很多爭議。
張天虹博士曾對上世紀80年代到2005年間的“筆記小說與唐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做過綜述⑩，可以看出，對筆記小說的研究逐漸跳出了文學史的範疇，日益深入到（狹義的）曆史學領域。其實筆記小說對我們歷史研究的價值還遠遠沒有挖掘殆盡。詩史結合、文史會通，是當前學術研究的大趨勢。因此，本文擬以筆記小說中的幾個典型人物和事例爲中心，考察城市社會爲他們搭建了什麽樣的舞臺，借以觀察城市商業的運作與商人的實態。斯波義信先生在《商業在唐宋變革中的作用》一文強調了地區的差異性(11)。我們由此想到城鄉的差異性在我們探討商業和商人時也是必須要注意的。
本篇想嘗試以敘事爲主的白描手法，選擇幾篇典型的文章，回顧古人的敍述，提出我正在思考的問題。
一、白手起家的竇乂
在探討城市經濟社會時，商人是我們必須關注的群體，甚至應該說是我們關注的中心。唐宋時期，隨著城市的繁榮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大量商人雲集在大都市，很多商人是依託城市發跡、發展的。其中，《太平廣記》收錄的唐代商人專篇中，“竇乂”是最長最完整的一篇，通過追尋竇乂在闖蕩長安發家的軌跡，可以知道有這樣一些在城市經濟走向繁榮的歷史機遇中，抓住商機，白手起家，與城市發展共進退的城市商人群體。
竇乂，據《乾
子》記載(12)，是唐德宗至文宗時期活躍在長安的商人，經常被史家引以爲適逢其會、富有經濟頭腦、成功商人的範例，這是唯一的長篇具體敍述一個商人從白手闖蕩京城，到成爲在京城有雄厚的資金、有較大影響力，並且與官方有各種各樣聯系的大商人代表，提供了我們在正史中看不到的信息。竇乂故事給我們展示了城市商人是如何創業、發展、致富以及致富後的作爲這樣一個比較完整的過程(13)。
竇乂的經歷可簡略爲：十幾歲獨闖京城，以習業爲名借居於京中任高官的伯父家廟，出售親識所贈絲履得錢半千，以此爲本，先後從事種植榆樹待成材後出售、雇傭勞工製作法燭、西市買地填窪建旅店、加工玉器、木材加工、買賣官職經紀人、投資人等經營活動，行業涉及木材種植業、燃具加工業、旅店建造與租賃業、娛樂器具加工業、玉器加工業、經紀人、金融業，包括種植、加工、建築、旅店、金融等行業，主要經營活動是在德宗至文宗開成初年。經營的內容不論是前期種植和加工木材、加工玉器、日用品加工、租賃業、旅店業等，還是後期的經紀人和金融業，都是與城市生活需要密切相關。這些行業我們在其他記載中也多次見到過，只不過沒有這麽集中。
竇乂的經營內容按時間順序，羅列如下(14)：
1.13歲，初闖京城，約大曆八年(773)，賣掉一雙親戚贈與的絲履得到小本（做官的親戚關照，異地銷售）。小本生意，異地賺取差價。
2.掃榆莢種樹（利用有權勢的親戚提供的地方）一賣榆條，一束十餘錢，賣百餘束；第二年，二百餘束，鬻利數倍。時約15歲。利用京城便利，結合城市居民需求，仍然遵循從小做起，當時的經濟實力也有限，對城市市場以及居民消費潛力需求不甚明瞭，只能選擇先做試探性的經營，循序漸進。1000-2000錢的規模，本利之比爲1：數倍。
3.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餘錢。時約20歲(780)。經營五年後，經濟實力增加，市場情況也有一定的瞭解，樹也長大了，開始加大規模，利潤也增加了。
4.鬻榆材中車輪者，積累資金，創造條件。
5.建中初，採取雇人簡單分工的做法，流水作業，做成蠟燭，每條售價百文，獲利無窮。時間大約是780-781年，經營活動類似簡單的手工作坊的流水作業，做日常用品——蠟燭，開始僱工，簡單的手工業作坊的形式，獲利豐厚。
6.用三萬錢買西市低窪地約十幾畝，造店二十間，日獲利數千，號稱“竇家店”。大概是旅店或邸店類，經營時間較長。說明商品經濟發展，外來人口中經商和手工業者增加，所以店鋪纔獲利無窮。資金積累雄厚了，開始進入房地產領域，買地、造店，經營。
7.買宅得好玉，通過加工玉器，得錢數十萬貫。說明奢侈風氣，追求豪華之風很盛，京城消費高級商品的市場潛力很大。進入高檔工藝品、奢侈品的倒賣和加工行業。
8.用二百十千，買一小宅，修整後送給有權勢的李晟太尉，借機替五六鉅賈子弟求得官職，又獲（中介費）數萬貫。此項活動約在貞元七年—九年(791-793)(15)。此時竇乂應在30多歲。
9.出錢五千文買樹，做成陸博局，計利百餘倍，約五百萬文（五百貫）。說明遊樂之風頗盛，符合唐後期的社會風氣，風氣帶動需求。做實業，手工作坊性質。
10.在街西諸大市(16)投資（相當於股本）各千餘貫(17)。投資金融業，不再做實業。說明當時有這類集資、投資類的行業，委託他人經營，不計利，但應該有類似的分紅，因此不屬於借錢性質。
正是一幅比較完整的城市商人發家的運行軌跡圖。
竇乂經營的內容和方式也值得注意：從上述記載看，竇乂並不是那種直接從事大宗商品的批發、零售、轉輸的典型商人，更類似於產銷一體的投資型商人，但往往是一項經營活動從資金人力投入、到賣出產品、資金回流、獲得利潤僅經歷一個週期。晚年似乎不再從事具體的經營活動，而是以金融資本投入市場，或委託他人不計利經營，成爲食利階層，或爲入股分紅形式。
