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与巴西政府投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西论文,韩国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韩国与巴西的军人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此后两国政府更加扩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对投资的干预也不例外。据估算，韩巴两国政府在六、七十年代控制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0—70%。韩国和巴西经济成就的取得以及后来两国经济走向的巨大反差，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的印记。本文试从政府投资的角度比较韩巴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为正在起飞的我国经济提供一些启示。
一、投资的来源比较
韩巴两国军人政府都把发展经济作为至上的目标，大力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此，两国政府积极利用60年代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调整发展战略，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韩国于1964年制订了“出口第一”的方针，巴西于1968年提出了“出口即出路”的口号。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加速经济增长，这势必要求增加投资，韩巴两国政府在资金的筹措上作出了很大努力。
首先，创办国有银行， 完善金融体系， 提高利率， 增加储蓄。 1961年，韩国政府着手改革金融体制，对一些私人银行实行国有化，并相继建立国民银行、外汇银行、住宅银行、信托银行等各种不同的专业银行，由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实施统一领导。为增加储蓄，韩国政府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如一年定期存款利率由15%提高到30%。韩国的国民储蓄率，由60年代中期的15%上升到70年代中期的约23%。韩国的银行基本上是官方银行，也有少量的半官半民性质的银行。因此，金融资本的绝大部分被政府控制，成为韩国政府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
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领导，巴西军政府于1964年颁布法令，改革整个金融体系，建立了由全国货币委员会、巴西中央银行、巴西银行、全国经济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国营和私营金融机构组成的新体系。为刺激储蓄，巴西政府在适量提高存款利率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压缩通货膨胀来实现，如通货膨胀率由1964年的91.9%降为1967年的24.3%。另外，巴西还实行强制性储蓄，如1966年设立的服务年限保证基金，记入职工的个人帐户，由全国住房银行管理，年息3%。巴西的国民储蓄率， 由60年代中期的18%上升到70年代中期的20%。巴西的官方银行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控制着银行资金的大部分。以1980年为例，47家官方银行在全国166家银行中占其纯资产的71.3%、存款额的63.4%、 贷款额的70.8%。
其次，改革税制，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实行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1961年后，韩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取消一些旧税种，增加一些新税种。例如，1961年废除教育税，1967年新设不动产投机抑制税，1974年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和奢侈品征收重课税。韩国的税制改革沿着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方向进行。由于以间接税为中心的税收制度的建立，韩国税收增长较快，保证了财政收入的不断扩大，同时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在1960年的财政收入中，税收占59.4 %，1973年则提高到75.4%。
巴西的财政收入也主要靠税收，占到80%以上。1964—1967年，巴西进行了一系列税制改革。一是，严格限定交税期限，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取消一些旧税种，另开一些新税种；使税收大增。另外，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经过上述改革，巴西的税收情况有了明显改善，4年增长了近3.8倍。
财政收入是韩巴两国政府投资的重要来源。为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大投资，两国政府一般都通过发行债券扩大财政支出，实行赤字财政。1972年韩国政府支出占GNP的18%，巴西为21.8%。 扣除一般行政费和防卫费，韩巴两国把财政支出的60%左右用于投资开发事业。
再次，大量举借外债。韩巴两国在利用外资上有共同点。为增强本国经济的自主性和减少依附，两国在利用外资时都以贷款为主要形式。韩国一开始就主要采用贷款的形式，慎用直接投资；巴西军政府上台后，大量缩减外国的直接投资，增加贷款，以借贷资本为主要形式。另外，两国在贷款中又以政府和政府担保的贷款为主。
但是，韩巴两国在利用外资上也有显著差别。一是在外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上，二是在贷款来源的构成上。60年代初，韩国资金非常缺乏，国内投资主要靠外部资金，但随着经济的增强，韩国政府有意识地增加国内积累，使国内资金逐渐占据投资的主导地位。1962年，韩国的投资总额中，本地资本仅占10%，以后逐年增加，1976年上升到76%。巴西利用外资的规模不仅增加得快，而且在国内总投资中的比例也上升得很快，例如，1970年外来资金占总投资的21%，1974年则上升到34%。
相比之下，韩国的国外官方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居多。巴西政府为了增加贷款使用的自由度，大量向西方私人商业银行借债，比例占到76%。
