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二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夏商周论文,二十年论文,研究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是我国考古学家第一次独立主持的对古代都城遗址的发掘[1]。殷墟发掘标志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也使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便与古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首次发掘，是1950年4月对殷墟武官村大墓的发掘[2]；我们考古研究所1950年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发掘，是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墓葬和固围村战国墓葬的发掘[3]。这几项发掘在我国考古学史上均有重要意义，而其发掘的对象均为商周时期的遗址，这表明，夏商周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中国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时，也是我们考古研究所建所初期即已开展的基础性工作。
1977年以来，我所从事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老、中、青年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经过不懈的努力，发掘出一批重要的遗址，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使夏商周考古学的一系列重要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现择要叙述如下。
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探索
二里头遗址是我所徐旭生先生等于1959年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的[4]。此后，我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勘查和发掘，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一）大型夯土基址的勘探与发掘
我们采用铲探和探地雷达，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掌握了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并发现了多处兴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大型夯土基址。继70年代初发掘了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的一号宫殿后[5]，70年代末又发掘了面积约4千余平方米的二号宫殿[6]。在主殿以北，发现1座与二号宫殿同时期的大型墓。二号宫殿可能是该墓的寝殿类建筑。此发现对于探讨我国古代陵寝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二）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掘
共发现三处铸铜遗址，其中位于四区的一处面积达1万平方米以上。该作坊遗迹中出土了坩埚和熔炉的残片以及铸造铜礼器和工具所使用的陶范。该作坊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沿用至四期。它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铸铜作坊遗址，为研究我国青铜铸造工艺技术提供了宝贵资料。在遗址第六区，发掘了一座制骨作坊，出土了大量骨料和半成品及少量骨锥、骨针。
（三）墓葬的发掘
共发掘了数百座二里头文化的中小型墓葬。有些墓葬中出土了精美的铜礼器、玉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7]。从其规模来看，墓主人当非高级贵族。
（四）祭祀遗迹
在二里头遗址九区和六区南部，发现了多处圆形和方形的祭祀遗迹，小者10余平方米，大者超过100平方米。遗迹内有红烧土面，周围有柱坑，并发现凌乱的人骨。在四区的铸铜遗址边缘，发现埋有幼儿的奠基坑。在有的墓地附近，发现埋有人、狗、羊骨的祭祀坑。这些遗迹是研究二里头文化时期原始宗教信仰的极好资料。
（五）认识的深化
通过这20年的工作，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已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该遗址从一期至四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逐渐发展至鼎盛尔后衰落的过程。一期的遗迹目前仅在五、六、九区有少量发现，未见大型夯土基址。自二期开始，遗址范围逐渐扩大，出现了数座大型夯土建筑和铸铜作坊。三期时遗址进入鼎盛时期。一、二号宫殿均修建于此期，几处铸铜作坊遗址亦于此时进入了铜器生产的高潮期，遗址的范围也继续扩大，约达9平方公里。至四期后半期，绝大多数宫殿和铸铜、制骨等作坊已被废弃。及至二里冈上层时期，该遗址已衰变为一般性聚落。
经过近20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已对二里头文化的内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该文化的分期和各类器物的演变序列，为夏文化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在该遗址发现的多座面积达数千乃至上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大型铸铜作坊和各类青铜礼器、兵器等，都是我国迄今年代最早的，它们对于探讨夏文化以及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具有其他同时期的遗址所无法比拟的重要意义。
