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文化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我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民族之根，是国家之魂。一个没有文化传统、文化底蕴、文化特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也是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而同时，文化相对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而言，又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国家安全必须包括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当代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状况也成为整个国家安全状况的重要标志。
在当前，随着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也显得越来越突出。如何应对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安全的挑战，也成为我们当前要面对的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风险和威胁
全球化最初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专指经济的全球化。但目前已扩大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是一个多维度、向全方位发展的过程。全球化强调利益的共享性，强调超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国际关系也日益表现出一种开放、合作的趋势。
尽管关于什么是全球化至今在学界还争论不休，但至少有两个方面人们还是形成了共识的：第一，全球化加深了不同国家、地区、社会集团、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第二，目前的全球化进程由世界大多数国家共同参与，但又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双重困境：既要保持传统，又要迈向现代；既要是民族的，又要是世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观或客观、内部或外部、突发或常规的任意一种因素变动都可能产生连带影响，导致社会文化系统的应急反应。这意味着我国文化稳定、健康发展的非安全因素在上升。
文化安全虽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文化安全却是一个新概念。人们今天关注文化安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影响与冲击。在我国，最早提出文化安全概念的，是一些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学者。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提出这一概念，主要针对当时愈演愈烈的西方文化霸权。在我国学者看来，西方加紧推行文化霸权是西方维护自己对世界统治地位的需要，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霸权”，维护自己的“文化主权”，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反对“文化霸权”、确保“文化主权”的重要手段。
那么，什么是文化安全？文化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以及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独立自主权，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它的定义，理论界众说纷纭。笔者较为赞同有学者提出的观点：文化安全即防止“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受到外来消极思想文化的影响，使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受到侵害，文化出现衰落或消亡。”① 从这一定义出发， 我们可以把维护文化安全的任务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危及文化健康生存和发展的非安全因素得到遏制；另一方面，是培育和扶持文化健康发展的因素，使文化更富有发展的活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强盛和安全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而且由这种凝聚力和认同感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感，并能有效地维护和推动国家的稳定发展。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而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这种权力却日益受到损害。
概而言之，在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的外在的风险和威胁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战略带来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比如，美国克林顿政府就继承了美国在国外宣扬与维护美国价值观的一贯立场，明确把所谓维护和推动其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统治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扩大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国家大家庭有利于美国所有的战略利益”，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扩大民主国家大家庭而取得的价值观的安全”。② 而美国对自己的文化优势非常清楚，采取的手段也很坚决：“在下一个世纪，采取侵略的代价将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因素。”③ 由此可见，美国高度重视所谓“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安全，重视通过扩张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去扩张美国利益。面对强大的西方世界文化扩张及干涉主义倾向，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着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挑战。
第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大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及文化的强势传播态势带来的挑战。美国著名战略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小约瑟夫·奈曾提出“软国力”之说，而“软国力”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为途径。小约瑟夫·奈认为：“硬国力来自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软国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理想和政策所形成的吸引力”。④ 他还把软国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认为软国力是一种具有同化（cooptive）能力的实力。他还认为：“这种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力量密切相关，”“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来源。”⑤ 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程度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的强弱是一个国家软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
而我们从国际社会的现实来看，发展中国家一般比较落后，没有足够的财力与投资去进行文化建设。这就造成了它们在经济、军事等硬权力和文化等软权力方面的双重落后，从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扩张攻势面前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西方国家凭借其“硬权力”优势，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传播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在经济发达和技术先进的基础上更是增添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扩张力、渗透力与吸引力。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高筑起文化壁垒的同时，大力开拓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在各种贸易谈判中，总是要求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放文化市场。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的工业品，而是文化产品。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家，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文化产业发展较晚，总体规模较小，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较小，尤其是在对外开放中一直未看到文化商品的贸易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忽视了文化商品的国际贸易所可能形成和带来的巨大商机。加入WTO后，我们要看到， 我国的文化市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文化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打击；而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其几乎覆盖全世界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网络，不间断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时尚、风俗习惯等等，不断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对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第三，信息技术革命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使我国更加面临着严峻的维护文化安全的难题。在信息技术革命的进程中，发达国家无疑掌握着控制权和主导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控制权和领先地位，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选择的信息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信息控制，制造与散布假信息，对有关国家进行广泛的社会情绪动员，放大人们对西方社会的崇拜与向往以及对自身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从而使其国家和政党的价值基础遭到怀疑。由于失去了文化价值的支撑，这些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必然会产生“合法性危机”，导致国家意志、价值观念、国民心理的全面崩溃，进而使整个社会陷入无序状态。苏东剧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苏东剧变，西方一些人士坦承：“信息革命在显然未能跟上西方的共产党社会的崩溃中起了关键作用。”⑥ 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腐朽文化也会通过网络途径侵入和传播。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网民人数已达到六、七千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网络市场。特别是青少年上网人数急剧攀升，他们中约有30％的人访问过不良网站。 网络不良信息的冲击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倾斜和失范的一个重要诱因，弱化了人们的社会道德感和责任感，不良信息的泛滥和污染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以上因素只是来自外部的挑战因素，它们要变成现实的挑战和威胁，还必须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而从目前我们自身来看，我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内在地威胁着文化安全的因素。这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在我国的文化领域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对于西方企图渗透进来的东西，无论是政治思想、文学艺术，还是生活方式，我们往往缺乏批判的眼光，而是来者不拒，一概接纳。另一方面，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僵化现象，这导致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效益不佳。虽然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往往还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只满足于做表面文章。对于这一切，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认识到意识形态是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如果不从根本上得以扭转，意识形态工作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进，在全球化大潮中，在西方强大的攻势面前，思想意识形态的阵地就会不攻自破。
