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加强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目前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就是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在经济上却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这些深层次难题的解决与其说急需应用技术层面的支持，还不如说急需基础理论层面的支持，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持。政治经济学属于基础理论，是各种应用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弱化和忽视这种基础理论建设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害的。
一、风靡世界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
如果从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大学指定了第一批政治经济学教授算起，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作一种职业至少已经有了将近180年的历史。 这门科学既有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有低迷疲软的时期，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后一种时期。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指标在突飞猛进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队伍、水平和情趣却不断处于跌势，这显然不是一种正常健康的状态。
在我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少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名称缩改为“经济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脱离政治的鲜明程度，才能显示研究的“纯学术”意境。然而，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让我们以萨缪尔森先后再版的两个版本的《经济学》为例。萨缪尔森在1976年再版的第10版《经济学》中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段话中就说到：“政治经济学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的确，它在社会科学中，居于首要地位。”在阐述关于“什么是经济学的定义”时，在其第一个定义中说：“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用货币或不用货币进行交换的种种有关活动。”并且指出，作为学术上一门学科，经济学已经有了整整200年的历史， 亚当·斯密代表一个开端， 在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凯恩斯的《通论》出版的160年期间，“经济学——或用更合乎传统的名称， 政治经济学已经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同书的第41章最后一句话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永无止境的。”第42章第一句话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学家。”显然，在这里萨缪尔森是把“经济学”看成是“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语。尽管萨缪尔森在1985年再版的第12版《经济学》一书中，几乎统统把原来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字样缩改为“经济学”，但不知是由于他的疏忽，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在他第12版的《经济学》一书中“政治经济学”的字眼并没有被“斩尽杀绝”，如在第35章总结和复习经济理论的演变时，第一句话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总之，由上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印象：（1）20世纪90 年代的萨缪尔森同19世纪90年代的马歇尔采取的是同一手法，即在书名上都简称为“经济学”，但实质上是把“经济学”视同为“政治经济学”，例如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段话就申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2 ）尽管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不断再版，难道在不同版本之间仅仅把“政治经济学”的字眼改成为“经济学”的字眼就变成了另类学科？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创刊于1892年，至今已出版了107卷， 该杂志的办刊宗旨讲得清清楚楚，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传统领域的研究，这些传统研究领域包括：货币理论、财政政策、劳动经济学、计划和发展、微观和宏观理论、国际贸易和金融、产业组织。由此可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涉及的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而不是什么别类的学问。
其实，按照格罗奈维根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有关辞条的说法，尽管自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但到20世纪60年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又以不同的方式再度复兴。他并且认为，“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这个术语上的特征反映出它所描绘的这门学科的有趣特征。”事实正是如此，例如，萨缪尔森在第12版《经济学》中说：“我们可以把亚当·斯密（1723 —1790 ）出版其《国富论》（1776）的那年看作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经济学的诞生之年。”《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把这样的著作“看作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经济学的诞生之年”，难道“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经济学”不是政治经济学？可见，尽管萨缪尔森在自己的教科书中，随着情况的变化，把“政治经济学”一词缩变为“经济学”一词，但是，两者之间其实是一回事。因此，那种认为“经济学”一词比“政治经济学”一词更具有现代味道的看法是没有什么诱惑力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我们只能遗憾地说，政治经济学的“祖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脱离不了政治
