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现代文学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严家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家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已经近40个年头了。1960年他曾主持北大部分师生集体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1961年以后他曾作为责任编委参加编写全国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共三册，唐弢主编前两册，第3册由唐弢和严家炎共同主编，1979--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严家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突出成就是在新时期取得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为总题发表了一组论文，综合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方向、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问题，这组文章对于诸多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显示出了他为这门学科的重建和对旧有基础进行清理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从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诸多问题中，抓住了从历史实际出发这一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严家炎指出，正是在这个道理非常明显的学识问题上，许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了错误，吃了大亏，使研究的作家面越来越窄，许多作家作品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正是在对过去的宝贵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他重提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从历史实际出发。在《现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一文中，他着重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评价标准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所以会产生种种失误，追本溯源，评价标准上的混乱是一个重要的根由。他有力地论证了长期广泛流行的所谓“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标准”的反历史主义的错误，认为只有紧密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角度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作家作品，进而作出科学的评判。这一历史主义标准的提出，对于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清除“左”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一文中，严家炎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性质、特点和要求，并指出了这门学科的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理论基础、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文中有很多方面可谓是他多年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经验之谈，这对于青年学者们无疑是有指导性意义的。《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一文显示了严家炎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特点的深刻把握。他认为，“从‘五四’时期起，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因此，中国新文学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能当之无愧地称得起是现代化的文学”。这虽然不是在给“现代文学”下定义，但诚如唐弢所认为的那样，“倘使有人要问什么是现代文学，我以为这个解释庶几近之。即使意义尚不完整，却已经把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特点指明，而且说得相当准确了”（《求实集·序》）。
如果说，上述文章主要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以大量的例证来阐述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问题，那么，严家炎在其后则是大量地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作了具体研究。首先引起较大反响的是他的一组有关鲁迅的研究论文和考据文章。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中，严家炎把鲁迅的《呐喊》、《彷徨》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来看它们的历史贡献。他首先指出了历史所决定的鲁迅“一身而二任”的时代特点，即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标志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而且确实宣告了“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而且，这位伟大作家“一身二任”的特点，并非仅仅表现于一般人理解的作家前后期的分别，而是“早在《呐喊》、《彷徨》的时期”，“二任”的特点已经融合于鲁迅一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小说在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充分凸现出来了。文章进而论述了鲁迅的深刻思想和认识高度所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认真分析了鲁迅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从而没有把鲁迅孤立起来或任意拔高。文中还对鲁迅作品作了艺术的分析，指出鲁迅在主体的现实主义之外，对于其它多种创作方法的采用，以及对于多种艺术技巧的成熟运用，使得鲁迅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成为“中国新文学开创时期所能找到的一位最好的开路人”鲁迅的出现，大大缩短了我国建立现代小说的过程。该文的论点建立在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论述的基础之上，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鲁迅《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作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严家炎在《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一文中，继续对上述问题作了探讨，重点是从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同时并用这个角度揭示了《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之“谜”。此前，学术界正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问题争执不休，或认为是现实主义，或认为是象征主义，或认为是意识流的，各执一端。严家炎论文的出现，将这一课题的探讨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而且其结论也很快为多数人所接受。应该承认，在一些问题上，严家炎的思想认识也是有发展变化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中，他把《补天》、《奔月》、《铸剑》看作是浪漫主义的作品，但后来随着接触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增多，随着对鲁迅创作思想考察的逐步深入，他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故事新编》基本上是表现主义的小说，因而又写成了《鲁迅与表现主义》一文。该文详尽论述了鲁迅与西方表现主义文艺思潮的关系，分析了表现主义对鲁迅创作思想、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具体影响，并进而探讨了《故事新
