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心南北移位通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文学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65 （2000）02—0034—07
由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位置不同，引起两地在山川、水土、气候、物产以及民俗、文化等多方面产生明显差异；同时，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域分野，在历史上也曾多次成为不同政权的版土分疆。因此，中国古代对南方和北方的区分甚为重视。然而，关于南方和北方地区，却是一个历史的模糊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划分南北的界限与范围也不尽相同。先秦时代，往往称南方为“南土”，一般指荆楚一带和淮河、汉水以南的地域；称北方为“北土”，一般指淮河、汉水以北的广大地区。至三国以后，人们有时习惯于把长江作为南北分界线，甚而索性以大江南北来作为南北方的代称。根据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沿革情况，参照历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对南方和北方作出一个大体明确的界定：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即称为南方，包括今上海、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台湾、四川、云南、重庆、贵州、西藏等地；凡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即称为北方，包括今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而在我国南北两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学，则分别称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由南北文学的逐渐合流和交融，共同发展成为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自古以来，“风”、“骚”并称，用以象征中国文学，并把《诗经》和《楚辞》分别作为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源头的代表。在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分别是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摇篮，也先后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心；而这个文学中心，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诸因素的影响，曾多次发生过南北移位。考察文学中心移位的基本情况及其嬗变规律，探索历代作家的地域分布及其创作态势，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就此略陈一己之见，以期收到管窥蠡测之效。
关于判别文学中心定位和移位的标志，我们采用在某一个区域的某一时期，最能反映出文学发展水平与创作成就的作家密集的程度、文学作品数量的多少以及文学流派、文学群体的分布状况等作为参照标准。由于保存至今的历代文学资料有限，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采用上述全部标准，进行面面俱到的考察，而只能选择其中最具典型意义者作为代表来加以简明扼要的论述。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个标准，从先秦到近代，对中国文学中心南北移位的历史概况，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和探讨。
先秦文学：关、洛——齐、鲁
先秦时期，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国最早的农业经济开发区，也是中华文化最早的发祥地，而早期文学中心也在这里孕育和形成，由此奠定了北方文学中心的坚实基础。周代文学勃兴，诗歌创作取得了辉煌成就。《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周代文学的代表作品。它主要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黄河流域，反映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社会面貌，《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二《雅》和《周颂》是镐京（今西安）及其周围地区的作品，《鲁颂》和《商颂》分别产生于今山东、河南等地。十五《国风》所产生的地域则很广，大致分布在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等省。除《周南》、《召南》大部分来自江汉之间外，其余作品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在北方文学蓬勃兴起的同时，南方却是尚未开发的蛮夷之地，其文学成就近乎为零。西周至春秋，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占据优势地位，中国文学的中心位于北方黄河流域，以关中——河洛为轴心地带，以周朝王畿镐京、雒邑（今洛阳）为辐射点。
