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哪里？——兼论两种发展模式在中国的矛盾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两种论文,竞争力论文,冲突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的社会，政府圈子内机械比附之风盛行，很少结合中国国情思考问题，譬如前段时间一些学者搞的“现代化”研究。为了防止伪科学化，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有足够大的勇气正视现实和问题。这就是本文的用意。
总起来看，城市的竞争力可从10个指标方面进行衡量，这10个指标是：工资成本、税收成本（优惠政策）、环境成本与基础设施、政治成本、制度成本、外向度（利用外部资源的程度）、人文力量（内生力）、科研能力和水平、技术队伍（人力资源）、空间成本和区位优势。但本文侧重揭示那些被人们忽视了的一些因素，譬如靠超国民待遇获得的竞争力，这些因素最终使我们思考到，中国地区发展的均衡性和竞争的公平性问题。
当前中国城市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低工资、低成本
“城市竞争力”这个提法在中国现阶段有一定的危险性，它主要来自政府官员的政绩需求。左大培先生认为，如果号召各个城市都去提高竞争力，甚至制定出一大堆指标的话，那么各个地方的劳动工资就可能会被压得很低。在目前的中国，城市竞争力基本上来自低工资和低税收及其他优惠政策，而不是科研能力和生产率水平以及政府管理效率。
茅于轼先生说，现在最普遍的现象是超时工作，出租车就是个例子，司机不干满12个小时挣不着钱，各大城市的建筑工地，有哪个工地不是没白没黑地连轴转？超过劳动时间是违法的，但政府愿意。所以中国要警惕一些城市通过剥削劳工的手段来提高城市竞争力。这是把利润拱手让给资本的城市竞争力，地方政府一定不能仅仅成为资本的代表，而损害劳工的利益。西方国家有工会，与资方有谈判的条件，但中国劳工没有谈判的地位，有些工人干了一年拿不到报酬，投诉无门。解决这一问题靠政府不行，要靠工会。
一些地方通过剥夺农民、压低土地价格来提高地区招商引资的竞争力，这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做法。如果要提倡城市竞争力，一定要引导地方官员从发掘区位优势、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加强企业的科研能力、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去增强这一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而不是一味压低劳动工资。如果长期不改善劳工的工资水平，这种竞争力便失去了意义。杨开忠先生也表示，我们反对把城市竞争力指标化。地方官员们与其强调城市竞争力，不如铺下身子去倾听一下人民群众的呼声，设身处地去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千万不要搞形式主义。
今天，我们还要特别警惕一种通过“排斥”而得来的竞争力，那就是大量压缩就业，通过减员提高劳动生产力。从效率和成本上看，竞争力是上去了，但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所以，研究城市的竞争力还要把就业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指标囊括进去。
来自中央财政和优惠政策的竞争力
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它们既表现在科技水平、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上，还表现在政治、人文、环境、气候、交通等方面。在目前的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竞争力还来自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即超国民待遇。这种竞争力实际上是一种“挹此注彼”式的竞争力，时间和过程都不能太长。
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深圳等特区城市的发展过程。低税甚至免税政策使这些城市招徕了大量的外商企业及内资企业。这种城市的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来自中央财政的支持。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期间，最大的不平衡是税收待遇的不一致，内地的老工业基地城市税负较高，沿海新兴的工业城市税负较轻，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税负较高，外资企业的税负较低。因此，严格地说，有些特区城市的竞争力是来自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即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必须的，但在这些沿海城市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之后，中央优惠政策的扶持对象要从沿海转向内地。
首都和省会城市的竞争力部分来自政治地位
从政治影响方面看，中国和法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其首都都是经济中心，资源一般都配置在首都周围，北京和巴黎都是经济大中心，其布局和管理都具有集权政治的特点，都享有超国民待遇。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了打造国际形象，更加不遗余力地向主要城市倾斜资源，北京的漂亮程度超过了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城市。这都是以非经济手段造就的繁荣和发达。且不说奥运会这样的大项目，就以北京的一家军队高级宾馆京西宾馆为例，上海、天津和广州市政府为了向这家饭店表忠心，各自花费几亿元的财政经费对其进行豪华装修，天津市装修的部分由于第一遍档次不够奢侈，居然打掉重新装修。在这种“进贡经济”的作用下，北京这样的首都城市怎能不格外繁华和强大！由于政治地位的作用，中国的中心大城市享有更多的资源，也必然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至于说省会城市，也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在省域经济里，省会城市一般都是此省的经济中心。这就是中国某些大城市竞争力的政治因素。
