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研究】
西安坊上回民社区的形成与发展
——从语言适应视角探究
董洪杰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5)
摘 要：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社区形成与发展的标记性符号。西安回民社区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唐宋侨民期、元代双语期、明代汉语通用期、清代及现代方言变体发展期和当代多元变体共存期五个重要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人口流动而引发的语言接触和语言适应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语言适用不仅促成了坊上回民从“侨民”到“回民”的身份转换，还标记了回民社区稳定成型的重要历史节点。
关键词： 西安；坊上回民；语言适应；社区发展；语言变体
西安坊上历史悠久，在传统伊斯兰教坊制度的影响下，回民逐渐形成了“围寺而居”“依坊而商”的居住格局和生活方式[1]。本文以回族先民移民和社会融合过程中的语言适应为线索，以五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为参照，梳理了唐宋以来坊上回民从“侨民”到“回民”的身份转换及回民社区的形成与发展。从语言适应的视角纵深观察坊上回民社区，一方面有助于深入了解其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厘清汉语和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语言在坊上发展过程中的接触轨迹。
一、唐宋——侨民时期
唐代长安的穆斯林移民主要有以下来源：一是阿拉伯使者和商人。7世纪初，唐王朝和阿拉伯帝国(大食)建立了官方联系，大量阿拉伯使者和商人，经由丝绸之路来到长安。二是什叶派穆斯林。7世纪后期阿拉伯帝国经历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在斗争中失败的什叶派穆斯林大量逃亡长安；三是援唐官兵。安史之乱时，洛阳和长安先后沦陷。为平定内乱，唐肃宗请求阿拔斯朝哈里发曼苏尔派兵来华。叛乱平息后一些援兵留居长安(1) 援唐官兵中，回纥兵占据较大比例，穆光(1989)认为这是当今坊上话中保留维吾尔语词汇的原因。 ；四为西域九姓胡人。8世纪晚期，中亚九个小王国的穆斯林商人到长安经商且定居于此，并以各自来源国的名称为姓(2) 中亚的安国、石国、米国、康国、何国、曹国、史国等小国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皈依伊斯兰教，史称“西域九姓胡人”。 ，其中“安”“米”“石”等至今仍是坊上回民的大姓。这些来唐不归的人定居长安，娶妻生子，其后代成为“土生蕃客”。当时，唐王朝还专门开辟出特定的区域供其居住，即“蕃坊”。根据当时的规定，“蕃客”可以按照原有习俗生活，信仰原来的宗教，自行处理内部事务。天宝以后四十来年，长安城内定居的回民多达四千余户，为了满足宗教需求，回民开始在居住区修建清真寺。根据碑文记载，西安坊上化觉巷清真大寺就是天宝元年(742)修建的，是坊上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到了宋代，虽都城东移，但关中地区仍然是连接东西的交通枢纽，从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经由陆路而来的西域商队也有不少驻留长安。同时，由于11世纪到13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瘟疫等原因，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出现了空前的人口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移民也选择在长安定居。综上，唐宋有西亚、中亚穆斯林定居长安，人口曾多达四千多户，已初具规模，是西安回族的先民。
彼时的“蕃客”具有侨民性质，他们来源各异，语言背景复杂，“原母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等各不相通，且不通汉语，伊斯兰宗教文化是其主要的共享社会特征。因此，唐宋时期是西安回族形成过程中的早期侨民阶段，文化、语言适应处于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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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代——双语阶段的形成和发展
元朝一统中国使得河西走廊再次畅通无阻，东西交通便利，穆斯林商人有更多机会来华经商；同时，成吉思汗及其后代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征，也将沿路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大量穆斯林带到中国。元代的官方文件将这些人统称为“回回”。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当时的穆斯林“抵达极遥远的东方国家，定居下来，以致在那里成家，多不胜数”。元代中国穆斯林人数据估计百万以上[2]，遍布全国，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当时的长安城是东西要道上的重镇，经济繁荣，且有唐宋时已定居的穆斯林群体，加之当时元朝对穆斯林“恩威并济”“兼容并蓄”的政策，为东来的新穆斯林在西安定居提供了相对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保障。于是，大量穆斯林定居长安，与当地各族通婚繁衍，人口得到空前增长(3) 当时西安穆斯林人口的数量在历史文献中尚未找到相关记录，但据《元史》记载，西域人(穆斯林)赛典赤曾率西域大军来陕西，使该地区人丁兴旺，田粮骤升，民户增加了9 565户，军户则增加到12 255户。转引自郝美卿《西安回族的若干历史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随着长安城内穆斯林人口的增多，宗教活动需求随之增加。坊上大学习巷的清真寺即元代所建，同时还改建了天宝年间的化觉巷清真大寺。元代在长安定居的穆斯林与唐宋时的穆斯林融为一体，这一群体被马可·波罗称为“土库曼人和撒拉逊人”。在这一时期，“藩坊”逐渐演变为“寺坊”，长安城内西北已成回族固定的聚居区。元代长安穆斯林人口规模初步形成，开始进入民族融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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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代——汉语成为通用语
