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眼看逝川，白描记旧雨——评《红瓦》兼论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雨论文,白描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又一次读完《红瓦》，揉揉倦眼，轻轻合上书本的时候，早春的晨曦，还伏在天外。我走到窗前，凝视浓雾中的阑珊灯火，回味着《红瓦》中描绘的苍生百态，世间万象，心情忧郁而又温暖，神思凝重而又悠远。对于曹文轩来说，他所写的都是30多年前的旧梦了，有一些故事，比如林冰与陶卉的偶聚与暌违，初恋的迷离与恐怖，大约是他记忆深井中最隐秘的涓滴也最具有私人性了；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一切又有什么意味呢？是什么使《红瓦》中展开的生活画面和人物故事对我产生了这样强烈的冲击力，使我有了切迫不能已于言的感觉呢？
再也没有比面对像《红瓦》这样具有某种艺术神秘性的作品时更让我感到文艺评论的痛苦和魅力的了：对象是难以说明的，但想说明它的努力却是欲罢不能的。
那就姑妄一试吧。
一
《红瓦》与写于《红瓦》完成之后的《草房子》在生活内容上具有某种连续性，这是很明显的。《草房子》是以一个叫桑桑的孩子的眼光，叙说油麻地小学及其周遭的生活；而《红瓦》则以一个叫林冰的中学生的视野，讲述他所看取的南方水乡小镇的斑驳的人生和那个特定时代里青春的萌动、激荡和成长变化的历程。但是，叫桑桑也好，叫林冰也好，这两个人物所具有的作家本人的自传色彩，都是那样浓重鲜明。
但是，如果予以细察详辨，《红瓦》的立意和布局，和《草房子》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红瓦》是更具有自觉的自传色彩的堂庑广大的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力作，它是为现代社会中处于新的喧哗与骚动中、感到精神失衡的成人们而写的。作者有意选择了自己青少年时代所亲历亲见的那些老式的喧哗与骚动的时代背景下的往事和故人，按迹循踪地写出他们恒常的生活风貌，苦涩而温馨、飘浮而执着的生存和发展，写出他们对美好而合理的生活、善良而健全的人性、纯洁而激动的青春的永恒的追求，以期给处于新的喧哗与骚动中的人们带来精神的慰藉和美感的净化。而《草房子》则是在完成《红瓦》之后，藉着儿时的回忆，精心为孩子们吹奏出的一支童年变奏曲。它的精粹、集中和新锐，它的先《红瓦》一步问世，似乎让自己那优美而单纯的韵调，先入为主地盘旋在读者记忆里，使他们对内容更浑厚、架构更繁复、音响显浊重、色彩呈斑驳的《红瓦》，一时间反而觉得不那么易于接纳了。
其实，无论是对于曹文轩个人创作的历程而言，还是对我们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时代的发展格局而言，《红瓦》都是更为重要的，更能显示现实主义的固有艺术规律和美学价值的作品。我认为，《红瓦》在反映现实生活、刻画人物形象、锻铸语言艺术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贡献了珍贵的经验。
《红瓦》在反映现实生活并达到较高的真实性方面，其突出的成就是：完全从生活出发，把对已逝的生活画面的绘状，建立在亲历亲见和切身体验的基础上，从而使那些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不断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理念改铸、涂抹的生活内容在艺术描写中以较为纯粹的生活化的形态逼真而亲切地表现出来了。《红瓦》所写的时代，是林冰的中学时代，也是我们国家“文革”前直至“文革”后期的那一段社会动乱、观念紊乱、教育停顿、法制荡然无存、人性急剧劣化的特定时代。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个时代的动荡、荒谬和种种阴暗的东西，即使在江南水乡油麻地镇那样偏僻而落后的农村地区，即使是在纯朴、善良、乡风乡情浓郁的人群中，整个国家大局的崩坏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回避的。作者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固有的直面人生的艺术勇气，把大串联、造反夺权、大辩论等等政治色彩强烈的生活内容纳入了笔端，但他的写法，却又是那举重若轻、撇浊掬清、别出心裁，把政治动乱的投影完全地生活化了。他完全从一个少年的生活、情怀、认识力和心理兴奋点出发，全神贯注地去绘状人们在经历那种种社会震荡时真实的人性、人情的流露，被特定村镇社区所制约的相互关系的自然变动，和人的性格、心理的发展变化，揭示人民生活、人民性格深处天然存在着的排污力和不可磨灭的良知本能，从而摒弃了从政治理念出发的浮相的、漫画化的、也是僵硬的表现形式，细腻地画出了荒谬背景下合情合理的生活图卷，——这就是《红瓦》反映生活的独特之处。