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论史的卓识——以六朝政治、军事地理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卓识论文,地理论文,政治论文,军事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史学有重视研究历史地理问题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学者，尤其是中国古 代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撰述，应当受到重视。”(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从先秦时代的《禹贡》、《职方》，到 司马迁作《史记·河渠书》、班固著《汉书·地理志》，再到顾炎武、顾祖禹等都对中 国古代历史地理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康雍乾时期，受到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旨趣的启发及 批判宋明空疏学风恶劣影响的需要，加上以往古籍所积累下来的讹误、缺漏也需要做一 次全面的清理，还因为清朝文化政策的制约和引导，导致大批文人从事古籍考证、校勘 、辨伪等工作，一时风气达于极盛。其中产生了一批有关历史地理的考证名著，如胡渭 的《禹贡锥指》、戴震的《水经注疏》，还有大量正史地志的补作(如洪亮吉的《三国 疆域志补》)等。王鸣盛是其中的佼佼者。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江苏嘉定人 。在其经学代表作《尚书后案》中，有大量关于《禹贡》篇考辨的内容，其子学代表作 《蛾术编》100卷中“说地”就占了14卷，论者称：“作者为清朝中叶杰出的史学家之 一，长于舆地之学，因此论史、说地诸篇在全书中最为精辟。”(注：[清]王鸣盛：《 蛾术编·前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集中王鸣盛考史成果的《十七史商榷》中尤 有大量论述历史地理的内容。相对来讲，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考证，经世致用的性 质更浓厚些。而且有些史家并不满足于纯粹的考证，而是从更高的层次探讨历史发展过 程中的因果、盛衰关系问题。王鸣盛就是其中的卓荦代表。
由于《十七史商榷》分条目考证的体例的限制，王氏所论述的问题形式上给人以分散 、零碎之感。但如果我们作深入的分析，则不难认识到许多条目之间实有内在的紧密联 系，显示出王鸣盛对魏晋南北朝历史有全局的把握，在研究范围上，则基本上是以南方 地区为重点，尤其集中论述江淮地区政治、军事地理与政权盛衰兴替问题。他认识到长 江上、中、下游及两淮地区各有其特殊地位，互相又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显示出一个 考证学家难能可贵的史识。
论京口、建业地理形势与六朝政治盛衰及山越问题
吴中—京口—水道—山越，看似毫不关联的事物，却都是六朝政权核心地带安全与稳 定的主要构成要素，涉及到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能把这些问 题结合起来加以探讨，就足以显示王鸣盛治史旨趣的不凡；更何况王鸣盛的论断和看法 还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此外，他对这些问题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非一般考据家所能望 其项背。
首先，王鸣盛以开阔的视野考察南方政治中心转移的必然性。在《十七史商榷》卷四 二“策、权起事在吴”条中，王鸣盛勾勒出东吴势力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其政治中心 转移的关系。秦汉以降，江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在会稽郡之吴县(郡治，今江苏苏 州市)。东汉末，孙策任会稽太守，被封为吴侯，后来孙权也被授会稽太守之职而长期 驻扎在吴郡(治同上)，“屯吴凡十二年”。虽然孙氏集团活动于江东，但其“志量实在 江淮上游”(注：[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59年重印 版(下同)，卷四二“策、权起事在吴”条。)，所以随着孙吴势力的发展和战略的延伸 ，吴郡作为政治中心的优势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必然是政治中心逐渐向西及北转移。“ 建安十六年(211)，(权)徙都秣陵”(注：[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次年 “改秣陵为建业”(注：[唐]许嵩：《建康实录》。)，于是处于江荆、淮南与吴中交接 处的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最终取代吴郡的地位。然而，这个转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王 鸣盛在卷五四“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条中，考证了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曾短暂 地为都，后来又转变为军事重镇的来龙去脉：