为了解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其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70年代后期，二里头发掘队在豫西、豫东和周口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8]，并先后对永城王油坊和河南商丘坞墙等遗址进行了发掘[9]。
二、偃师商城的发现与研究
偃师商城是我所汉魏故城队于1983年春为配合首阳山电厂的建设而进行的考古钻探中发现的[10]。十几年来，我所偃师商城考古队在商城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和发掘。
（一）城墙与城门的发掘
为了解城墙的结构和修建年代，我们先后在四面城墙开了11条探沟。据1996年对商城东北隅的发掘，墙体基部宽19米，顶部宽14米，现存高度2.3米。在墙体内侧有较低矮的护墙坡，其上铺含较多料礓石的土层。在城墙外侧，有一宽约12米左右的平坦带，其外是上口宽20、深6米左右的护城濠[11]。
城门共发掘了3座。其中西城墙上2座，东城墙上1座。西城墙北部城门宽2.3米左右，城门内两侧为宽1米的木骨墙[12]。在东、西城墙南部城门路面之下，还发现了以石块砌成的排水道[13]（图版叁，1）。西城墙上2座城门之间及它们与城的西北和西南角各相距550米，可见城门的位置是经过周密规划的。
（二）宫城的发掘
宫城位于城内中部略偏西南。边长200米，四周以宽2米的夯土墙围绕。宫城被发现之初，曾在宫城内钻探出5座宫殿。1996年我们对宫城进行了全面复探和仔细研究，发现宫城内宫殿的数量并不止5座，有几座宫殿之间存在着叠压关系，可知它们既非同时修建，亦非同时废弃。
1983至1988年，先后发掘了四号和五号宫殿[14]。1996年秋和1997年，又发掘了二号宫殿，这座宫殿的主殿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其规模居迄今所见商代前期宫殿之首。
在宫城内宫殿区以北，发现了一条上口宽10余米、深5米许的东西向大沟。该沟两壁有多个形状不甚规则的土坑，该沟应是建筑宫殿时取土所形成的。沟中年代最早的堆积应与宫城内最早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建筑年代相近。沟底出土的陶片中，有些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风格相近，有些则具有先商文化（漳河型）的特点。该沟的发现为探索宫城内宫殿的年代上限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二号遗迹群的发掘
该遗迹群位于商城内西南隅，四周有宽2米左右的围墙。围墙内有多排形状大体相同的排房式建筑。1991年至1994年对其中的两排共15座排房式建筑及东侧围墙的一部分进行了发掘[15]。这些基址均为地面建筑，南北长25米左右，东西宽6米上下。四面为木骨墙，台基四周有排水沟。从其形制来看，它们应系仓储类建筑。这些基址多经两、三次原地重建。在下层基址之下，还发现了更早的路土和两处排水管道，估计在排房式建筑修建之前，此地已有规模较大的建筑。从出土遗物来看，上层基址的建造年代约在二里冈上层时期，下层基址的建筑年代为二里冈下层时期。
（四）墓葬的发掘
在西、东城门内侧及城东北角城墙内侧和城内其他地点，发现了数批商代前期的土坑竖穴墓，一般长2至2.5米，墓向不一。葬式有仰身直肢、俯身直肢等。部分墓中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个别墓中随葬少量铜器[16]。这些墓葬多打破城内道路，俯身葬占相当比例，它们有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者的墓葬。
（五）车辙的发现
在商城东北角城墙内侧的道路上，发现了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车辙印痕。该车辙宽0.04米左右，轨距1.2米[17]。这一发现，将我国使用车子的年代上溯至商代前期。然而因其轨距仅为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车辙轨距的一半，故它可能并非马车的车辙。
（六）建城前遗迹的发现
1996年秋，在偃师商城东北角的城墙附属堆积之下叠压的灰坑及城墙夯土内，发现了冶炼青铜时形成的铜渣、烧土和陶范，表明这段城墙在修建之前，附近曾有铸铜作坊。
（七）关于建城年代的新认识
偃师商城的修筑年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学术课题。现已获得若干线索：(1)在西城墙北段、南城墙东段和北城墙夯土出土的陶片中，年代最晚的为二里冈下层早段（以二里冈下层H9为代表）。(2)1983年在西二城门的发掘中发现，城门内侧的路土被二里冈下层的墓葬打破。(3)1996年在商城东北角的发掘中，在城墙内侧发现了被城墙的护坡所叠压的三个灰坑。坑内出土的陶器形制与郑州二里冈下层H9大体相同；城墙内侧护坡之上叠压着四层路土。其中第一、二层路土之下，分别叠压着几座商代墓葬，从出土陶器来看，其中年代较早的与二里冈下层H17相当。
上述地层关系将此段城墙年代的上下限限制在较小的年代范围内，即这几段城墙的修建年代的上限不早于二里冈H9，其下限不晚于以二里冈H17为代表的时期。
偃师商城的发现，有力地促进了夏文化探讨、夏商文化分界及商代前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偃师商城特别是它的宫城对于研究商代前期都城的布局和宫殿的形制及其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殷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70年代以来，殷墟的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继1973年小屯南地5000余片刻字甲骨的出土[18]和1976年驰名中外的妇好墓发现之后[19]，又有一系列重要发现和收获。
（一）宗庙宫殿区的发掘
1977年在殷墟的中心区小屯，妇好墓附近相继发掘了17、18号墓及数座夯土建筑基址和小型祭祀坑[20]，其年代均在武丁时期。几座夯土基址，有可能是享堂或寝殿。
经80年代的钻探，得知50年代末在小屯村西发现的商代晚期大濠沟向南后又折向东，直至洹河。该沟口宽7至21米不等，深5米左右。沟内侧为大型宗庙和宫殿区，沟外侧则仅发现小型夯土基址[21]。该濠沟的发现表明，殷墟宫殿区的东面和北面以洹河为自然屏障，西面和南面则以此大沟作为防御设施。
