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战略理论及国际政治中的制衡效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楔子论文,效能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1
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为了生存和安全，必定十分关注如何获得更大的相对权力。对于相对权力的追求，许多现实主义者集中关注于两种途径。对内通过增强本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而其途径主要是建立在经济和科技实力基础上的军备；对外则是通过和别的国家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然而，很少有学者研究如何通过分化外部制衡力量的办法来增强本国的相对权力。换言之，各国能否说服对手国家不要同别国联合起来对付自己?什么时候它们能够成功地分化已经结成同盟或可能结成同盟的对手国家?这一问题涉及的正是所谓的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理论探讨的问题。
美国学者迪莫斯·克劳福德(Timothy Crawford)认为，“楔子战略”是一个国家在一种可以接受的代价下力图阻止、破坏或弱化一个威胁性或围堵性联盟出现的战略。当这种战略取得成功时，该国(即分化者，亦即操作楔子战略的国家)因为减少了组织起来对付自己的对手国家的数量和力量而得到好处。楔子战略还可能将对手国家转变成中立国家或己方盟友。因此，该战略“有可能触发令人吃惊的权力转换”，其结果“会对战争与和平乃至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产生重要影响”。①
一、楔子战略的基本类型
楔子战略本质上是国家利用适当的分化策略和手段，来劝说或迫使某个外国不同别国结盟或联合来制衡或对抗自己。有能力及倾向于实施楔子战略的国家往往被称为分化者(divider)，通常是容易引起外国联合制衡的崛起国家、霸权国家或有扩张意图的国家。
美国学者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根据国家运用楔子战略的时机对其进行分类，认为国家在两种情况下倾向于利用楔子战略：一是鼓励目标国家做它们可能早已准备做的事情的强化式的楔子战略(reinforcing wedge strategies)；二是鼓励目标国家做它们可能本来不想做的事情的抵消式的楔子战略(countervailing wedge strategies)。②强化式的楔子战略更有“顺势而为”的色彩，而抵消式的楔子战略则有“迎难而上”的色彩。在很多情况下，抵消式的战略比强化式的战略更难获得成功，但如果能够实现其目标，那么它们的成功会更有意义。因为它们能够分散并降低本来可能组织起来针对楔子战略实施者的联盟。
美国学者格林·斯奈德(Glenn Snyder)根据分化对手国家的途径，将楔子战略区分为采取“选择性迁就”(selectively accommodate)方法的楔子战略与采取“对抗”(confrontation)方式的楔子战略。③选择性迁就战略混合使用了胡萝卜和大棒，给对立同盟的成员或潜在成员施加截然不同的压力。对试图制衡本国的若干外国采取选择性迁就意味着选择性地包容一个对手国家(也就是目标国家)，同时却对另外一个对手国家采取强硬立场。这种战略被认为比单纯依靠对抗和压制的办法更有可能分化一个对立联盟。克劳福德曾经集中研究了选择性迁就战略，他认为实施选择性迁就战略的分化者利用妥协和其他激励物，诱使目标国家远离持顽固立场的其他对手国家。这种方法在三种条件下有可能产生有利的结果。其一，刺激物让目标国家在它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域得到了好处；其二，分化者对于目标国家获得那些好处拥有占优势的影响力(如果说还不是排他性的控制能力)；其三，目标国家的盟国(或潜在盟国)无法轻易地为分化者的刺激物提供替代物或者提供更优惠的条件提供这种刺激物。④对抗式的楔子战略是一概以强硬的方法来应对所有对手国家或潜在敌人。这一战略的基本思路是认为，持续不断的强硬和胁迫将暴露并加剧对手国家战略利益的裂痕，削弱它们之间合作的能力，并促成反叛行为的发生。
楔子战略的实施者到底会倾向于使用选择性迁就还是对抗的战略，主要在于如何评估对手国家制衡自己的坚决态度的影响力。换言之，这是一种对危险的评估，对手国家越是可能联合，那么对于分化者来说，运用选择性迁就并避免对抗就变得越发必要且明智。在评估对手国家是否联合制衡时，分化者必须考虑两个因素：对手国家团结起来的力量及其协调行动将带来的危险。如果误判这些事实，分化者可能被联合制衡及作茧自缚，并且不得不面临来自一个更为强大的对立性同盟的挑战。克劳福德认为，当分化者相信它的对手国家有强烈倾向结盟反对自己时，它就应该在条件成熟、成本可接受的前提下更愿意使用选择性迁就战略，如操作次要利益(如边缘地区的资产、现存的联盟关系、经济关系和市场地位等)让目标国获得对其重要的利益。