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逻辑看“全球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逻辑论文,矛盾论文,资本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7-0081-08
在我们的时代，随着现代性的世界性扩展，现代性早已不是局限于特定民族国家之内的现代性，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生成和发展的现代性。这个时代被十分广泛地称作“全球化时代”。所谓全球化，简要地说，就是全球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普遍加强的趋势和过程。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全球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地域性变革与跨越时空的社会联系的横向延伸一样，都恰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1](P56－57)全球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全球化是指，自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强化的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相互影响关系的拓展、加深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是特指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特别是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向着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加速前进的趋势。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表现为社会生活系统各个层面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按照吉登斯的分析，全球化首先呈现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但全球化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的制度性层面，它还直接波及了文化层面，在全球文化生活呈现出“雷同化”特别是“西化”趋势的同时，各民族的本土文化也在抗争中不断复兴与发展。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过“全球化”这一术语，但在其著作中仍有对全球化早期发展阶段的大量实质性论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正是对早期全球化的实质性分析。马克思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殖民主义、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以及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论述，都是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点之中，始终贯穿着资本的逻辑。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指：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其活动历程具有必然如此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正是资本逻辑推动着全球化的生成发展、矛盾困境与内在超越。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出发看待全球化问题，就应当通过资本逻辑来理解“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把握“全球现代性”的矛盾本性，并提出相应的超越路径。首先，需要从总体上把握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统一即“全球现代性”。其次，需要在全球视野中把握现代性矛盾的本质及表现形式。最后，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可能方案。
一、“全球现代性”：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统一
马克思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语境中谈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进程的，现代性实际上构成了全球化进程得以发生发展的历史境域。正是通过资本逻辑，现代性与全球化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其实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扩张的现代性，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和世界层面上存在的现代性形态即“全球现代性”。研究“现代性的全球化表征”与分析“全球化的现代性内涵”，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代性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1](P56)现代性与全球化二者表现出实体与内在倾向、原因与结果、作用与反作用等一系列辩证联系。一方面，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世界拓展、扩张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全球化构成了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联系，鲜明地呈现在全球化的多个层面上，可以从全球化的根源、实质、核心和基础这四个方面来予以具体考察。
资本支配的现代生产具有克服一切生产力发展限制的趋势，需要逾越特定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活动，这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内在根源与基本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形成了日益广泛和深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交换和利益依赖，而这一经济全球化趋势又日益深入地改变着人们的时空存在方式和时空体验方式。从一个方面来看，全球化的进程首先就是资本追求高额利润而逾越特定国家界限，实现跨国运动的结果。为了赚取高额利润，资本家绝不会把资本仅仅限定在单一民族国家内部，而是试图通过广泛拓展海外市场、开发海外资源，加强国际间贸易联系来获取比在国内生产贸易中更高的利润。无论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海外殖民和军事掠夺，还是长盛不衰的国际贸易，都是资本在跨国运动中通过压榨剥削、不平等交换和竞争优势来获得巨额利润的方式。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向外转嫁，以维持国内系统平衡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供需失衡周期性地导致经济危机，威胁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平衡和持续；为了缓解克服这一结构性危机，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强国总是通过过剩资本向外输出的方式，将内部危机向其他国家转嫁，通过地理空间上的全球扩张和重新定位来达到自身的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从中心地区转移到外围地区，并从中心地区的国家形态转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2](P157)无论是牟取高额利润，还是转嫁内部危机，都是资本生产克服一切发展限制不断实现自我增殖趋势的结果。
随着资本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正是西方现代性的各种要素和性质，全球化在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拓展过程。随着资本的全球运动，也将现代性带到了世界各地，使之真正地挣脱了特定民族国家的限制，而成为“全球现代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文明形式的全球扩张过程，这构成了全球现代性的实质内涵。全球化的最初启动表现为资产阶级像上帝一般按照自己的样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P276)现代性的全球拓展表现为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普遍加强，而这种强化的联系则是在资本主义文明化逻辑上才得以建构起来的。