80年代末，在小屯村东地发现了一处建造于武丁时期的大型夯土基址，总面积为5000平方米[22]。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现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建筑基址，也是自殷墟发现以来结构最完整、地层最清楚、年代最确定的宫殿基址。
（二）王陵区及其他区域墓葬的发掘
1978年在殷墟的王陵区发掘了一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和40座祭祀坑，其中有马坑30座、象坑1座[23]。1984年发掘了30年代曾出土司母戊大鼎的大墓及附属的祭祀坑，该墓的年代为殷墟二期[24]。
70年代至80年代中叶，在殷墟西区发掘了约2000座商代晚期墓葬，其中包括9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和2座车马坑。这批墓葬按其分布可分为10个墓区，各墓区间界限明显，墓向、葬式、随葬陶器的组合及出土青铜器上的族徽都有所不同[25]。这些墓区应是商代晚期生活于殷墟的不同集团（或可称其为“子族”）的公共墓地。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商代晚期的家族组织和墓地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发掘了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仅次于妇好墓的郭家庄160号墓。墓中出土青铜戈、矛200余件，青铜礼器41件，玉器33件[26]。从铜器铭文、多出兵器等特点来看，该墓的主人可能是一位将军。铜礼器中多方形器和酒器为角觚组合等均颇具特色（图版肆，2），为研究迄今知之不多的殷墟文化三期铜礼器的特点提供了实物资料。
近20年来发掘了近10座商代晚期的车马坑，首次发现了曾被认为是始于西周的曲衡、车轼等车器[27]，为先秦车制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80年在安阳市以北约3.5公里的三家庄东发掘了8座墓葬，出土了一批铜器和陶器[28]。此类遗存被殷墟文化一期的灰坑打破，它可能是盘庚至小辛小乙时期的遗存。
（三）商代晚期人骨种属的研究
对殷墟西区出土的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其结果表明，小型墓中的人骨与东亚地区的蒙古人种较为相似，而中型墓葬中的人骨则与典型的蒙古人种接近。这组人骨被认为可能代表了商代王族的体质特征[29]。这一研究结果对于研究商代晚期统治阶级的人种来源、婚姻关系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甲骨的新发现
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了一个商代晚期的甲骨坑[30]。坑内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的574片，一般每版数十字，多者达200余字。相当数量的刻辞字中填朱、填墨或刻划卜兆。刻辞的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批甲骨属武丁时期，它们是继小屯北地和小屯南地甲骨坑之后，商代晚期甲骨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是研究武丁时期历史不可多得的文字资料。
（五）认识的深化
通过几十年的发掘和研究，殷墟的文化分期已经确立，对殷墟的范围、布局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在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殷墟范围内的建筑遗迹较少，此时期的居住址和墓葬多集中于小屯村东北靠近洹河的地带和三家庄一带，且未见规模巨大者。到第一期晚段，建筑遗迹分布范围显著扩大，西北冈王陵和小屯东北地宫殿宗庙开始营建。至殷墟文化二期以后，宫殿宗庙区、王陵的祭祀场、手工业作坊及各聚落和墓地都不断扩大，至帝乙帝辛时期，殷墟的范围已达30平方公里左右，较第一期扩大一倍以上。
近20年来，关于殷墟的综合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已编著出版了《殷墟妇好墓》、《小屯南地甲骨》、《殷墟青铜器》、《殷墟玉器》、《殷墟发掘报告》（1958至1961年）、《安阳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等专著，并发表了有关殷墟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40余篇，研究论文近百篇。
四、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墓地的发掘
前掌大墓地发现于1964年。80和90年代我所山东队在此地进行了7次发掘，共发掘80余座商代晚期墓葬。
墓地分为南北两个墓区，在北区发掘了近30座墓葬，其中包括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2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5座、不带墓道的土坑竖穴墓20座。其年代多在殷墟三、四期之间。南区共发掘商代晚期墓葬50多座。其中仅有1座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型墓(M11)，其余均为小型的土坑竖穴墓[31]。南区墓葬的年代，约相当于殷墟四期，少数墓葬或已进入西周纪年。
北区M4是一座带南北2条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墓葬南北全长近17米。在墓口及墓道之上，发现中字形地面建筑的夯土台基和柱坑、石柱础、散水等。它极有可能是祭祀M4墓主人的享堂建筑，这种墓上建筑在北区共发现数座[32]。南区也发现了3座夯土建筑基址。与北区不同的是，这些基址并不是在建在墓口之上，而是建于墓地的北、南、西三侧，或为后世寝殿之滥觞。南区还发掘了3座车马坑，皆一车二马，并殉一人。车内放有铜兵器和髹漆盾牌，有的车的车阑有彩绘。个别墓葬中也放置被折散的车子。
这批墓葬的随葬品较为丰富。几乎所有小型墓中都随葬铜器。南区未被盗掘的M11随葬品尤为丰富。该墓中随葬铜戈、矛70余件、带铜簇箭矢数根、铜胄13件、铜礼器10余件。两区共出土铜器300余件、玉器200多件、镶嵌绿松石的骨、木器多件、漆器数十件。有的漆器表面以镶嵌的蚌片构成兽面等图案，表明螺钿技法已相当熟练。此外，蚌器数量较多也是这批墓葬的特点之一。随葬陶器中鬲、簋与殷墟所出同类陶器形制相近，长方口提梁罐、壶、蘑菇钮器盖及灰褐陶等，具有较浓厚的当地色彩。