⑤不过，美国学者斯蒂芬·沃特(Stephen Walt)认为，一个相信自己比一群弱小对手国家更强大得多的分化者可能会运用对抗的办法，因为它估计这将迫使那些更弱小的对手国家随大流(当缺乏大国支持时小国往往会这样做)。⑥分化者之所以在有些情况下采取对抗式的楔子战略，其原因可能来自于对立性同盟的各个成员国之间在地理位置、优先战略、相对国力或者意识形态观点等方面存在的根本差异。正如克劳福德所指出的，有些国家即便在面对强大且团结的联盟时，也会选择对抗的策略。在没那么有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选择对抗策略。一是因为该国家本身没有什么资源或者无力提供什么刺激物来选择性迁就任何对手国家。二是该国家缺乏强大的盟友来帮助它对付威胁；在这种情形下，该国被迫做出对抗式反应，因为它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且它也不担心会失去什么，因为它同对手国家的关系可能早已彻底闹僵。⑦
依据实施者的身份和实施该战略的意图，克劳福德还把楔子战略划分为防御性楔子战略和进攻性楔子战略两种。⑧防御性的楔子战略是防御性的分化者通过适当手段力图让外部进攻性同盟的成员立场中立化。防御性的“分化及制衡”楔子战略旨在阻止或解散威胁性同盟。通过实施防御性楔子战略，制衡者能够破坏或重组潜在的侵略者，并削弱和孤立主要的威胁。面对不断增加的威胁，但没有出现预想的军备或结盟等反应，其原因极有可能是这个国家在运用防御性的楔子战略来隐蔽性地获得制衡的权力。事实上，当一个国家面临不断增加的混合性威胁，其军备或结盟的余地又很小时，它会更加努力地运用分化手法，让敌对同盟内部出现中立化或同盟疏离的效应。进攻性楔子战略则往往是一个追求扩张的侵略国家或霸权国家经常采取的策略。克劳福德指出，霸权国家或有扩张意图的侵略国都有可能采用补偿式的楔子战略和选择性迁就的办法，分化反制它的外部联盟，并导致反制联盟未能成形或制衡行为归于失败。⑨
二、楔子战略的预期效果
楔子战略的目标是力图改变目标国家的联盟关系。由于联盟关系的改变通常会让目标国家承担更大成本，分化者需要为目标国家承担此种损失。克劳福德认为，期望中的联盟关系变化效果有四种类型，它们是通过促成联盟关系发生变化的难度由大到小来区分的，分别是同盟重组(realignment)、解除同盟(dealignment)、预制同盟(prealignment)和疏离同盟(disalignment)。⑩
首先，以同盟重组为预期效果的楔子战略力图将目标国家从对立性同盟的成员转变成对己友好的国家。如果对立性同盟是团结一致的，那么通过对抗手段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即使通过使用刺激物也难以诱使目标国家转变其立场。为了促使这类转变出现，分化者必须提供足够大的回报，来补偿目标国家损失的信誉，同时让目标国家在战略上受益。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经多次试图说服日本改变其同盟立场，其开出的条件包括战后转让德国在亚洲所占领的领土给日本以及对日本提供巨额经济援助。然而，由于日本早已占领这些领土，这些刺激物还不足以让日本动摇。对目标国家的同盟声誉具有最大破坏性的背叛是一种布鲁图斯式的背叛(Brutus-like betrayal)(11)。如果要求目标国家不仅脱离原来的同盟，转向同分化者联合起来对付原来的盟友，分化者不仅提供足够大且可靠的刺激物来破坏敌对同盟，而且要给目标国家提供代价高昂的战略性义务承诺。克劳福德强调指出，除非可以利用目标国家同其盟友之间存在的严重冲突，否则以重组同盟为导向的楔子战略很难取得成功。(12)
其次，以解除同盟为预期效果的楔子战略力图让目标国家走向中立，其代价和危险性都比重组同盟下的背叛要更低一些。目标国家在此情势下仍然要付出抛弃盟友的名誉上和战略上的代价，但它可以通过巧妙的外交辞令、对条约的法律解释和宣称没有做好准备等办法，来避免公然地对其盟友反戈一击。分化者力图推动解除联盟并经常取得成功。甚至在目标国家本来不愿意这样做时，分化者的努力最终也使得目标国家动摇，因为前者能够提供足够的刺激物让后者不用担心因为中立而付出代价。以解除同盟为目标的楔子战略也可能起某种预防作用，在目标国家对其盟国的义务承诺变得更加强烈之前让它中立化。在这种情势下，分化者必须承担目标国家对其现有同盟义务违约时所担当的代价，以及承担目标国家因为放弃更强烈的同盟义务而产生的损失。(13)
第三，一个以预制同盟为预期效果的楔子战略力求让目标国家维持中立的状态，前提是后者有加入一个敌对阵营的倾向，尚未正式结盟。相对而言，让一个目标国家维持中立状态比让已经加入一个同盟的国家脱离该同盟要来得更容易，付出的代价也更小，因为正式的同盟的确会提升自我保护的效果，使违约成本上升。然而，当分化者试图让目标国家维持其本来的中立地位时，那种力图使某个目标国家从已有的同盟关系中脱离出来的成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不过，分化者仍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当紧张程度上升时，此类代价也可能随之上升。