制度的力量是根本的竞争力
城市的竞争力更多地与社会因素有关，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从历史上看，掌握了先进思想文化、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要比政治体制落后的国家有竞争力。当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与不追随改革潮流的清王朝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中国近20多年的历史看，制度改革走在前边的城市其竞争力要高于转制慢的城市。因此，制度要素大于技术要素，政治要素重于经济要素，要充分认识制度带来的经济活力。深圳等城市在这方面为我国其他城市做出了表率。
制度因素对于外商来说也同样重要，他们看中的也不仅是低经济成本，还有低政治成本。一个地区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廉洁的、高效的政府，能够提供质优价低的公共产品，这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向度的意义与问题
现在中国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是：内生竞争力和外生竞争力的平衡。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片面地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全依靠内生的力量搞发展，结果成效甚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不遗余力地吸引外部技术，学习外国的制度，吸引外国资金，外部力量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力，这是靠外部力量产生的竞争力。
但由于大国与小国的差别，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外向度很难比较。象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在外向度上与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地区根本不可比。新加坡出去几公里就是出国，可我国重庆的产品出去几千里还在国内。因此，中国的城市在外向度统计方面与一些小国家差别很大。上海的产品向东去，便是出口，向西去便在国内。中国比德国大得多，统计方法不一样，外向度也不一样。中国是大经济圈，有些国家是小经济圈。我国要重点考虑本国的区位，中国的圈。左大培先生认为，经济外向度与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各国不可比。在这种意义上讲，经济外向度大小也很难与城市竞争力对等。
另外，过分强调外向度也会产生弊端。一个城市的外向度即物流循环程度并不是越多越好，物流成本过高，便说明资源配置不合理，生产布局不合理，需要调整。当美国和日本的GDP达到一万亿美元时，其物流业的比重仅占GDP的10%左右，而我国在GDP达到一万亿美元时，物流业约占GDP的25%。远远高于美日两国。
我国城市今后不仅要看GDP，还要看GNP。国内生产总值大于国民生产总值，便是竞争力低的表现。一个地区吸引外资越多，GDP比GNP越大，越说明这个地区竞争力差，本地企业没有一点竞争力才使外资大举进入。真正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国民生产总值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有跨国和跨地出击能力，才有竞争能力。
内生力来自先进的人文力量
外来的力量很重要，但内生的力量更重要。中国当前的问题是：过于注重外来力量而忽视自身的内生力量。近些年里，在一味外向的潮流下，内生力量减弱了，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对外依赖度很大，甚至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对外依赖也很大。如不强调内生力量，发展下去中国经济和社会又会出现另一种畸形。
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自强和赶超精神也是极其重要的竞争力。举例来说，抗击非典的英雄钟南山当年在英国学习时，一开始英国导师根本瞧不起，后来经过超凡的实验精神，取得优异成绩，终于使英国导师赞叹折服。这种奋斗精神是一个落后国家、落后城市和地区富强的最根本因素。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强、自立和艰苦奋斗的意志和精神，仅仅依靠引进外部力量搞花架子，是根本发展不起来的，也很难具有竞争力。中国现在最差、最令人担心的是这股内生精神和内生力量正在减弱，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机械模仿、照搬、对外盲目迷信崇拜的状态。这对未来的发展十分不利。
区位优势和空间优势的重要性
在历史上形成的首都城市和一些大的经济中心城市，都是由于当年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才使它们兴盛起来。今天中国城市的发展还要注意一些新特点，那就是中心城市与经济圈的关系。区位经济的发展造就出一些服务业高度发展的大城市，如香港和上海。反过来说，只有一个地区整体经济的高度发展，才能产生服务业高度发展的中心城市。香港的经济腹地是珠江三角洲，上海的经济腹地是长江三角洲，北京的经济圈将联结着环渤海地区。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经济圈一样。