前掌大墓地的发掘，对于我们研究当地商代晚期的文化面貌以及商王朝与东部方国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碾子坡的发掘与先周文化探索
碾子坡遗址发现于1979年秋。1980年至1986年我所泾渭队在此进行了11次发掘，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清理了仰韶、先周、西周、东周时期的居住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遗物[33]。其中以先周文化的遗存最为丰富，学术价值也最大。
该遗址共发现先周文化的居住址21座、灰坑177座、灰沟1条、陶窑7座、铜器窖藏1座。居住址有地面建筑、半竖穴式建筑和窑洞式建筑三种，以后者为多。遗址中出土的遗物相当丰富，部分陶器和卜骨上刻有文字或符号，有数字、干支、方位及人名、族名、方国名或族徽。窖藏中出土的3件先周铜器更是弥足珍贵。
在碾子坡墓地，共发掘了先周文化墓葬232座。除2座为偏洞室墓外，其余均为单人土圹竖穴墓。葬具多长方形木棺。这些墓葬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约相当于公刘居豳的时期；晚期则为古公覃父迁岐后的墓葬。早期墓中极少见随葬品；晚期墓则绝大多数随葬一、两件陶器，个别墓中随葬小铜铃或铜镞。随葬陶器以鬲为主，多为乳状袋足鬲，瘪裆鬲极少。这两种形制的陶鬲在少数墓葬和房址中共存。这批墓葬在形制、葬俗、随葬品等诸方面的许多特点在同遗址发现的西周墓中亦可见到。
碾子坡遗址的发掘，为泾河上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丰富的先周文化遗存，为我们了解公刘居豳及古公覃父迁岐后周人的文化面貌、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使先周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我们还发掘了邠县断泾遗址，获得了一批先周文化的遗存。
六、北方地区青铜文化遗存的调查发掘与研究
夏家店上层和下层文化是依我所内蒙队于1960年发掘的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下层命名的两种青铜文化[34]。近20年来，内蒙队对这两种青铜文化遗存进行了多次发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一）大甸子墓地的发掘
70年代中后期，我所内蒙古工作队在内蒙古赤峰大甸子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围墙聚落，清理了该文化的墓葬804座[35]。这些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分大、中、小型墓三类。大中型墓多数有木棺。有半数以上的墓有壁龛，以放置随葬品。死者的葬式以侧身直肢为主，少数为仰身直肢。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石器次之。男性多随葬斧、钺，女性多随葬纺轮。随葬陶器除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陶器外，还有部分高台山文化的陶器及鬶、盉爵等具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器。约四分之一的陶器表面有以动物面目为主的彩绘，它们多见于大、中型墓中。铜器有斧柄饰、
、镦、杖首、耳环、指环等，不见容器。
依墓葬分布的疏密可将该墓地分为北、中、南三个墓区。各区墓葬出土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有所不同。出鬶、爵的墓共13座，有12座出于北区，其中7座出于北AI区。这表明各区之间及各区内诸小区的墓葬群存在着某种级差。
大甸子墓地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该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埋葬习俗、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及其与周边及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和人们集团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周家地墓地的发掘
周家地墓地是一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地。1981年我所内蒙古工作队在此发掘了54座墓葬[36]。这些墓均为土坑竖穴墓，墓葬排列有序，多数墓内残存木质葬具。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墓内以狗、牛、马头及马蹄殉葬和用蚌壳覆盖面部等习俗具有显著特色。随葬品有陶器、铜刀、铜饰物等。男性多随葬骨镞或铜镞，女性多随葬纺轮。
近年来，我所内蒙队还在赤峰一带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址进行了调查和测量。
七、晋南地区的考古发掘
（一）东下冯遗址的发掘
为了解晋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探索夏文化及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过程，70年代后期，我所与山西省文物部门合作，对夏县东下冯遗址进行了发掘[37]。发掘总面积达8000余平方米。在该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和二里头文化的遗存以及商代二里冈期的城址。该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大同小异，被称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该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特别是夏商时期晋南地区与豫西地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程村东周墓地的发掘
