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访华：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最终成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美军论文,华莱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156-07
“在1944年6月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月份，中国发生的主要事件是罗斯福总统派来了一位重要使者。”[1]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出访中国，当时(甚至事隔多年之后)各界对此次访问从头到尾皆存各种猜测或希望。
不管各方如何猜测、希望、担心，华莱士此行确实达到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总统对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以促成美国使团前往延安之事的成功”。而此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重要使命就是为在成都实施的，在人力、物力方面拥有仅次于曼哈顿计划顶级优先权(was given top priority in both men and materials，second only to the secret Manhattan Project)[2]的马特霍恩计划①提供气象等情报，协助美陆军第20航空队的有效行动，妥善处理B-29这一当时最为先进的重型轰炸机残骸，并救助华北地区迫降的飞行员。②
(一)
为向中共占领区派驻“观察团”，华莱士使华并非美方的第一次尝试和努力。在华莱士访华不久前的1944年2月1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已开始就派驻“观察团”一事与蒋介石进行首次交涉：
由于吾人共同对日作战之加剧，由于吾人坚决移向日本之军事中心，故吾人除在海上和空中击溃日本以外，显然的吾人必须与日本陆军之主力接战而毁灭之，然后可得最后之胜利。日本陆军主要之集中地点在华北及满洲，吾人今当开始准备粉碎日本坚强之兵力。
现时关于敌人在华北与满洲之情报异常缺乏。为增加此等情报之流通，为考察研究此后作战之策划，下列措施似属十分必要：即立即派遣一美军观察团至陕北、山西，以及至华北其他必要之地区。阁下对于此事，可否与余赞助及合作？③
从电文可见，罗斯福这份电报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蒋介石同意派遣“美军观察团”，从而获得“华北与满洲之情报”。战时美国为“共同对日作战”，派遣各种使团到中国并不鲜见，蒋一般会较为合作地配合。但此次和以往有很大不同，那就是此“观察团”的派驻地不是国统区，而是陕北、山西直至华北等令蒋介石警惕的敏感地带。
而且，罗斯福在谈及“观察团”的动机和目的时模棱两可，说派出“观察团”到那些地区主要是由于“日本陆军主要之集中地点在华北及满洲”，“吾人必须与日本陆军之主力接战而毁灭之”。但按照美国1943年制定的在中国的既定战略，美军既不会在中国与日本进行大规模地面战役，也不会从中国发动所谓“对日的最后决战”。④蒋本已非常担心中共接触美国后会更壮大，再加上罗斯福这种矛盾而暧昧的态度，难免怀疑其动机是否就是想在国共之间“调解”。蒋介石心中的感受和可能做出的反应可想而知，这种反应从蒋22日的回电中可以看到：
对于阁下计划派遣美军事视察团，收集敌军在华北与满洲集中正确情报一节，甚愿尽量协助进行，并已饬知军政部与史将军总部拟定此一视察团前往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也。[3]
国家首脑之间电文往来，遣词造句应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蒋介石这一回电不到百字，但已充分表达了主人诸多用意。首先，蒋介石将罗斯福“观察团”这一无法区分主次关系的用语“更正”为能够表明与中共上下次序的“视察团”一词，以申明其合法的执政党地位，流露出对中共潜在威胁的担忧。
“尽量协助”一语足以表明蒋只是“尽量”而非全力以赴。这就是告诉罗斯福，美方要派“视察团”到中共特区可能会遇到某些困难、阻碍，以至于蒋介石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代表，也将可能无所作为。蒋介石这种用语表达出的态度对美国而言，既可能是向美国“控诉”或“表白”重庆政府在中共问题上的无可奈何，同时也可能是一种表示反感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未必有效。
接着，蒋介石借其素有的政治天赋立即将此敏感问题向下转移，让“军政部与史将军总部拟定此一视察团”事宜。这一方面可降低该团的级别，以免显出中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让派团一事绕道而行，使之受到各种缓冲性的阻挠，最好不了了之。
电文的最后一语可说亮出了蒋介石的底线：如果“美军观察团”一意成行，将只能到“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这就等于说“委员长只同意派至中央政府军事政治所控制之区域，即暗示不准至共区”。[4]