后汉建安十四年，吴孙权自吴徙都于京口；十六年，徙都秣陵，复于京口置京口都督 以镇焉……京都所统蕃会尤要，是为重镇。后为南徐州置刺史，镇下邳，而京城有留局 。其后徐州或镇盱眙，或镇姑熟，皆置留局于京口，至六代常以此地为重镇。(注：《 十七史商榷》卷五四“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条。)(笔者按，这里所谓“都”泛 指政治中心。)
接着，王鸣盛论述京口位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江东与淮南联系的纽带及三吴的出 口，其江北对岸为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通过邗沟可与两淮相连；又是吴中与建业联系 的咽喉。等到孙吴势力发展到长江中游后，建业取代京口为都，但后者的军事重要性并 没有被削弱，尤其到东晋、南朝时期更显得突出。王鸣盛根据《世说新语·捷悟篇》“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条注引《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 ”，及《宋书·武帝纪》载桓玄与刘迈书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 《通鉴》卷一一三载：“桓玄遣吴甫之等相继北上”，胡三省注：“自建康趣京口为北 上，故桓玄有北府之称”等有关记载，挖掘出东晋时，郗氏等掌握北府的大员成为执政 猜忌对象的材料。王鸣盛且指出北府对建康(业)的钳制作用。他列举孙恩攻至京口，引 起建康震动，“中外戒严”；刘裕和何无忌在京口起事，杀桓修，在建康的桓玄惊惶失 措等事例，生动地再现了京口在六朝政治盛衰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注：《十七史 商榷》卷五四“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条。)
王鸣盛对京口—建业政治、军事地理的论述突出地证明其考证的细密和史识的敏锐。 《三国志·孙权传》中曾简单地记载这么一件事，“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 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王鸣盛对这条史料非常重视，结合 《南齐书·州郡志》所载，“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及《太平御览》所引《 吴志》载：“岑昏凿丹徒，至云阳、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施力艰辛”，加上自 己亲历所见：“至今此道舟行望两岸高如山，正所云斩绝陵袭者”，考察出自常州府城 外，经奔牛、吕城，迄镇江府丹阳县城外，再往西北行，最终到府治丹徒县城外的水道 ，“自孙氏始”(注：《十七史商榷》卷四二“小其”条。)。此条的考证对于六朝的政 治、军事地理研究的确很有意义。他的论述给了京口先是代吴郡为政治中心，后又变为 江东的军事重镇以合理的解释，因为京口作为战略运输通道的终点以及面临长江和国都 的地势，都是其保持军事上重要性的现实基础；同时，建业也凭借这条水道能够与吴中 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因而具备作为国都的基本条件。
王鸣盛对吴中—京口—水道问题的论述，对后代史家有很大的影响。就以田余庆先生 《东晋门阀政治》和《秦汉魏晋史探微》中的研究为例，在《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 的形成》、《北府兵始末》、《古运河遐想》等文中，田余庆述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 论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叙桓温逼郗愔交出北府兵权及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等内容，可以说是深受王鸣盛的论述的启发。另论京口是建康—会稽间交通线的枢纽时，有关晋陵—京口段所谓丹阳运河的内容，基本上是采纳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二“小其”条中的考证成果；在论京口不当南北之津，因而成为吸引北方流民的重要地区时，引《十七史商榷》卷五八“京口名义”条中所言：“从北朝来，当于瓜步渡，在今六合县，不由丹徒”等材料。(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4、101、96、87、92页；《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0、307页。)
其次，王鸣盛独具慧眼地提出山越的问题。在卷四二“山越”条中，将分散在史书中 有关山越的零碎史料钩稽贯串：
山越者，自周、秦以来，南蛮总称百越，伏处深山，故名山越。山越二字，自恪传外 ，又见吴主孙权等传中，或言镇抚、或言讨平、或言山越怀附畏服云云……扬都所辖各 郡中丹杨一郡，正是秣陵所都之地，税敛调发，举足辄及，而山越为梗，故吴世恒以此 为事……此在吴为心腹之疾……然则山越历六朝至唐，为害未息。(注：《十七史商榷 》卷四二“山越”条。)