编》的表现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可以说，对《故事新编》的表现主义创作方法的发现和阐释，将《故事新编》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严家炎还写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翻案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拨乱反正所做的富有成效的努力。例如，长期以来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是被否定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中，有些文学史著作还对它进行批判。严家炎出于一个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感，在《现代文学史一桩旧案》一文中，对这篇作品进行了重新评价，得出了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与众不同的结论：“丁玲的《在医院中》，正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揭露小生产思想习气同现代科学及革命集体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的。它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第一次提出反对小生产思想习气的问题”。同时，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在医院中》长期以来遭遇乖蹇命运所包涵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对《在医院中》的重新评价，不仅将这桩“旧案”翻了过来，而且与严家炎的许多学术结论一样，成了一种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评。其他如对徐志摩诗歌艺术的重新评价（《论徐志摩的艺术特色》），对艾青《现实主义不容歪曲》的具体分析，对萧军刊登在《文化报》上的“社评”和《献辞》的真实意义的揭示，为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的正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二》）等等，都显示了严家炎思考问题的理论深度和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精到的把握。
80年代以来，严家炎致力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以及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取得了更为辉煌的学术成就。首先引人瞩目的是他的可称为“扛鼎”之作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出版。作为第一部从流派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专著，其开拓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严家炎进行小说流派研究，首先做了大量的史料钩沉的工作，因而获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有一种独尊现实主义的偏向，带来的不良后果是，常常忽略了浪漫主义小说流派和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的存在。例如，从50年代起，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和以徐訏、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小说就在文学史著作中消失了，以致于后来的一些年轻作家对他们已一无所知。以此看来，严家炎在小说流派史研究中对“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派”的重新发掘，其意义是相当重大的。这不仅对拓宽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有很大裨益，更重要的是，这种发掘向人们标示了那种残缺不全的“小说史”研究的历史的终结。施蛰存曾在谈到严家炎编的《新感觉派小说选》重新发掘介绍他的作品时，竟称自己为“出土文物”。“文物”而得以“出土”，发掘者的艰辛与功绩当是不言自明的。
严家炎的现代小说流派史研究的学术贡献，还在于这种研究中所提供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流派史理论。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严家炎首先阐明了流派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且界分了小说流派史研究与一般小说史研究的关系。他认为，小说流派史的研究是小说史研究的某种深化和必要的补充：由于流派特征所标示的是一群而不是单个作家的特点，因而抓住流派，也就更容易接近隐于单个作家背后的更具共性、更为本质的东西；由于小说流派史是小说发展史中脉络最清楚、特点最鲜明的部分，研究它，更易于揭示“不同的小说兴衰、演变的根由，发现和总结小说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就此前小说史研究的现状看，由于忽略了流派演变的线索，常常抓不住极为重要的“史”的现象，结果也就难以描述清楚“史”的发展轨迹和揭示出“史”的规律。例如，在以往的有些文学史著述中，在阐述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主张的实践时，仅仅是指出了诸多“问题小说”的创作，而忽略了“乡土小说”（最多只是述及个别属于“乡土小说”的作家）。这是因为，以往的文学史的写法常常是按作家“大”“小”来立章节，而就“乡土小说”的大多数单个作家而言，也许还够不上专列章节，因此只能舍而不论。但忽略了作为流派的“乡土小说”这一重要文学现象，事实上也就忽略了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而且，这样一来，对于中国现代小说两大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和农村题材）的最初形成情况以及相互转换的规律，也就难以作出清晰的描述和阐发了。严家炎的《流派史》在这方面恰恰显示出了自己的长处，他抓住了“乡土小说”这一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早形成的流派之一，对其形成和发展作了分析，从而清楚地描述了从“问题小说”到“乡土小说”这一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趋势，并揭示出了其中隐含着的“为人生”的文学向前发展的某些规律。另外，从“流派”角度研究小说，也有助于从更广泛的范围内去考察和认识那些较为著名的大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例如，严家炎通过分析许多大作家与流派形成的关系（诸如鲁迅之于“乡土小说”，茅盾之于“社会剖析派”等等），拓宽了研究大作家的视野，从而给人们以诸多新的启示。从“流派”角度研究小说史，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史研究方式，它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般文学史或小说史研究的不足，严家炎的《流派史》以其研究的实绩证实了这一点。
严家炎对“流派”的界定是很严谨的，他反对那种轻率地乱划、多划的做法，强调指出，“创作流派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自然形成的，通过作品来显示了自己的特点的，而不是人为地主观划分出来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流派史》中对“流派”的辨析确实是严密而精到的：对于一些曾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作家群体，甚至是以往有些文学著述中曾当作流派的，因其流派品格并不充分，他宁可暂时称之为“流派雏型”或“准流派”而未专章论述；而专门论述的，都是以大量的材料举证和分析，令人信服地确指为“流派”的那些作家群体。以由他首先提出的“社会剖析派”为例，对这一流派的确认，可以说是严家炎《流派史》独特的贡献。他首先分析了“社会剖析派”在中国“自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五四’现实主义向前发展、趋于革命化”；另一方面左翼文学界在呼唤着用文学作品参加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这样，那些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作家便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的要求，努力用社会科学理论消化自己所熟悉的现实生活；正由于这些客观条件的具备，在《子夜》的带动下，终于形成了一个流派。接着，严家炎还详细论证了该流派各位成员在艺术方面所持的共同追求（是一种不约而同的自觉的追求），并且通过分析，准确地概括出了他们作品中确已形成的共通的艺术风格的特征。正因为论证充分、材料充实、概括准确，所以不仅使这一流派得以被确认，而且也使“社会剖析派”这一概念得以被学术界普遍认可（近几年来出版的好些文学史教材已正式使用这一名称；这一提法还得到作为当年该流派成员之一的吴组缃先生的赞同和支持）。
