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
中国共产党政法类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以抗战时期陕北公学(前期)为例
秦国伟 牟宗超
[摘 要] 抗战时期的陕北公学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极为成功的经验。陕西公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为思想政治课和“大思政”的紧密结合。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经验有四：第一，坚持因时而化、因时而新。第二，坚持教学民主。第三，教员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第四，坚持知行合一，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陕西公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是重要内容，但课堂之外的文化环境更为关键，也就是形成了“大思政”的合力：一是友爱奉献、以青年为本的人际氛围。二是充实有效的党团活动和学生活动。三是劳动实践、军事实践和群众工作实践。总之，是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而其中革命的文化自信是根本。
[关键词] 陕北公学；思想政治教育；大思政；革命文化自信；心文化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2]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承担着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政法类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具有独特的作用和价值，相对于理工类、艺术类和一般综合类高校，政法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难度更大，面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战更激烈、更尖锐，因此总结政法类院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法类院校——陕北公学(前期)为例，从学校的办学经验中吸取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为抗日救亡培养先锋分子：陕北公学的办学历程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办的一所政治类学校，1937年8月创立于延安。“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大批知识青年云集延安，为了最快地把他们培养成抗战人才，中国共产党决定创办陕北公学，成仿吾为校长。学校实行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成仿吾、邵式平、周纯全、袁福清四人组成党团(党组)，成仿吾为党团书记。党团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领导。[3]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又派李维汉(罗迈)任副校长兼党组书记。
1937年8月，陕北公学成立，第一批学员是从抗日军政大学转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约200人。9月1日正式编班上课。同时，面向全国发布了《陕北公学招生简章》，规定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是“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
陕北公学的学员成分复杂，有工人、农民，也有青年学生；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教师队伍里有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等党的领袖，也有新启蒙运动的健将，如何干之、李凡夫、王若飞、凯丰、艾思奇，还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的成仿吾、李维汉、周纯全、邵式平等。这些经历不同、成分复杂的学员在陕北公学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迅速淬火成钢，成为抗日救亡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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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因国民党顽固派开始闹反共摩擦，阻拦革命青年到延安学习，用扣行李、扣路费甚至逮捕的方法截留到陕北公学的青年，加之延安人口剧增、粮食紧张，党中央决定由副校长李维汉率领大部陕北公学师生在相对富庶的关中地区栒邑县看花宫办陕北公学分校。延安总校由成仿吾负责，主要目标是办好高级研究班。1938年5月30日，陕北公学师生在李维汉率领下从延安出发，高唱着陕北公学校歌，踏上了新征程。7月7日，在抗战一周年纪念日，陕北公学分校正式开学。
1938年11月20日，日军以运城机场为基地，首次轰炸延安，延安及周边地区的学校、医院等机构需要转移。1939年1月，在延安的陕北公学总校迁至栒邑与分校合并。1939年6月，由于在华北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需要大量干部去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和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这4所干部学校合并，联合组成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开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一大批干部到抗日前方，同时在前方抗日根据地开展国防教育，培养新的革命干部。至7月，华北联合大学组建完毕。陕北公学(前期)的使命至此完成。
陕北公学(前期)先后办了54个队，平均每队120人左右。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在延安办了27个队，每五个队成立一个女生队，培养妇女干部。陕北公学分校编队接续延安总校，从28队开始，办到第54队。陕北公学(前期)创办的两年里，培养出6 000多名毕业生，他们大多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领导力量，其中一部分已经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牺牲。陕北公学在中国共产党教育史上有着光辉的地位。
1939年9月，党中央决定复办陕北公学，又称后期陕北公学。后期陕北公学改变了学制，成立了师范部和社会科学部，学制两年。1941年4月底，陕北公学(后期)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延安大学，后期陕北公学的使命到此完成。
陕北公学的教学计划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不少学员在国民党地区也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多是不系统的，来到陕北公学以后，为了能使学员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学校安排学员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并强调要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这对于学员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陕北公学的教学内容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常常结合抗战新形势和新的理论而有所变动。例如全面抗战、保卫武汉、论持久战、六届六中全会等重大问题，学校都专门订出教学计划，在全校组织学习和讨论。同时也“要求理论教学增加实际的内容，使理论教育和革命实际结合起来。”[4]31
