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西式教条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条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奎元同志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注：《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 日。)一文中提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具体 地说，就是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同时也要反对对“西方发达国家 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他认为，由于经过多年 的斗争，前一种教条主义“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而由于没有引起普 遍的警觉，后一种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他强调：如果任凭这种“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 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的倾向 蔓延滋长，“自然的结果就是脱离几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正确道路，滑进西方敌对势力的 陷阱，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使中华民族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这些 意见，符合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情况，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的指导意义，应当 引起我们从事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的同志乃至所有关心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的人们的高度 重视。
毫无疑问，对于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 来，我们都必须坚决加以反对。对此，已经有许多文章作过很好的分析了。在这里，我 想着重谈一谈反对后一种教条主义即西式教条主义的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工人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和 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世界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 义在本质上是同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相对立的。它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的革 命。
但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特定的意识形态，无论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说，都有两个来源： 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对过 去社会的某些意识或材料；形式上，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 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修 订版，第296页。)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 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 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注：《 列宁选集》第2卷，第309-310页。)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以波格丹诺夫等为代表的“ 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以往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 ”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对这种主张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无产阶级 文化不能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它“ 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 的发展”。(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85页。)批判地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批 判地吸取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这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毛泽东 也说过：“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 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里，有维护资产阶级 的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也还有对这种统治和这种 制度持批评乃至否定态度的思想理论，包括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理论在内。即使 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的时期和趋向没落的时期，其中包含真理 成分的多少和所起作用的好坏、大小也是不同的。就是在今天，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并不是简单地全盘加以否定就可以解决问题。对于这些思想理论， 我们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对它们的态度：是完全否定，还是基本否 定局部借鉴，还是吸取其某一些部分同时否定其另一些部分等等。不过，有一个根本的 事实是不能忽略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 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的反映，从本质上说，它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 统治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照搬照抄这种思想理论 。
以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为例。
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 教授在他所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中，即对西方 经济学及其作用进行过具体的分析，并就其“对于我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上”，着重地 阐明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 制度根本不同，从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 导理论”。第二，“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的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 我们参考、借鉴之处”。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的 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搬套西方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 内容’的取舍，既涉及本质问题，又涉及技术问题”。“根本的原则应该是，以我为主 ，以符合国情为主”。他特别提醒人们：“不应该忽略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化经 济建设，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 这区别就不只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概念和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有不相契合的地方 ，而是在若干基本前提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枘凿”。所以，“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 学，在其近年的发展中，在其推理分析、测算技术、管理手段等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 借鉴之处，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盘搬套”。他当时即预言，由于多年的隔绝，一些人对 西方经济学十分陌生，一旦接触，不免引起目眩，以致对其“不加审别的推崇”。他说 ：这“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现象，但有必要尽快地排除这种现象。”(注：《北 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陈岱孙先生确实不愧为西方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一代宗师，他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他 的预言更是极其准确的。这些分析，对于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思想理论，富 于启发性。在时隔二十一年之后重读他的宏文，我们仍然感到无比的亲切，仿佛他是针 对着今天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在恳切地对人们发出警示，并进行着耐心的劝导 。
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也是一位对西方经济学造诣很深的专家，他的见解同陈岱 孙先生是一致的。他指出：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是两种迥然不 同的经济理论，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第二，“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是阶级 性，一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症进行病理分 析，作出诊断，并开出处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还能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然而一般说来，这种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矛 盾是主要的。”第三，“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全面的 分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有实用性的成分。对于前者， 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考虑借鉴和吸收。”第四，“必须注意，西方 经济学中某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 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 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把可 资借鉴的成分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分离开来，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注： 《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吴易风教授的见解也是很深刻的，对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同样具有启 发性。
应当看到，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是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的。对于西方国家的那些具有 意识形态性同时又具有某种实用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我们应当像陈岱孙、吴易风 对待西方经济学那样，既不是简单化地一概排斥，更不是无条件地照抄照搬，而是采取 分析的态度。