與竇乂可以相提並論的是羅會，從事淘糞業，而且一入行則不能自拔，靠此也成爲富甲一方的豪族。史載，羅會，長安富民，以剔糞爲業，“家財巨萬”，居室華麗，家人“衫衣極鮮”，“屏風氈褥烹宰，無所不有”，有士人間其既然如此快活，“何爲不罷惡事”，羅會的藉口是“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途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18)。其實，羅會的經營以城市存在爲前提，經營對象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生活垃圾”，正因爲有廣闊的市場需求，是城市生活服務不可或缺的行業，羅會纔能活得如此瀟灑和快活，離開這個行業，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來源，家道當然要衰落。羅會的託詞只是顛倒了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他們一個是多種經營，一個是專業化經營，都是圍繞著城市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展開的。這類記載屢見，說明已比較普遍。
北宋開封城內外和南宋的臨安城內外都形成比較專業化的同行批發市場，商人的分化或分解走向專業化和分層的道路。批發市場與零售分成多道程序，大宗商品有相對固定的批發市場，商人的專業化程度提高了，效率高了，風險分擔，利潤應該趨向平均化。
竇乂是否確有其人無從考證，但這類人存在於當時城市社會應該是有所本的。重要的是爲我們提供了如何重新審視城市商人的問題。
二、杜子春辈的轉型
從魏晉南北朝到唐宋時期，士族群體始終是我們關注的中心或焦點，很多問題由此而延伸和衍生。士族在隋唐時期逐漸產生分化，並最終完成了自己的歷史角色。其中，筆記小說中記述了一些正史中有意或無意回避了的士族子弟，他們的轉型演繹了這段被忽視的歷史過程。
杜子春是我們在探討上述問題時不可回避的人物。“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閒曠，縱酒閒游，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19)。但他的出現與竇乂完全不同。竇既無家世背景也無起家資金，完全是抱定發財的目標打拼出來的商人。杜子春的經歷則有不同：杜姓屬關中著姓，杜子春有財富可揮霍，應該也是大族子弟，因縱情聲色犬馬，耗盡資財，不事生業而被親戚所棄，淪落在京城，後得一波斯老人三次巨額資助，前兩次仍然舊習不改，雖每次都得到百千萬的資助，但揮金如土，潦倒如初。第三次，終於幡然醒悟，轉到南方揚州，購置地產和經營邸店，成爲經營性商人。
故事中寫的是“周、隋間人”，但考其活動內容以及最後轉到揚州發展，似乎放到唐朝中期以後更符合實際。
這段故事，似乎是講一個落魄的世家子弟後來改邪歸正的經歷，其實裏邊有很多玄機，一是爲什麼杜子春沒有選擇世家子弟通常走的科舉入仕之路；二是他的轉型經商爲何得到的是波斯商人的資助；三是他轉型後的經商地域爲何不在兩京而到了揚州？
世家大族子弟的分化與沒落，一部分通過門蔭、科舉、入幕等途徑繼續保持家族的優勢，一部分因家族主要人物的衰落而沒落，這兩部分人都有人做了研究，但還有一部分人轉型投入商海，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似乎大家更重視的是因工商致富後，千方百計走上仕途的商人及其子弟，或者利用手中的特權經商牟利的官僚。其實，官宦子弟轉型經商也有不少實例，只是正史中幾乎沒有記載，或如下面將提到的趙操之流，被排除在家族榮譽榜之外，於是往往被忽略。我們看到有關記述，幾乎全是筆記小說中的材料。
《太平廣記》卷四三記載：于濤，唐宰相琮（懿宗咸通時宰相）之侄，唐末南遊，至平望驛（吳興郡，浙江湖州一帶），得神仙道，多游江湖間，往來賈販，常拯救人，預言很準，他後來做到泗州、歙州刺史。沒有做官之前雖然貴爲宰相近親，也曾經經商。
又，同書卷七三記載，趙操，相國趙憬（德宗時宰相）之子，性疏狂不慎，相國屢加教戒，終莫改悔。有過懼罪，因盜小吏之驢，攜私錢二緡竄於旗亭下，不日錢盡，奔入山中，遇二叟教他燒煉成黃金，並從事商業活動，後游於江湖(20)。應該也是一個落魄子弟游於商海的事例。但趙操《唐書》無傳，《趙憬傳》後只附了四個有官的兒子，宣亮、全亮、元亮、承亮。雖然于濤和趙操的經歷都與神仙、道士有關，但轉型經商卻是不諱的事實。
世家、士家子弟的轉型經商，與社會風氣和觀念的轉變也有關係。這裏有一個反面的事例。《太平廣記》卷五二《閭丘子》記載，長安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以門望清貴，看不起寒賤者。在長安讀書時，看不起出身商賈的同學閭丘氏子，導致閭丘氏子郁郁寡歡數年後病故。後调补唐安郡参军，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其家資產萬計，鄭屢受其金錢賂遺，但仍因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還屢次辱罵他：“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仇生因此抑鬱自閉，終致棄官病死。故事到這裏並沒有結束，筆鋒一轉，繼續寫了鄭生此後的遭遇，他想學道，遭到拒絕，道童對他的評價是“汝以性驕傲，終不能得其道”。這個故事顯然是爲受到輕視的商賈子弟伸張。這個故事出自晚唐人張讀的《宣室志》，而張讀是官宦世家(21)。