以上三项，即国内金融资本、财政支出和外国贷款，成为韩巴两国政府投资的主要来源。另外，增发货币也是它们投资来源的一种渠道。韩国的通货膨胀率一般在20%左右，巴西在30%上下，都远高于10%的经济增长率。韩巴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措施筹集资金，控制着投资总额的大部分，为加速经济的增长做好了准备。
二、投资的流向比较
一国经济结构如何是由投资流向决定的，而经济结构不仅影响经济的现期发展而且更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投资流向是投资的关键阶段。怎样科学地确定投资分配的方向与比例，是投资决策至关重要的课题。韩巴两国在政府投资的流向上，都有成功和失误，巴西的失误更多。以下拟从投资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的所有制结构两方面进行比较。
首先从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韩巴两国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韩巴两国都推行以加速工业化为先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把投资集中于工业，对农业投资较少，致使农业发展过于缓慢。
为加速经济增长，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颈瓶，韩国在“二五”期间、巴西在军政府上台后都投巨资加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电力和港湾等基础部门的建设，韩国这方面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0%，巴西占到70%。韩国修建了汉城至釜山等高速公路，完成了中央线、太白线等铁路干线的电气化，兴建了浦项钢铁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区建设，1970年着手开辟马山和
里出口自由区，等等。 巴西军政府比历届政府尤为重视基础部门的建设，制定了全国公路一体化计划、出口走廊计划、远洋航运计划和通讯现代化计划。这一时期，巴西连通了各州首府和重要城市的州际公路干线，修建了巴西电讯公司，第一个通讯卫星地面接收站投入使用，1967 年开避了马瑙斯自由贸易区， 等等。 1968 —1974年间，巴西交通运输和通讯部门年均增长率达到11%，高于国民经济增长。
在工业方面，韩国和巴西的发展战略有些差别。60年代到70年代初，韩国利用劳动力优势，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促进出口，到70年代初则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巴西历届政府也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其次，在投资的所有制结构的流向上，韩巴两国尤其存在重大差别。韩国的政府投资以间接投资为主，大部分流向私人企业；巴西政府直接举办大量国营企业，政府投资主要流向国营企业。韩国政府注重私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向它们注入大量资金，同时在利率、税收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
巴西特别重视发展国营企业，而忽视私人企业的发展。巴西财政支出的大部分、外债的3/4都用于发展国营企业，并对它们实行低利率、低税收等保护措施。除创办国营企业外，巴西还通过国有化把一部分外资企业收归政府经营，国营企业由60年代初的60多家增加到80年代初的700多家。
韩巴两国都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优先发展“主导”产业，以此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韩国的主导产业如造船、钢铁、机构、电子和汽车等主要由私人企业经营，然而，巴西的主导产业如飞机、冶金、石油等主要由国营企业经营。
由于政府对私人企业重点扶植，韩国私人企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财阀）加速形成。韩国前10名大型企业集团基本上由私人经营，与此相反，巴西前10名大公司是清一色的国营公司。
另外，韩巴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教育，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在中央财政预算中，1972年韩国教育支出占15.8%，巴西也达到8.3%， 在GDP中都占到3.8%，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相当高的。两国教育的超前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投资的效益比较
为推动经济发展，韩巴两国多方筹资，加大投资的份量，使投资率不断攀升。1965年，韩巴两国的投资率都在15%左右，1974—1980年韩巴两国年均投资率分别为30%和23.8%，韩巴两国都把投资大量倾向工业，并优先支持主导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两国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也不惜投入大量资金，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颈瓶”，为经济发展铺路。
1964年巴西军政府上台后，经过3年的经济调整，于1968 年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68—1974年，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0.4%。1974年后，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和石油大幅度涨价等的影响，巴西经济发展的步子放慢，但仍以年均6.9%的较高速度增长。1960—1979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倍，人均产值由247美元增加到1738美元，增长了6倍。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巴西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在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农业由1959年的20.2%降到1979年的10.9%， 工业则由30 .1%上升到36.1%。工业内部，70年代中期重工业产值超过了轻工业，由1960年的42%提高到1978年的54.9%。