1987至1988年我所与地方合作，对山西省临猗程村东周墓地进行了发掘[38]。共发掘墓葬50座、车马坑6座。墓葬皆为土坑竖穴墓。墓葬分大、中、小三类。大型墓随葬品丰富，最多达百余件，中型墓一般随葬10余件，小型墓内随葬品极少。这批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有铜礼器、铜兵器、铜工具、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漆器等，大型墓中往往随葬编钟、编磬和列鼎，最多为5鼎。车马坑有5车12马、3车6马、1车2马或仅有1车。车子保存较好，各部结构清晰可辨（图版叁，2）。程村东周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晋南地区东周时期的等级制度、埋葬习俗、工艺技术水平特别是车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八、陕西丰镐遗址的发掘
丰镐队担负的主要学术任务是西周都城丰镐遗址的发掘与研究。70年代以来，该队主要在沣西进行发掘，其主要成果有：
（一）墓葬的发掘
在张家坡一带发掘了西周墓葬400余座，其中最重要的是井叔家族墓地的发掘[39]，包括1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M157)和3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M157全长35.4米，墓室内置一椁两棺。内棺表面髹红漆，上有棕褐色图案。南、北斜坡墓道内放置拆散的车辆部件，南墓道有车轮26个，车舆6个及辕、轴等。墓室被盗，仅出玉饰、石磬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在该墓的两侧，各有1座中型墓，墓主均为成年女性，其中1座墓(M163)中出土了1件制作精美的玉人（图版肆，1）。
在带一条墓道的M170中，墓室底部铺一层木炭。椁室内残存铜方彝、象牙杯、漆器及龟甲、铜兵器和少量玉器。铜方彝底盖对铭“井叔作旅彝”。墓室及墓道内发现车轮30个，估计墓内放置车辆不少于15辆[40]。结合此墓的形制及其在墓地中的位置，墓主人应系一代井叔。井叔墓是迄今为止丰镐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高级贵族的家族墓，为研究西周的墓地制度提供了资料。
（二）夯土基址的发现
1981年至1984年，丰镐队在客省庄至马王村一带，发现了14座西周时期的夯土基址，其中最大的四号基址面积达1800多平方米。该基址始建于西周穆王时期，废弃于厉、宣时期，是迄今所见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在有的基址旁，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陶制排水管和宽10米的道路[41]。
（三）手工业作坊的发现
在沣西地区发现了多处西周时期的制骨作坊，出土了一批骨料及骨器半成品[42]。
此外，还发现了数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窑藏和陶窖[43]。在沣西还发现了一些先周时期的墓葬和灰坑，出土了一批先周文化的遗物[44]。
（四）关于布局的认识
经过多年的工作，我们对丰京的布局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大型夯土基址主要集中于遗址北部的客省庄至马王村一带，墓葬区主要集中在自马王村至大原村一带的高地上，在新旺村、冯村一带的高地也有发现，制骨作坊多分布于遗址的南部。遗址北部先周遗存的发现证明，沣西遗址在武王灭商之前业已成为周人的邑落，从而与文献中关于文王迁丰的记载若合符节。
九、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及墓地的发掘
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70年代，80年代起我所再次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9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考古系参加，三方合作开展工作。
（一）城址的发掘
琉璃河西周燕国城址的北半部尚保留了大部分墙基。北城墙全长829米。1983年为了解城墙的形制，我们在古城的西北角进行了发掘[45]，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在发掘区内，城墙还保留了1米多高，墙体的夯土质地坚硬，墙的内外两侧有护墙坡，城外有护城的濠沟。1996年在城内出土了刻有“成周”等字的甲骨。
（二）墓地的发掘
1981年至1986年，在位于城址东墙外的墓地发掘了200余座墓葬和20余座车马坑。这些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有些墓葬墓底有腰坑，坑内殉狗。这些墓葬按其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墓都有墓道。大中型墓往往有棺有椁，并有车马坑附葬。车马的数量与墓的规模成正比。在随葬品方面，小型墓多仅有1至2件陶器，中型墓中往往随葬有铜、玉、漆器。其中漆器的表面多用蚌片镶嵌和彩绘出各种图案[46]。这批漆器的数量、种类及精美程度在迄今各地发现的西周漆器中均居首位。
在这批墓葬中，规模最大的M1193是一座带四条墓道的大型墓。墓道位于墓室的四角。该墓虽被盗，但在墓内二层台上出土了较多有意折毁的戈、矛等铜兵器和10余件漆盾。尤为珍贵的是，椁室内残存的铜罍和铜盉内带有43字铭文，记述了周王册封燕侯的史实，从而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封召公于燕的记载[47]。
琉璃河西周燕国城址是目前发现的有城墙的、年代明确的唯一一处西周城址。该城址的发现，填补了西周时期带有城墙的城址之空白，对先秦城市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墓地中发现了数十辆马车，车子的形制多样，是研究西周车制的重要资料。城址和墓地的发现证明，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确在此地。
一○、豫东地区的调查与发掘