還應引起重視的是上述故事中的是士家子弟轉型經商後的地域選擇。毛漢光先生在《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提出的士族中央化趨勢(22)，對我很有啟發。地方大族向兩京遷徙，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的集權化，造成政治社會資源向兩京集中，銓選制和科舉制的確立，正是中央集權高度發展的反映。《通典·選舉五·雜議論中》記述開元十七年三月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論曰：“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正是當時的真實寫照。安史之亂前後，又出現士族南遷的趨勢，如果說士族中央化的趨勢是政治因素起主導作用，我們看到唐中葉前後的南遷，則有很大一部分是經濟因素。杜子春是從京城轉到揚州，于濤做官、經商都在長江中下游流域，趙操“游於江湖”，經營地域從西北向江南轉移，與經濟重心南移趨同。
宋人曾綴集唐人詩句，以說明揚州的興盛。王楙《野客叢書》卷一五《唐時揚州通州》云：“唐時，揚州爲盛，……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祜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23)其盛如此。”連安祿山都看到了南方的商機，“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於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爲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24)。轉型經商的士族子弟游離於政治中心之外，從而也離開了史臣的視線，成爲游宦文人筆下的人物。
竇乂、杜子春、于濤、趙操可能都不是士族子弟的典型或主流人物，應該屬於士族疏支或另類，但他們的發展道路又有不同。如竇乂，政治上已無可依靠的戚屬，經濟上也不具有任何實力，但投靠京城有勢力的遠房親戚，在起步階段利用了京城家族的有限資源，此後就靠自己的經營頭腦了。類似竇乂這樣的人，應該是不少的。杜子春族屬不詳，浪蕩無度無以生存後纔幡然醒悟，投身商海，發揮了聰明才智。于濤伯父于琮尚廣德公主，于家位列當朝權貴，按唐制，大功以上親不得從事工商業，于濤並沒有受到限制。趙操與於濤的家世背景相類似，不過于濤最終回歸仕途，而趙操堅持游於江湖。舊族新貴中的另類應該遠不止筆記小說中所見到的，只是缺乏記載，或許我們還應期待更多的發現。
三、“大和會”的背後
城市商業的運作方式和商人的經營之道，筆記小說也給我們提供了很多信息，挖掘這些信息的背後資料，很多東西可以有新的發現和認識。
李娃的故事大家也比較熟悉，據載，有滎陽（公）子進京赴考(25)，因迷戀妓女李娃而耗盡資財，貧病交加，淪落街頭，得到從事喪葬業的西市凶肆救助，並被培養成唱哀歌的高手。東西兩凶肆是商業競爭對手，各有優勢，東肆物品以奇麗勝出一籌，而西肆歌手哀挽音聲屢佔上風。當東肆偶然得知被西肆救助的落魄舉子滎陽（公）子天生一副絕好歌喉，於是用二萬錢將其挖走，秘密加以培養。二肆長相約在天門街展示“傭器”以“較優劣”(26)，當天“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西肆歌手“旁若無人”，唱罷，自以爲“獨步一時”，不曾想滎陽（公）子一曲哀歌，“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獻欷掩泣”，西肆長受到衆人嘲笑，不僅輸掉了罰直五萬，還輸掉了臉面，“慚恥”而“潛遁”。滎陽（公）子終使東肆戰勝西肆。後被父親發現他不務正業，辱沒門風，遭暴打瀕死，李娃良心發現，將其救回家，專心讀書，終於金榜題名，歷踐清要，妻亦以夫貴。
我們可以暫時拋開才子佳人的話題(27)，挖掘與商業和商人有關的信息。一是“士女大和會”：文中提到的唐長安城東西二凶肆，經常采取展示賣品、角逐哀挽聲樂的方式互較勝負，進行商業競爭，這種競爭方式我們在其他的記載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這點。商業空間擴大和延伸到街道，在官府的鼓勵下，商業競爭和商品促銷活動以豐富多彩的方式在街道（而非市區）展開，成爲坊市制向街市制轉變的重要表現；二是東西街區的區域性競爭模式：這種分區競爭的模式，在其他記載中也屢有出現，這是可以拓展並值得進行更深入考察的問題；三是包括色情業在內的商業服務行業市場份額擴大的趨勢。