之所以能形成城市经济圈，主要是取决于这些城市的自然地理，自然地理是决定这些城市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并且，这些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它拥有大企业的总部，它是指挥中心、调度中心，而不是被别的城市指挥。北京正在设想发展总部经济，这一设想基本上是符合规律的。
第二，这些大城市的竞争力还来自它们的低空间成本、低信息交流成本和交通成本。城市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集中发展，只有集中发展才可以减少空间成本即物流成本，因此，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要素集中度，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今后要加快速度打破制约集中发展的传统桎梏，如户籍管制和身份歧视，放手发展大城市和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和经济带，最大限度地减少在空间方面浪费的经济成本。
中国今后要注意城市圈和城市带的研究和建设，欧洲主要的工业都位于伦敦－法兰克福－米兰这条线上，美国也有几个城市圈和几条城市带。我国将来也要形成几大城市圈，才能使国民经济更加集中和集约发展。
科研水平和技术力量的作用
象北京这样拥有大批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的城市，在产业结构发生大转变时，就拥有相对的竞争优势，中关村迅速崛起，涌现出联想集团这样一些大企业。这都与北京市雄厚的知识产业基础有关。现在各大城市都在争抢人力资源，争抢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有了这样的制高点，便可以掌握竞争优势，便可以带动起一批企业。因此，科研与技术队伍是各个城市竞争力的基本要素。这一点论述已多，不再多说。
环境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环境成本是指在有的国家生产这种产品要交环境保护费，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生产就不需要交费。于是一些国外污染产业便进来了。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2003年6月13日，一艘排水量50万吨级的退役油轮锯断烟筒通过了江阴大桥，停靠在岸边的一家拆船厂等待拆卸。
环境因素还包括基础设施，这个城市的硬件怎样，原有的工业基础如何，城市建设如何，医院、学校、商店等服务设施和公共设施怎样，交通道路状况，通信条件，这些硬件都比较好统计，也比较好制定指标。下边重点说说软环境。
除了环保成本，自然生态和气候地理这种生活环境，也是吸引人才和企业移动的重要因素。环境好了，不仅适合企业生产，更适合人类居住。但要想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就要树立顺从自然的发展观，而不是一味改造。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生吞活剥西方样板、违背国情的拙劣模仿比比皆是，象大连本来就是一个缺水城市，却要大造草坪，既不能遮阳，又浪费水，这样的环境都会影响城市的竞争力。
生活方式也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因素。这一地区的居民崇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这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不能只图一时的发展，而影响今后的长期发展。譬如，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土地空间十分稀缺，有些城市的水资源都成问题。但许多城市建筑开发商不顾自身的条件，机械模仿发达国家开发低住宅建筑。
环顾我们生活的周围，伪科学到处可见。许多留洋博士貌似学识满腹，但设计出的东西却连常识都没有。象北京最大的经济住宅房回龙观小区，搞了一个欧式公园，里面连棵树都不栽，却花了大量的钱修教堂式的钟楼，并且修了两个喷泉，有一个喷泉自建起来也没喷过一次。
在今天这个时代，非人性化产品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大灾害。譬如火车车厢的设计，空调车箱打不开窗户，春秋天想开窗享受自然风也不行。连公交汽车上的座位都设计成槽型，不管乘客的屁股大小，个头高矮，连人都要纳入标准化的潮流。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生存，怎么能舒服！
中国今天要矫正学历至上的风气，不能从文革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走向另一个方面“学历越高越有用”，不能仅重视书本的知识而忽视实际生活知识，不能只重学历不重能力。中国学者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读懂社会这部大书，如果只懂得从洋书中找答案，这种做法将对中国遗患无穷。
关注城市竞争力的公平性和不断产生的城市分化
在分析了当前中国大城市的竞争力要素之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首先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公平性问题。在这些大的方面不加以调整，只在一些科技水平等微观领域制定标准，那么这种测量是不准确的，或者说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另外，如果是靠不平等待遇和优惠政策取得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是暂时的和不能持久的。