王鸣盛考证了山越的来龙去脉，尤其重视考察三国时的情况。将其与东吴等南方政权 的稳定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使人们对山越在魏晋南北朝史中的位置有了比较清楚 的认识。他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一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阐明山越与东吴安定的关系。 王鸣盛把山越分为几个层次，认为生活在腹里地区丹杨郡(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及周边 地带的山越才是重心之所在。这样他就抓住了重点，突出了孙吴统治者力图解决山越问 题的现实意义。《三国志·吴志》中的大量记载反映了这种状况。王鸣盛又引当时人的 言论，说明山越问题的解决与否对孙吴内政外交影响的程度。二就军事方面探讨，认为 山越“民多果劲”，好勇斗狠，如将其收服，对补充吴国的兵源也大有益处。三从三吴 及周边地区的山越危害吴国经济命脉的角度来阐发，显示其重视经济因素的可贵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王鸣盛对历史地理的考证，并不满足于对文字的比勘、校对及归纳，还 能以实地调查加以充实。如他曾两次前往皖南考察，用亲身体验证实孙吴征服山越的艰 巨性。(注：《十七史商榷》卷四二“山越”条。)
综上所述，可以说王鸣盛是第一个系统探讨山越问题的史学家。他的论述对后代史家 关注和研究山越问题有很大影响，如王仲荦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对山越材料的爬 梳和分析(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 116页。)；唐长孺先生也将山越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论述，他在《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 宗部与山越》(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 、25页。)一文中，认为山越中确有古代越族的后裔，但它又与宗部有密切的关系。孙 氏曾经与宗部、山越进行长期的斗争，可以说是在取得军事上与经济上的优势后，才建 立起长江南部的吴国。可见，唐长孺与王鸣盛一样重视山越与东吴的兴起、发展的关系 。
论南北冲突与交融及寿春的前沿地位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统治中心与边地的轻重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腹里之安， 虽大而非安危之寄；边方之要，虽小而非菲薄所堪。”(注：《读通鉴论》卷一七“梁 武帝”、“梁元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王鸣盛的看法是与王夫之相通的，他认为 淮南及寿春是当时的前沿和军事要地，事关南朝的安危，因而有必要对它作重点和深入 的考察，这就反映出王鸣盛与一般考据家的价值取向大不相同。关于淮南及寿春，《三 国志》、《后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文献通考》等都有相关记载，其 中《隋书·地理志》淮南郡注说：“旧曰豫州，后魏曰扬州，梁曰南豫州，东魏曰扬州 ，陈又曰豫州，后周曰扬州。”大致反映该地名称变化的总体情况。但淮南所属州名和 治所的变化及寿春的地位远比这复杂得多，而这变化里有什么值得挖掘的内涵呢?王鸣 盛又是如何论述它的呢?
在卷五七的“扬州刺史治所”，“历叙豫州治所”，“南豫为要，南雍次之”，“豫 治无定，寿春为主”等条目中，王鸣盛集中探讨淮南州治的变迁与南北冲突、交融的关 联以及寿春前沿地位的形成。他在“扬州刺史治所”条中作这样精彩的论述：
卫宏云：扬州刺史治寿春。此必西汉已有此制，而东汉特因之也。扬州之境，日渐恢 拓，东至海，南尽闽越，控制数千里。寿春地在西北，鞭长莫及。故东汉永和以后，徙 至历阳，在寿春之东南约八、九百里，且直临江岸乌江亭下，一苇可杭，于制御江南为 便矣。汉季大乱，而孙氏勃兴，骎骎有进逼中原之势，魏人相度地利，移至合肥，反退至历阳之西北三四百里，以刘馥、满宠传证之。吴人所据者扬、荆，扬治自在江南，永嘉南渡沿之。但立国江南者，必跨江而有淮南，方足自立。故晋、宋以 后，汉之扬州治，皆变而为豫州治矣。唐复移扬州于江北。(注：《十七史商榷》卷五 七“扬州刺史治所”条。)
王鸣盛首先围绕扬州治所“变迁无定”的原因加以分析，找出它与南北冲突与交融的 内在联系，表现其动态地观察历史的能力。他将不同时期的扬州治所放到一个较大的空 间范围内进行比较，指出它们迁移的方向，再联系当时斗争的实际状况加以条分缕析， 得出从西汉到东汉中，扬州治所由地处偏西北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迁至长江沿岸的历阳 (今安徽和县)，意味着统一的王朝对江东的控制向南深入。到了东汉末及曹魏时期，北 方政权所设的扬州刺史又退到合肥(今安徽合肥市)，标志中原势力远离江南；而南方政 权也设有自己的扬州刺史，并把它放在其政治中心建业，说明南方政权已完全能够自立 ，而且在与北方对峙时并不处下风。到隋灭陈后，统一的王朝将两个扬州刺史合二为一 ，分别由北往南及由南向北迁至运河和长江交接处的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显示中央政 权不仅恢复和加强对南方的控制，而且促进了统一新局面的形成。王鸣盛的总结有助于 我们理解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所讲的，各割据政权为了生存的需要， 在其所统治的辖区内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也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等，集聚了 一定的实力，为更大程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的实质意义。