還可以再舉康昆侖的例子。據《樂府雜錄·琵琶》載[28]，唐德宗貞元時，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市人採取在天門街（即朱雀街）“闕即聲樂”廣較勝負，街東街西各搭綵樓，街東康昆侖堪稱琵琶第一高手，“必謂街西無以敵也”。康昆侖登綵樓，彈新曲新調，自然精湛絕倫，沒想到以往屢戰屢敗的街西請出一女郎，懷抱樂器，“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不禁令康昆侖“驚駭”，德宗闻之，親自召見。女郎的來歷也隨之披露，原來是西市豪族爲取勝東市，出重金請長安著名的大莊嚴寺僧人段善本出賽。
東西兩凶肆是同行競爭對手，鬥聲樂大概是他們之間（包括其他的商業行業）競爭經常採用的一種方式，因爲我們在別的記載中也看到過，如前舉《李娃傳》中。這襄我們看到有幾個需要注意的情節：
其一是兩篇故事都出現商人鬥聲樂“廣較勝負”，其實是一種展示商品和實力的形式，既是一種商業行爲，也構成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其二是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商家之間的競爭，僧侶集團和皇室都參加進來，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商家背後的勢力集團；其三是每次都是以街東街西爲競爭對手，似乎是兩大帶有地域性質的商業集團。
對其一，大家都比較注意，但對後兩種表現卻注意不夠，其實這兩種表現是我們研究城市商業和商人必須關注的地方。
四、“掃雪、暖寒”與“敲鐘、運錢”
唐前後期商人的變化，已有研究涉及不少，唐後期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有明顯的提高也是不爭的事實，筆記小說的描述把這種變化的實態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先看唐前期高宗朝的鄒駱駝和玄宗朝的王元寶。
據《太平廣記》記載，鄒駱駝，長安人，推小車賣蒸餅，偶然挖出地下財寶，於是成巨富。當然這有可能是鄒家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很好的解釋，暴富的真正原因則不得而知。這是他的發家史。發家後，氣派全然不同，“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游。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物盡爲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禮席，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繞，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豔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矣。又嘗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爲天下所誦。”(29)同書同卷所記王元寶，所述事蹟與鄒駱駝極其相似，不過略去了他的發家史。據載，王元寶，開元時長安大富商，“玄宗嘗召王元寶，問其傢私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系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又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王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故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30)“南山樹盡，臣絹未窮”，足見王元寶對自己所擁有財富的自矜。與上述的鄒駱駝在“買南山樹”的情節上完全相同。
據《開元天寶遺事》卷一“掃雪迎賓”記載：“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會。”(31)這種瑣事躬親的行爲，與前述鄒（鳳熾）駱駝爲款待朝士大擺宴席同樣，表現了商人謙恭逢迎的心態與舉止。
晚唐時商人以財富自矜者也有生動的例子，據《中朝故事》載，唐末黃巢起義後，京師殘破，王酒胡“居於上都，巨有錢物，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又詔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二撞新鐘，舍錢一萬貫，令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却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32)氣勢顯然已不同於鄒駱駝與王元寶。
