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内涵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6)02—073—08
城市是人格化的主题空间，它映射着民族的、时代的与人格的光辉，不同国家的城市，由于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文化，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了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通过最不可设想的形态转变，体现了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1](p125) 中国城市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我们可以从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等三个层次分别描述中国城市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一、中国城市的物质文化
城市的物质文化由城市的可感知的、有形的各类基础设施构成，包括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交通设施、城市通讯设施、公共住宅、水源及排水系统等，同时也包括各种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凯文·林奇指出：城市文化的物质方面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是一些明确或不明确的符号，“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的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访谈当地居民和实地照片来得到检验”。[2](p99) 中国城市的物质文化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1.讲究尊卑有序、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主题的城市布局
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布局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文化相对应，体现了封建皇权对社会空间的严密监控。中国传统城市规划设计有“崇方”、“尚中”的意识，通过“院—巷”组织城市，城市空间层次分明，秩序谨严。郑孝燮先生曾指出“我国古代城市，在空间布局组织上普遍地有一种大同小异的‘方形根基’贯穿着”，常通过明显的中轴线来组织不同功能的建筑及其群体，努力使得城市与建筑群的布局有一定的体系、形制，即以方格形为基础的街道网体系和以四合院为基础的建筑群体系，“四合院成排并列形成街巷，由街巷有规则的组合，形成以城墙包围方方正正或不规则的城市”[3]，“从城市看，从街道走向胡同、小巷，而到院落，以进居室，逐步在走向私密；就居住言，从室内走向院落，走至小巷、街道，逐步通向世界”[4](p108)，整个城市显出十足的理性和有条不紊的秩序，中国传统城市通过城市体系的组织、城市布局的形象处理等艺术手法，较为综合地表现了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伦理型文化的特征。
北京古城是最好的例子。直到清王朝被推翻前，紫禁城一直位于北京城的中心，而且和北京城南北中轴线重合。城内建筑结构布局对称严谨，太和殿位于中轴线中心，南设天坛，北设地坛，日坛、月坛分列东西，为礼制思想指导城市建设的代表。皇帝以下的各级王公贵族、诸亲百官，则按礼制各居其位。清朝对不同等级的城市、不同的官衔在房屋建造的规模、用材和颜色上都有一定的规定。例如清朝对官员的住房数量按级别高低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而作为城市细胞的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民居也体现出尊卑秩序：家长居于朝南的正房，长子居于西厢房，仆人住外院，尊卑有序，内外有别。
2.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城市建筑理念
城市是人类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任何一座城市的布局结构和总体风貌都要受到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城市内部的建筑本身也是一种环境，供人们从事多种活动，故而被称为空间艺术。
中国古人在建造城市以及城市建筑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建筑物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往往将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统一起来，密切结合自然，努力创造宜人的城市生态环境，这点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密切相关。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强调天人合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主张人与自然有机结合。道家强调“自然无为”，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古代建筑中有讲究阴阳五行的“堪舆”之学，虽然有迷信成分，但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依照山水的自然条件，谋取人类居住的最佳地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儒家和道家思想是相通的。这种师法自然的观点在中国城市的选址和规划，建筑的结构与造型，尤其是在风景园林的建造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创造性发挥。
在城市选址上，古人讲究居住处要达到天地人的和谐一致，着力选择适宜的居住环境。一方面，是“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另一方面，还要尽得自然之趣，“山翠万重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来”（许浑），“山河俯绣户，日月近雕梁”（杜甫）。
在总体布局阶段，中国传统城市大都因地制宜，讲求同自然的调适，努力凭借城市所处的山水环境形成风格独具的城市构图。如苏州就是利用天然的和人工的水道，建起一套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交通网络。二千多年来，该城虽屡毁复建，其基本结构依然一脉相承，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建筑及其群体的组织上，中国传统城市也多抓住山水，着意经营，形成城市建筑与自然相融的良好环境。例如扬州瘦西湖，人们皆沿湖筑园，将人工与自然巧相结合，形成风光无限的秀丽景色。
