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的中外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性论文,中外论文,教师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2)06-0072-09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1.相关研究述评
对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足以覆盖全国大学教师情况的大样本的实证量化研究，在国内极少，但这样的研究对我国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实践以及高等教育、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意义都是不可轻视的。本文的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指的是全日制高等学校教师供职高校的变动(兼职除外)。
在欧美国家和日本，建立在对全国大学教师抽样调查基础上的实证量化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已伴随着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而蓬勃展开了。比较著名的，可以举出美国社会学家Caplow，T.和McGee，R.J.于1958年基于大规模结构式访谈、经济学家Brown，D.于1965年到1967年间基于全美大学教师抽样问卷调查而分别进行的美国大学教师实证研究。日本教育社会学家山野井敦德利用内容分析法从日本文部省发布的《学校教员统计调查报告书》中分析得到了日本1978年到1980年间所有具有校际流动经历的大学教师及其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揭示了日本大学教师的校际流动规律。进入21世纪之后，山野井敦德领导的研究小组对日本的大学教师市场情况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也更加多样[1-2]。
更值得关注的是对大学教师的大规模国际调查。1992年至1993年，在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的资助和主导下，在美、英、日、香港等1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学教师问卷调查，调查问卷中有涉及大学教师流动情况的项目，日本的山野井敦德对相关项目做了统计分析，他的分析结果表明，在这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俄罗斯之外，日本大学教师的流动性最低。这次国际调查不仅给被调查国的高等教育决策部门提供了较全面的大学教师信息，还为这些国家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为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国际比较研究的经验材料。有多位研究者利用这次调查数据对各国的高等教育做了定量研究[3-4]。进入21世纪，社会问责、财政紧缩等情况又使各国大学教师职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大学教师职业自身也面临着新的变革，对大学教师的国际调查又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2007年，日本的有本章教授和美国Williams K.Cummings等参与过1990年代卡内基国际调查的学者，又组织了对20多个国家大学教师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他们统计的数据是本文进行中外比较分析的主要参照内容，下文简称“卡内基国际调查数据”)，我国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于同年也用同一问卷对大陆的大学教师进行了抽样调查，但至今也未公布“发出问卷数”、“有效回收率”等关键信息和基本数据，所以本文也无法用该次调查数据作中外比较。另外，从该次大陆调查的参与者发表的论文来看，问卷中所谓的“流动”项目，实际上问的是教师的“流动意向”，而非“实际流动情况”[5-6]。
2.问题提出
对大学教师群体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这种收集大学教师信息的方法有没有问题？首先，问卷调查有效回收率之低和答卷者提供信息的可信性也应该引起学术界重视。本文作者于2007年面向我国大学教师的问卷调查因有效回收率太低也无法统计分析[7]55。这说明在我国对大学教师这个高自主性的职业群体的实证研究依赖问卷调查这种方式收集信息，是不太现实的。什么样的方法对大学教师这个职业群体来说是更可行和更有效的信息收集方法？事实上，在强调问责和信息公开的现代社会，大多数大学都通过网络介绍教师的学术生涯、学术业绩等信息，从而向社会展示学校的办学实力。这些“官方的”档案性信息，在可信性上是远远高于问卷调查结果的。本文作者就是通过这种网络条件收集大学教师的简历资料并进行内容分析，从而得到了研究我国大学教师流动所需要的数据。
