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子之乱”的叙写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旅论文,清末论文,以对论文,之乱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62(2006)02—0081—08
正如诸多论者所识，古代中国人将自己的中央帝国想象成“天下”、“宇内”、“四海”、“八荒”，心中无国界，亦无世界。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可囊括一切。于是中国士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必漂洋渡海，便足以开拓襟怀；“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也就足以寄托功名。在这样的世界观中，中国乃是世界的中央，中国的“天子”统御“天下”，中国的帝都自然是天下权威的中心，番邦朝贡的终点。唯其如此，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乾隆皇帝在承德行宫以《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回应，“敕谕”二字清晰划出的是君臣分际。迟至林则徐禁烟，在给英国女王的照会《拟颁英国国王照会稿》中仍开宗明义：“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1] 100林氏虎门销烟的壮举所依持的也并非总督之权，而是来自北京的诏命所加封的钦差之威。可是，自此“英夷”却不再“恭顺”，而是以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中国的国门。从中华帝国的钦差“开眼看世界”之刻，从《海国图志》、《四洲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英吉利记》等研究西方国家著作的出现蔚然成风之时，从五口通商之年，中国人心中“天下”的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形成。更微妙的是，在国家观念形成的同时，另一条“界线”却在中国版图上缓缓浮现。中国东南随着通商口岸的集中开始变得华洋杂处色彩斑驳。继而，随着“借师助剿”的战场集中于东南，洋务运动发轫于东南，租界洋场开辟于东南，西来的形而上和形而下随潮而至，在这里催生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节节嬗递，造就了开明求新的人物和思潮，与北方的“京师”走上歧路而遥相颉颃。于是尽管这条界线在彼时中国版图上大多时候隐而不彰，但中国近代守旧与开新之争，排外与自强之辨其实往往与这条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默默重叠。
这条界线自鸦片战争后，从无到有，一直若隐若现。但在中国历史踏进20世纪的第一年里豁然突显。公元1900年岁在庚子，兴起于北方的义和团之乱，深刻地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李大钊后来曾以经济说因果，指出义和团起于对“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2] 180彼时中国的“工业经济”为洋人所操控，但也由中国的“南人”填充。因此在这场动乱中，华洋之辨、新旧之争、南北之辨紧紧纠缠也牵动杀机。义和团排外，将杀洋人称为杀毛子，可他们所杀的“二毛子”中，除了教民，就有同是中国人的“南人”。史书载“团匪又恨南人入骨，意为南人在该处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在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曰：‘二毛子’，南人遂被害，出逃者无几”。[3] 161北京的诏命严催江南督抚“杀洋人”、“北上勤王”，可江南督抚与士绅却别有怀抱，冷眼旁观而彼此联手，同“沪上各国领事”和(列强)“来华水师提督”立约，“议互保东南，不犯长江。”[4] 卷二二八60年前皇权尚被誉为“以天地之心为心”，可刚刚进入20世纪，北京来的王令诏命，竟可被公然斥为“乱命”而无法逾越长江。义和团崩溃后，八国联军进京，曾经助佑义和团的达官显贵成为了被惩办的“祸首”被押上刑场。庚子之际正在北京做官的南方名儒叶昌炽的一句感叹之言道出了南北间相锄相杀的悲凉：“戊戌所杀者，除杨侍御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老成旧辅，反手覆手，顷刻间耳。”[5] 477