二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发扬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依靠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不应当有疑问的。但是，由于中国近代以 来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自身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因此，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这也是 不应当被忽略的。
需要指出的是，注意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决不意味着提倡西式教条主义， 主张全盘西化。这在根本上是两回事。因为第一，我们利用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建设 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西化，即走向资本主义；第二，我们是根据中国自身的需要，从 中国的实际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批判地加以吸取，而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更不是全部照搬。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说：“我们的 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 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 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 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同时，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 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页 。)
邓小平是对外开放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他又是全盘西化论的坚决反对者。他说：“中 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要向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 ，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 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 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 蜂地盲目推崇。”“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第44页。)
主张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采取迷信和盲目崇拜的教条主义态度， 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全盘西化论的典型表现。这种全盘西化论的特点 在于：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人类社会的理想的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和 永恒的归宿；认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各国不需顾及自身的 特殊国情，只要照此办理，就万事大吉了。必须指出，这种西式教条主义在理论上是完 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不承认不同性质的矛盾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以为抄袭资 本主义的老套子就可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因为它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为可以离开中国的特殊的国情，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做 法机械地搬用过来。事情很明显，如果按照西式教条主义者的主张去做，那中国就既不 会有社会主义，也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一句话，就根本不会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了。
这种西式教条主义，或者说全盘西化论，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几十年乃至一百年 以前，就已经有人说过这种话了。比如，1898年就有人在湖南《湘报》上发表文章，提 出“唯泰西是效”和“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1932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 出路》一书中说，“中国的一切都不如西方”，应当“把西方的一切都接受过来，好的 坏的都要”。1935年，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42期的《编辑后记》中声明，“完全赞 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这种论调，在当时就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由于不 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它早已在实践中遭到了破产。把这种破了产的主张当作新发明加 以鼓吹，这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西方教条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十分有害的。这是因为：
第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和对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否定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都告诉我们，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 必定会去占领。如果听任西式教条主义自由泛滥，马克思主义就会被边缘化，而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比如，新自由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张五常公开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 诬蔑马克思“愚蠢”，说“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 了”。他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说“我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 。就是这样一个反共分子，居然在中国的理论讲坛上以权威的面目出现，他的反动言论 居然在我们的多种刊物上、在多所著名的高校乃至培养党的干部和高级干部的党校中畅 行无阻，甚至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个事实，表明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已经发展到 了何种严重的程度。
陈奎元同志的文章严肃地指出：“如果听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 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中国共产党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 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这种危险是现实地存在着的。
第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误导我们的改革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前 提的。西式教条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认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乃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极限。要是轻信了这种说教，改革就不会再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运动，而不可避免 地蜕变为以资本主义来改造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大 倒退了。
比如，多年来，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府拼命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销 新自由主义，要求它们实行“政府角色的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 化”。其结果又是什么呢?吴易风教授指出：“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初 ，有的也出现过短暂的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好景不长，从最终结果来看，可以说，新 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的风险和灾难，甚至成 为重灾区。”他说，在最近的十年中，有三类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具有典型意义。其中 “第一类重灾区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出任俄罗斯政府 顾问，他为俄罗斯制定的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共识” 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北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伊萨克森等将“华盛顿 共识”中的快速私有化原则应用到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具体提出：“从计划向市场 转变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化是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核心内容”；制定保护 私有财产的法律，颁布私有化法；最重要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大企业私有化 方式是“先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国家拥有全部股票的股份公司，然后再将它们私有化”， 方法是不断降低国家持股比重，直至全部卖光；多给党政官员股票，“过去那些市场经 济最凶猛的反对者就会成为新制度下改革进程的急先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是 导致苏东剧变，使原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第二类重灾区是发生金融危机 的亚洲国家”。“第三类重灾区是拉美国家”。(注：《中华魂》2004年第1期，《思想 理论导刊》2004年第5期。)
在这里，听一听有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对俄罗斯搞西式教条主义造成严重后果所作的反 省会是有益的。俄罗斯经济学家亚列明科说：“把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萨克斯的 休克疗法从西方国家搬到俄罗斯来，照着办，这必然要失败，事实也正是这样。”另一 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说：“现在，俄罗斯有不少人喜欢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自由 主义经济学，他们不研究本国的实际，只研究弗里德曼和萨克斯的书，就说应该怎样怎 样，其结果，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大灾难。”(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2期。)