韩国军人夺取政权后，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比巴西更大，推行一系列制定详尽的“五年”计划。韩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被一美国学者誉为“人为的奇迹”。1965—1980年的16年间，韩国年均GDP增长高达9.9%。1960—1979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000倍，人均产值从83美元增加到1624美元，约增长20倍。韩国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农业由1962年的43.3%减少到1979年的18.8%，工业由11.1%迅速上升到33.9%。 工业内部， 1962年的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为26.8:73.2，1979年则变为55:45，重工业超过了轻工业。
实行经济发展外向化后，韩巴两国的出口增长很快，巴西由6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8%上升到70年代的26%，韩国由50 年代出口增长停止状态变为60—70年代的39%。同期，巴西的年均进口增长达37%，韩国为26%，但由于韩国进口基数远大于出口，两国实际上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如韩国1976年逆差达10.6亿美元。韩巴两国经济建设严重依赖外贸，对外债务不断扩大，巴西因利率高、借期短的私人银行贷款过多而更是雪上加霜，70年代中期便陷入以借债还债的困境之中。1970—1980年，巴西对外债务总额由70.5亿美元上升到538.5亿美元， 韩国对外债务总额由1970年的19.8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324.9亿美元， 两国于80年代初分别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和第四大债务国。
韩巴两国大步加速重工业的发展，倾入了最大量的投资。重工业的过度膨胀，导致70年代末期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80年代两国经济都出现了负增长，韩国1980年增长为－6.2%，巴西1981—1983 年间年均增长为－1.3%。
70年代末期，由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冲击、沉重债务的拖累以及经济体制僵化等的影响，韩巴两国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为走出危机，韩巴两国政府努力调整经济政策，经济调整的方向与世界相同，即朝着私有化和自由化方向发展。然而，由政府投资所形成的经济结构，使韩巴两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韩国政府从80年代开始进行广泛的自由化改革，如金融制度的自由化、汇率的自由化、贸易的自由化、国营企业的私有化等。以私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韩国的自由化改革进展得比较顺利，变“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为“民间主导型”经济体制，向自由的市场经济转轨。韩国自由化改革的成功又为企业松绑，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巴西政府对自由化改革持慎重态度，臃肿的、僵硬的经济结构缺乏对内对外的适应性，使巴西改革严重滞缓。巴西整个经济在困境中喘息。
经过调整和改革，韩国经济在80年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第二次汉江奇迹”。与此相反，巴西经济在80年代增长极其缓慢，80年代是它“失去的十年”。1980—1992年，巴西GDP年均增长为2.2%，低于全世界的3%；人均GNP由1979年的1738美元只提高到1992年的2770美元，年均增长仅为0.4%，低于全世界的1.2%。同期，韩国GDP 年均增长9.4%，人均GNP年均增长高达8.5%， 由1979 年的1624 美元跃升到1992年的6790美元，是巴西的约2.5倍，预计1996年突破1万美元大关。80年代，韩巴两国不仅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上相差甚远，在其它社会经济方面也大相径庭。
80年代，巴西和韩国的产业结构相近，以1989年为例，巴西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比为9:43:48，韩国为10:44:46。然而， 与韩国相比，巴西不仅商品出口增长不快，而且贸易条件差，出口结构变化不大，初级产品仍占相当大的份量，重工业品出口少。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89年，巴西年均出口增长率为5.6%，韩国为13.8%；1989 年，巴西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占40%，而附加值较高的机械和运输品只占22%，韩国分别是7%和38%。 造成以上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巴西的私人企业力量薄弱、国营企业则受保护过多，致使工业产品成本高而缺乏竞争力。
韩巴两国80年代初都面临债务危机，但到80年代末，韩国的债务额逐渐减少，巴西的债务额却有增无减。从1986年始，韩国连续几年贸易顺差，债务总额由1982年的468亿美元减少到1989年的331.1亿美元，占GNP的15.8%。80年代，巴西政府大量缩减进口，努力增加出口， 在主要以牺牲进口的条件下也出现贸易顺差，但减债效果并不很明显，债务总额由1980年的538.5亿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1112.9亿美元， 占GNP 的24.1%。
在债务不断扩大的同时，巴西政府财政支出也不断增加。巴西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由1972年的21.8%增加到1989年的33%， 而韩国由18%减少到16.9%。沉重的债务和庞大的政府支出，迫使巴西大量增发货币，从而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1980—1989年，巴西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27.8%，韩国则只有5%。
巴西的国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由1974—1980年的年均19.2%下降到1981—1989年的18%，韩国则由22.9%上升到29%。由此，巴西国内投资乏力，投资率由1974—1980年的年均23.8%下降到1981—1989年的19.8%，韩国却仍保持29.8%的高投资率。进入90年代，巴西国内投资总额绝对下降，原本1980—1989年的年均投资增长率为0.7%， 但1980—1992年为－0.3%。