这种南北之界，不仅由长江间隔，不惟由庙堂间斗争锄杀的阵营分际，也不只由战乱间的血污标识。它同样投射在中国“彼时最重要的公众想象领域”的小说中。[6] 4这些作品尽管出自书生的笔下，但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承担着“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之责任，[6] 1叙写姿态之中有深意存焉。
庚子以后的晚清中国小说叙及义和团之乱的作品颇多，作者或感时忧国，或嬉笑怒骂，或寄托以儿女离散悲情，往往能令时人动容，也为文学史家所铭记。《邻女语》、《恨海》、《剑腥录》、《孽海花》① 等著名小说都是其中佳作。
当叙及庚子战乱时，作者笔下往往有意无意间呈现出微妙的南北对立。这些小说在叙写“拳匪之乱”中的生灵涂炭时，几乎所有的灾难都归咎于“拳匪”，而较少涉及洋人的暴行，甚至很多人物是在联军的解救之下逃离苦海。《恨海》中的伯和，躲藏于被弃置的药铺中，是遇到联军“兵头给你照会，送你出境”。《禽海石》中，主人公秦如华在上海客栈中偶遇逃难的北京少女，听其自述：“谁知京城里忽然出了义和团这番大乱，我家父母都被拳匪杀了。我落在拳匪手中，转卖在石条胡同，教我做那不要廉耻的事。我几番觅死不得，又被联军将我救了出来。”[7] 915
灾难既与洋人无涉，而身为“北民”的拳匪自然难辞其咎。《续孽海花》中一语道破：“那练拳的大师兄都是京津间的青皮混混，有什么才干见识？公然拆铁路毁电线，凡沾一点外洋的式子都主张消灭，其实他们多是假公济私，实行抢劫。”几乎所有的小说写至义和团造成的惨状时都不吝笔墨，笔落之处，忧怖交集，触目惊心。
《恨海》中，叙及棣华携母逃难：
棣华出到船头，站起来抬头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远远的起了六、七个火头，照得满天通红，直逼到船上的人脸上也有了火光的影子。人声嘈杂之中，还隐隐听得远远的哭喊之声……李富道：“听说是七、八处教堂同时起火，都是义和团干的事。”棣华再抬头望时，只见岸上树林中的鸦鹊之类，都被火光惊起，满天飞舞，火光之中，历历可数。天上月亮，映的也变了殷红之色。[8] 42
《剑腥录》中在帝都北京的惨状：
拳匪既得志，始试手杀人……下令敢燃洋灯及用洋货者，死无赦。……逻取教会之人，名曰二毛子，缚至南下洼戮之。身首既暴，群犬争噬，家人至无敢殓取者……匪十余人，执刀加红兜肚，裹红巾，复以红巾为膝衣，逐队高呼而过。月光惨淡，仲光疑沦于鬼乡。[9] 70
不仅是“北民”暴行，南下逃难的北来官役也是一般面目可憎。《邻女语》中：
有个人在船头，挺着腰杆子，打着京片子，乱嚷乱说道：“你们使点劲儿，快点儿赶到码头，赏你们酒钱。要不然到了镇江，误了咱们的路程，送你到衙门。”那船上的人答道：“大爷不要着急，这边不就是镇江码头吗？到也到了，还骂什么？”那打京片子的不听犹可，一听便雄赳赳气昂昂的伸出手，打那答话的两个耳巴，口里大骂道：“你这忘八羔子，小杂种！我骂你，我打你看你怎样！”那答话的不敢则声。见他含了一包眼泪，望后舱躲避去了。[7] 5
在晚清小说中，“操着京片子”、“京津间的青皮”都成为非常典型的揶揄北人的负面意象和消极符号。在这些小说中，提示着“北人”身份的负面符号与“鬼乡”般的惨状、与暴行和罪恶、与烈火和“眼泪”紧紧相连。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几乎所有被凸现出来的受难之人，皆为南人。《恨海》中在拳乱中家破人亡的三个家庭陈戟临、顾鹤亭、王乐天分别是广东人和苏州人。《剑腥录》中因抵制义和团被杀害的袁昶和许景澄都为浙江人。《续孽海花》中被杀害的杨金甫、《禽海石》中的秦家、顾家亦皆为南人。《续孽海花》中，写道义和团抢劫一个逃难的“江苏候补道”：
他船上虽有十几支快枪，十几个护兵，坛里派了三十个弟兄去，把他轻轻易易捉来了。他的姨太太正靠着船窗坐着，弟兄们上去看见手上带的金镯子、翡翠镯子，很值钱，就喝令卸下来，那女人不肯，一个弟兄就把她胳膊砍下来，把镯子通通拿去了。那位老爷抓到了场中，叫他升三道表，可怜他吓得手直抖，一道表也升不起来，就拖出去砍了。[10] 411
《邻女语》中年少志高的主人公金不磨，立志北上救国救民，但却在路上碰上“陈大人、张大人的溃勇，一见不磨是个南方打扮的，便指着他同自家伙里说道：‘你看，你看。他那个杀不尽的二毛子，他又来了。’”继而竟动了杀心，亏得不磨机智躲过。不过其他的情形就不再如此幸运。此作叙及义和团的“大师兄”张德成到了天津，公然到处行劫：