更重要的，用什么样的统计量作为国际间比较的指标值，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在我国没有引起比较教育学者的普遍重视。在平均值和百分数这些简单统计量之外，应该开发和运用更精密的指标来进行深度的国际比较分析。本文拟引用日本学者研究中的“生涯流动期望值”的指标，对大学教师校际流动量进行了中外比较。
3.研究假设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有什么特点？本文作者有如下假设：在大学教师的校际流动性方面，我国远低于欧美国家，但应不低于日本。
二、数据来源：利用网络资源自建的数据库与国际调查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两个：其一，我国大学教师的流动数据，是作者对自己从网上收集的大学教师简历信息并进行内容分析所建的数据库；其二，国外大学教师流动情况，是1992年的卡内基大学教师国际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结果。
1.自建的我国大学教师流动数据库
先按照大区—省—大学—学院—系(所)的层次顺序分层抽样，最后抽到的系(所)的所有教师都进入分析样本，这样确定了一个来自27所大学的4890名教师构成的样本；对样本中的每位教师，以其所在大学网页上的师资介绍为主，上网收集他们截止到2008年的简历信息；再设计“年龄”、“性别”等基本信息，学业经历信息及职业经历信息三大类共计30余个“项目”，用内容分析法对收集到的每一份简历资料进行分析，由此分析出了每个个案的“历经单位数”和“工作历经大学数”及“校际流动次数”等数值，得到2354位大学教师流动情况的数据(以下简称“我国流动数据”)。有效个案数(2354)可以与问卷调查中的“问卷有效回收数”相比，其对样本容量的比率是2354/4890，约合48.3%。该比率可以与问卷调查中的有效回收率相对比[7]58。
整个收集整理我国大学教师流动数据的工作在2008年一年的时间内完成。值得指出的是，受到网络资源限制，该流动数据中没有我国各类民办高校和二级学院、成人高校以及高职院校的教师个案，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是针对我国公办普通高校的教师流动情况。样本的地区和院校分布及性别和职称分布，如表1和表2所示。
美中不足的是，数据中来自西南和华东两地区的教师个案数目相对偏少。另外，从职称上看，数据中教授最多，副教授和讲师次之，助教最少。这虽然与我国大学教师整体的结构不一致，但现状就是这样：职称越低，能收集到的他们的公开资料越少，因此收集低职称大学教师信息的难度越大。国外大学教师研究中的信息收集也是类似的情况。
2.中外数据的可比性分析
卡内基国际调查数据与作者自己从网上收集的我国大学教师流动数据，在时间上已相差15年，二者有无可比性？回答是肯定的，其可比性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两份数据采集时美日等国与我国所处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相同。日美等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卡内基国际调查时，它们正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高峰阶段，准备进入普及化阶段，这与我国现在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是极其类似的。第二，两份数据采集时，美日等国大学教师流动及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情况与我国现在的情况也极为相近。日美两国的大学教师流动高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大学教师的流动高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本文所用的自建数据库和卡内基国际调查数据都是在各自国家大学教师流动高潮出现20年后收集的大学教师实况，从这一点可以说，现在我国大学教师市场与卡内基大学教师国际调查时日美等国大学教师市场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第三，卡内基国际调查的有效回收率与作者自建的上述我国大学教师流动数据的相应比率(48.3%)比较接近。这三个方面，保证了我国大学教师流动数据与卡内基国际调查数据的可比性，使得本文基于这两份数据的中外比较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三、分析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用哪些指标来刻画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的高低？本文主要采用人均生涯流动期望值，也用流动频数和人均流动次数辅助讨论。