第二，我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文化产业缺乏竞争力。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借以实现本国文化的有效传播，增强本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我国由于现行的文化体制的弊端，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育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文化产业的规模较小，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结构性矛盾突出，整个产业的集中度较低，关联度较小，散、滥现象严重，缺少规模效益；许多文化产业单位还不是完全的市场主体，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地位不明、机制不活、管理混乱等问题，运行成本较高，不能在市场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第三，文化的创新不够。创新是一种文化的活力所在。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不断发展与创新。虽然在文化建设中我们一直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坚持是我们的立足点和根本所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我们所说的继承和坚持并不是固守和僵化，而是对其中落后和保守的东西加以抛弃，并进而走向创新。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创新不够，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还有一定距离。没有创新，文化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使得我们的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面前不免相形见绌。
以上种种，构成了威胁我国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非安全因素。对于这些非安全因素，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防范。
二、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对策与措施
国家的文化安全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在建设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把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置于突出地位，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
首先，必须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国家意识形态具有维护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在现代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国家的前进方向、保持国家的团结统一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维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下，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在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挑战面前，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强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才能促进我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建设思路、方式、手段等方面不断创新，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还存在着僵化、封闭、脱离实际等问题。所以，当前，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注意从生活实践中吸取营养，实现国家意识形态持续的理论创新。只有同社会生活保持着血肉联系，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切实增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威力，并带动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反之，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封闭僵化保守，那么，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也将会失去活力，从而失去其亲和力、感召力、创造力及与其他文化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还应该多注意一些人文关怀，避免公式化、概念化、说教式的弊端。目前，我们有些主旋律的新闻报道、理论文章、文艺作品等，成了概念化和假大空的别名，很难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因此，国家意识形态要想做到切实而有效，就要注意正面、真实、亲切地表达自己，摒弃过去那种墨守成规的思维定势、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生硬呆板的表达方式。
其次，在文化建设中，在坚持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注重民族文化的创新。“民族文化及其认同则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⑦ 所以，坚持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和根本所在。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几千年中，形成了许多突破了国家、阶级、时代局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珍品，如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谦虚谨慎、不为人先的礼让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纯朴宽厚的品质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我们实现文明自立的根本，对于维护团结统一，推动社会进步有着积极作用，都需要进一步发扬。
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并不意味着固守和僵化。文化安全是发展意义上的安全，一味守成是守不住的。如果以安全的名义把文化禁锢在静止状态，那么，我们的文化终将枯萎。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列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20余种文化类型，但在这些文化类型中，能够延续至今、并充分保有活力的却所剩无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文化不能与时俱进地求得发展。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的文化建设一定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从世界各国文化中汲取先进因素，以增强文化的进步性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第三，要在全球化条件下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力量，巩固中国文化在本土的生命力，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袭。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其境遇是不容乐观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甚至在一些精英阶层中，不少人根本未读过传统文化典籍《论语》、《孟子》等，但却断然下断语，认为中国文化过时了；也有些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的理解是一知半解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更是持怀疑态度。这种文化认同的危机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家认同的危机。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校教育承担起向青少年一代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使命，让我们的学校和全社会都应该有重振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识，让全民族都珍视并自觉弘扬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增强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
第四，要大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提高文化产品的竞争力。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到过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问题。他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⑧ 事实正是这样。就拿美国来说， 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和文化产业做后盾，即使美国不设文化部，但其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却能随着其文化产品的大宗出口而迅速在世界得以传播。在今天，“美国领导着世界文化的新潮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一旦在美国流行，便会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而我们的文化产品的竞争力较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经济、科技及文化产业不够强大。当今的文化是由资本和高科技支持的，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了一种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如果不用现代高新技术推进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弘扬中华文化、防范文化风险是很困难的。因此，在当前，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增强综合国力、大力发展高科技为支撑的文化产业，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最根本的措施。
第五，要加强法制建设，依靠法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要结合我国实际，尽快进行文化安全立法。要尽快制定法律，完善信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以有效防止有害信息通过网络传播；同时，用法律保障网络阵地唱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旋律，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把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引入网络系统，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大计。要制定惩治破坏国家文化安全行为的法律法规，促使人们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注释：
① 李建平：《关注文化安全 抵御文化霸权》，转引自《领导干部关注的文化热点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②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279页。
③ 同上，第251页。
④ 小约瑟夫·奈：《美国为什么应该重返世界》，转引自《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75页。
⑤ 小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45页。
⑥ 保罗·肯尼迪：《未雨绸缪——为21世纪做准备》，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⑦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