蒋的电文充分表达出，不管是美方与中共直接还是经过政府的接触，都是他非常不愿见到的事情。这一回复自使罗斯福非常担心不能达成一致，于1944年3月22日，罗斯福再次就派团问题电告蒋介石：
阁下2月22日电核准之敝国军事观察员，如能抵达出事地点，则对吾人尽力在该地区收集更真确之情报，当能有所帮助。余已令史迪威将军向贵国军政部长商定视察团旅行协定，俾得从早实行也。[5]
罗斯福来电再次申明，“观察员”要收集到真确之情报，就应该“抵达出事地点”——中共控制区。而且，不管蒋情愿与否，他已派人着手行动起来。
此后，蒋好像回避了这一问题，不再谈论此事，罗斯福似乎也不再以这种方式与蒋讨论，但向中共华北地区派军事观察组的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事实表明，罗斯福换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有效方式，就派观察组一事与重庆进行了一次志在必得的劝说，这便是华莱士的访华行动。
(二)
罗斯福将派华莱士出访中国的消息甫出，各方人士就开始揣度。美国官方的消息称，副总统此行“意在访问中国领袖，观察中国农业状况及视察在华美军情形”。但美国国内有人认为此行是因为“该年是选举年，华莱士将有连任希望，故民主党大会期间藉辞离美”。[6]中方在次月即1943年4月获悉访华之事，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华莱士此行“似有意探讨中苏关系及中共问题”[7]，此种推测使蒋介石即刻指示驻美大使向美方表示，“华副总统来华，如有调解中央与中共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不仅因之动摇，而以后共党势力势必更加嚣张，无法消弭赤化之祸害”[8]。
华莱士一行就在各方猜度中于5月出发了。与之同行者有1941至1942年期间任蒋介石政治顾问，时为美国陆军情报局(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太平洋分局局长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国务院代表，被国民党称为“一个共党同路人”[9]的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也有译为“文森特”的，赫尔国务卿派范宣德随行，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位副总统对蒋介石做出美国无法兑现的许诺)，以及哈萨尔德(Hazard)。
从阿拉斯加出发，华莱士一行途经白令海峡附近西伯利亚东北角的苏联机场、雅库次克(Yakutsk)、鄂霍次克海边的马加丹(Magadan)等地并稍作停留，然后从黑龙江边的科索摩斯克(Komsomolsk)，分别经过依尔库兹克(Irkutsk)以及乌兰乌德(Ulan-Ude)、米奴金斯克(Minussinsk)、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塔什干(Tashkent)、阿拉木图(Alma-Ata)进入中国的乌鲁木齐和成都，最终于6月20日抵达重庆。⑤
1944年6月21日，华莱士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该日所谈内容除一些外交套语外，在蒋的主导下主要谈到了中苏新疆边界冲突。这确实给人以美国希望介入中苏关系的印象，难怪至今有观点认为“罗斯福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是“为了调解国共之间和中苏之间的矛盾”，[8]或认为“华莱士是被派去安抚蒋、鼓励蒋，并说明盟国间要互相信赖的”。⑥出现这样的猜测自有其原因，因为仅“从新闻报道判断”已足以让人认为，华莱士访华是“为消除中国的分裂状态创造必要的条件”的。[11]
会谈中，华莱士还报告了“离美前与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关于中国情势之谈话”，也转达了罗斯福对中国形势(国共关系)外交意义上的关注。但这种外交礼节意义上的表态再次“造成了混乱”，使得“蒋介石以为美国总统愿意在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进行调停”。[12]蒋介石的担心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他相信华莱士重庆之行有两个“任务”：一是调解中苏关系，二是探讨“国共合作”，对此二种可能的“任务”他有着相反的期望。前者为蒋之期望所在，因为蒋在3月和4月与罗斯福电文的交涉中一再提及中苏边界的纠纷，希望美国介入干预；后者则为蒋之心腹大患。但不管是否为蒋之所望，两者都不是罗斯福为华莱士一行所限定的目标。
事实上，“罗斯福对华莱士访问苏联并不热心”，华莱士离美前，罗斯福还“特别告诉他不要去莫斯科”，[13]以免使罗斯福成为中苏之间的仲裁人。到重庆后，范宣德还再次提醒华莱士不要让“委员长以为美国会在中国对苏关系上起到超越斡旋之外作用的想法”，因为此时“企图在斯大林和蒋介石之间充当仲裁人是一种难于履行的义务”。[14]
华莱士此行让人以为要调解中苏关系是有具体原因的。就在此前不久的3月17日，蒋曾告知罗斯福，3月11日“中国驻新疆省部队正在承华与奇台间，离外蒙边境约70公里之候班剿匪，乃二次遭受由外蒙方向飞来飞机之轰炸与机枪扫射，第一次为两架，第二次计10架，此等飞机均漆有苏联红星徽章。12日其有同样徽章之飞机，又飞来两次，并投弹轰炸。13日又发现此等飞机前来扫射”，蒋认为“此实不能视为地方事件，而为苏联目前及将来远东政策一极重要之征兆”。[15]在前文已引述过的22日的回电中，罗斯福对蒋这一颇为详细的电文，和蒋介石一样采取淡化对方关心的事情的策略，仅以“不胜惋惜”[16]作答，转而多谈及派团一事。