千百年来，中国人依托大地，顺乎自然，将山水巧为利用，培育出了无数与自然融合协调的城市，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造，是中国城市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容之一。
3.丰富多彩的城市建筑
我国古代城市建筑非常丰富，主要有宫殿、坛庙、园林、民居、桥梁、佛寺、府第、文庙学宫等等，它们都有各自的建筑特点和发展历史，现择要分别简述如下：
宫殿：宫殿是我国古代城市建筑中最豪华、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种类型。《史记·夏本纪》上记载禹“卑宫室而尽力沟洫”，可能其时已有奢华的宫殿出现。到了殷代末年，殷纣王大修宫苑，《史记·殷本纪》注引《竹书纪年》说：“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大肆修建城池，对宫室的营建也不遗余力，所谓“高台榭，美宫室”成了一时的风气，现在仍然可以看到那一时期的齐临淄、赵邯郸、燕下都等处宫殿遗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建造规模宏大的阿房宫。此后，汉长安之长乐宫，隋之仁寿宫，唐之大明宫，金、元之燕都宫等宫殿，无不豪华壮丽，可惜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这些帝王宫殿大多都付之一炬，纵使未在王朝更替中毁坏，也绝少保存下来。现在比较完整保存下来的帝王宫殿，只有两处，一是北京明、清故宫，二是沈阳的清故宫。
坛庙、祠堂：坛庙、祠堂是祭祀性的建筑，由于祭祀有一套繁复的礼节，所以又称之为礼制性建筑。古代中国信奉多种神灵，祭祀的神很多，人们对天地鬼神、山岳河川、祖宗先烈、圣哲先贤以至动植物精灵都要祭祀，所以坛庙、祠堂在古代建筑中占了很大的数量。这些坛庙、祠堂往往规模宏大精美，尤其是帝王祭坛的建筑。北京天坛就是帝王祭天祈谷的地方，四周范围达六公里，坛内的祁年殿、皇穹宇、圜丘坛等建筑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会馆、书院：会馆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具有特殊用途的一种类型，它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广泛修建起来。会馆之名最早见于明代，修建的目的是某一省、县或地区的同乡或行业同仁，为在外省外县保护本集团利益提供进行联系、互助的场所。由于会馆建筑还作为同乡同业聚会联欢之所，所以大都要有一个演唱的戏楼，如苏州的全晋会馆、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天津广东会馆等，这使得会馆的建筑也比较讲究。书院是中国古代城市传播文化的机构设施。中国古代城市一向具有多种传播文化的机构，例如初设于汉代的太学，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从唐代开始的书院，则成为专门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场所，无论官办还是民办的书院，都聘请著名学者任教，推动了学术文化的传播，并形成了不同的地方学派，如长沙的岳麓书院和保定的莲池书院。还有许多不同功能的孔庙、学宫、文昌阁等建筑和设施，大多规模宏大，布局庄严，如曲阜等地推崇儒学，纪念先哲的孔庙，昆明的大观楼，这些现存的古建筑群是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最好见证。
佛寺：随着佛教在东汉初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体现佛教文化的建筑，寺、观、塔、阁等宗教建筑改变了城市的格局和风貌，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南朝都城建康城内宗教建筑的盛况。同时，宗教作为社会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城市的规划布局、建筑规模、城市形象与特色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宗教场所如佛寺，既是信徒朝拜、举行佛事活动的地方，也是城市中百姓娱乐、举办庙会等公共活动的场所，是城市生活的一个部分。佛教的寺庙、佛塔、石窟、道教的宫、观、洞，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乃至基督教的教堂，构成了中国传统城市中的特色景观，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
园林：中国人仿造自然用人工砌造山水风景园林，始于商朝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当时的贵族豪门为了追求奢华生活，以园林作为游宴享乐之所；而士大夫则谈玄玩世，以寄情山水为高雅，使山水园林兴盛。园林中大都开池引水，堆土为山，植林聚石，筑楼建宇，叠岭开洞，摹仿自然山水的风景，使之再现于有限的空间之内。同时，园林综合了时间与空间的艺术，景随时换，步移景转，对园内外环境的关系讲求相互配合。明计成《园治》一书中专门有借景一章，他说：“园林巧于因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园外远处的山峰岗峦、楼阁塔影甚至山林树木、海山景色都可借入园内成景，从有限中追求无限。
民居：城市中除了宫殿、庙宇、店铺、学府以外，更多的还是城市居民的住宅。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兼以风俗民情、地理环境、气候差异以及建筑材料的不同，使得各类民居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特殊性，形成独特的建筑文化。例如北方的四合院住宅，前面临街、后门沿河的江南民居，内蒙古游牧地区易于拆装、结构简单的蒙古包，黄土高原地区的窟洞住房，以牌坊、祠堂和民居组成的皖南村镇，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干栏式住房等。这些民居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功能合理、方便生活，表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成为城市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手工业和商业的繁华
在中国的城市文明发展史上，从社会的生产和组织形式来看，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手工业、手工业和商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对外贸易、工业、工业和商业结合的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手工业和商业最发达的是在唐代。