张德成知道北边没有几个有钱之人，在天津发财的，都是南边人。他看见南边商人，一群群由铁路火车往大沽口船上，他心中不由得着急，遂私自率了党羽，先拆铁路，抢劫避乱商人。顿时杀人如山流血成河，把塘沽以上一带七十二沽河里，都将死尸填满。[7] 61
《恨海》中，陈戟临本是个忠诚守责的京官，庚子大乱之时，仍恪守职责不愿离京逃难。可他虽为忠臣贤宦但却竟因为“南人”的身份而终遭屠戮。小说借一个被吓得瑟瑟发抖的老妈子之口叙及顾戟临夫妇被杀的情形：
一班义和团，不知怎的，打开大门进来，问老爷是哪里人，老爷回说是广东人。他说全是二毛子，便杀了。太太哭喊时，也被杀了。两个二爷和那车夫，都裹了红头巾，跟那义和团去了。[8] 56
这成了清末小说叙写庚子之乱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叙事模式，即庚子之乱其实是一部南方人在北方的受难曲。这受难曲之中，南北之间的分际正被凸显出来。
但是，历史不会如此简单，虚构的文本自然也不会如此单调。否则历史便失去了魅力，文本也减少了韵味。正如庚子时东南各省与列强立约“互保江南，不犯长江”并非要分庭抗礼，另立门户，而是要“留江南以救社稷”；清末小说中也有两种“旅行”弥合着此种分际分野。
第一，“拯救之旅”。在叙及庚子之乱的清末小说中，“北上”往往与“拯救”的意义相连。《邻女语》中的主人公金不磨的北上旅行极为典型。金不磨“生性慈善，素有澄清天下大志”，“想到北方生灵涂炭，已入水火之中……要想拯拔这时候的北方人民”。[7] 7于是他“拯拔”北民的旅行就此开始。《续孽海花》中的傅彩云庚子之乱开始时本在天津，为了避难，误打误撞地北上进京投靠恩客。但此时北京更是灾难深重，前景好不可悲。可是也正是傅彩云的这番误打误撞的北上旅行，使她赶上了好一番风云际会，以一介风尘女子周旋于联军达官贵妇之间，拯救中国“北民”于水火。《剑腥录》中的邴仲光也是仗剑北上，最终护得美人归。而本为南人，北上为官的《剑腥录》中的袁昶、许景澄，《邻女语》中的沈道台，也都为救黎民，或从容赴死，或奔走周旋。
但细读这些作品，读者会发现这种“拯救”之旅有三点特征颇可玩味。
首先，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北上旅人不但都形单影只，往往不得不独力支撑危局，而且都是被朝堂王纲排斥在外之人。金不磨立志北上时所想的是“人家有官有职的，都是这样望南边逃来；我这无官无职的，偏要望北方走去”。邴仲光仗剑北上，应试不第；袁昶、许景澄因为上书直斥重臣迷信义和团的“邪术”而慷慨赴死——尽管初看上去二人是官场中人，可还有什么比“赐死”更能代表朝堂王纲对他们的否定？沈道台在拯救人民以前，其实已因为参劾支持义和团的重臣刚毅，而被“革职拿问”，流放张家口外。而傅彩云风尘女子的身份，莫说朝堂王纲，甚至都不在彼时伦常容许的范围之内。但就是这些人，无权力支撑其行为，无王道支持其意义，以孤独的身影独力挽救危局，文本叙写到此，其中深味不只悲壮而已。
第二，这些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北上旅人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具备西学素养的“南人”。金不磨生于“江苏镇江府”，自幼丧父，寡母“教以读书识字，到了十三岁时，经义粗毕，乃令出就外傅，学西国文字；又在武备学堂，练习炮线枪靶，行军战阵之法”。沈道台“是在南边大大有名的一个出洋学生”，“会说德国话”。袁昶浙江人，由“户部主事转总理衙门章京，办外交事务多年”，许景澄本身就是“外交官”，曾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并曾“兼任驻比利时公使”。傅彩云(赛金花)的身份则更令文学史家浮想联翩，她虽然出身风尘，中华文理难说深厚，但却精通德语，以如夫人身份陪伴夫君出使欧洲，游遍列国。曾跻身于各国贵妇之间，得宠于德国皇后之侧，与俄国虚无党女杀手从容周旋，与德国青年军官风流一度。这些跨越国界的经历，是赛金花令人瞠目的力量的源泉。
《剑腥录》中的林太守受万民敬仰，死后所立祠堂“光复以后，湘阴左公之祠与洪杨之役有功者皆撤，而杭州祠墓，岿然独存。正以洪波流靡之中，独倡新学”。
有时作者似乎不耐烦经由“南人”做“西学”的中介，而是更进一步直接请一位在中国上海的“西人”来进行北上的“拯救之旅”。《邻女语》中沈道台处理山西教案时，“电请一位西国大善士到了太原。果然不到一礼拜，商议定了，将这桩大案消灭得无形无影”。
说起这位西国大善士，不是别个，就是耶稣教中人，上海广学会里李提摩太先生。这人一生以行善为本，守着本教中救人的本旨，不肯遇事吹求。到了山西，将此事始末斟酌一番，遂限定山西赔款五十万两。又知道山西是个穷地方，将五十万两分作十年交清，每年只交纹银五万两。又不拿回西国作为死难教士恤款，即在山西省城，开了一个学堂，由教中人经理，即将此款作为学堂公用。招募山西文人秀士，入堂读书，要使文明之化普及众生，以后永免再有民教冲突之案。此案一定，中外同称。[7] 66