韩国尽量限制国营企业的发展，把国营企业集中在基础设施部门，并于80年代对生产最活跃的制造业部门进行大刀阔斧的私有化，如浦项钢铁公司在1989年得到私有化。1970—1990年，韩国国营企业产值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由20%降到7%。巴西的国营经济相当庞大， 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巴西在国营企业私有化方面作为不大，是拉美国家中私有化最缓慢的一个。巴西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经营得比较好，但国营企业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长期维持它的效率则很难，因此巴西的国营企业在80年代出现严重亏损。为了维持庞大国营企业的正常生产，巴西政府不得不向国营企业投入巨资，致使财政赤字不断扩大，1989年的赤字额占GNP的14%。巨额的财政赤字使通货膨胀加剧， 通货膨胀加剧反过来又使财政规模扩大，形成恶性循环。
巴西在六、七十年代形成的经济结构是拉美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缩影响。拉美经济改革的惨痛教训证明，对这种经济结构进行激进改革，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进行小改，虽减少振荡，但拖延发展的时间，前景也很不美妙。“失去的十年”不能不让人惋惜和深思。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东亚的典型代表。经过80年代的改革和调整，东亚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仍保持高经济增长速度，并相继于90年代跨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四、政府投资的启示
为推进工业化，后发国家无疑要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政府投资是其干预的一种形式。通过对韩巴两国政府投资的比较和分析，可得到一些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宝贵启示，对有计划干预传统的我国则更具借鉴作用。
（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市场不完善、企业力量薄弱以及资金严重不足等，政府应成为主要的投资主体，广泛筹集发展资金，控制投资的合理流向，促进市场经济的成长和发育；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的完善和企业的壮大，政府应减少干预，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成为主要的投资主体。我国现在是落后国家，并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政府理应承担作为投资主体的重任。
（二）在投资的来源上。1.建立以间接税为中心的税收体系，增强征税的能力，减少企业的税收负担。当前，我国两极分化加剧、高消费过度，这都有碍于经济的发展，因此除对高收入层征税外，还应对奢侈品消费课税。2.提高存款利率，增加国民储蓄，让储蓄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减少靠增发货币来融资的现象，特别是财政性货币发行。3.以内资为主，积极利用外资，在借贷外资时，力争向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借款。
（三）在投资的流向上。1.加速工业化建设时，必须先要有一个轻工业快速发展阶段，而后适时转向重工业化，同时注意逐步增加农业的投入。巴西经济学家总结教训时认为，跨过轻工业相对发展阶段而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巴西投资决策的一个重大失误。2.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应大量投资于交通运输、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解决经济发展的颈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并长期失修，政府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还应加强重视。3.投资应主要流向生产性项目，并选择一些正确的主导产业，优先投资，让它们成为带动经济腾飞的龙头。韩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高速增长，正是因为韩国政府善于在不同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主导产业，使产业结构朝着不断高级化方向发展。4.在鼓励民间办学的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增强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科技功能，培养越来越多的合适的经济科技人才。5.政府投资要以间接投资为主，以直接投资为辅，除一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部门主要由政府直接投资经营外，其它部门和行业应主要由私人直接投资经营，让私人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我国应加快产权制度的改革，使国有企业产权明晰化，真正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让它们成为追逐自身利润的经济实体；政府投资则应优先流向那些产权明晰的企业，并以商业贷款为主要形式，避免投资的浪费。另外，我国要大力支持和培育私人企业的发展，在资金、税收和技术上给以优惠政策，让私人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在投资的管理上，政府应加强制度和法制建设，建立以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力图减少从行政上直接插手企业的经营，以保证投资取得良好的效果。我国要果敢地采取措施使政府行为规模化，不让政府之手随意伸进企业内部，同时用法律形式确保企业的利益。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起飞的重要阶段，政府投资的职能不能削弱，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投资职能，这是统一市场形成的前提。然而，为避免重蹈巴西的失误，保持经济的长期繁荣，我国应吸取巴西的深刻教训，学习韩国的成功经验，在政府投资的决策上，尤其是投资的流向上要有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