陕北公学的学制较短，普通班的学习时间一般只有短短4个月，但就在这4个月里，他们由初来的带着浓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小姐少爷，转变成为能吃苦、肯劳动、健壮活泼、具有严明纪律和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每期学员毕业欢送会，也是激动人心的战斗动员会。他们的口号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一切服从革命的利益”。他们唱着“我们再见在前线”的《毕业歌》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
除常规课程之外，陕北公学政治教育的特别之处在于可以经常请到党中央领导来讲课和讲演。陕西公学开学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了“辩证唯物论”这门课的授课老师，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抗大等校讲课的记录。1939年7月9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开赴前线而对学生发表演讲，阐述了著名的“三大法宝”思想。除毛泽东经常来陕北公学讲演外(如表1)，还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领导同志来陕北公学讲演。[4]29-30
3.教员对待教学严肃认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
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
陕北公学之所以为抗战作出了如此卓越的贡献，其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突出体现在它的办学目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上。
(一)陕北公学的办学目的和办学方针
陕北公学的办学目的，在于贯彻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培养一批能够服务抗战的干部队伍。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5]617要“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5]616他在1937年10月23日给陕北公学的题词中对陕北公学具体的办学目标提出了要求，他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6]
因抗战形势的要求，陕北公学学制较短，主要以政治教育为主，班次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班。高级班主要是培养师资的，普通班主要立足于培养抗战干部，对学员们进行抗战的基本理论、政策和方法的教育，进行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指挥民众进行战斗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进行正确认识时局的教育。作为当时延安著名的两所学校，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各自承担着自己的使命。抗大主要定位于培养军事干部，“陕公主要培训政治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4]27鲜明的政治性是陕北公学的突出特色，也是陕北公学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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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
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是为抗战服务的，因此其教育内容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抗战的基本理论；二是抗战的政策和方法；三是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四是对目前时局的认识等。”[4]27课程设置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游击战争”“群众运动”等。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所学与所用相结合，教师和学生们结合着抗战形势和抗战需要而讲授和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等重要决议和名著被热烈地研读和讨论。教与学都贯穿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为了实际斗争，为了神圣的抗战和人民解放事业。[7]70
主要呈它形粒状嵌布在石英脉中，或与长石、云母等脉石矿物共生，少量与白钨矿、黄铜矿、黄铁矿共生，-0.074 mm含量占65%的磨矿细度下，约有72.62%的黑钨矿为单体解离，约13.24%的黑钨矿和石英连体，5.81%与长石云母连体，2.31%与黄铁矿连体；黑钨矿粒度以中细粒为主，粒径多分布在0.02～0.75 mm，约占73.51%，部分粒度较粗，约占17.65%，整体黑钨矿解离情况良好。
6）电气设备：主要由供配电部分、液压动力部分、控制部分、照明部分、信号显示及安全信号保护等部分组成。移动式电站能满足堆料装置和配套进料装置的供电，堆料装置自身配置移动式电站，使得堆料装置应用更加自如，无论是否有岸电，或岸电的频率电压等级如何，堆料装置都能独立工作。
与国统区后方的西南联合大学不同，陕北公学培养的不是精英化的人才，而是愿意挺身而出为国牺牲奉献的革命“铺路石”，而陕北公学就像革命的播种机，向着抗战斗争的最前线，不断前进、不断招生、不断播种、不断牺牲，为抗战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了杰出贡献。
表1 毛泽东到陕北公学讲演或为陕北公学 题词情况一览 [8]
注：此表为本文作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而成
中央领导的演讲和题词，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与革命的实际紧密结合，为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作了很好的榜样，也对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图6可以看出，裂隙位于坡中时膨胀土边坡的安全系数明显小于裂隙位于坡顶时膨胀土边坡的安全系数。在坡顶裂隙中，雨水大多沿着裂隙发展方向做垂直入渗；而在坡中裂隙中，降雨饱和后往往还会出现平行于坡面的顺坡渗流[19]，产生渗流力，不利于边坡稳定，这也导致一些降雨诱导型滑坡往往会出现破坏面与原坡面大致平行的情况。因此，膨胀土边坡滑坡后缘多发生在坡中，而极少出现在坡顶[20]。
(三)陕北公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经验
陕北公学很重视教学民主，在开学之初，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订出教学计划，这个教学计划是教师和学生共同要完成的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教员与学员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共同商讨改进教学方法。因为学校的目标是培养抗战建国的干部人才，这就需要锻炼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通过学员自己思考和集体讨论研究的形式，使之深入理解所学理论知识，并能指导他们未来的工作。基于这样的考虑，因此上课时间不是很多，每天约3小时，最多5小时，其余时间是自学和集体讨论。在陕北公学整个学习过程中，各门课都贯彻着自学为主的原则，教师主要是作启发报告，对主要的问题和困难的问题进行重点讲授，然后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每个同学都沉醉于探讨革命真理，没有什么“禁区”不敢去冲破，没有什么偶像要你去崇拜。
从2013年以来，分别采用渠道直接取水与修建调蓄水池方案在河套灌区上游磴口沙金套海、中游临河九庄建设了两处引黄滴灌示范区。两个示范区全部采用抗堵性能较好的内镶贴片式滴头。
十一、寄存图书之原主在寄存图书期内，有变更住址或其他情形，应随时通知本馆，俾资接洽。1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 社,1992年:1065—1069页.