美国人类学家Gillette 20世纪90年代在坊上的调查数据[8]显示，坊上回民社区相对封闭，回民普遍教育水平相对偏低，具有本科学位的回民只有一成，初中及以下学历者超过了半数。近年来，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坊上回民社区也在经历剧变。我们在回坊的民族志调查[9]表明，绝大多数回民父母都想送子女到坊外学校就读；越来越多的青年回民一反传统，不愿意在坊上经营本地家庭买卖。教育、传媒、工作等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回民、特别是年轻人的社交网络趋于多元、开放。坊上社区正在经历从封闭而开放，从传统而现代的社会转型，坊上回民和回民使用的坊上话也在转型过程中自我调适和重新定位。而这种调整同样反映在语言适应方面。我们在坊上的调查显示，坊上社区出现了丰富多元的语言变体，包括坊上话、西安话、普通话、英语(坊上皮钦语)、经堂语等不同形式。其中，普通话、西安话和坊上话为三种主要的变体形式，英语和经堂语属于特殊交际场域内使用的变体形式(见表1)。普通话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法定通用语，具有权威性、规范性，积累了丰富的书面语，大多数坊上人需正规的学校教育方能习得(最早在幼儿园时期)，属于典型的“高变体”[10]；坊上话则属于多言社区中的“低变体”，从结构上表现为本土化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形式，是坊上回民从小习得并在家庭和日常交际场合使用的变体；而西安话则介于两者之间。坊上话是西安话的民族变体形式，两者相似度高，但西安话是强势方言，权威性高于坊上话，但低于普通话；就规范性而言，西安话有整理过的语音、词汇的规范形式，比坊上话更规范；同时，坊上回民居住在西安市区，坊上以外均为西安话使用区域，坊上回民不需正规教育便能学会西安话，故称西安话为“中变体”。
当时穆斯林群体内部通用语尚未形成，而相似的文化背景使不同的语言在群体内部出现了整合的趋势[3]，波斯语成为其主要语言，同时兼习汉语。元代有三种官方语言：蒙古语、波斯语、汉语。长安的穆斯林兼用波斯语和汉语，且出现了习儒汉化回族人士，如著名诗人萨都剌、伯笃鲁丁等。语言文化适应进程进一步深入，为西安穆斯林从一个外来移民群体演变成本土少数民族准备了条件。
四、清代及现代——“坊上话”和经堂语持续发展
清代初期和中期，西安回族发展迅速。同治初年，西安“节署前、后、左、右、迤北一带，教门烟户数万家，几居城之半。教堂经楼，高矗云天，气势雄壮。绅富三分之一，乐业安居，自成风俗”。然而，清末回民起义后，人口锐减，从“以前的七八十万减至五千余众，且集中在西安城内”[6]。这些西安城内的回民因为清军的封锁未能出城与城外的起义军队汇合，从而免遭杀戮，故其战前、战后人口大致相等。这些城内回民即坊上回民的构成主体。回民起义的影响巨大，作为首发地，陕西回民受到严格的管制，西安城内回民“在城内十八年不准出城，直到光绪初年”[7]。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前后，河南、河北等地大量回族人口流入关中地区，陕西回族人口增加。这次移民形成了西安回民聚居两地的格局。城区西北部的莲湖区居住老西安回族，即坊上回民；而民国期间逃荒而来的回民主要聚居在城区东北部的新城区。据1983年统计，全省回族达11.8万多人，西安市回族4万余人，其中西安本地回族2万多人，始终居住在城内西北(今属莲湖区)的坊上。有关这一阶段坊上回民汉语的研究不多，但从东干语研究的文献可知，清末回民使用的是当时关中话的一种民族变体形式。
五、城市化进程中的坊上回民社区——多元语言变体和谐共存
明两百年间(太祖洪武中期至神宗万历初期)，西域穆斯林再掀向中原迁徙的高潮，关中地区穆斯林人口进一步增加。“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4) 转引自穆光《从西安回族方言、习俗看西安回族的渊源》，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从明代起，陕西乃至全国的穆斯林移民，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经过长期的文化适应，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明代史料记载回回“党护族类”“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能够说明其强烈的民族认同。回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就此形成。明朝政府颁布的“不许本类自相嫁娶”(5) 洪武五年(1372)下诏书：“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此外，《明律》中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转引自马文涛《大厂回族来源考》，载于《江汉学术》2010年第3期。 等少数民族政策使民族融合更进一步；在语言层面，回族也逐步实现了“整体转用”[4]，放弃了原有的母语而以汉语作为交际工具。西安坊上话正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宋元时汉族人说“回回的饭好吃，话难听”，说明彼时回族先民还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当地的汉人无法听懂。而到明代以后，由于“无人以中国文字能说回教教义与仪节者”，“回回已不懂古兰经的文义，也没有要求懂得的意思”，说明当时的回民已经不懂阿拉伯语，也不愿意为了学习古兰经而专门学习阿拉伯语了[5]。明代末年，王岱舆的《正教真铨》、张时中的《归真总义》等汉语宗教译著在回民间流传，说明汉语已经成为当时回民的交际工具。正是从阿拉伯语、波斯语到汉语的转用过程，才使得陕西长安出现了专门讲授《古兰经》等宗教经典的“经堂教育”，坊上独特的语言形式——“经堂语”也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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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坊上社区还存在两种特殊的变体形式：英语和经堂语。依托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坊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著名景点，每年有数百万的国外游客到此旅游。回民营业者与外国游客在30多年的语言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混合汉语和英语的“坊上皮钦语”。还有经堂语，作为经堂教育使用的语言，在坊上沿用数百年，是融合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近代汉语词汇和语法特征的混合的变体形式。坊上回民语言的变异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种语言变体在回民的社会交往中所呈现的多维度接触和适应的局面。