从春秋中叶到战国时期，全国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出现“战国七雄”，其中秦、韩、赵、魏、齐、燕六国位于北方，其版土包括今甘肃、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只有楚国位于南方，其版土包括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南部分地区。此时期北方各国在思想文化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成为中原文化高度发展时代。特别是文学方面成就颇丰，尤以散文创作称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产生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名著，涌现出了孔丘（鲁）、墨翟（鲁）、孟轲（邹）、庄周（宋）、荀况（赵）、韩非（韩）等优秀散文家以及《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哲理散文名著，显示了以齐（稷下学宫，学派荟萃）、鲁（曲阜孔学，儒家首创）为核心的北方文学中心的突出优势。与此同时，位于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与中原地区的接触也日益频繁，居于中国文学中心地位的北方文学有力地推动了荆楚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著名的楚辞作家宋玉、唐勒、景差等，耸起了第一座浪漫主义诗歌高峰——《楚辞》，从而使南方长江流域也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亚中心。
两汉文学：长安——洛阳
汉代文学继承了《诗经》、《楚辞》和先秦散文的传统，鲜明地反映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历史特点和时代要求。汉代文学的独特贡献是开拓了辞赋、史传、乐府诗等新的文学领域。两汉文学向以辞赋著称，汉赋的产生主要是为“润色鸿业”、歌颂帝王功德服务。而汉赋的作者，论身份不少是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或是依附于帝王的文学侍从，或是在朝为官的贵族显宦，大多活动在京畿之地。如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一生主要在京师度过。作为两汉的时代文学，辞赋在汉代非常流行，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封建统治者更是招纳大量的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因而以京师（西汉长安，东汉洛阳）为中心，围绕宫廷出现了一大群辞赋家，除了前面提到的“马扬班张”四大家外，名家还有枚乘、王褒、刘向、傅毅、崔駰、马融、蔡邕等，他们创作了大量辞赋作品。仅《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汉赋就达900余篇，作者60余人。
汉代文学虽以辞赋著称，但其最高成就的代表却是司马迁的历史散文巨著《史记》。作为一部中华民族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史记》不仅在两汉，甚至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都是罕与伦比的散文杰作。班固的《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一部卓越的历史散文著作，它开启了我国断代史的先河。司马迁出生于今陕西省韩城县，班固出生于今陕西省扶风县，二人先后在朝为官，大部分时间活动于京师（长安、洛阳）一带，其所作《史记》、《汉书》产生于京师，理所当然属于北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政论散文也相当发达，其代表作家贾谊、晁错各有建树，他们的作品“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而贾、晁均属今河南人，都曾长时间在京师长安做官，他们也都是北方文学的重要作家。
汉乐府诗在汉代文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汉书·艺文志》收诗歌共28家，314篇，其精华部分为各地民歌，占了138篇，而黄河流域的诗歌就占114篇，主要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一带； 而长江流域一带的诗歌仅占了24篇，主要分布在今江苏、湖北、湖南等地。汉代收集乐府歌谣的范围很广，地区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但以黄河流域所作诗歌为主，可见，当时乐府诗在北方的创作实绩明显大于南方。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两汉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辞赋、史传散文、乐府诗等在北方的创作成就大大超过南方，中国文学的中心仍位于北方黄河流域，而以长安—洛阳为核心地区。
魏晋南北朝文学：洛阳——建康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的君主大多爱好和提倡文学，文学创作主要产生于宫廷和高级士族这两个圈子。魏国曹氏父子不仅重视文学，优遇文人，而且他们自己也都是雅爱诗章，妙善辞赋的文士。其后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君主，如宋文帝刘义隆、宋孝武帝刘骏、齐武帝萧赜、齐明帝萧鸾、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以及陈后主叔宝等人，也都是含英咀华的文学爱好者和提倡者。由于君主的倡导，当时文学受到普遍重视，文学集团化现象非常突出。如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邺下文人集团。除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和女诗人蔡琰之外，还有左延年、吴质、杨德祖等人也都参加了邺下文学活动。继“建安七子”之后，文学集团的活动越来越多，难以尽述，如魏末“正始文学”，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西晋“太康文学”是继建安文学之后又一个文学繁荣时期，创作十分兴盛，涌现出了“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同时围绕权臣贾谧又有包括陆机、潘岳、左思在内的“二十四友”。由于曹魏和西晋曾先后定都邺城（今河南临漳）、洛阳，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集团在北方很活跃，北方文学硕果累累，仍然居于中心地位，而邺城、洛阳正是当时北方文学中心的极核地区。