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公平性呢？主要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特别是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享有特殊的国民待遇，通过户籍分割，将一大部分农村人口与城市隔离，通过剥夺农村向城市配置资源。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这种格局和做法基本没有改变，户籍制度始终是束缚城乡居民自由流动的绳索，城镇一部分居民仍然享受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社会福利，并且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资源更加向城市集中，从而导致城乡差距更加扩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对外开放之后，中国需要大城市，需要有竞争力的大城市，因为只有大，才能聚集起力量和资源，才能产生聚集效应和领先优势。综观当时世界经济竞争的格局，基本上是以城市圈为单位进行发展和竞争的。这就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个难以解脱的矛盾：是发展有竞争力的大城市，还是照顾落后地区，搞均衡发展？
要想造就强大而有竞争力的大城市，就必须给以优惠政策，向其倾斜资源。但这样做，就必然影响其他地区的发展，往往一些大城市发展起来了，其他地区却相对落后，甚至拉开更大的差距。而如果平均使用资源，搞均衡发展，那么中国的整个产品结构就不能拉开档次，消费结构也不能拉开太大的差距，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比较小。但这样的经济却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并且必然与先进国家拉开很大距离。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两难选择。
另外，在当前这种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中国的城市也在不断发生分化，一部分中心大城市完全成为服务业中心，工业企业外移，而另一部分城市成为工业生产区。这种分化可能在未来出现两种功能的城市：服务性的中心城市与生产性的工业城市。不同功能的城市如何制定竞争力指标？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今天的两种发展思路与模式
今天，中国的城市居民是一等公民，农村居民是二等居民。这种不平等和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是要让这种不平等状况继续下去，还是适当缩小？这里关系到我国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法问题。目前，我国的发展思路基本上有两种，第一种思路是打造强者。厉以宁教授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贫困的家庭里有几个孩子，全家人一齐奋斗努力，供一个孩子上学念书，上大学，最后供出一个高级人才。这个孩子大学毕业获得高收入之后，再回报家人，报答父母兄弟姐妹的养育之恩。
这种发展模式在家庭中屡见不鲜。在国家中也完全可以实行。但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是：那位上了大学甚至出国留了洋的孩子成名之后，完全忘了对父母兄弟应尽的义务，只顾自己富上再富，锦上添花，甚至与发达国家比阔气。这种孩子就是当今中国的城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忘记了农村。特别是他们在城市里长大的下一代，更是排斥、歧视贫穷落后的家乡人。他们看不到因过度开垦已经恶化了的生态环境，也看不到自己国家那点有限的资源，而是在一个富裕的条件中无休止地追求。这种发展方法的结果是巨大的城乡分化和贫富分化。因此，它隐含着危机和风险。
这种发展方法的根本问题是强者不但不对弱者进行回报，反而还要淘汰弱者。它的发展逻辑是通过淘汰弱者培育起更强的强者，适者生存，弱者淘汰。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经济法则已经转向对弱者不利的方向，如果政府再刻意去扶助强者，打造强者，那么弱势群体便可能处境更加艰难。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要想打造强者，就必须牺牲弱者。中国是否还要继续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这一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地摆在全体人民面前。
另一种发展方式是公平的配置资源，承认城乡居民每个人的发展权利是一样的，首先落实城乡公民的基本权利，统一国民待遇，譬如自由迁徙权利和受义务教育权利。国家不是将资源倾斜给强势地区，而是主要扶助弱势地区。矫正计划经济时期造成的对农村的欠帐，补偿农村与农民。这样发展下来，中国的各地区差别不大，整个产业水平也不高，但地区和城乡间没有多大差别。这种状态，可能使国家在近期没有多少国际竞争力，但政局平稳，发展均衡，社会间没有多大矛盾。中国近几十年间一直采用的是第一种发展方法，这种发展方法的优点和弊端今天已经显现得很清楚。很可能将来的某一天，中国会在某种压力下转向后一种发展模式。
科学地制定城市竞争力指标
上面将城市竞争力的各个方面叙述了一遍，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竞争力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塑造的，但这些手段是否公平和正当，是否可以持续发展，需要考虑。总起来看，城市竞争力不是很简单地就可以测算出来的，它可以有一套指标体系，但这套指标体系必须是综合的、全面的，必须囊括政治、经济、人文、自然等各个方面。不用说，这一课题的工程量是相当大的。
另外，我们的课题研究者还要切记中国时下课题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千万不要为了某种需求，仅从某些方面入手，搞出以偏概全的指标体系。当前，我国象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被国内外某些舆论贬义地誉为“现代化的橱窗”，有学者曾经尖锐地批评当前我国的一些重点课题研究是“刻意用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外衣包装起来的其实完全是一些貌似创新实则哗众取宠的虚科学”，譬如各大城市“现代化程度”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