表 1坊上语言变体特征及功能分布
纵观历史，不同语言的接触和适应伴随坊上回民社区形成与发展始终，也标记了回民社区稳定成型的重要节点；着眼当下，坊上回民社区独特的民族符号是现代西安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环，而不同语言变体则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
参考文献：
[1] 董洪杰.演进中的语言共同体——西安坊上回民语言社区[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2] 郝美卿.西安回族的若干历史问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26.
[3] 刘迎胜.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J].中国文化研究,2003(4).
[4] 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8.
[5] 穆光.从西安回族方言、习俗看西安回族的渊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
[6] 周伟洲.陕西通史:民族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65.
[7] 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M]∥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45.
[8] Gillette M B.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 [M].Ox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78.
[9] 董洪杰.西安坊上回民亲属称谓语变异及身份认同[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10] Ferguson C A.Diglossia [J].Word,1959,15(2).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i Community in Xi ’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Adaptation
DONG Hong-ji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Xi ’an University ,Xi ’an 710065,China )
Abstract :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a national culture and a symbolic symbol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communiti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Hui community in Xi’an into five important stages: the expatriates’ period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bilingual period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Chinese lingua franca perio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dialect vari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 during the Qing dyansty and in the modern times, and the multivariate and variant coexistence period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t its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different patterns have shaved up because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adaptation, caused by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use of language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e Hui people’s identity in Fangshang from immigrants to the Hui people, but also marks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the stable formation of the Hui community.
Key words : Xi’an; the Hui people; language adapta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language variants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19)05-0097-04
收稿日期: 2019-03-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回民汉语变异与身份认同互动机制研究”(19YJC740007)成果；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一般课题：“历史文化名城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路名规划研究——以西安为例”(YB135-9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董洪杰，男，河北唐山人，语言学博士，约克大学访问学者，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贾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