在此后4月3日发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蒋再次避而不谈罗斯福急切关心的“视察团”事宜，反更详尽地告以罗斯福并不关心的“中苏边境事件”。两人的交涉终以罗斯福4月10日“建议将此目前事件予以搁置”[17]了结。
透过上述外交文本可以看到，两人各有用意，但又自说自话。尤其蒋介石明知对方的目的所在，却顾左右而言他，回避罗斯福抛出的令其警觉提防的问题。
(三)
也许是为了提醒华莱士不要忘记此行的实质性任务是要获得蒋介石的同意派遣美军观察组(USAOG，The U.S Army Observe Group)前往延安等中共地区，⑦中缅印战区的弗里斯准将(Brigadier Benjamin G.Ferris)专门致电在华的副总统：“中共控制华北大部分乡村，其基地包括自陕北至沿海，长江沿江各地”，尽管美国“希望能够与中共地区接触的理由很多也很明显——有军事的，也有政治的，但在目前战争的情形下，军事理由方面的原因更为迫切，(对中国人)也有更佳理由足以说服”。[18]
电文中，弗里斯向华莱士具体地分析了派遣延安观察组与美陆军第20航空队第20轰炸中队的关系：由于日军在亚洲大陆的实力与中共在华北、东北地区“共存”，故可借助中共力量为陆军航空队收集日军在此区域的情报。印缅战区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斯特拉梅耶和第20轰炸中队指挥官沃尔夫，曾根据第一次轰炸日本本土⑧的经验分析认为与华北接触是绝对需要的。其好处是可以收集轰炸目标资料、日本空军的攻防力量、气象资料，以便估计轰炸效果，搜救飞行员，甚至了解友军状况。弗里斯明确强调，“派观察人员到共区非常迫切，而且随着对日作战形势的发展，这种需求更加迫切”，因为“第20轰炸中队就要开始新一轮对日本土轰炸，届时战线必定延至中共区域”。弗里斯敦促华莱士“采取新的办法，照4月所拟函件的提议，再加上第20轰炸队的需要，务求取得蒋委员长的同意”。[19]
为消除21日会谈给蒋介石造成的误解，华莱士与范宣德商议后，于第二天的会谈中将话题从中苏关系、国共关系转到“东亚一般之军事情形，及需要采取一切步骤”，那就是要“加速战争之结束，减少美国生命之损失”，让“美国军事情报组赴华北，能够得到情报，以救护美国飞行人员之生命”。[20]
范宣德唯恐对方不够明白，特别指明华莱士所说需要情报的美军，主要是指在成都的B-29航空部队。而成都的B-29航空部队当然就是实施马特霍恩计划的陆军第20航空队第20轰炸中队58联队，是该航空部队需要得到华北地区的情报。为了说服蒋，范宣德不仅说明了观察组的具体目的，同时还力图消除蒋心中的最大顾虑，那就是“美军对共党并无任何兴趣，可是，对从中国对日本进行战争，却有迫切的理由”。他建议委员长，“把美方派员收集情报这一目的，与他(蒋)去和共党达成协议的问题分开处理，因为事实上这确为两个问题”，并“特别提到在成都的B-29机群需要情报”是“美军面临的一个真正问题”。⑨
美方的明确解释一定程度上缓释了蒋对美方接触中共后使之壮大的担忧。中美首脑就派遣延安美军观察组一事持续4月的交涉令蒋不得不相信，如此“着急”⑩地想派出情报小组，可能确为成都的B-29马特霍恩计划，(11)故而放弃了此前的拖延策略，态度明朗地同意该团组成即可成行，而不必待与共党达成协议。当然还有附加前提：他们必须在军事委员会主持之下，而不是在美军主持之下前往。
在23日上午的会谈中，华莱士还接到罗斯福要他请求“允许派遣军事观察团赴共区”的来电，向蒋宣读后，蒋再次对派驻“观察团”做了肯定答复。曾经敦促华莱士就派团问题给蒋介石压力的弗里斯将军亲自参加了该日下午的会谈。他与蒋的会谈相当具体：该观察组将与美军总部保持直接通讯联系；该观察组的成行之日；小组将由16至20人组成，他们将各有各的任务……蒋还就美方使用的名称正式提出异议，认为不应用使团(mission)一词，而用宋美龄提议的“美国军事调查组”。[21]
对蒋介石态度的突然转变，出生于四川的“中国通”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美国国务院派驻史迪威司令部幕僚)这样描述：“不知道是由于这种立论具有说服力，还是出于其它某种考虑，委员长突然表示同意派遣军事观察员小组”。[22]还有观点认为“蒋介石突然改变态度的原因，至今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华莱士以同意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以陈纳德取代史迪威的职务为条件，换取蒋介石对派遣观察组的认可”。[23]
这种“突然同意”的提法，以及以此作为提升陈纳德条件的观点，或许忽略了从该年2月以来两国首脑为派团一事的多次直接交涉。而蒋其实一开始就“同意”派团，只不过是有条件、有步骤地同意。“突然同意”的认知也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在华莱士与蒋介石的会谈期间，不仅弗里斯“提醒”了华莱士，而且罗斯福再度就此事电报指示过华莱士。(12)这封“最后通牒”[24]式的电文对蒋介石态度的彻底扭转应该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华盛顿终于将美军观察组派到了延安。国民党甚至中共本身都不同程度地以为，观察组的派出是华盛顿承认中共或者亲共的表现。但上述华莱士访华的情节表明了两党这种担心和揣度的主观性。而这种泛政治化的倾向不仅存在于战乱时的中国，即便在美国也同样存在，这就是随后的麦卡锡狂潮中，几乎所有曾与中共有过瓜葛的美国人都被谴责应对“失去中国的罪责负责”。华莱士自然位列其中，他被指控执行了共产党的路线，因为访华期间与之同行的“拉铁摩尔、范宣德是潜伏在美国的共产党员”。(13)