中国古代手工业长期以来分官办和民营两部分，在大多数时期，城市手工业的主体一直是官办手工业，主要生产王朝官府日常所需、军器枪械、公共和社会建筑、农业和民用器具、日常用品等。在早期，手工业作坊设在城内宫殿附近，这说明政府与手工业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交换而是自用，因此手工业发展极为缓慢。到了近代社会，中国出现了官办的军事工业和以采煤、炼铁、交通运输和棉纺织为主的民用工业，在20世纪初还出现了官僚资本兴办的工业，可是这些近代工业的生产目的同古代手工业一样，基本用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不是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官办工业，尤其是官办手工业，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业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要素之一，但是，商业如同中国的城市一样，发展的道路一直坎坷不平。商业在我国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之前传说中的神农氏，但在重农抑商的周朝之后，商业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一直到唐宋时代商业才真正繁荣起来，出现了扬州、杭州、成都和广州等繁华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中工商业分工细致，种类繁多。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唐朝，长安市的工商业可分为220行（《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南宋杭州的行业分工更细，周密《武林旧事》中曾列举了170余种，《西湖老人繁胜录》更列有414种，其中仅服务性行业就有百余种。各行业内部的专业化程度也相当高。南宋名臣楼钥所撰《跋扬州伯父耕织图》曾记当时的丝织业从浴蚕至剪帛需经24道工序，其分工细致可见一斑。当时城市中商业街道纵横，据《都城记胜》载，南宋杭州城“自大门和宇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鲜、海鲜、野味、瓷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在此基础上，各种商业活动的配备和机构，如坐贾、行商、牙侩、联号组织、塌房、廊房、堆栈房、柜房、钱铺、兑房、金银铺、案附铺、簿记、珠算、商用数字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等一一出现，足见货币经济发达，商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物质文化繁荣的标志。
二、中国城市的制度文化
城市的制度文化以城市的物质文化为基础，主要满足城市居民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在城市的制度文化中，最主要的有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1.中国城市的家庭制度
中国人对家庭是非常重视的。《周易·序卦》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男女、夫妇、父子所组成的家庭关系被看成社会的基础，即儒家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道路。因此，历代政府为了有效地维护国家统治，总是在礼制、法制、具体政策等方面竭力维护个体家庭的安定。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重家观念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小农经济的耕织结合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并完成的，家庭是全体成员衣食住行的生活重要保障。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生产、消费、生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功能基本上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社会几乎代替不了有关的家庭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产生祖宗崇拜、重农轻商的观念，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父母在、不远游，卑幼服从尊长安排，因此浓厚的家庭观念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神权政治和集权政治体制促使家庭政权化，政权家庭化。国就是帝王的家，帝王的家就代表国家，无形中家庭被抬高到了国家政权的高度。《孔子家语·本命解》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荀子·致仕》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北齐《颜氏家训》上也有“治家之宽猛，也犹国焉”的说法。家庭与国家、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治家犹治国，治国如治家，二者几乎没有区别。在政权家庭化、家庭政权化的特定社会里，人们看重家庭、重家如国，势所必然。
中国家庭始终维持了较大规模而鲜有分化。在中国的大家庭里，夫妻关系并不构成家庭的主体，父子关系才是一个家庭的主体。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家族极重视传宗接代，延续家世，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婚配的目的就是生育子孙，以便“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在一个家庭中，家长是最高的权威，财产为家庭成员共同享有，年龄在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年轻人要服从老年人。总之，在中国大家庭中，“三种因素相互关联，难解难分——世代、年龄、亲属关系——限定了个人在亲属群体中的位置。反之，正是这种位置决定了个人应有的权利和义务”。[5](p395) 在这种严格的长幼尊卑的权威体系下，其成员从整体上来说丧失了自我，个人的自由和人格也遭到践踏。没有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平等，就不可能在家庭和社会上形成契约精神与契约形式的企业。
中国家庭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很多不同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为更大的家族，不但家族由家庭扩大而来，就连中国传统的家长制国家也是家庭组织的扩大和投射，于是，中国社会就牢固地建立在家庭模式之上，在漫长的专制时代，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