其次，王鸣盛对豫州治所的变迁加以钩稽贯串，揭示其所反映的两汉迄隋唐之际统一 的迂回曲折的过程，体现了他鞭辟入里的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王鸣盛说：“若以汉 制论，惟有谯城一治，方是真正豫州。东晋以下所立，皆南豫耳。永初以后，于其中又 分为二，以淮东、西为别。(笔者按：隋唐以前，从长江下游通向中原地区，一般都在 今安徽寿县附近渡淮，这一段淮水的流向自南而北，故习惯称今安徽淮河南、北岸为淮 东、西。)元嘉、泰始，北境日削，然终宋世，二豫并建。故齐承宋，而王俭议二豫不 可并。大约南豫是实土，北豫是虚名……梁天监中，仍以寿阳、历阳分建南北二豫…… 大抵二豫分置，总以寿春为枢纽。北豫进则治汝南，退则治寿春；南豫本治寿春，而退 则治历阳也。二豫界址，毋庸细考，略考其治所，则当日情事了然矣。”(注：《十七 史商榷》卷五七“历叙豫州治所”条。)前面在探讨扬州刺史时，王鸣盛的视角侧重于 由北向南；在此，他的视角则转向由南往北，归纳出东晋至南朝，南、北豫州刺史治所 在南迄历阳，北至汝南(今河南汝南县)的范围内迁徙，既是南北势力盘根错节和你来我 往相互斗争的产物，也是南方政权盛衰兴替的表现，以及统一局面渐趋形成的前兆。王 鸣盛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迄隋之际统一进程中，正—反—合即统一—分裂—更高 程度的统一，这样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的内涵。
再者，王鸣盛结合“立国江南者，必跨淮南，方足自立”的看法，对寿春的前沿地位 加以论述。展现了他善于运用统揽全局和突出重点互为表里的方法去分析问题的能力； 同时也显示王鸣盛能够紧扣魏晋南北朝战争频繁的时代特点，关注兵家必争之地并把它 与南方政权的兴亡密切联系起来，进而成功地阐释充满战火和灾难但又蕴含着希望的南 北冲突与交融的历史意义。
三国时，淮南郡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怀远、凤台两县以南，寿县、肥西县以东，凤阳、 定远、来安等县以西和巢湖以北地区。西晋其辖境扩大，东南至大江。从军事上讲，淮 南是南方政权的缓冲区，即使北方军队冲破淮北，此地还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因此对南 方而言，它就是江东外围的屏障；对北方而言一旦控制两淮，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所 以双方始终为争夺该地的控制权进行殊死的斗争。王鸣盛在“扬州刺史治所”条中，举 三国时，孙权几渡濡须，与刘馥、曹休、满宠等争夺合肥；在卷六二“江西即江北”条 中，论西晋于咸宁五年(279)，大举伐吴。东路遣司马伷出涂中(今苏、皖境内长江支 流滁河领域，《唐六典》列为淮南大川之一)，王浑出江西(即江北)，可见淮南是晋灭 吴的主要战场。东晋时，几次大规模向北用兵，也是从这里进发或就在这里进行。如桓 温北伐前燕、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后燕等。南北朝时，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北 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在两淮大破宋军，饮马长江，声言从瓜步渡江，江东震动，沿江 戒严。梁末，东魏趁侯景之乱占据两淮，兵临江岸，要挟王僧辩、陈霸先立萧渊明为帝 等。(注：《晋书·桓温传》、《晋书·谢安传》、《宋书·武帝纪》、《宋书·文帝 纪》、《陈书·高祖本纪》。)
王鸣盛进而突出重点，以寿春为中心作深入的剖析。他在卷五七“豫治无定，寿春为 主”条目中，对寿春的前沿地位先作精炼的概括：
豫州刺史治所无定，要以寿春为主，盖此为南北交兵必争之地……予前言晋、宋以后 ，汉扬州治变为豫州治。不意南北兵争，寿阳时而属南者，亦时而属北，于是南朝之豫 州治，又或变为北朝之扬州治。地理之纷更，几同梦幻之无定矣。此等不必细求，则大 关目则不可不知……观此知淮西为豫，淮东为南豫，寿阳介东西之间，故为最要……综 而论之，江左之兴亡，系乎寿春之得失。(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豫治无定，寿 春为主”条。)
然后引用南北朝时人的评论，使之更具说服力。如引王俭向齐高帝进言：“江西连接 汝、颖，土旷民希，匈奴越逸，惟以寿春为阻”(注：《南齐书·州郡志》。)，一旦寿 春失守，胡马倏至，朝廷就危险了。陈宣帝太建五年(573)，朝廷下诏称：“寿春者， 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寿春失于北周后，姚氏以 为“蹙境丧师，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注：《陈书·吴明彻传》。)。王 鸣盛同时引用《通鉴》所载北魏源怀上南伐书云：“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山川水陆 ，皆彼所谙……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当也。”(注：《资治通鉴》卷一四四，“ 齐纪十”。)源怀在此是说南来易，相反，北往也易。从这里也可以显示王鸣盛看问题 是辩证的。