这些“拯救之旅”在清末作者的笔下被铺展得意味深长。“北上”拯救民众的古道热肠不仅一定自然地从另一个方向弥合南北之间的对立，同时更重要的是，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于此，但被如此叙写的拯救之旅，已有意无意间使两个观念呼之欲出。其一，是中国本土的道统已经在想象领域内被判为绝不足恃，在拯救彼时中国人几同刍狗的命运和进退失据的心灵时，绝难成为可以依靠的力量。甚至再向前推一步，如果说这些在虚构与想象的层面被展开的拯救之旅，寄托着彼时中国人面对“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时对正义与光明的期待，那么，彼时中国的王纲道统却极有可能已在彼时中国的公众想象领域内被置于在了“正义与光明”的反面——邪恶与黑暗，因为救赎者的流放命运、斩首结局、风尘身份在叙述逻辑中与王纲道统针锋相对。其二，中国苦难的救赎与解脱，已经不能在本土语境中获得解答，而必须引向西方。向西方寻求拯救之道的叙述逻辑由此开启。传统中国人的想象中，“北上”赴京之旅，往往与“面圣”、“觐见”、“赶考”、“朝贡”、“呼告”、“求救”等意义相连。如同中国古诗所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但当一条如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朝圣”之旅般的道路，② 最终被演绎为需要精通西学的孤胆斗士以莫大勇气进行的北上“拯救”之旅时，在想象层面上构筑的中国人寻求拯救的方向，就发生了微妙而坚定的改变。“精通西学的‘南人’”如同一道桥梁，连接的是求救与拯救，也是中国与西方。不唯此也，清末小说中深具西学素养之人踽踽独行的北上拯救之旅，与30年后以来自西方的革命理论为旗帜，浩浩荡荡的北伐之旅相映，前者未尝不是后者在公众想象领域内之滥觞。
第三，重要的不只是方向，还有分寸。这些扮演拯救者角色的人，中西兼备，文武全能，近于超人(如金不磨)；品德高洁，大义凛然，如同神圣(如袁昶和许景澄)；全无私心，心地慈悲，救苦救难，好似天使(如李提摩太)；足智多谋，长袖擅舞，堪比诸葛(如沈道台和赛金花)。当清末小说作者赋予这些人物如此之多的优秀品质时，两层耐人寻味之处于是出焉：其一，“西方”的意象与这些优秀的品质如影相随，既然这些人物如神，“西方”自然也被神化；其二，这些人物的优秀程度不自觉间早已经突破了人们对真实的期待，溢出“真实”之外的是强烈的求新求变的冲动。
“海内”崩解，“海外”浮现，中国人西行、东渡以求救赎之道——而不再仅仅是师夷长技——的叙述逻辑在此清末小说中被渐渐确立。此种叙述逻辑的确立是一个众声合唱的过程，但应该始自庚子之年，并在其后各种题材的清季民初小说中大彰其事。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七回中苦力恽来邂逅的自美国归来刚刚继承了美国情人遗产的咸水妹；言情小说《玉梨魂》尽管格调绮丽，但也不乏壮语，“时局艰危，人才难得……正当发愤自励，努力进取，乘风破浪，做一番烈烈轰轰事业，为江山增色”。[7] 464于是石痴、梦霞两位青年先后东渡；《金陵秋》中仲英、秋光夫妇为革命志士，但革命虽然功成，但二人却因对革命失望而生身退之意，于是“留学欧西，学成，不惟民国增上伟人，即女子亦得承其家学矣”。社会小说《黄金社会》中明代遗民所占据的南太平洋上，“位于南纬六十五度”的世外桃源一般的小岛；《苦学生》中老华侨华盛所建立的美国国土上的华人世外桃源“华盛村”也都是寄托着彼时中国人寻求拯救的理想之所，在此，“世外桃源”不再由山泉溪水引领，而是在海洋的彼岸。
与北上的“拯救之旅”相对应的第二条南北旅行，是南下的“逃难之旅”。
叙及庚子之乱的清末小说中，逃难之旅自然都从北京开始南下而行。在清末小说中从北京出发南下的颠沛流离的逃难队伍庞大而凄惨。吴趼人的名著《恨海》中就有贴切的描绘：
船户笑道：“总要越过这里，转向南路，到了静海，才是往德州的大道。你看这里所靠的多少船，都是避乱的……”次日起身开行。谁知这里停泊的船，盈千累万，舳舻相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过去。船户百般为难，在众船缝里钻行。从日出时忙到日入，走不到三里路，只得停住。这还是幸得船小，才有缝可钻，若是船大了些，竟是寸步难移的了。[8] 41