华莱士离华后写给罗斯福的那封“推荐信”也证明了所谓华氏“访华受亲共分子影响”之说并不成立。这封于1944年6月28日在印度新德里写给罗斯福“推荐”魏德迈以代替史迪威的信件中有言：
委员长直接告诉本人，史迪威将军不能得到他的信任，因史不能以全盘政治考虑问题。本人也看不到有任何在华美国军官能担负此一军事政治工作。陈纳德虽享有委员长的充分信心，但陈不能摆脱目前有效具体之军事职位。委员长对陈似乎非常热情，但本人看，陈纳德还是不动为佳……本人不能提出担任此一工作的人选，相信阁下能接受本人上述分析。不过魏德迈将军的名字，此间曾强力向本人推荐。在他访此期间他曾给委员长留下极佳印象。[25]
如果按照敌人反对我应赞成，敌人赞成我应反对的逻辑，华莱士提议以“给委员长留下极佳印象”的魏德迈，换下素来“亲共”的史迪威，致使其亲访延安愿望落空，那么华莱士此一建议应为“一种明确的反共行动”，[26]对陈纳德的认可，更是对重庆政府的有力支持。但是，华莱士争取派团到延安之事却又同时被指控为“名为收集军事情报，实则与中共建立接触”的亲共行动。这种自相矛盾的结论至少表明，虽然国共关系是相对单一的敌对关系，但美国各方对国共两党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简化态度。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之后所取得的气象情报价值究竟如何？执行马计划的第20航空队第58轰炸联队负责人柯蒂斯·李梅(Curtis E.LeMay)谈到B-29作战条件时坦言，由于“拿不到日本气象资料，俄国拒绝提供”，所以气象情报方面所依靠的就是“驻共军联络员，美海军戈壁分遣队，以及放飞到日本的气象观测球”[27]等几方面发回的气象信息来指导作战和事后飞行员的救助。
延安美军观察组不仅对马计划的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持，在对日本土轰炸方面的重要性，甚至在观察组撤离后由观察组培养建立的中共气象观测站对美军的对日轰炸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支持。(14)这种关系最典型的事例是原子弹投掷任务的执行。如美国所称，1945年8月5日，即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头一天，便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中国北方的无线电台通报了未来24小时之内有关日本天气的关键性报告”。[28]由于日本列岛的气候状况不仅受太平洋还要受亚洲大陆气团的季节性变化影响，其气象预测往往需要中国西北部提供的亚洲内陆气象数据，中共提供的这一气象情报也就显得非常必要而宝贵。
正因为如此，为支持马计划落实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成行，也就成为华莱士出访中国必要而充分的动因了。
注释：
①B-29从印度、成都基地袭击日本本土的马特霍恩计划不被实施的前线军官和治史者看好，因其战绩实在不值炫耀，唯陆军航空军司令、罗斯福等最高决策者对马计划情有独钟。这可能与其和曼哈顿计划的关系有关。
②延安美军观察组支持的救援行动之所以被各方特别关注，也许在于所在地点的特殊性。因这种救援行动范围覆盖了所有第20航空队可能到达的区域，为获取西北气象信息建立气象观测站，延安美军观察组也不是首创。参见梅乐斯《另一种战争》(A Different Kind Of War)上册，(台湾)新生报编辑部，1969年。
③1944年2月1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介石委员长询问可否赞助美国派遣观察团来华收集敌人情报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册，战时外交(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163页。另外，《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通讯》(郭荣赵编译，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78年，210页)中也有这份电文的译文，但将美国所派遣组织的名称译为“美军观察组”。根据原文(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4,Vo1.Ⅵ，China,1967,Published by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D.C.)看，译为“美军观察组”更恰当。
④据1943年5月5日美国联合计划参谋部JSP(Joint Staff Planner)的部署，1943-1944年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总体战略有二，一为保持对日本全方位的军事压力；二为维持中国的抗战(见Joint Staff Planners，Global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1943-44,May 5,1943,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 Digital Archives,Safe Files,Box 2,Current Strategic Studies Book 1 Index)。故不管在华陆军或海军一线军官们如何积极地同重庆或延安合作，美国最终是不可能“在中国战场发起对日本的最后一击”的。