2.坚持教学民主，上课与自学、集体讨论紧密结合
1.坚持因时而化、因时而新，教学内容丰富多变
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具有很高的评价，他说：“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4]69在陕北公学的一次演讲中，他称赞陕北公学的伟大贡献，他说：“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4]69
教员将教学工作看作是抗战建国神圣事业的一部分，认为青年是中国命运的寄托者，是抗战的将士，是未来新中国的创造者，因此对于教学工作极其严肃认真，常常因用功过度而患病。何干之说：“毕业上前线的同学，将用枪炮在前线与敌人肉搏血战，我在这里就用笔和口来与敌人斗争，前线后方，用一切武器和力量，要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去。”[4]51因为教员强烈的使命感，故讲课力求精到、务实、饱含深情。在出席学员的学习计划会议和讨论会时，教员总是细心而又耐心解答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向学员学习开展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经验，搜集生动的资料，充实到教学中去。
4.坚持知行合一，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所学与所用相结合。教和学都贯穿着很明确的政治目的：为了实际斗争，为了神圣的抗战和人民解放事业。教学特别注意要讲得少而精和通俗易懂。学习是在充满革命气氛的环境中进行，“学习直接为了火热的斗争，理论和实际密切相结合，经院式的或镀金式的学习是不存在的。”[7]70同学一毕业，就走上炮火连天的战场，去和敌人血战，去到工作中锻炼，不怕千难万险，为革命而献身。
三、功夫在课堂之外：陕北公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陕北公学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课堂教学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一套与课堂教学相配套的行之有效的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这些方法与教育目的高度契合，以至于似乎不能将之称为“方法”或“手段”，而是共同在熔炉中进行冶炼和提纯。
(一)友爱奉献、以青年为本的人际氛围
教员、干部和学员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同志亲切地被学生称为“妈妈校长”。这种作风不仅为陕北公学所独有，实际上这是红色教育的一贯特色。在这一时期的抗大、鲁艺、安吴青训班、工人学校是这样，在这之前的土地革命时期也是这样。徐特立人称“外婆校长”，他在土地革命时期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他筹办了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全部教学工作由他一人承担，自编教材，自己种菜煮饭、摇铃扫地、熬制硝盐。到达陕北后，他在瓦窑堡继续办列宁师范学校，从校长到炊事员，仍旧是他一人兼任。在陕北公学分校，学校的炊事员不少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残疾军人，他们为人民而流血，残疾后仍不愿退休，做着力所能及的炊事工作。关中高原吃水困难，需要到一里外的沟里担水，工作很辛苦，同学们就在周日轮流帮厨。[7]71在陕北公学，无论干部还是工作人员，他们的服装和一切待遇都不两样，人人都自愿做着从早到晚“两头黑”的工作。这是一个青年的与民主的教育机关，青年学生是学校的主人。这种友爱奉献、以青年发展为本的人际关系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充实有效的党团活动和学生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取得实效，离不开党团的精神引领和学生之间的互相磨砺。一是党团课教育活动。在党团活动的开展方面，在陕北公学，因为地处根据地中心区域，其党团活动是公开进行的，学员中的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党课。因学制短、任务重，陕北公学发展党团员的工作自入校伊始就着手。党团课的教育，对于提升学员的政治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学生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通过生活检讨会制度，每星期以班组为单位开一次会，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学员之间互相帮助。师生、同学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亲密友好的，都把听到别人的批评意见看作是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三是丰富多彩的学生文艺活动。各队有救亡室(即俱乐部)。救亡室墙报刊有诗歌、漫画，还有歌咏队、戏剧队、口琴队的活动。在课余，各学员队都出墙报，俱乐部还组织大家打篮球、打排球、唱歌。每逢开大会、听报告、开会之前，各队之间互相拉歌，全校成为一片欢腾的海洋。每逢纪念节日，剧团和各队在露天舞台演出精彩的革命话剧、活报剧、戏曲，尽欢每至深夜。[7]77无论是在陕北公学，还是延安其他学校，飘荡在校园之中的歌声和自发排演的话剧都给予青年学子非常深远的影响。四是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学生可以参与教学计划的讨论和修订，教育计划是全校的奋斗目标，开学第一天就把教育计划向学生公布，经过学习讨论，提出意见；学生还参与学校的后勤管理。因为经费紧张，陕北公学的后勤保障是想尽各种办法，惨淡经营。学生千方百计节约经费，自发地组织向学校捐款和向社会募捐。
(三)劳动实践、军事实践和群众工作实践
劳动实践、军事实践和群众工作实践既是适应艰苦抗战需要的必然选项，也是磨炼抗战意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因陕北公学存在物质条件简陋、经费异常紧张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学校采取的是自力更生的办法。新入学的学员首先上的第一课是劳动课，每人配备一把
头，七八人一组挖一孔窑洞，作为宿舍使用。除雨雪天外，学习主要都在露天进行，冰天雪地也在露天上课读书。粮食有时供应不上，学员们还要到延安以外的地方去背粮。之后，为了响应党中央开荒生产的号召，学校组织到附近的山上开荒种地，以补充粮食和蔬菜不足的困难。学校缺少大礼堂，还组织学生修建了当时延安最气派的大礼堂。在军事实践方面，学校实行战斗的军事化生活，经常组织行军演习。每天清早跑步，晚自习前点名唱歌。动作要求整齐有序，要求10分钟内能打好背包集合出发。陕北公学将所学军事知识应用于两次重要转移之中，一次是筹建陕北公学分校(看花宫)，第二次是陕北公学与鲁艺、青训班等组成华北联合大学，远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两次转移行程几百和上千公里，其中远赴晋察冀的行军还穿越了日军的封锁线，这些活动锻炼了学员的军事素养。另外，两校还组织学生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和宣传。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员德智体诸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