为寻找先商时期的遗存，了解豫东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自1994年以来，我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在豫东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先后发掘了商丘县潘庙遗址、虞城县马庄遗址和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发现了2座龙山时期的夯土建筑基址和一批遗物[48]。我们还使用探地雷达，在商丘县老南关发现了一座东周时期的城址。中美考古学者在豫东的联合发掘，为探索豫东地区龙山至东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资料。
一一、其他
岳石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该文化是以我所山东工作队于60年代在山东省平度东岳石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1979年，山东队对牟平照格庄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现了岳石文化的基住址、灰坑和窖穴，出土了大量该文化的遗物[49]。照格庄遗址的发掘，为我们了解岳石文化的面貌以及探索该文化的分区与分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学术界对岳石文化的性质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多认为该文化是夏代东夷部族创造的物质文化。
除以上列举的发掘之外，我们还在80年代前半期在陕西武功黄家河发掘了40余座西周墓葬和2座车马坑，在宝鸡西高泉发掘了春秋时期的秦人墓地。
另外，我所从事金文研究和资料整理的同志们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由18本构成的金文拓本巨著《殷周金文集成》[50]。该书的出版推动了古代金文及其商周历史的研究。
一二、简单的总结
我所20年来夏商周考古发掘与研究，有力推动了夏文化探索、夏商考古文化分界、先商及先周文化探索、三代都城的布局、三代手工业的发展、三代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古代国家和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进展。回顾我所20年来夏商周考古学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深深感到，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与各地文物考古部门的同行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分不开的。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如发掘报告的编写滞后，有些重要的都城遗址的布局尚不够清楚，一些关系到夏商周考古学重大课题的关键环节还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等。今后，我们将以更加明确的学术目的、更加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更加扎实的田野工作去进行考古发掘与专题研究。我们将把夏商周时期各都城的布局及相互关系作为今后几年的主要课题，并把偃师商城的建筑年代和布局的变迁以及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的关系，作为近几年全室的重点课题。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下列一些长期性课题：1.中华文明、中华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2.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方国的关系；3.三代都城的发展演变及其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4.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5.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6.三代宗教信仰及其祭祀制度的发展变化；7.三代墓葬制度的发展变化；8.三代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等；9.各地区青铜文化的产生契机、发展过程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20世纪是中国近代考古学从诞生到初步发展乃至逐渐成熟的时期。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如何将老一辈考古学家开创的夏商周考古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如何在夏商周历史研究中发挥考古学的作用，如何充实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考古学体系并使之在世界考古学中占据它应有的位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的课题。我们将与全国各地的同行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推动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为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贡献力量。
（执笔者 王巍）
注释：
[1]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第2期（1930年）；第3期（1931年）；第4期（1933年）。
[2]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4]徐旭生：《1959年夏预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11期。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3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
[8]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商丘文管会：《1977年豫东考古纪要》，《考古》1981年5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省周口地区文管会：《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9]a.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1987年。
b.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丘县坞墙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3年2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6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偃师商城获重大考古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8日。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0期。
[13]赵芝荃、刘忠伏：《偃师县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
[14]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2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偃师商城第二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12期。
[16]同[12]。
[17]同[11]。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1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1981年4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0-1961年）》，文物出版社，1985年。
[22]郑振香：《安阳殷墟大型宫殿基址的发掘》，《文物天地》1990年3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集，1982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7年1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5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2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6期。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发掘资料。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考古学报》1992年3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3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1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年。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38]赵慧民：《临猗程村东周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1989)》，文物出版社，1989、1990年。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1期。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张家坡M170号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6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县沣西客省庄西周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8期。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陕西长安县沣西新旺村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考古》1992年12期。
[43]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县新旺村新发现西周铜鼎》，《考古》1983年3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11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记略》，《考古》1984年9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研究所：《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5年1期。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48]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4期。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烟台市文管会：《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4期。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
标签：考古论文; 二里头遗址论文; 夏商周论文; 文物论文; 宫殿建筑论文; 北京城墙论文; 殷墟论文; 墓道论文; 遗迹论文; 建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