2.中国城市的经济制度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也是封建赋税和地租的主要来源，我国从周朝开始出现重农轻商的倾向，并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例如，周的城市布局上是前朝后市，把市场设置在城市的北端，几乎把市场与墓葬区一样对待。从秦汉时期起，由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兼并加剧，农业人口减少等一系列原因，政府更是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歧视商人，禁止商业活动存在。秦代有先向商人征发徭役，使弃农经商者却步。在汉代，为防人民弃田经商，规定商贾不得购置田地，甚至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除了对主要行业和重要产品的加工和经营实施政府垄断外，还对工商业经营活动实行高赋税政策。从此以后，随着封建体制的延续，这一政策也就代代相传。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虽然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商品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已经形成了粗具雏形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然而统治者仍然继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如明清政权为了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严厉实行户籍管理，所谓“逃移不禁，耕稼不劝，故奸民得以避劳就逸，弃本逐末”，必“立法以检制之”。因此大明律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清代则实行保甲制和租佃制以限制劳动者弃农经商。
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极力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农村小农业和小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更加牢固。同时，城市的生产得不到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原材料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古代的城市经济只能作为整个封建经济的附庸，而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力量，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很大。故在整个城市经济中，商品化农业经济占有重要比重。农业部门之外的手工业，特别是商品化手工业不仅所占的比重较小，而且要受到农业的影响。这种经济模式无疑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加强对劳动阶层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也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明代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不可能形成一支巨大的经济力量来影响专制皇权。
商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是极为低下，中国古代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排列社会地位，其中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商人经常是被官府敲诈、勒索、鱼肉的对象。而商人也是用赚得的钱购置土地，保持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农业经济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出现民族资本家时才得以改变。
在16世纪，与实行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和开辟海外市场的欧洲不同，明清两代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仅限制西北的民间贸易，还在东部沿海实施禁海政策，限制民间和海外通商贸易，以至在宋元时代繁荣起来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渐渐沉寂下来，即使是在20世纪，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由于商业是城市经济赖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连接城乡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媒介，也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途径，因此，重农轻商政策在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严重抑制了城市的发展。
3.中国城市的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制度自产生以来，基本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开始就一直延续下来，各朝对政治制度的变革、调整、充实无不是在沿袭前朝的基础上进行的，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止，总体政治制度框架并没改变。其时间之长久，发展之完备，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具体来说，中国城市的政治制度主要以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为基础。