接着，王鸣盛总结得出“愈知当日情形，总以寿阳为关键”(注：《十七史商榷》卷五 七“豫治无定，寿春为主”条。)的结论，即可以通过寿阳(即寿春)的得失来了解北强 南弱局面的形成及南朝兴衰的过程。他将宋武帝去世后，北魏南下；宋明帝泰始年间， 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失寿阳，江北仅余广陵、淮阴(今江 苏淮安市)两城；梁武帝普通五年(524)重新夺回该城；侯景之乱时，寿阳又陷于东魏； 北齐末，寿阳在被陈朝吴明彻一度收复后又很快地被北周夺走，后者“乘胜略地，还达 江际”的过程加以归纳贯串。把寿春与江东生死与共的历史画面生动地还原了。
通过以上系统的论述，王鸣盛肯定淮南尤其是寿春，是南北两股势力胶着、冲突的主 要战场。对南朝而言，其政权的稳定是它保有寿春的前提；而其政权的削弱又是它失去 寿春的必然结果。由此揭示出南北斗争与交融的辩证关系，从而表现出他纵观全局，把 握历史脉搏的高超能力。
从政治军事角度论述长江中、上游与江左的关系
王鸣盛对六朝史地研究还凸显其视野开阔的特点。他把南北对峙放到整个长江流域空 间范围内来考察，从政治军事的角度勾勒出长江中、上游与江左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在 卷五七“江左不可无蜀”条中说：
盖其为国，东则倚淮南数郡为屏蔽，中则资荆、襄、樊、邓为藩篱，而西则巴、蜀， 亦其右臂……譬常山率然之蛇，击首尾应，击中首尾皆应，吴、楚、蜀实然。(注：《 十七史商榷》卷五七“江左不可无蜀”条。)
王鸣盛首先指出襄阳(南雍州治所，今湖北襄樊市)与建业的上游江陵(荆州治所，今湖 北江陵县)紧密配合是构成江左政权长江链中间环节牢不可破的必要条件。卷五七“南 豫为要，南雍次之”条的主旨就是强调襄阳是仅次于寿春的维系六朝安危的战略要地。 《南齐书·州郡志》称：“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梁 末，西魏通过其傀儡控制襄阳后，王夫之就说：“襄阳失而江陵之亡可俟矣。”(注： 《读通鉴论》卷一七“梁武帝”、“梁元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陈寅恪先生在《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也认为：“梁元帝、萧詧诸人之兴亡成败，皆与之有关也 。”(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而江陵与建业又是腹之 上下，不能分隔。王鸣盛在卷四二“策、权起事在吴”条中，强调孙权两次迁都“皆为 据荆”；在卷六八“陈人防江诸地名”中，论崔方仲上隋文帝取陈之策言“蜀(即江)汉 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时，再次谈到荆江流域对江左的威胁，可见他 认识到荆州与江左有着生死与共的关系。所以襄阳—江陵—建业这三环是不可分割的。
其次，王鸣盛提炼出襄阳拥有既是江、荆的樊篱，又是江左向北战略进攻桥头堡的地 理特点，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指出襄阳在六朝时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他说：“大约立国于 东南者，西必据襄、樊，北必控淮、汝，进有窥取关、洛之意，然后退而足以自守。” (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南豫为要，南雍次之”条。)这里所谓进取关、洛，就是 恢复中原之意。他举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对峙时，关羽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市)，许都( 今河南许昌县)震动，曹操曾一度议迁都以避其锋芒为例加以说明。在这之后的历史也 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东晋时，庾翼策划北伐时就称：“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 ，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 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注：《晋书·庾亮附庾翼传》。)后来桓温率步 骑从江陵出发，水军自襄阳入均口，北伐苻秦。南朝宋文帝授其子刘骏(后为孝武帝)为 雍州刺史时，史书言：“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 故有此授。”(注：《宋书·孝武帝纪》。)因此南方政权要向中原发展，襄阳是个比较 有利的通道。
再则，王鸣盛换从北朝的角度来看襄阳，集中举北魏与南齐对峙期间，北魏源怀上南 伐书云：“宜东西齐举，以成席卷之势”，以此前元英“请帅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 阳之城……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建业 穷蹙”(注：《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十”。)的议论来证明襄阳对北南双方都是 举足轻重的真实状况。因为对北方而言，要对南方用兵首先要解除襄、樊对他们的牵制 ，然后才有可能集中主力在两淮与南方军队决一雌雄。
最后，王鸣盛在卷五七“江左不可无蜀”条中，对长江上游与江左的关系作了画龙点 睛式的描述：
江左不可无蜀……险既足恃，吴、楚溯流直达，由汉中可窥关、陕，晋灭蜀，吴不能 救，失掎角之势，晋之取吴易矣……此二百年中，晋、宋、齐、梁立国，不全恃蜀，而 蜀实足以壮其形势……陈承梁，土宇迫狭。东既无淮肥，西又失蜀。文轨所同，不过江 外，故隋之取陈，势如破竹，与晋取吴同。信呼!江左不可无蜀也。厥后赵宋南迁，犹 赖吴玠保蜀焉。(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江左不可无蜀”条。)