100多年来，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名称之争是长久和微妙的，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名称的改变与另一个问题紧密相连，即政治经济学研究能否脱离政治。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诞生之际开始，政治经济学就没有脱离过政治。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写道：“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同时，他在第四篇中专门设立了第七章《论殖民地》，他论述了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和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并说：“文明国家的殖民地，其土地荒芜，或人口稀少而土人容易对新来的殖民者让步的，往往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的更快。”亚当·斯密把建立新殖民地列为政治经济学体系，并为其出谋划策和辩解，这难道不是政治？这就是政治！
其实，只要是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谁能摆脱政治的制约或影响？就连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运用“经济学”一词的“鼻祖”马歇尔也不例外。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曾说：“经济学虽是这样大大地受到实际需要的影响，但它却尽可能避免讨论党派组织的紧急问题，与对内对外的政治上的策略问题，这种策略问题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然后才能决定提出何种办法，使他更容易达到他要为他的国家所达到的目的。诚然，经济学目的在于帮助他决定，不但是应抱何种目的，而且是达到那个目的所采取的广泛政策的最好办法。但是，经济学却避免讨论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不能忽视的许多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和实用的科学，而不是一种科学和方法。所以用‘经济学’这个有广泛意义的名词来说明它，比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意义较狭的名词更好。”然而，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丝毫也没有“避免讨论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不能忽视的许多政治问题”，例如，他写道：“大概说来，‘穷人的祸根是他们的贫困’，所以研究贫困的原因，就是研究大部分人类堕落的原因。”“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给予经济学以最大的关心。”“现在，我们终于要认真地来研究：所谓‘下等阶级’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说，是否必然有许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工，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因贫困和劳苦一点不能分享到这种生活。”尽管对上面这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难道研究大部分人类堕落的原因不是政治问题？难道研究“下等阶级”的存在是否必要不是政治问题？实际上，马歇尔先生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时一直就无法脱离政治。例如，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仍然颂扬自由竞争原则，但随着英国工业的日益没落以及经济危机的加深， 马歇尔改变了自己关于自由竞争的观点， 在他晚期的著作1919年写的《工业和商业》和1923年写的《货币与银行》中，就为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而发出忧虑的论调，叹惜英国没有象美国和德国那样强大的垄断组织，主张英国建立垄断联合，以便克服英国工业技术的落后性和增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些难道不是政治？这还是政治！
当然，目前随着翻译书籍的不断出现，人们发现不少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者都摆出了一副脱离政治的姿态。例如，近两年来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一书就是如此。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加流行，他还写了一本名为《经济学小品和案例》的书，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强调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观点之一。其实，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斯蒂格利茨先生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强调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看法。如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有一位亚当·斯密和萨伊体系的追随者，即库柏先生，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讲稿中讲过一句名言：“必须记住，政治学实质上并非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李斯特批驳道：“的确，那位苏格兰理论家的信徒们竟然荒谬到如此地步，尽管他们为自己研究的学科所选择的名称是政治经济学，却要我们相信政治经济学与政治无关。如果他们研究的学科该称为政治经济学，那末，在其中政治学就必须与经济学处于同等地位；如果其中根本就不包括政治学，那就不该称为政治经济学，而仅仅是经济学。”由于库柏先生又是化学家，所以李斯特用了一种近似调侃的口吻说：“如果我冒昧地对化学家库柏博士说‘必须记住，化学实质上并非化学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会怎么想呢？”回顾李斯特在1827年所说过的话，我不知今天的斯蒂格利茨先生会有何感想？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离不开价值判断
自1995年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性质展开了讨论。在争论中，人们看到有一种观点很鲜明，有人主张所谓“三无”性质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无“阶级性”的。尽管这种看法很有诱惑力，但对此我是不能苟同的。因为，只要一把“价值判断”这四个字引入进来，上面有人提出的“三无”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根本不存在的。
1.“无阶段性”。我认为，这个看法在“三无”论中是最站不住脚的。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斯密曾在自己的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难道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发展到“看不见的手”，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没有呈现“阶段性”？从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再到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学说，难道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还没有呈现出“阶段性”？从信仰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手段到推崇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难道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仍然没有呈现出“阶段性”？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国情的变化，作为基础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必然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趋势。