现代性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核心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推动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运动，其主要任务就是启动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全球推广，这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内容：“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点使生产方式从属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统治。在一定的民族社会内部，从资本把所有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在国外市场方面，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4](P128)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5](P388)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迅速消灭了落后国家的传统生产方式或者使其处于自己的支配地位，由此成为全世界范围内起主导作用、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更进一步地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牺牲与被压制，则恰恰构成了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资本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这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资本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积累，就必须广泛地推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不会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有限市场，而渴望突破国家限制并开拓更为广泛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恰恰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运作机制。“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P276)以世界市场的建立为基础形成了全球性的社会交往和利益依赖，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全球现代性的状况。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形成了资本的跨国界运动甚至超越国家运动，从而导致了“经济的非领土化”。而这一跨国趋势的载体，这一跨国运动的平台，正是日益脱离单个主权国家支配而获得越来越大独立性的世界市场机制。
二、“全球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始终在一种全球视野中审视现代社会的矛盾本性。一方面，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突出表现在特定社会即民族国家内部结构的建构与破坏之上，从而引发民族国家内部的严重危机与深刻悖论。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又不仅仅局限于单个民族国家内部，而是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即整个世界的层面上持续拓展。从单个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分析出发来研究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扩展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总体把握，是马克思探讨现代矛盾的总体思路之一。反过来说，对世界历史的总体把握，也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分析奠定了全球性的互动视野。
资本全球化在不断同化世界的同时又持续地分裂世界。资本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关系，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借由国际的交往互动关系而呈现为全球性的矛盾机制。资本关系由此贯穿了整个全球化进程，并引发其根本性的矛盾性悖论：全球现代性具有整合世界的文明同化作用，同时还包含着分裂世界的“中心—边缘”机制。
资本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地传播文明，同化世界。全球化的本质是现代性的全球拓展，其根源则是资本克服一切发展限制的内在趋势。资本由于其不断增殖的需要，必然不会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有限市场，而渴望突破国家限制并开拓更为广泛的世界市场。以世界市场的建立为基础形成了全球性的普遍的经济联系和利益依赖，尤其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全球推广与世界扩张，这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内容。由此，全球经济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都日益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区隔和樊篱，而呈现出鲜明的一体化趋势，形成了全球同一化的资本生产的体系：“资本的普遍趋势是在一切成为流通的前提，成为流通的生产中心的地点，把这些地点加以同化，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进行资本化生产的地点或生产资本的地点。这种传布的（传播文明的）趋势是资本特有的——这和以往的生产条件不同。”[5](P541－542)全球生产方式的一体化、同质化趋势推动了生活方式的一体化，而这又构成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世界同一化的物质基础：“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P276)由此，整个世界被愈益严密地组织到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出文明同质化的趋向。
日益明显的全球一体化并未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而是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国际不平等和全球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所包含的“同质性”与“差异性”的矛盾本性，通过全球化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实际进程：世界在不断一体化和同质化的同时，还不断分裂为新的差异和等级。资本关系所到之处，“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由跨国资本主导的特定全球化形式表现为一种“单向度的全球化”，即发达国家单方面主导、渗透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模式。
资本推动的全球现代性呈现出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结构，民族国家内部的断裂、差异格局与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差异格局具有显著的“同构性”。“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P276－277)马克思曾多次强调，这种同构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西方国家向全球扩张的直接结果。他在谈到英国和中国的国际贸易关系时就具体分析了这种同构性。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强国）在同中国（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国家）进行国际交换时，就把中国纳入了自己的资本生产的范围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以继续保留传统生产方式而无须采取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却已经被吸纳到了英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英国对中国的这种主导地位，十分类似于英国国内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对前资本主义农业部门的主导地位。由此，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便形成了资本主义强国对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对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资本主义发达区域对资本主义不发达区域的权力支配关系。[4](P128)
现代性全球拓展的这种“同质性—差异性”逻辑集中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不断再生产过程，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复制和扩大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支配关系。一方面，从形式结构来看，资本全球化不仅在单一民族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不同生产部门、不同地区之间制造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发展结构，并进一步将这些不平等发展结构复制、移植到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从而放大为整个世界的断裂性、差异性格局。另一方面，从实质内容来看，资本全球化在不断突破传统的政治等级、经济秩序和文化樊篱的同时，又不断生产出新的等级秩序和文明差异。这种差异结构表现为发展程度的巨大对比和落差，表现为现代与前现代、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发达与不发达、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之间的巨大断裂，甚至进一步发展为征服与服从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即殖民主义统治秩序。