1.流动频数和人均流动次数
由于历经大学数是可以从教师的简历中直接统计到的数值，历经大学数减1就是校际流动次数，所以流动频数和人均流动次数是研究者最先想到用于不同大学教师群体流动性比较的简单指标。
显然，流动频数和人均流动次数属于较为粗浅的比较分析指标，这种指标的最大问题是，它们受样本年龄情况的影响较大，不利于横向比较。“历经大学数”和“校际流动次数”是大学教师既有的流动情况，是一个随年龄累积的变量，所以，一个大学教师群体的人均历经大学数和人均校际流动次数大，并不能完全代表这个群体的校际流动性就高。例如，即使来自同样的大学教师总体，低年龄样本的人均历经大学数和人均校际流动次数显然会低于高年龄样本的相应数值。所以用人均历经大学数和人均校际流动次数来衡量校际流动性的高低，显然不够科学。为了消除年龄因素的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将截止到退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的所有校际流动次数都计算在内。这对现在在职的大学教师来说是无法直接统计到的，它只能是预测值，因而这个量不是一个既有的数量而是一个随机变量。这个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值，就是教师在整个职业生涯里所有校际流动次数的预测值。用这种预测值的平均数作为流动性高低的指标值，就可以消除年龄因素的影响。这个指标就是日本山野井敦德教授所用的“人均生涯流动期望值”。
2.人均生涯流动期望值
大学教师在直到退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经历的校际流动次数，称为其“生涯校际流动期望值”，这种期望值关于统计人数的平均值就是人均生涯校际流动次数期望值(用E表示)，简称“人均校际流动期望值”。用公式表达就是：
“人均校际流动期望值”不仅表达了平均流动情况，还把教师既有的流动情况延伸到对教师整个职业生涯的预期方面，从而避开了年龄这个随机因素的影响，更适于对大学教师流动性进行横向比较分析。
山野井敦德在利用卡内基国际调查数据对大学教师流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人均生涯校际流动期望值作为刻画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大小的指标。此指标值越大，意味着该国教师的人均流动性越高，即流动越频繁。不过，由于卡内基国际调查问卷中没有关于大学教师职业起始年龄和预期退休年龄的提问项目，因而无法由回收问卷直接得到被调查者的k[，i]值，山野井把各国大学教师的该预期值都直接假定为30年。并用以下公式计算人均生涯校际流动期望值。
对于我国大学教师流动数据，这两个公式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小。本文采用式(1)的计算方法，但为了能与山野井敦德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也把我国的大学教师生涯预期工作年数假定为30年。即综合公式(1)和(2)后采用更直接的计算公式：
3.统计工具
本文所有的统计计算都是通过软件包SPSS.17.0辅助完成的。
四、统计结果及中外比较分析
1.流动频率和人均流动次数
对本文作者自己收集整理的上述我国大学教师流动数据，先对“历经大学个数”变量进行频数和频率统计，得到我国大学教师供职大学数的频数和频数分布结果，如表3所示。
可以看出，供职经历中没有任何校际流动经验的大学教师占到了82.1%，这个比率与表4中的卡内基国际调查数据中的各国情况相比，显然都是最高的。
由我国大学教师流动数据计算出我国大学教师的人均历经大学数为1.22，从而人均校际流动次数为0.22。与卡内基国际大学教师调查的相应统计结果一起列入表5的前两列。
由表5可以看出，若用人均流动次数做指标进行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的国际比较，我国最低；日本高于俄罗斯和韩国。但是注意到日本与俄罗斯样本的平均年龄相同，但日本比韩国样本平均年龄大6岁之多的事实，并不能简单地得出在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方面日本高于韩国的结论。
2.人均生涯校际流动期望值及中外比较
利用式(3)关于大学教师人均生涯校际流动期望值(E)的算法，计算出我国大学教师人均生涯校际流动期望值为0.36。通俗的解释就是，从平均水平看，我国每位大学教师一生中将经历0.36次校际流动，即一生中先后供职的大学总数为1.36。与山野井敦德先生统计的各国大学教师流动情况(见表5的倒数第二列的其他数值)比较，这个值明显低于表中所列的其他国家的E值。另外，可以看出，采用人均生涯校际流动期望值这个指标衡量大学教师的校际流动性，日本低于韩国，这更符合事实。
五、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中外差异的制度分析
上文以人均校际流动期望值这个指标为主，对我国大学教师校际流动量进行了统计及中外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假设不完全成立，即对于大学教师的校际流动性，我国不仅低于欧美各国，也低于日本和俄罗斯。