古代中国是在氏族内部血缘关系没有被彻底清算的历史条件下进入文明时代的，奴隶制国家依然保留了氏族内部的凝聚力和排他力，血缘关系仍然起着维系社会的纽带作用，成为社会成员共同心理的现实基础。西周王朝首先在这一历史背景和心理基础之上建立起了宗法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子弟制、宗庙祭祀制等等，宗主在其宗法组织范围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宗法制度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秦朝建立后，废除分封而行郡县，古典意义上的分封制已经不存在了，但以血缘为根基的家族和宗族组织仍以不同形态保存下来，对整个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均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宗法制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家国同构的格局。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一致性。君主是国家的家长，国家之父；各级官员则是君主之子，又是天下百姓的父母官。在政治秩序中强调家长意志，突出上级对下级的绝对统治权，可以把社会的个体成员同国家政权联系起来，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所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中国历史动荡不安，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家族制度却始终非常稳固。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定型于秦代，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和特征，主要表现在这样几点：
第一，权力高度集中。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不受任何平行的权力主体的制约，皇帝本人的意志和言行就是国家的意志和言行，就是国家的法律。
第二，机构高度完备。在皇帝之下，国家机构的设置并非垂直的、单一的结构，而是从中央到地方，呈现出一种交叉的、相互制约的机构设置和专业的分职机构。如司马光所说：“夫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6](p15) 这种高度完备的政治机构的设置，能够发挥相当有效的政治作用和管理职能，同时也体现了君臣关系犹如心腹手足，树根枝叶，浑然一体。
第三，权利—依附的模式。君主专制制度通过法律、法规、章程、纪律等，限定了政治制度角色的特定位置、行为规范和相互关系，各级官员依据其官职的大小，拥有自己相应的权利，同时又依附于上一级官员，组成了一种权利依附的模式，所有官员都层层受制于权利网。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长期性和严密性与稳固的经济基础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代经济基础的特点，一是土地国有，二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建国家对土地的占有量和支配权是很大的，为维护这种局面的永久性，当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或流民时，朝廷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这种矛盾，如历史上出现过的释放奴婢、抑制兼并，进行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改革，打击不法豪强等等，都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新兴市镇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封建政府就要依靠行政力量和政治权威将它纳入控制的中心，使它无法成为突破旧的封建罗网的主导力量。对城市经济的严密控制，以及对城市工商业的打击政策，无不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经济基础。
三、中国城市精神文化
城市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人们社会意识的总和，它包括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宗教情绪、民族性格以及审美情趣等等。
城市与生活于城市中的人，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创造的关系中。在人与城市的相互创造中，人们的观念与文化因素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城市历史的专家强调，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对古代城市形态有明显的影响，如天圆地方说、天人感应思想、风水说和伦理观念，都制约着中国古代的城市模式；而渗透着这些文化观念的城市形态，也反过来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独特的精神文化传统。
1.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我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沉淀，逐渐形成了以儒家、道家、佛家三大思想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体系，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始终贯穿着这一文化体系，并在城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表现出来。
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认为天人之间有着某种和谐统一的联系，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要服从天的安排、天的意旨。但在天人关系的共识中，三家体系又各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对于道家学说来说，天就是道，就是规律，是天地宇宙万物生化之机的总和，天是自然大法，是宇宙意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而在人事上主张“顺应天道”，“无为而治”。这一思想在道家先师那里还具有一种合天合地的圆融境界，但到了他的学生庄子那里则产生了“齐是非”“齐万物”的悲观主义倾向。
儒家学说的天是天理、天意、天数，因而具有更大的精神因素。儒家主张“天人感应”，认为人做事做得好将得到上天的奖励，做得不好将遭受天谴，所以儒家学说较注重人事、人伦，注重现实生活中的纲常礼教、伦理名实。虽然它也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却必得要“尽人事以听天命”。由于儒学相信人的积极作用，又提出了许多纲常礼教，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因而，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佛教是从印度传到我国的外来宗教。宣传超脱人世苦难及生死轮回的出世哲学，相信因果报应，提倡与世无争，做到随缘而化，随遇而安。佛学也讲天，它的天是无为世界、极乐世界、大光明世界，人只要一心向佛，不为人世纷争所苦，多行善事，就可达到佛学中天的境界，在这里，天成为无法摆脱现实苦难的人们的精神归宿。佛学到了中国，便成了“中国人”的佛学——融儒、道思想为一体。在吴承恩的神话著作《西游记》中，天衣无缝地体现了这一融合：既有王朝统治的不可更改性，又有道家所宣传的定数，更有佛家的无上法力。这一融合当归功于三家体系对于天人关系的认同。