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名士”纷纷南下，玄言诗占据了当时的文坛，出现了被称为一代文宗的孙绰、许洵，他们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到了晋宋之际，诗坛上出现了以田园山水诗来代替玄言诗的状况。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田园诗派的鼻祖陶渊明是当时文坛上最高成就的代表，现存诗文142篇，对后世影响极大。刘宋时期， 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谢眺，相继开创了山水诗创作的新天地；南北朝最杰出的诗人鲍照，成功开启了七言诗及五言乐府创作的宽广道路。梁陈时代，出现了享誉较高的诗人江淹、吴均、何逊、阴铿，他们的诗歌对唐代诗人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曹魏、西晋相同的是东晋、南朝也出现了许多文学集团与作家群体活动，如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南朝刘宋时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众多文士；齐代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著名的“竟陵八友”（以沈约、谢朓为代表）；梁代昭明太子、简文帝萧纲各自组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陈后主叔宝也招纳一批文士在自己身边。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均定都建康（今南京），此阶段文学集团多活动于南方，一时间江南地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而同时期的北方却战乱连年，人才流失，文学创作萧条，文学家也屈指可数，直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文坛上才出现了北方土著文人郦道元、杨衒之、“北地三才”（温子升、邢邵、魏收）以及由南方流入北方的庚信、王褒等。相比之下，北方文学的成就大不如南方，中国文学的中心随着晋室南迁，已经逐步向南方转移，而建康一带日渐成为南方文学中心的聚焦点。
隋唐五代文学：洛阳——长安——成都、金陵
隋唐之际，全国统一，南北文学交流汇合，各种文学样式都得到发展。隋代文学成就不高，主要是少量的诗文作品值得一读，其创作中心由南方重新拉回到以京师洛阳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为唐代北方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唐代文学以诗歌为主流，写诗成为当时士人必修科目。一时间出现许多著名诗人，并以京师长安为中心，广泛开展各种文学创作活动。在唐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创作的中心几乎全在宫廷，唐初的几代君主如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等都曾广引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后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宫廷文人，最有代表性者如太宗朝的虞世南、许敬宗，高宗朝的上官仪等人，武后时的“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崔融，中宗时期的宋之问、沈佺期等。这些宫廷文人或位居显贵，或为帝王所奖掖，一时间宫廷诗风弥漫全国。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著名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及陈子昂等优秀诗人，他们或在朝为官，或活动于北方，都在创作上取得了显著成就。盛唐时期，唐诗进入全盛阶段，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特别是出现了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考察李、杜生平，二人虽然长期游历南北各地，但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北方度过，都曾先后居留京师长安，并写下大量名篇佳作。盛唐时期的北方诗坛，名家辈出，诗派林立，出现了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等。前者以王维、孟浩然为中心，并在其周围聚集了一大群诗人如裴迪、储光羲、常建等。王维官至右拾遗，大半生在朝为官，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常与裴迪等人在京师附近的辋川别墅以及终南山酬唱应和。后一诗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包括王昌龄、王之涣、李颀、李益等，他们或在北地做官，或曾厕身戎幕，出征北方边塞，写下了大量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中唐时期许多诗人也结成文学集团，如“大历十才子”，大多为北方人，大多活动于北方，其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堪称盛唐嗣响；以文坛诗坛领袖韩愈为中心的包括孟郊、贾岛、李贺、李翱等人的文学集团，因韩愈大半生在朝做官，聚集在其周围的文人也大多活跃于京师长安，形成韩孟诗派。