在这里，听一听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最近讲的一番话也会是有益的。她说：“不是自由 市场，而是爱国主义才能使国家强大”。对此，有人指出：“阿罗约在此时强调爱国主 义并非偶然。菲律宾于1946年独立以来一直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在 亚洲的‘橱窗’。但是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60年后的今天，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却 明显落后于许多亚洲国家。按照联合国制定的标准，菲律宾全国8400万人口中目前有34 %的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首都马尼拉等大城市的社会问题十分严重，贫富差距也 非常明显。阿罗约在国情咨文中形象地说，菲律宾人像是生活在‘两个国家’——一个 ‘富人的国家’和一个‘穷人的国家’。”(注：吴强：《自由市场经济并非万能》， 《光明日报》2004年7月28日。)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东欧国家以及某些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教训是值得人们深 思的。“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0多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一直企图用新自由 主义误导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 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那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 会蜕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注：吴易风：《和青年朋友谈谈 新自由主义》，载《中华魂》2004年第1期。)
第三，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导致政治上的 不稳定
我们要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持一个安定团结 的局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而若干主张西式教条主义 的人们假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鼓吹超阶级的“宪政民主”，宣称“宪政主义正 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华”，并据此要求取消宪法序言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表 述，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两院制、三权鼎立那一套。如果听任这种关于西方民 主的说教自由泛滥，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动乱的社会，而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等等，就都无从谈起了。
针对一个时期中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掀起的鼓吹西方民主的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我们“不 能搞西方那一套”。他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 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 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他强调 ，中国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 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第196页；第2卷，268页。 )
值得注意的是，1989-1990年苏联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就赞成搞西方式的多党制、 同意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即关于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款等等，而这样做的结果，就势必 会使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合法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掀起了诬蔑 苏共、诬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等的狂潮。人们的思想被搞乱，反社会主义势力也就 在乱中夺了权。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再存在了。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最大的悲 剧所提供的惨痛教训，是值得我们深省的。
第四，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把年轻一代引入歧途
历史的经验表明，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将来。中国共产党历来同青年保持密切的联 系，把造就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当作自己的一项历史责任。我们知道，西方 敌对势力是把促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年轻 一代身上的。他们正不遗余力地在同我们争夺青年。为了使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图谋彻 底遭到破产，我们必须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年轻一代，必须在 青年中造就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西 式教条主义，看作是争夺年轻一代的一项战略性的任务，给予高度重视。很明显，如果 听任西式教条主义蔓延滋长，如果听任鼓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言 论充斥我们的讲坛、书刊乃至宣传媒体，如果听任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由于受西式教条主 义者的挤压而被边缘化，我们的年轻一代又怎么可能顺利地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 的接班人?我们又依靠什么来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罪恶图谋呢?
由此可见，事情确实像陈奎元同志所说的那样：“假如我们忽视(迷信西方)这种教条 主义的危害，‘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挑战，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反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三
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甚至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这种倾向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有着深刻的时代的和社会历史 的背景。
由于经历了半个以上世纪的和平时期，特别是由于先机利用了科学技术革命提供的成 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由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文化 比较落后的基地上开始建立起来的，它们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相 当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消除；由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在世 界范围内占优势的传媒及其他一切可能利用的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一些人受到迷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 理论产生迷信和盲目崇拜的现象，即产生西式教条主义的倾向，是不奇怪的。
问题并不在于，在我们这里是不是会有人受到这种西式教条主义即西化思潮的影响。 这种人总是会有的；如果我们具有足够的警觉性，并采取切实的防范措施，这种现象就 可以受到遏制，而不致造成致命的危害。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对此缺少必要的警 觉，容许这种西式教条主义的思想自由泛滥，听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 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以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西式教条主义的思想俘虏。那么，事 情就确实极其严重而且十分危险了。
应当毫不含糊地揭露，像前面讲到的张五常之类的少数人，他们鼓吹对西方发达国家 的资产阶级理论的迷信盲从，完全是出于明确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 动机，实际上是为西方敌对势力推销“和平演变”的战略效力的。我们应当让中国的年 轻人了解他们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动机，因而对这种人保持应有的警惕。
当然，像张五常那样有着明确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动机的人，只 是极少数。一些人之所以受到西式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是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批判的能力，如同陈岱孙先生所说，开放以后，一旦接触西方的那些五光十色的理论， 自然不免感到目眩，以致对其“不加审别的崇拜”。一些人之所以受到西式教条主义思 想的影响，是由于害怕艰苦的思想劳动，不愿意花大力气去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调查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为只要抄袭西方国家学者的著作及其政要们的言论和 词句，就可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以为只要把几本外国书抄成一本中国书，就算 做成了大学问，就甚至可以以某学科的奠基人自诩。一些人之所以受到西式教条主义思 想的影响，则是由于没有真正懂得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乃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以为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不需采取批判的分析的态度，只要敢于大胆地吸收资本主义的 东西，就算是思想解放并具有改革的精神了。……所有这些想法，正如当年毛泽东批评 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时候所说的那样，表现了“一种幼稚者的蒙味”，“我们对这些 人应该作启蒙运动”(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1956年4月， 当中国即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 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注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23-24页。)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 再次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 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毫无疑问，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应当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应当学习运用外 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要解决中国在前进中 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人民自己 的经验教训，作出合乎中国实际的创造。即使就学习外国来说，我们也必须破除教条主 义的思想束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中国自身的需要作出选择并进行必要的加工 制作，才有可能真正收到成效。
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西式教条主义，这是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 的一项不容忽视的、十分重要的和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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