2.“无国界”论。我认为，这个看法在“三无”论中似乎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其实，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历史事实说话。自亚当·斯密《国富论》诞生后，一时成了英国古典学派和政治家们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有力工具，但在德国，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遭到了德国保护关税派的强烈反对，后者不但形成了著名的德国历史学派，而且提出了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截然不同的基础理论。如果当时的德国以基础理论“无国界”为由，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那末，就不会有以后的德国的强大。再后来，亚当·斯密的那一套基础理论又传到了美国，结果同样遭到了拒绝。在最强烈的反对者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李斯特。这位昔日的斯密和萨伊理论的忠实信徒，在成年后却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信仰。对此原因，李斯特是这样解释的：“我在我的祖国（指德国）看到了大陆体系的绝妙效果，以及拿破伦垮台之后恢复所谓自由贸易的毁灭性影响”。因此他以12封信的形式提出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美国体系）。他提出，要用美国体系向斯密体系宣战，要根据美国体系解释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特别尖锐地提出，“根据我的研究成果，我发现政治经济学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个人经济学（Individual economy）；（2）国家经济学（National economy）；（3）人类经济学（Economy of mankind）。 亚当·斯密探讨的是个人经济学和人类经济学。……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国富论》一书的标题本身所包含的要探讨的问题。”。因为，亚当·斯密的书名叫《国富论》（英文简称为Wealth of Nations）， 但实际上，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恰恰没有国家经济学原理。为了建立美国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连用6 封信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并非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原理，由此创立了美国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所谓“美国体系”的核心就是主张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正是这种“美国体系”的实施，才使得美国的产业免遭灭顶之灾，才有了以后美国的强大。试想，如果当初美国以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无国界”为由而让斯密体系蔓延，还会有美国的强大吗？
3.“无阶级性”。
第一，只要存在规范经济学的方法，“无阶级性”的基础理论会存在吗？众所周知，在经济学的诸多研究方法中至少包括两个，即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有人（例如萨缪尔森）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经济学这门科学中至关重要的界限之一。因为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实证经济学是描述经济中的事实、情况和关系。”“规范经济学涉及伦理和价值判断。”应该说，人们对于上述的定义本身没有多大分歧，分歧在于，人们对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适用范围判断不一。例如对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看法，马克·布劳格把其归入规范经济学的范畴，他指出：“如果看不见的手原理是一个实证经济学的原理，那么它在经验上是可证伪的，因为实证经济学是这样的经济学分支，它包含了所有可证伪的经济学假说。然而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是可证伪的。”因此在马克·布劳格看来，“实证经济学的范围比经济学家们经常规定的范围要小，而规范经济学的范围比经济学家经常规定的范围要大。”而在我们国家，有的经济学家却竭力扩大实证经济学的适用范围，有意或无意地缩小规范经济学的适用范围，这样做，难道会使经济学基础理论得到发展吗？
第二，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中，会存在孤立的实证经济学吗？不会，因为只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统一才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用实证经济学，然后才是规范经济学。”正因为如此，他在《经济学》（12版）第35章先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理论的演变后，接着特别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一节，他认为：“《资本论》发表以来一个世纪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并不客气。”“马克思的戏剧并没有按照他的剧本而演出成为明显的事情。”难道这样的基础理论也是“无阶级性”吗？
第三，在阶级社会中，搞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任何政策建议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吗？萨缪尔森说过：“虽然政治经济学越来越‘科学’，但它却从来没有对政策丧失兴趣。大多数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自传中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旨在改善现代世界。”并指出：“今天，现代的大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理论所意味的经济政策的执行具有很大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迷人，而且是经济学家们也希望为政府找出更好的办法来推动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旦进入这种角色，那就离不开价值判断，因为，任何一种政策建议中都散发着浓厚的道德主张。甚至可以说，当一个经济学家按照自己“信仰”的基础理论而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时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那种没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政策建议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无人理睬。