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诗坛上还出现了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发动的包括张籍、王建、李绅等在内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陕西）、元稹（河南）二人大部分时间在京师作官，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大力弘扬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晚唐诗坛比较沉寂，但也出现了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著名诗人。三人均属北方人，除杜牧在江南活动较多外，温、李的诗歌创作活动大多在北方。
散文在唐代文学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出现了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倡导的“古文运动”，其追随者很多，有韩愈的学生李翱、皇甫湜、沈亚之，有韩愈的朋友樊宗师、刘禹锡，后继者有刘锐、孙樵、杜牧等人。柳宗元在朝做官时，到他门上求教者“日或数十人”（《报袁群陈秀才避师名书》），他也“好以文宠后辈”，后辈因他的教导而知名者“亦为不少”（《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自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以京师长安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散文革新运动，从而改变了一代文风。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唐代文学主流的诗歌以北方为创作中心，而除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样式，如散文、传奇等，其作者大多为北方人，创作中心也在北方，而京师长安成为全国文学中心的极核地区。但自安史之乱后，继之以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北方文学中心发生动摇，日渐向南方倾斜和迁转。
文人填词之风始于中唐，但作者寥寥无几。自晚唐温庭筠之后，写词的文人越来越多，到五代十国时期，倚声填词更蔚成风气。位于南方的西蜀与南唐两地，成为词人荟萃的两大创作中心。活跃在西蜀的是“花间派”词人，主要有皇甫松、牛峤、韦庄、欧阳炯、孙光宪、李珣等十多位词家，他们在当时颇有影响，创作了大量词篇，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中，收入了这些由唐入五代在西蜀做官或与蜀地有关的花间派词人的作品五百首。南唐词人的影响也很大，南唐君臣都雅好词章，并且创作非常出色，如李璟、李煜和冯延巳等在整个词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五代十国时期，以西蜀、南唐为中心的南方一带逐渐成为全国文学的中心。从此以后，南方文学胜过北方文学，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清代以至近代。
宋元文学：开封——杭州——江浙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使全国获得大一统，促进了文学的长足发展。通过对宋代文学家籍贯的考察（虽然有些文学家取得成就的地方与其籍贯并不一致，但大多数文学家的籍贯应能说明文学发展区域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宋代文学创作中心在南方，如果说北宋文学还以京师开封一带为亚中心，那么南宋文学则以江浙为唯一中心。
词至两宋进入鼎盛阶段，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北宋著名词人张先、周邦彦、毛滂等均属今浙江籍；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均属今江西籍；大词人苏轼（四川）、柳永（福建）以及名家宋祁、僧仲殊（均属湖北）、秦观、张耒（均属江苏）等也都是南方籍作家。他们大多曾在南方做官或漫游，因而在南方创作了大量名篇。随着金人占领北方，宋室偏安杭州后，江浙一带更成为文人聚集中心。南方文学更加繁荣，先后涌现出许多著名词人，如南方籍词人张元干（福建）、张孝祥（安徽）、向子諲、姜夔、刘过、杨炎正、刘辰翁、文天祥（均属江西）、陆游、陈亮、朱淑真、吴文英、王沂孙、汪元量（均属浙江）、叶梦得、蒋捷（均属江苏）等；以及迁入南方的北方籍词人朱敦儒、李清照、辛弃疾、史达祖、周密、张炎等，南方词坛形成了空前兴盛的局面。
不仅宋词以南方为中心，而且宋诗的创作成就也是南方大于北方。北宋时期，南方籍诗人有徐铉（江苏）、钱惟演（浙江）、梅尧臣（安徽）、苏舜钦（四川）、王安石、欧阳修、苏轼以及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作家等；南宋时期更是出现了许多诗歌史上的名家，如“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江西）、范成大（江苏）、陆游（浙江）、尤袤（江苏），另外还有“永嘉四灵”赵师秀、徐玑、徐照、翁卷，以及“江湖派”诸多诗人，差不多都是南方人，并且其诗歌创作也主要活跃于南方江浙地区。