王鸣盛用掎角之势及蛇之首尾来形容长江上游与江左的军事关系是非常贴切的。并以 恰好间隔三百和六百年的南北之间的三次战争为证，恰如其分地论证了“平吴必在平蜀 后也”(注：《十七史商榷》卷四四“大举伐吴”条。)的道理。
通过上面系统的论述，使我们能够从政治、军事地理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南北对 峙的大势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综观王鸣盛对六朝政治、军事地理的研究，从方法上 讲，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将某些局部地区的研究放到整个时代大环境下加以考察 ，较好地做到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进而勾画出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二是抓住重 心，分清主次，以重点地区为突破口，并按照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三是 在具体的考察中，注意各考察对象的相互关联，不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同时注意视角 的转换，使自己对问题的分析更加全面；四是始终以动态的眼光观察研究对象在不同时 期的不同状态，展现其客观的、发展的历史过程。王鸣盛关于魏晋南北朝政治、军事地 理方面有诸多有价值的看法，如“魏民比汉一郡”、“魏地形据武定”等，另就“三国 疆域”、“台城”等方面的讨论也值得重视，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加以展开。
总之，作为一个考据大家，王鸣盛的治史特点在研究政治、历史地理方面的时候表现 得相当突出。那就是既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指导下的具体考证，更有综合、归纳、概括和 提高的分析研究，表现出与一般考据学者不同的朴素理性的治史旨趣。正如其所言：“ 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又须以己意融会贯穿，得其大要，方为通儒。” (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扬州刺史治所”条。)
现当代一些史家对《十七史商榷》所蕴含的历史地理价值已有所发掘，如陈其泰先生 总结其“动态”观察政区沿革的通识(注：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学苑出 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有助于辨正严耕望先生所称王鸣盛论有关汉郡首县是否为 治所问题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西汉二百年间，郡国治所常有变动”(注：严 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的有欠允当的看法。还有 一些史家对王鸣盛的治史成果予以认同并加以采用，除了前面所提的唐长孺、王仲荦、 田余庆之外，其他如周一良先生在《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中谈南 朝疆域时，关于豫及南豫的观点，与王鸣盛所论是一致的(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 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谭其骧先生的《在历史地理研究中 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一文中讲：“六朝时代的扬州和隋唐时代的扬州完全是两 码事”(注：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所谈的就 是王鸣盛讲的“唐之扬州，绝非汉以来之扬州”(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扬州刺 史治所”条。)中的一层意思。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王鸣盛的历史考证和论述虽然也存在不够周密之处，甚至出现 失误，但相比于他推进事物或社会历史演变之规律性的看法而言，这种缺失只是白璧微 瑕。因此，对王鸣盛的评价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化对待。决不能单纯以考证功夫为尺度 论“真金”，而把具有见识的学者贬之为“庸才”，须知，这完全是一种偏颇之见。因 为就认识层次讲，正确的见识和论断比起考证功力，在治学上实属于更高的层次。所以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十七史商榷》加以深入、细致地研究，我们就能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王鸣盛是具有“通识”眼光和进步倾向的著名学者，绝非“脸上贴金”之庸人 ，而且就其兼具专深的功力和宝贵的识断而言，他在整个乾嘉一代学者中也应居于特出 人物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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