第四，一个以疏离同盟为预期效果的楔子战略旨在削弱目标国家在敌对同盟内部的合作程度，劝诱目标国家达成这样的协议要相对容易一些。在理想的状态下，分化者的政策会加剧目标国家同其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单是邀请目标国家开展谈判的倡议就可能制造出一种离间效应，即便这种对话并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协议。正如美国学者弗雷德·艾克勒(Fred Iklé)分析的那样，这样的谈判倡议会在敌对国家内部创造恐慌，因为没有被邀请参加谈判的国家担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会在谈判中被人当作交易的对象。(14)以疏离同盟为预期效果的楔子战略在现实中经常被一些国家所运用，且屡试不爽。
对这些预期效果的分析解释了在抵消式战略下(鼓励目标国家做它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推动实现中立化的预制同盟，或疏离同盟的结果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不过，对手国家之间发生深刻的、可被利用的关系裂痕，否则以联盟重组或解除同盟为预期目标的楔子战略则难以取得成功。此外，在克劳福德看来，楔子战略实施的时机十分重要。如果一个目标国家决心加入对立性同盟，那么一种本来足以维持其中立地位的刺激物也有可能无法达到使其中立的目的，因为改变其结盟立场的成本已经提高。最后，即便分化者拥有足够的资源来追求更大的改变联盟生态的目标，经过战略估算之后它也可能倾向于追求一个更小的目标。例如，分化者可能会满足于让一个对手国家中立化，而不是将其改造成己方盟友。(15)
三、楔子战略的策略方式
如前所述，对抗并非楔子战略的主要方式，选择性迁就才是其常用方式。克劳福德认为，选择性迁就的楔子战略有三种主要形式，绥靖(appeasement)、补偿(compensation)和表态支持(endorsement)。每种形式下都会给目标国家提供其认为重要的利益回报。绥靖是选择性迁就战略中代价最高昂的一种形式，分化者在自己的重大利益方面为目标国家提供一个直接的让步。补偿则在次要利益方面提供刺激物，代价比绥靖的方式更小。(16)表态支持通常是代价最小的，分化者在目标国家与自己的盟国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中仅仅是表态支持目标国家的立场。所有这三种形式都可能涉及特定或一般的联系。在特定联系的环境下，限制性是强烈的、正式的，分化者要求目标国家做出明确的联盟改变承诺，以换取某种让步。在一般联系的环境下，限制性是微弱的、不正式的，分化者希望以非正式的方式影响期望中的联盟改变行为。当战争的危险很高或者冲突正在扩散的时候，分化者的紧迫性和刺激物的成本急剧上升，这符合特定联系下的环境定义。一般联系则更为普通，时间要求没有那么紧迫，而且做出让步的政治代价也没有那么高昂。(17)
如果使用绥靖方式的楔子战略，分化者的目的是通过提供重要利益利诱(如领土、战略水域或海外领地)的途径来拆散目标国家同原有盟友之间的同盟关系。绥靖是致使重大联盟改变结果的一种高度有效的方式。首先，由于绥靖提供的是价值很高的回报，它很有可能让目标国家在认真进行成本—收益考虑后作出联盟改变的承诺。其次，由于分化者愿意提供重大的让步，这就能够消除目标国家心目中的威胁形象，而这种威胁形象对于维持敌对同盟来说是一个基本前提。第三，涉及重大战略资产，如领土方面的转让可能让目标国家满足了战略利益，这就使得其战略目标同其盟友不再一致。分化者要让目标国家相信它收到的是利益最大的战略资产。另外，其他对手国家得到类似让步的可能性应当被排除。否则，这种让步将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
由于绥靖要求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存在巨大风险，许多分化者都不愿意使用这种策略。使用该策略的分化者面临着即将和敌对同盟发生战争的情势，而且希望尽快地实现联盟改变的目标。这种在威逼情形下作出的特定联系努力往往导致最终的失败，因为这种努力已经太小、太迟且缺乏可信性。美国学者斯蒂芬·洛克(Stephen Rock)认为，在一般联系的环境下也很少使用到绥靖的策略。原因很简单，关心生存的各国通常不会将自己的重大战略资产拱手让给对手国家，以此换取将来不确定的联盟改变的承诺；相反，当形势趋于和缓，或者目标国家并不算一个立场十分坚定的敌手时，分化者倒是可以明智地利用安抚的手段来争取目标国家的中立地位，或者甚至着手同其发展伙伴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国家有时会愿意“调整”边界、转让领土、开始共同管理水上和陆地战略通道等。(18)在危机爆发之前主动采取这种措施可以降低分化者的信誉风险。例如，在1962年，中国主动同巴基斯坦接触，以互谅互让的原则解决了中巴两国的陆地边界争议。中巴之间解决边界争议的努力恰好发生在中国在另外一场边界争端中击败印度之后。在宽松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主动让步对于巴基斯坦而言是很受欢迎的。