在现代思想史上，马克思较早地揭示了现代性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的“地理空间上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指出了发达地域、国家对不发达地域、国家的权力支配关系。那么，马克思的全球化矛盾分析对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呢？对此，当代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一系列独创性思想，对新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当代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从而将资本主义批判全面推进到了全球化的层面。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基本趋势和制度形式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对于依附论依然有效。所谓依附论，主要通过对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依附性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分析，来说明不发达问题。如果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出发，来审视整个现代世界和全球化进程，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积累和全球扩张进程中历史地形成了一整套中心与外围、统治与依附的国家间关系机制，而这恰恰构成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发达，而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进程扭曲、滞后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广大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欠发达（或‘不发达’）”的重要根源之一，仍然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运作逻辑：“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宗主国及其亚、非、拉殖民地之间的交换关系和统治关系，对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或者说历史不发达产生决定性影响”。[6](P2)
对于世界体系理论的问题意识的确立，马克思的观点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依附论同时和之后兴起的世界体系论则对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历史关系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考察。马克思很早就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范围并不局限于特定国家领土境界内部，而是存在于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国际体系之中，因而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构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基础：“‘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本身又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7](P308)世界体系论对这一问题意识进行了系统的发展，以资本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积累为基本线索，探讨世界体系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关系和动态结构。
三、“全球混沌”的根源与实质
全球现代性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难以解决，这就产生了一系列恶性后果，其中最为严重的便是“全球混沌”的无序状态。
从资本关系和世界市场的全球运动的角度，马克思较早地发现了现代世界体系“混沌无序”的问题及根源。随着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行动主体即民族国家将会越来越深地镶嵌到全球资本积累和市场活动的过程之中，因而就越来越受制于全球资本—市场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以资本为基础的世界市场关系成为统治全世界的异己力量，它们“就像古典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但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3](P87)世界市场不但不受（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个人支配，而且还超越了（作为国际行动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控制，反倒可以主宰个人甚至民族国家的命运，因此，世界市场的力量就表现为一种强大的异己力量：“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3](P89)现代世界中生存的个人甚至单个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逻辑和世界市场机制的运作，而后者早已逾越了民族国家的支配范围，成为了不可操控的“偶然性力量”。由此，全球混沌状态就显著地表现为民族国家权力的显著弱化：单一民族国家的政府组织，不但在日益频繁的国际政治经济活动面前显得束手无策，甚至对于国际活动所引发的国内事务也日益丧失完全意义上的支配力。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致整个世界的“混沌”根植于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积累中心”与“积累边缘”之间的深刻对抗以及不同积累中心之间的激烈竞争。当代学者的研究表明，正是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进程周期性地引发了世界体系的混沌：随着资本积累内部矛盾的积累，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不可避免地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扩张来克服内部矛盾，从而加速了既定世界体系的崩溃过程，这便是世界体系的混沌。国家间、企业间竞争激化，社会冲突升级，力量新格局从裂隙中出现，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混沌的基本方面。而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现代世界体系始终在“霸权导致扩张，扩张导致混沌，混沌又导致新的霸权”这一循环演进模式中不断发展。[8](P38－40)
在资本世界性积累的推动下，全球混沌的无序状态突出地表现为，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一方面，跨国资本运动和世界市场机制，开始逾越和弱化民族国家的支配权力，从而形成了日益独立于、超越于国家权力规制的全球性经济力量。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层次上资本积累过程迅猛发展，形成了许多“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大资本及其世界市场网络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并且表现为不受特定政府支配的巨大的经济权力。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依赖于西方跨国公司的巨量资本输入以维持国民体系的正常运转，因而日益面临“资本逃逸”的威慑，从而受制于这些跨国公司甚至这些公司的母国。由于跨国资本的运动超出了单一民族国家领土的界限，甚至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政府，也难以左右跨国大资本的运作过程，很多时候只能跟随国际资本的运动轨迹来制定相应的国家政策。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过程的不平衡导致了世界各区域在地理发展上的“中心－边缘”和“统治－依附”的不平衡结构，这恰恰构成了地缘政治冲突的深刻根源：“世界历史……怎样和为什么分化为经常最具破坏性的地理政治上的冲突，不能被认为仅仅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具有政治－经济过程中的根源，这些过程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结构之中，使得它要寻找到对于过度积累问题在空间上的一系列修复。”[9](P263)全球混沌的无政府状态是我们时代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周期性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正是这一混沌态势的典型症候。
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全球混沌的根源，那么，全球混沌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表象下掩盖着跨国资本霸权及其等级体系的实质，正是跨国资本霸权及其不平等体系构成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真正基础。虽然马克思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专门的论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马克思关于特定社会（民族国家）内部无政府状态的历史分析出发来推导出特定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的本质。我们从马克思的相关分析中可以看出，单个国家内部支配个人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仅仅是一种表象，正是深藏于社会生产核心的资本权力及其等级体系才构成了这一表象的根源与本质。如果我们把单一社会内部的行动主体即“原子化的个人”扩展为国家体系中的行动主体即“主权国家”，那么就可以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实质了。支配每一主权国家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仅仅是跨国资本的全球霸权及其等级体系这一实质的表象形式。正是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运动，产生了结构性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与世界混沌。当代的全球混沌问题被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加剧。这种特定的全球化形式助长了跨国资本谋求全球霸权的意志和行动。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市场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要求弱化国家权力对市场的规制，竭力推行“自由放任”政策，从而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争夺、经济竞争和政治斗争，带来了更多难以控制的不安全和风险：“如同在国家范围内一样，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市场没有促进稳定与民主。全球性的民主资本主义……是不能实现的。”[1](P23)这一特定的全球化形式，并没有像其推动者所允诺的那样带来全世界的普遍进步、民主、和平和福利，而是产生出日益严重的全球霸权主义、世界两极分化、全球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冲突。对此，我们应该把作为现代性的内在趋势的全球化进程与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特定全球化模式区分开来：虽然前者作为现代性的内在属性具有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但后者作为全球化的一种片面形式则并不是无可选择的。