其实，在这方面，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倒是相当坦率。例一是罗宾斯，他在1976年出版的《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说：“在我的辞典里，政治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阐述经济系统本身运行而与价值观念无关的一般规律，它讨论经济领域中公共政策的原理”。凡是在经济领域讨论过公共政策的人，有谁敢说经济领域中公共政策的原理与价值观念无关？
例二是熊彼特，他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认为：“经济学家们跟随着时代前进，他们对于实际问题的观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观点的总和，连同作为这些观点的基础的社会价值纲领，我们将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凡是略知经济学说史的人，谁敢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阶段性”？谁又敢说时代前进了，而作为经济学家观点发生重大变化基础的价值观念没有发生变化？
例三是丹尼尔·W·布罗姆利， 他说：“帕累托方法中有许多价值判断”。他列举了四个方面：第一个道德主张是现存个体的观点足以决定什么应该做，那些还未出生的完全不考虑在内，除非活着的人恰好认为他们的利益与己无关；第二个道德主张是个人收入的增长是社会成员福利地位有效的显示器；第三个道德主张是其他人收入保持不变而某个人收入增加时，这代表着集体社会福利的增加；第四个道德主张——是指现今社会成员的分配是最优的，这样人们才能放心地总结出对社会每个成员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都是相同的。由此也使我们可以感到，在学术研究的道德水准方面，也许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反倒比我们中的某些人更诚实、更可信一些。
四、政治经济学领域应加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正如萨缪尔森在第12版《经济学》中第35章的“主流经济学的成长”一节中所说：“书后扉页上的经济学家谱显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可惜在第12版的中文版《经济学》中缺少了这幅“经济学家谱”。但这也无碍大局，因为在第10版的中文版《经济学》中有这幅“经济学家谱”。尽管这幅家谱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但也鲜明地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
的确，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之间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难道曾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会完全过时？目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发展的上风时期，难道曾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资本论》原理会无足轻重？事实告诉我们，完全不是这样。
例如，即使是萨缪尔森也不敢忽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存在和影响。萨缪尔森说：“在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是麻醉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萨缪尔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很大，我们不能听任它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支配。它是一面可以用于分析批判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主流经济学——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毫不留情地检验其理论。”因此他在12版的《经济学》中指出：“本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全面论述。经济学科中的所有重要领域——从绝对利益到零经济增长，从马克思主义到供给学派经济学——都在本书论述范围之内。”萨缪尔森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能听任它（指马克思主义）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支配”。我们对此会有何感想，难道能麻木不仁而无动于衷吗？
同萨缪尔森相比，熊彼特显然高人一筹。他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时，谈到了有人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凯恩斯化，或将凯恩斯马克思化的现象。他说：“这些尝试同流行的意识形态很有关系，但也表明对纯分析工作有所认识。事实上，这两位作家确实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虽然就分析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来说，他们处于相反的两个极端。”他认为：“对英美学经济学的学生来讲，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某种新鲜的东西刺激了他们，这些东西不同于流行的东西，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对于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扩大了美英学经济学的学生的眼界，熊彼特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之所以会如此的一个原因是，在各门课程里，特别是在各门理论课程里，以前没有教过马克思的学说，现在也没有教过它。而之所以不讲授马克思的学说，一个原因是，很难把它归入哪一门课程。由于他的优点也由于他的缺点（例如，由于他所写的东西冗长而又重复，使得‘留作业’很困难），他不是被教师们觉得应该讲的其余教材排挤掉，就是相反地把这些教材排挤掉”。所以，熊彼特先生哀叹到：“这种刺激本身虽然确有可能白白耗费于从科学上看是毫无价值的感情之中，但也有可能证明是有结果的。无论如何，马克思的影响都应列在今日科学形势的诸因素之中”。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讲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熊彼特这位经济学大师的思维似乎显得有些迟钝，说什么在西方大学里不讲授马克思的学说的理由竟然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冗长而无法“留作业”，显然，他所摆出的理由实在是太勉强了。