为了准确地说明流派的运行机制，严家炎很重视对形成小说流派、制约小说流派发展变化的条件和因素进行研究和探讨。他指出，形成流派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但“在众多的因素、条件中，对流派形成从根本上起作用的，恐怕还是作家们运用的创作方法、接受的文艺思潮”。因为“在各种流派兴衰消长的背后，正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创作方法与文艺思潮在错综复杂、此起彼伏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乃至相互渗透着，并直接规定了不同流派的基本面貌。例如，就“问题小说”而言，由于现实主义在“五四”初期发展的极不成熟，又由于“问题小说”作家并没有真正统一按照现实主义方法去创作，因而缺乏“流派”得以形成的灵魂，所以“问题小说”终于只是“一种文学风尚，却并未构成一个统一的小说流派”。而到了20年代中期出现的“乡土小说”，由于“以文学研究会为主的一批作家经过一段摸索，已经在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的过程中形成各自的艺术个性，达到初步成熟的境地”，“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大为增进”，因此，“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流派，到这时已经真正形成”。又例如，同是一个创造社，由于前后期接受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和恪守的创作方法不同，因此便“分属于两个流派”。由于在理论上抓住了决定流派运行的最主要的因素，因而就使“动态”地把握流派不再是“无迹可寻”，而是“有据可依”了。
严家炎在研究小说流派史时，提出了“多元批评”的口号，这是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的。“20世纪在文学上是一个多种流派思潮并存的多元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谁要想用其中的一元去统一其它各元，不仅违反科学，也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因此，“用一种流派的审美标准去批评另一种流派的作品，这种‘跨元批评’或‘异元批评’，往往很不科学，不利于流派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为了避免被狭隘的审美见解所牵引，批评者使用的标准也要适当：起码应该宽容到能适应多元批评的程度”。严家炎的小说流派研究本着这样一些基本精神，因而使之能够从各流派中发掘出最有价值、最具文学史意义的内容。我们从他对各流派的具体分析中，时时可以看到著者从“多元批评”的角度对以往出自“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的结论的修正。当然，提倡“多元批评”，并不意味着舍弃评判各流派艺术成就大小的统一依据，严家炎同时还提出了适用于不同创作方法的流派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作为一个小说流派，它“本身扎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度和艺术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这一尺度不仅可以用来直接评价流派的成就得失，事实上也可以用来分析各流派缘何繁荣或枯萎的原因。由于中国现代的小说流派多数并非百是在国内固有条件下经过长期积累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是经过外国文艺思潮和文学派别的影响和催化才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些流派的成就高低、前途命运如何，就更要取决于这个流派本身在民族土壤中扎根的深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艺术地满足了现实需要。在分析“乡土小说派”、“社会剖析派”、“京派”、“七月派”等小说流派时，严家炎正是依据这一尺度，既揭开了它们得以“健康成长，发展很快”的奥秘，又准确揭示了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对“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派”以及前期创造社的“自然小说”等流派，也正是依据这一尺度对其得失作了精到的分析。
在写出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以后，严家炎又主持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关系丛书》的撰著工作。这两套著作目前都已在陆续问世。作为主编，其中融入了他的一些指导思想。严家炎曾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谈到过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构想：“这部规模较大的小说史，不但要把整个二十世纪小说贯穿起来写，把台湾在内全国各地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小说统包进来写，而且要以文体为重心多角度地描出小说演变的历史，写出包括通俗小说在内的雅俗小说相互对峙又相互影响的变化格局”。这的确“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从严家炎90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出他为这新的尝试所作的种种努力。在《试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总体特征》一文中，他试图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总体特征作归纳总结。他认为，“20世纪中国小说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呈现着多棱镜下一个个异常宽广多彩的世界”；他从美感角度考察，指出“这个世纪的小说贯穿着浓重的悲壮与悲凉的色调”，并对这种色调的由来作了历史的分析；他还从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来揭示20世纪小说的诸多特征。在《小说全面革新的理论导引》一文中，严家炎着重概括论述了“五四”小说理论批评的特征。在《一场静悄悄革命》一文中，严家炎对金庸小说的文学史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漫评〈梅村心曲〉》和《大时代中的悲喜剧》等文中，他又将研究的眼光转向了台湾和香港文学。上述这些论文都无不在证明，严家炎正在用他坚实的研究工作，使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构想一步步得以实现。
关于现代小说与区域文化的关系问题，严家炎早在1989年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就提出来了，当时他建议次年的杭州年会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为讨论主题之一。后来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时，他在《总序》中更明确地指出：“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或隐或显但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因此，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可以看出，严家炎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也在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从《知春集》、《求实集》、《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到《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再到倡导和主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清晰地标划出了作为现代文学史家的严家炎的学术研究和治学思路不断走向深广的轨迹。综观严家炎数十年来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研究中具有思维的开放性、观照问题眼光的全局性、对艺术和思想问题把握的敏锐性、治学态度的严谨性等等显著的特点。唯其具有一种开放性思维，才使严家炎在研究任何具体文学史问题时，思路总是并不局限于问题本身，常常能在对具体文学史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一些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唯其具有全局性的眼光，才使严家炎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价值评判时，能“全史”在胸，准确地给作家作品定位，在具体作家作品中发现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命题；唯其对艺术和思想问题把握的敏锐性，才使严家炎总能抓住那些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具有牵一发以动全身的敏感问题，并通过对这种敏感问题的研究推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唯其始终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才使严家炎的不少研究结论都显示出了相当的份量。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作品分析论文; 鲁迅论文; 故事新编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呐喊论文; 彷徨论文; 乡土小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