宋人認爲，宋代風氣與唐已大不相同，尤其是在權衡財富與家世孰輕孰重的問題上，“唐人推崔、盧等姓爲甲族，雖子孫貧賤，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復以氏族爲事，王公之女，苟貧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閭閻富室，便可以婚侯門，壻甲科”(33)。其實，這種變化唐代已經發生，蘇氏，信都（河北）富人，爲女擇良婿。張文成才華出衆，主動前往應聘，但蘇氏認爲張文成雖然才華出衆，但不能得富貴，頂多當到五品官，於是選擇了其貌不揚，但必做大官的魏知古(34)。如果所記屬實，說明富人在關係到社會地位和日後家族發達的婚姻問題上，已經有成爲買方市場的選擇權力了，當然，這種變化應該還只是開始。也有後人附會的可能，因爲魏知古於高宗武后時已經做到高官，睿宗和玄宗時做到宰相，而張文成雖才華出衆，只做到吏部侍郎。但這類事蹟爲文人所樂道，文中也無貶損富人的偏頗，應該說也體現了當時文人筆下的社會的價值取向。
餘絮
如何認識城市商人是我們需要審視的問題。筆記小說給我們提供了很多重新認識城市商人的信息。這裏提出幾個問題與大家共同思考：
1.以商人爲主體的市民階層在城市社會中的作用。這是目前我正在探討的問題，已經譔寫了《從士人社會到市民社會》（待發）一文進行了專門論述，討論了城市居民稱謂變化以及“市民”稱謂產生的歷史過程、城市居民主體的變化、城市社會建設重心的下移等問題，此處不再展開。列舉爲問題之一，希望引起大家的關注。
2.商人集團背後的非經濟因素。前舉的琵琶高手康昆侖落敗和杜子春轉型事蹟中，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一是商人群體中的新老士族子弟的滲透，二是商業競爭與商業運作中背後的勢力集團的角逐。
3.如何認識城市商人的土地情結。中國古代商人與土地的關係，似乎已有定論，“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爲人所熟知。有學者歸納了商人三種揮之不去的情結：土地情結、儒本情結和官本位情結，且列舉了鄒鳳熾、裴明禮、杜子春、王叟等筆記小說記載的人物(35)，並提到商人通過購買土地形成的身份轉化問題。其實，在大都市中，城市商人中類似前舉的竇乂、羅會，應該不在少數，他們的從商經歷和經營內容已經與土地沒有什麽關係了，他們的資金流向也沒有投入土地，如鄒駱駝，“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物盡爲所收”，完全是依託城市，擴大經營規模，與城市共進退的商人群體。因此，對城市商人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應該有更準確和全面的認識。
筆記小說中與城市商人和商業有關的資料和信息是非常豐富的，本文摭取的僅爲片段(36)。
注释：
①馬克·布洛赫《爲歷史學辯護》，張和聲、程鬱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52頁。舊譯本爲《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48頁。也有翻譯成“有心”史料與“無心”史料。
②寧欣《筆記小說的演變與唐宋社會研究》，《西北師大學報》2002年第5期，57-61頁。
③班固《漢書》卷三○，中華書局，1962年，1745頁。石昌渝認爲，“班固對於‘小說’的定義，成爲傳統目錄學的經典性概念”，見氏著《中國小說源流論》第一章，三聯書店，1994年，2頁。
④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1,3頁。
⑤程毅中《唐代小說史》第一章“序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1頁。
⑥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十《內篇·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73頁。
⑦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中華書局，1983年，96頁。
⑧蓮塘居士（陳世熙）《唐人說薈》第1集，掃葉山房，1930年。
⑨《辭源》（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7年，1278頁。
⑩張天虹《近25年來筆記小說與唐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8年第5期，14-18頁。
(11)張天虹譯載《文史哲》2009年第3期，12-22頁。
(12)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二四三《竇乂》，中華書局，1981年，1875-1879頁。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卷三下：“乾饌子三卷。右唐溫庭筠撰，序謂：語怪以悅賓無異饌味之適口，故以乾饌命篇。”