当然，现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态度并非都象萨缪尔森一样完全持否定态度。例如，有的人是在否定中带肯定成分，道格拉斯·诺斯就是如此。他在考察是哪些制约确定和限制了人类的选择集合时，认为，制约不是由人类组织的局限性所强加的，而只是由技术的限制和收入所施加的。“但是在新古典框架中，即便是技术也常常被作为一个外生的因素，从未真正将它放到理论中去。尽管在技术史及技术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上，已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著作，但技术实质上仍被置于任何正式的理论之外。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它常常被马克思用来指技术状态）与生产关系（常意指人类组织和具体的产权方面）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当然，还有的人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感到欣慰，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W·布罗姆利就是如此。 当他得知自己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将被译为中文后，他在1992年11月于麦迪逊专门写了一篇《中译本序》，说到：“有人告诉我，《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毋宁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非常强调经济的制度结构方面——意味着制度安排决定个人选择的领域和范围。我对此表示赞同，并感到欣慰，事实上，我的分析包容了斯密和马克思两者的观点。”
总之，不管经济学家们持有什么样的理论“信仰”，“为了自身的利益”（萨缪尔森语），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任何有影响的观点、思想和理论都不敢忽视。西方经济学都如此，何况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学家？
五、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但不能盲目崇拜
自1995年一本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的小册子出版后，人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热情倍增。应该说，这对于点燃人们学习经济学的欲望是大有好处的。但是，随后我们也看到了伴生的另一种现象，即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在我国，有人反对或不同意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提法，其实，“西方经济学”这种提法并不是我们的创造，外国经济学家也使用这一说法。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W ·布罗姆利，他在1992年的中文版序中写到：“或许，中国读者会被大量有关‘效率’的同义反复的文献所困扰。让我对此作一个简要的解释。西方经济学——它强调的是市场——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到，……我深知，即使对那些母语是英语和完全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来说，本书常常也是深奥的。”再如西蒙，他说：“当时（在上海）设立这培训计划的目的是向中国经济学家介绍西方的经济学，殊不知这课程都是太过数学化了。”还例如科斯说：“受经济学的训练是很有益处的，这意味着他们要学习西方经济学。但学习西方经济学也有不利的地方，因为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私有制度的。”总之，我们用“西方经济学”这个词是不会造成什么误解的。应该说，西方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智慧、方法和立场。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些概念、论点和方法具有现实意义，但对其切不可盲目崇拜，特别是不可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指导”或“剪裁”中国的经济。实践一再证明，中国的经济问题仍需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别国的大师们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例如，近年来，科斯的产权理论被国内人士“爆炒”了一番，但中国学者“爆炒”的某些内容反馈过去后，大师反而给弄糊涂了，当中国的博士们问道：“在中国，经济学上的‘产权’概念与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概念有点区别…”时，科斯回答到：“我觉得这一点难以理解。”如果我们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话用到这儿，不是挺具有讽刺意味吗？
从这次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追寻活动中，我们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不止上述内容。从中我们也感到，不管这些大师们的“信仰”如何，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是相当有“良心”的。这种“良心”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科斯在一段很短的采访中，连说了4个“不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明晰产权用哪种方式更好。有许多方式已在许多国家实验过了。我不知道哪个方法最好。”“为什么交易成本在中国会这么高？……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海外华人生活水平会比他们过去在中国时高得多？”对于中国经济，阿罗也说了2个“不知道”和2个“想知道”，他说：“就目前的（经济）记录看，我不知道到中国是去学习呢，还是去‘教导’。”“尤其想知道中国的企业界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从外部看，我是无法弄清楚的。”“我也很想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现在的环境下起作用的。我真的不知（道）那里是怎么一回事。”“良心”表现之二是诺贝尔奖得主们还告诫我们不要盲目模仿美国模式。例如，米勒说：“我经常这样说，你们刚刚起步，要环顾世界，寻找合适的模式，不要总认为美国的模式是正确的，它可能不是。”“美国历史的发展模式与中国不相适应。”
总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经济的诸多“不知道”和诸多“想知道”，应该成为我们加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的激励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和跟踪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新动向，例如，1996年3月美国出版了一本《新政治经济学》杂志， 在该杂志创刊的理由中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该杂志确信世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新阶段，而要理解世界新秩序，需要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理论；二是该杂志强调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是把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20世纪的社会科学的先进方法结合起来，后者则包括：结构理论、制度经济学、新公共选择理论等。如果说，时代的前进必然推动理论的发展是一种规律，那么，规律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坚信，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必然会出现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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