一般采用撒播。夏、秋播种于播前1周将种子用水浸泡12小时后，放在井中或在冰箱或冷藏柜中处理24小时，再在20～25℃的条件下催芽，经3～5天出芽后播种。冬、春可播干籽或湿籽。亩播种3～3.5千克。
四、结语
陕北公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所以卓有成效，是因为强烈的革命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逻辑严密性，也来自于植根人民、植根传统、植根生活、植根心灵的“心文化”的道德感召力。这种文化自信，还来自于“知行合一”良好学风和作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是“对人不对己”的片面的说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面功夫，而是实实在在的躬行。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想落到实处，根本的是将党的“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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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olitical and Law Colleg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ing the Northern Shaanxi Public School (Previous Period) as an Exampl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Qin Guowei 1，Mou Zongchao 2
(1.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China ；2.Education Examination Center of Rizhao City Education Bureau ，Rizhao 276800，China )
Abstract ： Northern Shaanxi Public School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ad extremely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Northern Shaanxi Public School is reflected in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ssons and “broa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 are four teaching experience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First，persistence in time and newness.Second，adhere to teaching democracy.Third，the instructor has a strong sense of mission.Fourth，adhere to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closely integrated.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haanxi Public School，the curriculum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content，but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utside the classroom is more critical，which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broa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First，the dedication，youth-oriented interpersonal atmosphere.Second，to enrich and effectively party activities and student activities.Third，labor practice，military practice and mass work practices.In short，it is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ng peopl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all aspects，and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revolution is fundamental.
Key words ： Northern Shaanxi Public School；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Broa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Revolutionary culture self-confidence；Heart culture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9)06-0030-06
[收稿日期] 2019-04-15
[DOI] 10. 19669/ j. issn. 1009-5101. 2019. 06. 0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历程研究”(17JDSZK099)，中共中央编译局委托项目“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理念与实践研究”(16CGWT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秦国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高校思政课“特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北京 102488)；牟宗超，日照市教育局教育考试中心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日照 276800)。
【责任编辑 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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