天人关系最终以一种共识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中，形成中国人精神、人格、命运的重要原则和内容。从其积极的方面看，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人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以及生活方式的追求上都强调顺应自然，与环境和谐，有着乐生的智慧。从消极方面看，则使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因果宿命论思想，注重叶落归根的乡土意识，在古代文人士大夫更是存在着摆不脱的林泉之心，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才是唯一的归宿。因此，这使得中国人在潜意识里排斥城市，城市人始终有一种过客心态，期盼着落叶归根，在城市的建设上必然缺乏积极进取的态度。
2.注重伦理政治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化属于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以伦理道德为价值评价准则，以齐家治国为社会人生的最高理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向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它与古代希腊罗马求真的科学型文化和古代印度追求人生解脱的宗教型文化有本质不同。
中国古代对儒家学说的历史选择不是出于汉武帝、董仲舒的个人意志，而是宗法制社会政治运作的必然趋势。儒家学者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7] 以上即儒家所谓的“八条目”，在“八条目”中，格物、诚意、正心，属于认识论范畴，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政治论范畴，而以属于道德论范畴的修身居中。修身作为连接上下的中心环节，作为认识世界、治国安邦的根本，“内圣外王”的架构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普遍心理，更是历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追求，是中国古代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
3.积极入世、重视现世的人生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主导思想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所谓入世就是不脱离社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中国历代统治者也曾利用各种宗教、神权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如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播和改造。但是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出现宗教统治一切的局面，没有像欧洲、西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宗教神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都拥有极大权威，统治着整个社会、国家，宗教文化渗透
进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是运用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言行，而不是靠神权来控制人们的言行。孔子是入世的典型人物，他忠于救世，历经磨难，始终不改以仁为己任的初衷，所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现世，就是当世，就是人生，孔子曾多次表示其重人生，重现世的态度，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甚至“不语怪、力、乱、神”，孔子的这种态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佛、道等宗教虽能兴盛于一时，却始终受到儒家思想的抵制，未能像儒家思想那样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未能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这种入世的思想使人们的社会主活不由超越尘世的理论来支配，日常生活的自然法则在社会生活中取得正当的地位，城市市民生活表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礼教规范的弱化，社会主活世俗化则主要表现在对安乐及物质享受的追求上，为传统礼法所不容的奢侈之风，在社会风尚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4.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官本位思想，重权势，轻财利，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与儒家重义轻利的伦理思想使中国人一直以读书出仕为正途。从隋唐科举实行以来，人们“学而优则仕”的认识不断加强，出仕当官被认为社会上各业之首选，读书人的最好出路就是当官，不仅光宗耀祖，而且为发财提供了机会。这种官本位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专制主义的产物，一直延续到近代，影响深远。人们常说“君子争权于朝，小人争利于市”，争权夺利均为人所好，而传统文化中权势却重于财富。这和西方人为了寻求财富可以漂洋过海，远涉重洋，冒千难万险，有着极大差异。近代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各种行业不断崛起，而官本位文化重权势、轻财富的观念却严重阻碍了社会各行业的平衡发展，间接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带来中国官僚政治体系中的种种扭曲现象。
总之，中国城市一向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所蕴涵的文化特色而独树一帜，它形成于宏观的社会背景之下，并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本质，其精神脉络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有时代的局限。对历史传统中精华部分的继承无疑将成为我国当代城市建设的核心任务。
收稿日期：200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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