⑤华莱士此行路线(参见《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66-170页)和阿诺德在1942年5月提出的三条进入中国的线路中的B线路和C线路：阿拉斯加(Alaska)-马尔科沃(Markova)-奥依米娅康(Oimekon)-雅库次克(Yakutsk)-博代博(Bodaibo)-依尔库兹克(Irkutsk)-库仑(Urga，今乌兰巴托)-兰州(Lanchow)-重庆(Chungking)，见H.H.Arnold to FDR,Subject:India-Burma-China Ferry Route,May 7,1942.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 Digital Archives,Safe Files,Box 2,China Index.)基本相同，这也许就是阿诺德认为开辟此线路的战略意义。
⑥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65页。值得注意的是，赫伯特·菲斯对华莱士访华目的的看法，在此书的前后文叙述中有自相矛盾之处。
⑦华莱士副总统这种不能把握访华实质的现象不是没有原因的。和后来杜鲁门就任总统前对原子弹计划一无所知一样，华莱士即便身为副总统也完全有可能无法领会到派团到延安的特定目的，从而倾向于更具“重要政治意义”的中苏或国共关系的调解，以至于需要陆军部的具体办事人员“提醒”此行的重要任务。
⑧“第一次轰炸日本本土”应指1942年B-25从大黄蜂号上出发的杜利特轰炸(DooLittle Raid)。此次袭击虽配合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行动，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巨大的损失。
⑨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六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93年，793页。有观点认为华莱士与蒋的“会谈内容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及中国国内的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尤以国共关系为重点”(俞国：《1944年华莱士访华述评》，《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36页)。将此观点和华莱士与蒋的对话相对照，确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意味。
⑩蒋介石曾言，美国对国共和解做出的最大帮助就是对共产党持超然态度，对派观察员小组的事“请不要着急”(约翰·佩顿：《抓住龙尾——戴维斯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273页)。此语一方面透露出蒋的担忧(不管什么原因派观察组到延安，都会使中共变得“骄傲”起来)和不情愿，另一方面还可见美国对派观察员小组一事确实非常“着急”。
(11)既然梅乐斯的“海军美国观察组”为获得西部气象信息可以直接在沙漠建立气象观测站，为什么陆军部的“美军观察组”不能也直接到非中共区域的西北其他地区建立观测站？也许陆军军事观察组选址延安有两便之用：既能为马计划服务，又能兼顾调解国共关系的“政治任务”(此点承陈廷湘教授指教)。
(12)历史当事人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29页)、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236页)，以及历史研究者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136页)都提到过这封“罗斯福再次强调需派观察小组去延安”的电报，但不知究竟是发给华莱士的还是发给蒋介石的，或请华莱士转给蒋介石的，所有这些文献都没有给出该电文的具体内容，笔者在罗斯福档案馆中尚未发现该电文。
(13)1951年9月19日华莱士致杜鲁门函，见《拉铁摩尔回忆录》，44-249页。杜鲁门给华莱士回信见Letter to the Vice President Transmitting Correspondence From Henry A.Wallace Relating to His Trip to the Far East in 1944,September 23,1951 Public Paper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Truman,1945-1953,Harry S.Truman Library and Museum.
(14)延安美军观察组在进行气象监测等常规工作同时，还应中共之请，培养了一批中共气象技术人员。参见武娟《延安——中国气象事业的发祥地》，《圣地季刊》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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