如果使用补偿方式的楔子战略，分化者提供的刺激物是己方的次要利益。在特定或一般联系中，两者都被用于鼓励敌对同盟中的目标国家采取中立或者疏离同盟的态度。分化者的刺激物可以是边缘地带的领土或势力范围、同伙伴及盟友的关系、经济关系和特权、在国际组织中的政策和影响或者在其他特定问题的协议或机制上展开谈判的意愿等。为了改变联盟状态，分化者力图利用对于目标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的、又在己方控制下的影响力、问题和理念。
历史上，分化者在危机期间通过提供边缘地区的领土补偿，来换取潜在对手的中立。补偿也可能以合作的形式或者建立交流机制以产生共享的回报(如通过建立贸易和金融关系或军备控制协议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这种交流机制可以具体地同实现中立化的目标相互联系起来。例如，英国在1941年通过给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提供经济援助，来阻止西班牙加入德意法西斯阵营并参战。领土和经济的补偿也可以绑定在某个特定的联系协议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力图通过提供特惠贸易关系给土耳其人，支持土耳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及希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扩张，来换取土耳其改变联盟立场。尽管德国的努力没有能够使得土耳其改变联盟承诺，但促使安卡拉决定结束同英国的同盟关系，并保持中立态度。当分化者通过一般联系环境下的经济援助来追求让目标国家重组同盟或解除同盟时，它有可能造成将敌国扶植得更加强大的危险。不过，如果分化者很强大，情势也不紧急，加之疏离同盟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两种战略仍然值得一试。例如，当1948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产生矛盾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扩大了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其目的是让南斯拉夫继续在苏联阵营中扮演侵蚀和分化作用的角色。
表态支持的楔子战略意味着分化者愿意在一个第三等级的利益上(具体来说，就是在两个敌国之间的一个争端问题上)表达其支持目标国家的立场。分化者通过支持其中一方的办法来介入这个争端，而这个争端对于当事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表态支持其中一方属于选择性迁就战略中成本最低的一种做法。它们表现为无须付出多大代价的言辞——例如双边峰会、国际论坛上发表口头上或象征性的外交声明。得到表态支持后，目标国家就可能在同盟内的争端中表现得更加强硬。然而，只有它们之间的争端变得不可控制，而且表态支持还要配之以战略方面的承诺，否则这种选择性迁就的做法很难在敌对同盟内部制造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
成本最高的表态支持当属特定联系环境下以重组联盟为取向的楔子战略。分化者通过包揽目标国家对其原盟友的所有诉求来换取目标国家的转变。例如，1915年英国提出支持意大利对奥匈帝国的领土诉求，条件是意大利能参加对德奥集团宣战。另一个同样使用补偿策略但未能取得成功的案例是，德国在1917年表态支持墨西哥获得美国西南部地区，条件是墨西哥向美国宣战。德国失败的原因是德国无法对墨西哥提供重大的物质支持。克劳福德认为，分化者通常不愿意接受支持目标国家野心的承诺，除非目标国家愿意合作应对敌国。(19)一般联系环境下的表态支持可能是低成本高收益的促进敌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疏离的做法。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对北约盟国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由于塞浦路斯问题产生的争端火上浇油，当希腊动武倾向时在言辞上支持希腊立场，又在土耳其变得更具有进攻性时在言辞上支持土耳其立场。莫斯科转向支持土耳其，同时伴随着苏土两国友好关系恢复，但它并不要求土耳其退出北约。(20)
四、楔子战略的理论价值
楔子战略能够破坏或阻止威胁性，以及遏制性联盟的出现，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权力政治分析方面的价值。它既符合对外制衡的特征，又可能构成外部对己方制衡失败的根源。
首先，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倾向于避免被过分大的权力所压倒，为此会积极从事制衡活动。它们通过发展国内军备和对外反击威胁来建立力量。然而，许多学者在思考对外制衡(也就是国家试图通过与别国合作以聚集权力和制约威胁)时，忽略了防御性楔子战略在制衡行为中扮演的中心角色，特别是这种战略在促使敌对同盟内部产生中立化趋向时所发挥的作用。防御性的楔子战略力求孤立最主要的威胁，其途径是让更小的威胁国家所构成的威胁失效或至少降低主要威胁国家同次要威胁国家之间合作的水平。“分化及制衡”的防御性楔子战略能够破坏进攻性同盟或降低它们的内部联合水平，从而减少敌国的相对实力，挫败并阻止其通过使用武力来追求实现扩张野心。