作为全球现代性矛盾的严重后果，全球混沌的实质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世界霸权结构以及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其根源在于资本全球运动的无政府、无理性、自发性状态导致了人类生活的动荡、冲突与危机。这就凸显了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逻辑和市场机制进行自觉、合理的治理的必要性。
四、“全球治理”的趋势与可能
全球现代性的矛盾裂变与全球混沌的无序状态，向整个人类提出了“全球治理”这一重大难题。所谓“全球治理”，就是超越全球现代性矛盾悖论的当代方式。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深化，现代世界的分裂和混沌状态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冲突和危机，这集中体现为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动荡和政治冲突。日益严重的分裂混沌状态对全世界提出了寻求更好的世界治理方式的紧迫要求。“全球治理”正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全球议题之一。在当代条件下，一种合理的全球治理应当采取何种方式？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出发，特别是从资本逻辑出发，来审视全球现代性的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与市场的跨国运动逾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弱化了国家机器的支配权力。因此，对于资本逻辑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与治理，就不能只停留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而必须提升到全球范围、世界规模上来进行。从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角度，马克思较早地提出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现代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对抗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在超越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有效克服。由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根源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阶级冲突，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则根植于不同积累中心之间的敌对性竞争以及积累中心与积累边缘的统治—依附关系。因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克服民族国家的内部的阶级对立，就有可能超越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3](P291)自由人联合体便是超越了民族国家及其世界体系的一种新的全球性存在方式。这对于当代解决全球混沌问题的各种方式是不无启迪的。
对于全球无政府状态的混沌问题，当代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全球治理”构想。“全球治理”就是指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由全球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从而建构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的跨国运动进行合理规制，就需要将国内问题与全球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解决，发挥世界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就需要发挥各种正式的国际组织和非正式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在当今全球化高潮的背景下，“将国内问题与全球统理相联系就不再是乌托邦了，因而二者已经在实践中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全球性治理已经出现，并且全球性公民社会也已经出现。”[11](P146)更为重要的是，全球治理的目标正是为了实现“全球民主”。而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及其与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的广泛建立，为全球民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全球治理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各种组织和团体的广泛合作来实现对跨国资本和市场机制的支配。跨国资本所支配的世界市场，在斯密那里表现为自然地形成社会秩序的“看不见的手”，而在马克思那里则被看作失去控制而反过来支配人类的“异己力量”。吉登斯则恰当地使用了“驾驭巨兽”[1](P133)的比喻，从而继承了马克思克服异化、重新支配资本力量的问题意识。
从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公民社会、政府间合作的角度提出的“全球治理”并不等同于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出发的构想。能否提出一种或多种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理论？能否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全球民主构想？如果可以构想这样一种全球治理理论，那么它就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立场。
第一，从全球资本积累的矛盾逻辑出发来理解全球混沌、全球分裂的根源与实质。随着资本所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作为国际行动主体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活动的结构性限制，受制于全球资本积累的矛盾趋势。因而，资本矛盾一旦爆发，政治经济领域的动荡和危机，就不会再像资本主义初期一样仅仅停留在一国内部，而是会沿着世界市场的网络蔓延到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由此不断引发全球规模的周期性混沌。从实质上看，全球混沌正是资本主义的全球逻辑所导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世界霸权结构与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这三者的紧密结合。
第二，从全球资本积累的内在发展趋势出发来理解全球治理的基础与前提。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开创了世界市场，形成了全球性的利益依赖关系，以及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从而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具体来说，由于资本市场的全球运转将当今世界中几乎所有国家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每一国家都与其他国家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利害关系：任一国家的经济动荡和政治冲突都有可能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甚至直接扩展为世界规模的危机。这样，整个世界利益攸关的现实和全球混沌、世界危机的威胁，迫切需要世界规模的联合与治理，这就为国际社会推动国际协商、达成国际共识、形成国际联盟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第三，从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超越出发来理解全球治理的最终目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便是资本积累进程本身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引发国际无政府状态、世界霸权结构以及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从而构成了全球分裂与全球混沌的现实基础。要从根本上克服全球混沌、整合世界分裂，实现全球范围内民主、正义的治理，就应该克服全球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因而，全球治理的最终目标就不应当仅仅是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自我完善、不平等政治经济秩序的内部调整或者世界霸权的巩固、争夺或转移，而应当是：扬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建构更为公平公正的新型世界秩序。
［收稿日期］2010-08-24
标签：现代性论文; 全球化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经济论文; 世界市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