北宋欧阳修为矫正西昆体靡丽的文风，于嘉佑年间在柳开、石介、穆修等人先行的基础上，积极倡导诗文革新。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和文学威望，以梅尧臣、苏舜软等人为得力助手，又举荐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文士，以文会友，结成文学集团，彼此呼应，互相配合，在北宋开展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诗文革新运动。为人称道的“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六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均属今江西籍；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均属今四川籍；而欧阳修的“左右骖乘”梅尧臣、苏舜钦分别属今安徽、四川籍。可见，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和响应者大多为南方作家，散文创作成就以南方文学显得特别突出。
诗、词、文在宋代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此三者的考察，我们可知宋词、宋诗及宋代散文的创作中心均在南方。如前所述，自晚唐五代开始，中国文学中心逐渐南移，进入宋代尤其是南渡以后，文学中心便稳定于南方江浙地区，南宋都城杭州则成为文人汇集的核心之地。
元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种很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在前期，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中心曾一度转移到北方，而后期随着南北文学交流的不断扩展，创作中心逐渐移位于南方。如前期元杂剧的中心在京城大都（今北京），并且在北方汴梁、平阳、东平一带杂剧演出也很盛，出现了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杨显之、高文秀、康进之、石君宝、纪君祥等；而后期杂剧作家大多集中在以杭州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城市，不仅许多南方文人参与杂剧创作，如萧德祥、范康、杨梓、王晔、沈和甫（均属浙江）等，而且由于东南一带经济发达，北方杂剧作家纷纷漫游或迁居南方，如郑光祖、秦简夫、乔吉、宫天挺等都是流寓江浙一带的北方籍著名作家。由此，杂剧创作活动的中心由大都逐渐转移到杭州。同时，始终与杂剧保持同一节奏的元散曲，其创作中心在元代后期也转移到南方，许多出生于北方的作家纷纷南下，如贯云石、乔吉等，一些南方文人也参与进来，出现了享誉甚高的散曲名家张可久、徐再思（均属浙江）、瞧景臣（江苏）、周德清、刘时中（均属江西）等。与杂剧、散曲一样，元代后期诗文创作中心也在东南沿海城市，主要作家除北方人萨都剌之外，还有南方人张翥、倪瓒（均属江苏）、陈基、杨维桢、顾瑛、王冕（均属浙江）、邵亨贞（上海）等，其中萨都剌虽为北方籍，但由于其多在南方做官，且晚年又寓居杭州，故其活动范围也主要在南方，成为南方诗坛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元代后期大量南北方籍文人聚集于东南沿海城市，创作丰富，使中国文学的中心定位于南方。
明清文学：江浙——“人文渊薮”
自五代两宋以来，文学中心均基本上定位于南方，明清也继续维持这种态势。明代文学中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南方作家，如诗文方面，有开国文臣宋濂、刘基（均属浙江），“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因聚居吴中而得名）；“吴中四子”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均聚居吴中）；又有以湖南茶陵人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以江浙人唐顺之、茅坤与福建人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以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还有诗文名家王世贞（江苏）、杨慎（四川），小品文名家张岱、王思任（均属浙江），爱国诗文作家张溥（江苏）、陈子龙、夏完淳（均属上海）等。在戏剧方面，明代戏曲在东南一带尤为风行，南戏长期流行于南方各地，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声腔，在戏曲舞台上，南戏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在江浙一带出现了专门从事戏剧创作的作家群，如以江西临川人汤显祖为中心的“临川派”，以江苏吴江人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以及重要戏剧作家高濂、周朝俊、徐谓（均属浙江）、梁辰鱼（江苏），许潮（湖南）等人，从而使明代后期成为戏曲的繁荣期。明代小说尤为兴盛，短篇小说以南方籍作家冯梦龙（江苏）和凌蒙初（浙江）所编撰的拟话本小说“三言”和“二拍”最为引人注目；而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出自江浙文人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之手。由上述可见，明代各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几乎都属于南方籍，其创作活动主要在南方地区。因此，明代文学中心与元代后期一脉相承，仍旧稳定在南方地区。
清代（包括近代）文学的中心紧承明代，依然定位于南方，这从创作者的区域分布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清一代，在诗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声名卓著的南方籍诗人，如“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江右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浙西六家”厉鹗、钱载、严遂成、王又曾、袁枚、吴锡麒；“江左三君”孙原湘、舒位、王昙；又有以王昶、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吴中七子”；以毛先舒、丁彭、沈谦为代表的“西泠十子”；以及吴嘉纪（江苏）、施闰章（安徽）、朱彝尊、查慎行（均属浙江）、沈德潜、黄景仁、姚燮（均属江苏）、张问陶（四川）、黄遵宪（广东）、龚自珍、秋瑾（均属浙江）等杰出诗人，足以显示南方诗坛人才之众与创作之盛。