其次，新现实主义的许多学术文献认为，自称属于反制联盟成员的国家往往会推诿制衡的责任(buck-passing)，这被认为是导致对外制衡失败的主要原因。(21)然而，这种分析途径忽视了一个关键变量：存在扩张意图的侵略国家或霸权国家也可能使用进攻性的楔子战略来破坏潜在或现实的抗衡性联盟，由此促使对手国家的制衡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实施进攻性楔子战略的国家力图减少反制联盟的规模，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来离间反制联盟的内部合作关系。
第三，尽管对外制衡有时在本来预期会出现强有力的反制联盟的场合没有出现，但这并不等于说制衡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微弱的力量。领导人经常会察觉到形成反制联盟的可能性，并会追求结成反制联盟。当结成反制联盟的时机合适时，一些具有追求扩张或霸权意图的国家将接受停止咄咄逼人的攻势政策。美国学者杰克·莱维(Jack Levy)曾经指出这种情势是“看不见的制衡”，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发生战争是因为侵略者预期将遇到别国制衡”。(22)此外，有些谋求扩张的侵略国或霸权国会尽力通过选择性迁就的方法来分化制衡者。尽管说别国结成反制联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越大，谋求扩张的侵略国或霸权国分化的努力就越艰难，但它们有时候能够取得成功。如果扩张国家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抵消其制衡努力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如果说分化者仅凭简单的言辞和抽象的表态支持就足以分化制衡力量，那么这种制衡动力确实是微弱的；反之，如果进攻性分化者要用重要利益来换取对反制联盟的破坏，那么这种制衡动力就是强有力的。
第四，通过更好地理解楔子战略发挥作用的规律，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对相对权力的追求不仅可以体现在增加和提升本国权力的各种途径上(如军备和结盟)，也可以体现在减少及分化对手国家权力的途径上(如分化对手)。此时，辨别那些可能倾向中立的国家或对手国家中的最薄弱环节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因为，执行楔子战略的国家将努力创造中立国家或阻止某些中立国家倒入对方阵营。决策者可以运用这些规律来制定政策，分化对手国家或保护自己的盟友。
五、楔子战略的历史及政策启示
准确理解楔子战略的基本类型、预期效果、策略方式和成本收益关系等内涵，将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角度解读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中运用楔子战略的某些成功案例，并从中得出有益的政策启示。
第一，楔子战略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成功运用楔子战略的案例。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谋求扩张的侵略国或霸权国可能使用进攻性的楔子战略来破坏潜在或现实的抗衡性联盟，促使对手国家的制衡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例如，希特勒在1939年8月同苏联达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成功地瓦解了可能阻止德国侵略波兰的唯一的抗衡性联合力量。在解释推诿责任现象时，如果把制衡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盟国之间彼此竞相转嫁制衡的成本，那就忽略了导致制衡失败产生的离间或分化的作用。当我们把二战前英国、法国和苏联未能结成同盟共同制衡德国的原因描述为它们彼此之间都力图转嫁对抗德国的成本时，我们可能完全忽略了希特勒在1939年夏天力图迁就苏联的事实，以及这一做法对当时英法苏三国谈判共同应对德国威胁所发挥的分化作用。在一个制衡现象十分普遍的世界里，阻止谋求扩张的侵略国或霸权国对外侵略或称霸的努力不仅取决于反制联盟的潜在成员是否有决心结成这种联盟，也取决于谋求扩张的侵略国或霸权国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实施选择性迁就的战略。