结论：我国大学教师的人均生涯校际流动期望值不足0.5次，校际流动性极低，低于经国际调查证明为最低的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
而过低的流动性往往与学术的“近亲繁殖”、学术生产力低下的情况密切联系。所以，分析寻找我国大学教师这种过低流动性的制度原因，是我国高校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学术竞争力所急需的。中外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的差异可以在教师身份、职称晋升以及流动补偿等方面找到制度根源。
1.大学教师身份稳定性的制度保障
众所周知，美国的大学教师一般遵循“非升即走”的惯例，欧洲的大学则是在录用教师时就有对其已有工作年限的相应限制条件。例如，德国的高等教育大纲法就规定了教师被大学聘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与大学教师地位相应要求的学术业绩或艺术活动，或者是最低五年的职业经历，要能举出这五年职业经历中在应用、发展学术知识和方法中的特别业绩。”这保证了德国大学教师较高的校际流动性。
俄罗斯大学教师的低流动性，可能与前苏联长期计划经济主导下的高等教育制度有关。而日本，虽然是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近几年大规模大学改革之前，日本不仅没有与欧美类似的旨在促进大学教师校际流动的制度或惯例，相反，有些制度或惯例客观上保障了大学教师的不流动性或低流动性。比如“年功序列”制度和国立大学“教师公务员身份”制度。这两种制度都保证了日本大学教师身份和地位的稳定性，也保证了教师在同一大学同一部门的地位升迁愿望的可实现性，当然也导致了教师较低的校际流动性。与日本在战后只是保障国立大学里讲师以上教师的终生在职权和公务员身份相比，我国解放后则是保障所有大学的所有教师的终生在职权及其干部身份，教师的各种升迁也由大学内普遍存在的论资排辈潜规则所保障，由此在校际流动性上我国低于日本的结果当然不可避免。
2.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制度
一个国家大学教师的流动性高低与这个国家里教师的职称结构是直接相关的，日本的山野井敦德教授曾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在一个国家内，教授比例越大，校际流动性越低。日本的大学教授比例在所有国家中是最高的，超过了50%，因此日本大学教师的校际流动性低于欧美各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日本医学专业大学教师的职称结构是个特例，该专业领域里教授的比例比其他专业要小得多，教师之间的学术竞争激烈，所以医学专业教师的校际流动性大。另外，与日本大学教师的校际流动下降相伴产生的往往是大学教师在职称维度上的上升流动，这又增加了日本大学教师的人均校际流动性。
我国大学内的教授比例虽然不像日本那样高，但职称晋升方面的压力也无法超过所在高校阶层差异所带来的压力，或者即使职称得不到晋升，教师也不在乎，因为如果流动到其他大学，职称晋升问题不仅可能照样得不到解决，而且也往往丢失了在原来大学工作多年所积累的“资历”。所以，我国大学教师因职称压力而校际流动的较少。我国大学教师职称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评审制”，而不是单纯的聘任制，所以职称晋升一般并不伴随着校际流动而发生，即使发生，低层次大学高职称的社会声望也远远没有原来高层次大学低职称的社会声望高。在我国，谈起一位大学教师，人们也是先关注到他是哪个大学的教师，然后才是这个人的职称，所属大学是第一位的，职称是第二位的。从这里可以找到我国的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低于日本大学教师校际流动性的一个原因。近几年我国虽然实行了大学教师聘任制，但校际流动性依然很低，这方面的原因不可轻视。
3.大学教师非学术地位的获得与提升
在我国，除职称晋升外，体现教师职业地位上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是否承担行政职务以及所承担的行政职务的级别是否提高。十几个教授“争聘”同一处级职务的事情人们已不觉稀奇。这除了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民族心理有关外，更重要的还是现实利益在起作用，不只是经济利益，更包括学术利益和政治话语权。这不仅与欧美国家的大学完全不同，与日本的情况也不一样。教师在大学里能否争得行政职务，与资历和人际资本以及受上级行政领导的器重程度有关，而这些都可能因校际流动而减弱。要成功地使一位教师流动到一所层次相近或更低的大学，最好就是任命其在后来的大学里承担一官半职，而行政领导职位的相对稀缺性使得此种流动事实上不可能普遍发生。所以行政权力在我国大学里的泛滥也是我国大学教师流动性低、学术生产低的制度原因之一。
总之，我国大学教师过低的校际流动性，制度原因是最根本的。要使我国大学教师的校际流动性适度提高，相关的大学制度改革尤其是人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