(13)妹尾達彥在《唐代長安の店鋪立地と街西の致富譚》二《街西的致富譚》，也對《竇乂》一文進行了詳細的研討，將竇乂的經商經歷分爲八個階段，並畫圖示意竇乂致富活動的舞臺，很有啟發，載《布目潮渢博士古稀紀念論集·東アジアの法と社會》，汲古書院，1990年，213-239頁。
(14)推算過程略，詳見寧欣《論唐代長安另類商人與市場發育——以〈竇乂傳〉爲中心》，《西北師大學報》2006年第4期，71-78頁。
(15)李晟，德宗貞元七年(791)拜太尉，貞元九年死，見《舊唐書·李晟傳》卷一三三，中華書局，1975年，3674頁。
(16)《白孔六帖》卷八三云：“大市小市：質人掌，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質劑，契券也。大市，人民奴婢；小市，兵器珍異也。”同書卷八四：“大市小市：《周禮》：質人，凡買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云：質，長券；劑，短券。價，賣也。”（《白孔六帖》（外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92年）這裹的大市也可能是一種泛稱。
(17)原文“至其餘千產業，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與常住法安上人經營，不揀日時供擬，其錢亦不計利。”大概屬於金融投資，或入股投資性質。
(18)《太平廣記》卷二四三《羅會》，1875頁，出《朝野僉載》。
(19)《太平廣記》卷一六《杜子春》，109-112頁。
(20)出《集異記》，薛用弱撰，生卒年不詳。長慶間任光州即弋陽郡刺史，一說大和中自儀曹郎出守弋陽。
(21)張讀，唐宰相張薦之孫，約生於唐文宗大和八年(834)或九年，卒於僖宗中和初年後，歷文、武、宣、懿、僖五朝。登進士第，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
(22)參見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235-337頁。
(23)此句詩還有不同版本：二分無賴是揚州。
(24)姚汝能《安祿山事蹟》卷上，《開元天寶遺事·安祿山事蹟》，中華書局，2006年，83頁。
(25)《太平廣記》卷四八四《李娃傳》云：“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但滎陽公是否有其人，無考。
(26)天門街即朱雀街，是南北走向的街道，文中東肆設連榻於北隅，西肆置層榻於南隅，有可能是在朱雀門外與春明門和金光門相通的十字街衢舉辦這類活動。朱雀門大街北段寬155米，春明、金光大街寬120米，街衢對角線爲200米左右。對街或斜角設榻“廣較勝負”，吸引士女數萬人，還是容納得下的。
(27)妹尾達彥《唐代後半期の長安と傳奇小說——〈李娃傳〉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中囯社会·制度·文化史の諸問題》，中国書店，1987年，476-505頁。《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以〈李娃傳〉的分析爲中心》，《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509-553頁。
(28)段安節《樂府雜錄》（《羯鼓錄·樂府雜錄·碧雞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0頁。
(29)鄒（鳳熾）駱駝的事蹟分別見於《太平廣記》卷四○○、四九五，《酉陽雜俎》等。這段記述與《太平廣記》卷四九五“王元寶”基本重疊，只是主要人物，一爲鄒駱駝，一爲王元寶，時間一爲高宗，一爲玄宗。但兩人的身份都是長安大富商。
(30)《太平廣記》卷四九五《鄒鳳熾》，4062-4063頁。
(31)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中華書局，2006年，13-14頁。
(32)尉遲偓《中朝故事》，《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6頁。
(33)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三，中華書局，1996年，51頁。
(34)《太平廣記》卷二二四《蘇氏女》，1719-1720頁。
(35)鄒鳳熾、杜子春本文已有論述，裴明禮經商事蹟見《太平廣記》卷二四三《裴明禮》，1874-1875頁；王叟事蹟見同書卷一六五，1210頁。商人三種情結的歸納見程國賦《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187-193頁。
(36)本文主要引用的是唐人的筆記小說，論述的也是唐朝城市商业與商人。宋人筆記小說中也有很多可發掘的資料，今後將繼續探討。
标签：杜子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