在传统中国人的想象中，出京之旅，常常与皇帝的浩荡南巡、“钦差”的威风赫赫、出京放赈官员的救灾济民、金榜题名后的衣锦还乡、历经沉浮之后的挂冠归去等意义相伴随。但在清末小说中的庚子逃难之旅中，这种书写模式几乎荡然无存。北京也不再是显赫的权力起点、浩荡皇风的出处，而是灾难的渊薮；更重要的是清末小说书写至此，从不愿隐瞒，安居于北京的朝堂王纲与“拳匪”一样是灾难中野蛮暴行的始作俑者。《恨海》中写道：
到了十五日那天，喧传董军入京。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董军杀死，义和团与董军联合做一气，与洋人为难……戟临从此连衙门也不敢上，每日只关上大门避乱。[8] 53
《剑腥录》中写至刚梓良(刚毅)时直书其野蛮嗜杀：
时刚梓良之意，凡能与洋人言，及平日在总理衙门理外交者，皆歼之，以为二毛，嗜杀之心，盖出乎天性也。[9] 98
《禽海石》中写至“大师兄”宣扬“妖术”以后：“起初是不过几个愚夫愚妇听信他的鬼话，谁知过了几天，他的党羽竟越聚越多……连那些王公大臣都相信他的鬼话了。”而当人劝“当朝翰林”顾年伯南下时：
不料顾年伯是个极其守旧的人，他说：“这些教拳念咒的百姓，都是忠义良民，现在他们已立下名目，称为‘义和团’，这都是我大清国国运当兴，冥冥之中，才放下这些神兵鬼卒，附在百姓身上，特地来扶清灭洋的……我们只要投在那大师兄名下，听他指挥，自然得他的保护，回南怎的？”[7] 908
可是当联军攻进北京时，这位“极其守旧”的顾翰林却另有行径：
可怜那些口出大言的义和团，挡着枪的就死，遇着炮的就亡，登时阖城大乱。其时，我家老爷(顾年伯)慌了手脚，连忙依着大众的榜样，门口插了顺民旗。[7] 908
太平天国时，江南士人起身捍卫的不仅是清王朝，而是曾国藩所说的“名教”。但是庚子之时，当皇权与野蛮同构，权臣“拜在大师兄名下”，“京师”成了逃难之旅的起点时，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已经在人们逃难旅途上慌张零乱的脚步中渐行渐远。
极合逻辑的，就是在逃难之旅的终点，往往出现“四大皆空”的虚无感作为结局。《禽海石》中主人公秦如华，庚子战乱使他一场起自青梅竹马时代的纯真爱情功亏一篑，他与情人先后逃难到上海，可是他的情人历经磨难，惨病而死。于是在小说的结局处是秦如华的一番自白：“看官，不瞒你说，我现在病到这般地步，我是搦定厌世主义，不想活在世上的人了”。“我不怪我的父亲，我也不怪拳匪，我总说是孟夫子害我的”。《恨海》书写两对情侣，伯和与棣华，仲蔼与娟娟，在两个家族都经历了庚子之乱和家破人亡的磨难后，两对情侣先后逃至上海，可是伯和溺于毒瘾而病亡，娟娟进入娼门而沉沦。仲蔼与棣华在整部作品中最是品德无亏，但是棣华遁入空门，仲蔼“万念皆灰，即定日运了父母兄长灵柩回广东安葬，把挣来万金，分散贫乏亲友，披发入山，不知所终。”
《剑腥录》中邴仲光历经庚子之难后，回到杭州。在小说的结尾处：
于是寺众大集，二侍者，一捧杖，一捧香炉，蠲师徐步出，上高座，弟子以次参讫，仲光、吕翰亦居诸学者之后。蠲师言曰：“昔者一祖迦叶，入鸡足山，山合。待阿难至，山复为开……大众听者，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是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言已，合十于胸，圆寂矣。众皆鸣钟鼓，持咒，一一罗拜。仲光私谓吕翰曰：“适师所言，述六祖之言也。”师既入塔，明日为荼毗吉期，众奉塔至场上。上座容公，举火。火发时，旃檀之香四射，晴日当空，舍利如雨。[9] 168
难道仅仅是逃难旅途中的家庭悲剧、情感憾事就能让一部部小说归于虚空？其实，虚空的背后是根本意义的迷失。因此，这些小说中叙写的南下逃难之旅，不仅是妻离子散、劳燕分飞、家破人亡的“苦难的历程”，也暗示着中国传统道统的失落。
同时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小说中的逃难者们，或客死异地，或流落他乡，或归于虚空，不知所终，但从来没有归宿于故乡的情形，并且虽然大家都以贫病之死为悲，但似乎不再以“客死他乡”为憾。“乡愁”之感，在逃难之旅的叙写中，悄无声息。也就是说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无论走“南”闯“北”，但其实走的都是一条不归之路。在传统中国人的想象中，少年辞乡赴京，老年还乡致仕，是一条经典旅程，代代相传，循环往复。乡间故土的座座宗祠、祖坟，都与此心默默印证。当人们无法圆满走完这场人生行旅时，若是应试之途落难，小说家会虚构出名妓相救；若是客死异地，诗词的咏叹与悲鸣则往往夺眶而出。但是在这些清末小说逃难之旅的叙述中，帝京的意义已经失落，“故乡”的符号也渺然无踪。这条在中国传统的叙述和想象中经典的循环之旅，似乎也就此消解而代之以不归之途。彼时著名诗人范当世的一首诗也可与此意味相印证：