词在清代又重新得以繁荣，出现许多南方籍词人群体，如以江苏宜兴人陈维崧为首，包括任绳隗、徐喈凤、史惟圆、万树、曹亮武、蒋景祁、陈维岳等人的“阳羡派”；以浙江嘉兴人朱彝尊为首，包括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龚翔麟、汪森以及后继者厉鹗、王昶、吴锡麒、郭麟等人的“浙西词派”；以江苏武进人张惠言为首，包括张琦、黄景仁、恽敬、周济、董士锡、宋翔凤、谭献、庄棫等人的“常州词派”；又有“清末四大家”王鹏运（广西）、郑文焯（久居苏州）、朱孝臧（浙江）、况周颐（广西），以及顾贞观（江苏）、项鸿祚、张景祁（均属浙江）、谢章铤（福建）、蒋春霖（江苏）、文廷式（江西）、王国维（浙江）等著名词家。因此，词的创作中心在南方。
清代散文创作也以南方为中心，流派纷呈，成就突出，先后产生了以黄宗羲（浙江）、顾炎武（江苏）、王夫之（湖南）为代表的遗民作家群，以安徽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以江苏人汪中、洪亮吉为代表的“汉魏派”，以江苏人恽敬、张惠言、李兆洛为代表的“阳湖派”，以及魏僖（江西）、汪琬（江苏）、吴敏树、曾国藩（均属湖南）、吴汝纶（安徽）、龚自珍、魏源、章炳麟（均属浙江）、梁启超（广东）等南方籍著名散文家。清代戏曲创作以苏州为中心，形成一个重要的创作群“苏州派”，包括苏州籍作家李玉、朱
、毕魏、朱佐朝、叶时章等；另有江苏籍作家吴伟业、尤侗、嵇永仁，以及著名作家洪昇、李渔（均属浙江）、蒋士铨（江西）、杨潮观、沈起凤（均属江苏）等。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陈忱（浙江）的《水浒后传》、吴敬梓（本属安徽人，后迁居南京）的《儒林外史》、李宝嘉（江苏）的《官场现形记》与《文明小史》、吴沃尧（广东）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痛史》、刘鹗（江苏）的《老残游记》、曾朴（江苏）的《孽海花》等名著。以上这些文学家籍贯大多在南方，并且长期生活在南方，其创作成果也大多产生于南方，这一切十分清楚地表明：清代文学中心与明代一脉相承，仍然稳定在南方，江浙地区仍旧成为名家汇聚的“人文渊薮”。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从上古起源时期开始，历夏、商、周三代，经秦、汉、隋唐而至五代十国以前，在长达四、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其中心基本上定位于以中原为核心的黄河流域。其间虽然在东晋南北朝二百七十年内，中国文学的中心曾处于南方，但相比之下，那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从五代十国开始，中国文学中心正式转移到南方。而以宋室南迁（公元1127年）为标记，中国文学的中心自此稳定于长江流域，尤其是以江浙为核心的长江下游“金三角”地区，成为中国近一千年来人才辈出、群英荟萃的“人文渊薮”。纵观整个文学史，中国文学的中心经历了三次由北而南的大幅度移动，分别发生在历史上最为剧烈的三次政治大动乱时期，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正是经过这三次大变乱，中国文学中心由北而南发生位移，最后稳定于南方。
当然，中国文学中心由北向南迁移是就总体大趋势而言，实际上其间也存在着某一时期由南向北迁移的现象。因此，中国文学中心的迁移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运动，往往呈现出循环往复以致不断向前推进的状态。通览中国文学中心移位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曾经有过四次较大的循环。第一次大循环是在战国后期至西汉初期，先秦北方文学中心到了战国末年发生南移，逐渐形成了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中心；而当秦并六国、西汉一统之时，南方文学中心随即北迁，出现汉赋勃兴的局面。第二次大循环是在东晋隋唐之际，随着晋室南迁，北方文学中心转移到以建康为核心的南方地区；到了隋朝统一南北，南方文学中心很快转移到北方。不久，李唐代隋而立，迎来了唐诗繁荣的新时代。第三次大循环是在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由于晚唐五代北方战乱不息，文学中心移位于西蜀、南唐，曲子词应运而兴；到了北宋王朝建立，定都开封，南方文学中心一度出现北迁之势，但后来终究定位于南方，而北方开封一带只能视作北宋文学的亚中心。这次循环加速了宋词鼎盛时期的到来，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第四次大循环是在北宋灭亡至元朝初期，随着宋室南渡，北方文学亚中心也彻底迁移江南，自此，南方文学出现了空前兴盛的局面；到了元朝建立，南北统一，文学中心又一度北迁（但为时不久便移位于南方江浙地区并长期稳定下来），大大促进了元代杂剧和散曲创作的繁荣兴盛。总之，文学中心的每一次迁移都给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由于文学中心的历次移位，导致了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不同地域特征及其审美理想，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流和融合，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文学的不断更新和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1999—09—24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南方与北方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江苏经济论文; 北方文学论文; 宋朝论文; 楚辞论文; 散文论文; 作家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