防御性的“分化及制衡”楔子战略是国家应对威胁的一个重要工具。这种战略力求孤立最主要的威胁，其途径是让更小的威胁国家所构成的威胁失效或至少降低主要威胁国家同次要威胁国家之间合作的水平。例如，苏联在1941年4月与日本达成了《苏日中立条约》，成功地赢得了日本的中立，直至1945年8月苏联撕毁该条约对日本宣战，并进攻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这个条约在轴心国同盟内部打入了一个楔子，并且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保证了苏联的东部安全。尤为重要的是，日本在1941年末期及1942年初的持续中立让苏联军队可以大规模地从远东调往西部前线。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英法也尝试了不少制衡德国及分化轴心国集团的努力。1936年3月，德国占领莱茵非军事区之后，直到1939年，为了缓解因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以及英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制裁而造成的英意关系倒退，英国一直试图争取意大利在轴心国同盟当中的立场有所弱化，甚至最终走向中立化。1937年1月，为了阻止德意接近的势头，英国与意大利达成一项《君子协议》，表示英国和意大利互相尊重彼此在地中海的利益。即使在意大利和德国于1939年5月22日签订了所谓的《钢铁协定》并结成一个正式军事同盟之后，英法仍然在寻求针对意大利的以解除同盟或疏离同盟为目标的楔子战略。
第二，楔子战略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对霸权国家的软制衡问题。具体而言，防御性楔子战略可以作为制衡战略的一种替代做法，这也有助于解释当代针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软制衡现象。软制衡被定义为“不直接挑战(一个威胁国家)的军事优势，但利用非军事手段来延迟、阻止或破坏(威胁国家的)侵略性的军事政策的行为。”(23)削弱和阻止一个威胁性权力的最重要的非军事方式就是分化其盟国关系。尽管有的学者不认为存在针对美国的软制衡现象，他们在对制衡下定义时排除了防御性的“分化和制衡”战略的可能性，这实际上低估了其他国家力图削弱美国相对实力的能力。如果我们把分化同盟关系看做是一种对外制衡的手段，那么试图让美国的盟国采取疏离同盟或中立化政策的努力就应当纳入软制衡的范围内，而不仅仅是外交摩擦的一种惯常方式。此外，由于这种战略可以作为军备和结盟之外增强实力的手段，这就为软制衡的逻辑提供了有力的预测：在军备和结盟方面显得困难的国家应该会通过分化对立性同盟的办法加强对威胁的制衡。例如，近年来俄罗斯现在正在实施一种选择性迁就的战略，利用其能源出口优势来鼓励北约内部(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疏离同盟的行为，同时还阻止其他非北约国家进一步靠拢北约。俄罗斯还力图利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刺激物来劝说中亚国家关闭美国在那里建立的军事基地，并减少同华盛顿的安全联系。
第三，必须指出，西方学者在论述楔子战略理论的政策功效时十分注重如何应对中国等崛起国家的问题，并且将楔子战略的运用视为制衡崛起国家挑战美国等西方霸权地位的一种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莱因(Christopher Layne)曾经指出，像美国这样的远离亚欧大陆的国家不必在前沿地区部署重兵去防止欧亚大陆上崛起的敌对大国，因为当地国家会自觉地采取措施制衡崛起的敌对大国。(24)然而，强调楔子战略作用的克劳福德却认为，崛起国家如果采纳进攻性楔子战略，那么这种战略的抵消效应(抵消潜在的地区制衡力量)会让美国的离岸平衡式战略遇到麻烦。在他看来，美国必须始终加强同其盟国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以此制衡欧亚大陆上崛起的对手大国，而不只是实施离岸平衡战略。这种战略的关键是试图袖手旁观，保存实力，并选择一个最佳的时机介入地区纷争。他认为，美国应该认识到当地国家的制衡有可能迅速走向失败，美国必须维持强有力的同盟关系，制定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的预案，防止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家采取进攻性楔子战略分化盟国的盟友。(25)此外，美国学者托马斯·克里斯腾森(Thomas Christensen)十分关注作为崛起国家的中国运用选择性迁就战略的能力。在他看来，如果中美紧张关系上升，中国可能使用威胁的办法来削弱美国和日本、菲律宾、印度等亚洲国家之间不断深化的密切关系，但也可能适时地表示愿意谈判解决中国同这些亚洲邻国之间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从而削弱它们求助于美国的愿望。(26)