落照原能媲旭晖，车声人迹尽稀微。可怜步步为深黑，始信苍茫有不归。[11] 416
“不归”二字所暗示的微妙变化，未必不可被视为意味深长。这其中若隐若现地透出彼时中国人的想象世界的方式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日升日落、花谢花开、治乱交替、生死轮回、少小离家、落叶归根，这些都是在古代中国人想象中的经典主题，时间与空间的循环想象完全同构，共同显示着古代中国天道循环的世界观。可清末小说中，循环之旅消隐，不归之旅浮现，如同一个经纬精细的花瓶开始出现了深深的裂缝，正流露着天道循环的世界观正渐渐退去，而一种一去不回头式的线性时间观念正渐渐登场。与此相印证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爱情故事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杜丽娘还魂，可清末著名言情小说《玉梨魂》中，男主人公却不再轮回转世，而是成为“革命军中无名烈士”。③ 绝非偶然的，庚子之后《天演论》声动天下，进化论腾播人口。这种思想观念的巨大转折固与区区“小说”之间难说因果，但小说在虚构与想象的领域内的流露与召唤，鼓吹与默化，也应被视为这种观念转折进程的一部分。
南北之辨，南北之旅，综观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其价值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南方一边。其实南北之辨的背后，是彼时中国面对开新与守旧的理势之争。庚子之后，开新一派完全掌握了话语之势。正如“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12] 669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也在想象与虚构的层面上召唤着面向世界的开新理路和不再遮掩的求新求变的冲动。如果说戊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上面向世界、求新求变之途，那么两年之后的庚子之乱的冲击也反弹成了极大助力。个中深义，不应小视。论者常说，从戊戌到五四，其实，戊戌、庚子、五四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真实的三级跳。此中心结与脉络，从清末叙写庚子之变的小说中可以见微知著。
更微妙的是，庚子题材的清末小说，其叙写姿态勾勒出有别以往的想象世界和本土的方式。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实际上叙述逻辑中已经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式微，拯救之旅和逃难之旅在颠覆了王朝的地理秩序的同时，王朝的意识形态秩序也随之崩解；当寻求拯救的目光移向域外之时，一幅清晰的全球版图自然从模糊的华洋之辨中破壳而出；循环世界观的消隐，线性时间观念的登场，视野跳出本土，所以彼时中国人不再期待下一位真龙天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面貌，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
注释：
①本文所涉及到的几个典型叙述文本，分别依据以下版本：《邻女语》、《禽海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2集·第8卷·小说集六)，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恨海》，《吴趼人小说四种(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续孽海花》，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剑腥录》，《林纾选集·小说卷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4章，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
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一语中的：“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