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中国社会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世纪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编年史上，20世纪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的趋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革命化、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开国古远，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个世纪，是中华民族从贫弱走向富强的一个世纪，是从受人欺凌走向独立自主的一个世纪，是从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的一个世纪，是从落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世纪，是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一个世纪，是从不断沉沦到逐渐崛起的一个世纪。总之，在这一个世纪中，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还是在科技、外交、社会生活等方面，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空前的发展和沧海桑田般的变革，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但是，如何看待这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变革，尤其是如何看待这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历史动因，人们的认识和看法并不一致，甚至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之所以如此，既有研究视角的不同，也有世界观、历史观的歧异。因此，弄清20世纪中国发生变革的历史动因，对于我们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正确地认识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总结历史经验，明确中国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二，如何看待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原因，自古至今，一直成为人类研究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曾产生过形形色色的解释和阐述社会发展与变革动因的理论。从古代的自然动力论、神学动力论，到近代的人本动力论，再到当代各种各样的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尽管这些理论不乏有价值的成分，对人们认识社会的发展变革有所启迪、帮助和借鉴，但总的来看，不少是唯心主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所致，也有阶级的偏见使然。真正对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动因作出科学解释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强大思想武器，产生了巨大的威力。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也有个别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屑一顾，或认为这种理论只能指导革命，不能指导建设，已经过时，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取代唯物史观。因此，在研究社会变革动因问题时，如何真正地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此为指导，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历史永远是复杂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更是如此。在这个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力量相互交汇，激荡碰撞，使其变得纷繁复杂，扑朔迷离。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人们的争议和分歧也相当大。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为背景和基础，开展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的研究，用丰富的具体的历史来证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正确性，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三，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取得和实现的，这场变革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在世纪之交、千禧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华诞，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的光辉历史所作的全面和科学的总结，是一次理论创新，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对我们从事社会变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人类社会的变革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但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并没有结束。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社会正以新的发展与变革展现在世界面前，而这种变革是在20世纪变革的基础上层开和延续的，因此，如何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为背景，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展开研究，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在新的世纪里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考察社会变革动因问题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世界各国对此都非常重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其在20世纪发生的变革更是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和瞩目。此外，这个问题也是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涉及的领域甚广。因此，从研究状况看，视角与观点也不尽一致。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动因问题的研究，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如“冲击—反应”模式。这是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等人创立的。这一模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直是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并对整个西方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越南战争以及水门事件的相继发生，使一部分美国学者对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对上述长期支配美国以及西方学术界“冲击－反应”模式提出挑战，而最有力的挑战者当属费正清的学生柯文。柯文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针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提出了颇具影响的“中国中心观”。柯文强调要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内部，即所谓的“内部取向”，认为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中国内部，因此，要从中国自身来寻求变革的“剧情主线”[1](P2)。中国学者也对此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复旦大学汪熙教授曾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一文，认为无论“内因论”或“外因论”都具有可取之处，但同时也都各有局限，不可走极端，研究历史改革尤其不要夹杂情感色彩[2](P250-253)。近些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现代化理论研究20世纪中国变革历史也成为热点和趋势。一批国内外学者倾向于把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当作一个不断趋向于“现代化”的变动过程来理解。为了更好地说明现代化这个方面，这部分学者把自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主要看成一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即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因此，他们侧重于以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为指导，或者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西方国家或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或者将其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相比较[3](P10-11)，这样，一批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20世纪中国变革的成果相继问世。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是海外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国内，已故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他的《现代化新论》及《现代化新论续编》等专著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因问题（尤其是1840年到1949年）作了深入探讨，并试图用现代化理论打破以革命史框架解释近现代历史的体系，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三
尽管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动因问题上有多种研究取向，但本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仍然是我们解读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动因的根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因的科学解释，其基本特征是综合动力论。对此，恩格斯曾经有过一段很著名的论述，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即“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而“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4](P697)。马克思主义的合力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经济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发生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促进作用。经济因素既然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一切社会变革发生的根本动因，因此，在探寻一个社会发展变革的动因时，在方法论上，就需要牢牢把握住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力这个根本环节，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寻找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在人们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5](P264)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也是遵循这一规律的。
20世纪中国之所以会发生社会变革，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新的先进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及其不断发展，逐渐受到了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与阻碍，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变革。在19世纪末20世纪的初年，中国社会产生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即现代机器大工业，出现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受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严重阻碍，只有清除这些障碍，才能得到顺利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先进的生产方式要求和召唤社会变革。
第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变革起根本性、决定性、基础性、终极性作用的同时，从未忽视和否定其它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对于经济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关注的。但是，不能由此认为经济因素可以直接决定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其他领域的一切。如果把经济因素看成是社会变迁中的唯一因素，这显然与马克思的本意不符。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并不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变革的根本制约作用，其目的是为了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核心线索，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在终极意义上，强调了经济因素对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强调这一观点的同时，也并未忽视其它因素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的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4](P695-696)。这一观点对我们解读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依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20世纪的中国，伴随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出现，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新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社会产生了两大先进的阶级，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这两大阶级在当时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他们的诞生为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领导力量。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张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在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首先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这些政治活动或者以改良的形式进行，或者以革命的形式展开。这些政治变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20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第一次巨变就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强大，使得他们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不是被扼杀，就是由于自身的软弱妥协而失败。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但却无力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无法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在20世纪的中国，真正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变革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革命斗争，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的形象发生了空前的改变和提高。正如美国学者柯伟林所说：“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转型性的时代之一。从政治角度说，20世纪见证了继大清国之后，中华民国在1912年的诞生，也见证了中国逐渐崛起成为大国”[6](P114)。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2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归根到底是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密切相连的。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全面的社会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进政党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思想、理论属于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但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僵化或者错误的理论，往往导致社会的停滞；而科学的理论则为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正确的思想基础和指导，一旦被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所掌握，其内在的逻辑力量将转化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动力。对于思想理论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非常重视并给予充分肯定的。革命的理论对确保革命的成功和胜利有着巨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7](p9)他还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7](P15)。
理论指导对于社会变革的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之所以成功实现，是与正确的理论的指导密不可分的。这个正确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它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僵化的体系。只有将它与具体的实际相结合，加以创造性的运用，才会产生巨大的威力。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变革取得了成功。
总之，20世纪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合力所推动的。其中，先进生产力的产生与发展是导致20世纪中国发生社会变革的经济动因，也是最根本的动因；先进阶级的产生及其所进行的革命与改革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也是变革得以实现的政治动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实现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则是实现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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