第四，理解楔子战略理论的前述内涵，也有助于我们理性评估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及我国应对策略的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对中国的政策启示及意义。一方面，作为快速崛起国家的中国，目前正面临复杂的周边国际环境：一些国家利用中国周边出现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等问题不断制造中国崛起路上的麻烦和障碍，中国在客观上面临崛起国家最可能遇见的被外国联合制衡的挑战；另一方面，作为崛起国家的中国，在被动防御的态势下，并非没有机会化解可能面临的被联合制衡的难题。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美国在亚洲苦心建立的同盟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地将被一个崛起的中国给拆散或弱化?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主动摈弃了同其他大国结盟的可能，这就有必要看看中国运用楔子战略的分化潜在对手的能力以及它自身军事力量的增长情况。在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稳步发展的前提下，楔子战略的恰当运用将成为我国能否有效化解外部制衡压力的重要变量。从楔子战略的基本策略手段及成本收益关系看，化解潜在敌手联合制衡的关键应该是分析潜在对手阵营最薄弱的环节，并以此确定对抗或选择性迁就策略的目标国家。按照楔子战略的成本收益规律分析，如果我们能够针对目标国家更多利用接触、交往、谈判和安抚的策略，而不是威胁性对抗的策略，那将更有可能间接地影响到潜在对手阵营的联盟关系，为中国崛起进程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注释：
①Timothy 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2011,p.155.
②David Baldwin,Power Analysis and World Politics:New Trends versus Old Tendencies,World Politics,Vol.31,No.2,1979,pp.162-163.
③Glenn 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p.337-338.
④Timothy Crawford,2011,p.161.
⑤David Baldwin,1979,p.164.
⑥Stephen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p.29-30.
⑦Timothy Crawford,2011,pp.163-164.
⑧Ibid.,p.175.
⑨Ibid.
⑩Ibid.,p.164.
(11)布鲁图斯曾经在古罗马时代领导元老院，但作为恺撒的同盟的他却最终背叛并诱杀了恺撒。
(12)Timothy Crawford，2011，p.165.
(13)Timothy Crawford,2011,p.166.
(14)Fred Iklé,How Nations Negotiate,New York:Praeger,1964,p.57.
(15)Timothy Crawford,2011,p.167.
(16)Ibid.,pp.167-175.
(17)Timothy Crawford,2011,p.167.
(18)Stephen R.Rock,Appeaseme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0,p.13.
(19)Timothy Crawford,2011,p.173.
(20)Ibid.,p.175.
(21)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2)Jack Levy,Balances and Balancing:Concepts,Propositions,and Research Designs,in John Vasquez & Colin Elman (eds.),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A New Debate,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2003,p.138.
(23)Robert 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1,2005,p.10.
(24)Christopher Layne,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
(25)Timothy Crawford,2011,pp.185-187.
(26)Thomas 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Security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4,2001,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