但是，这难道是什么全新的或仅仅是古典的东西吗？不是的，这不过是我国从古代到“五四”新文学以来现实主义优秀小说固有的写法而已。鲁迅论《红楼梦》所勾摄出的精魂，散逸而出，也悄悄潜入《红瓦》的堂庑中去了：“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不是吗？在《大串连》一章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凌乱灭裂、狂热呼啸的习见描写，却看到了一个被走出去看看的人类欲望驱动着的懵懵懂懂的中学生串联队，看到一对小儿女聚散的小小的悲喜剧，当然也看到了串联归来后学生们突然不安起来、骚动起来、破坏起来的种种情状……这就是大背景下地方性、个人性的真实生活！同样，对汤文甫一派与杜长明一派的大辩论及随后的夺权反夺权的描写，几乎略去了他们辩论的政治内容及政治行为的表面借口，而专注于人在堂皇借口下的隐秘动机及人在这种非常状态中天性、智力、品质的自然流露，这实际是更深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时代。这种凝视点的不同，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主观主义、公式主义的写作的不同之细微体现吧。
二
综观《红瓦》全书所写的画面和故事，你感觉到国家的大局、民族的整体是在经历着动乱和荒谬，但油麻地镇和油麻地中学里的生活仍在继续，红瓦房和黑瓦房下的青春仍在发酵，在飞扬，人生的激流仍在淘洗着、雕塑着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灵魂。人民的生活之流自有一种抗拒、化解、改铸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强加给它的种种荒谬的政治与文化举措的天然活力。试看《红瓦》中对油麻地镇文艺宣传队和油麻地中学文艺宣传队的极其真实、生动、情趣盎然的描写吧。这些文艺宣传队“宣传”的荒唐内容和粗陋的艺术形式，自然没有被作者忽略（对几个“节目”演出的逼真的描绘本身就构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讽刺），但作者更加敏锐地发现并予以凝视的，却是宣传队纷纷兴起的现象背后隐伏着的人们希望有起码的文化娱乐的欲望，是青年男女对交往、接触、唱唱跳跳的兴奋渴求，是在这些看起来荒谬而毫无艺术价值的文艺活动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完善自己的技艺的强烈追求（试看“口水龙”、赵一亮、林冰是如何投入地磨炼自己的胡琴技巧的！），是人们在这种文化社会活动中产生的恩怨聚散及由此流露出来的不同心性，总而言之，是在文艺宣传队这个特殊的群体及其简陋的活动中进行着的有声有色的生活和严峻的人生。撇开生活河流上的表面的喧哗和堆积的浮沫，而把艺术的测深锤探入河床的深处，穷究生活的底蕴，这正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要求的。应该说《红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是谨守现实主义的前辈大师们的艺术法度的。
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现行的理念出发，（哪怕这种理念是从历史潮流中汲取的正确的东西），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怎样反映生活问题上最基本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真正在创作中严格地遵循它，是并不太容易的。作家往往会受到来自外部或发自自身的种种干扰或诱惑而以写实滑入编造涂饰。“正因为写实，转为新鲜”，鲁迅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来领会，也可以理解为正因涂饰惯见，所以“写实”这个本应是最正常的创作方法反而让人觉得“新鲜”了。明乎此，平庸的作品之大量存在，也就不很奇怪了。也正因为存其本真的“写实”鲜见，才更值得有出息的作家穷其一生，孜孜以求吧。《红瓦》的经验之弥足珍贵，也就在这里。
有了“写实”的真，现实主义作品的美和善也就在其中了。艺术真实性这个范畴，是浑融着美和善的。在《红瓦》所描绘的真淳的生活画卷中，我感觉到了作家对美的追求激情和纯洁而严峻的道德感，感到他祝福人类、改善人生、完善人性的热望和美意。作家对他笔下所写的各种各样带有人类弱点的普通人，既有爱抚的笔意，也有疗救的用心。无论是在王儒安、汪奇涵、杜长明、秦启昌、许一龙乃至偶尔一现的霍长仁等人组成的油麻地镇成人世界里，还是在林冰、马水清、赵一亮、夏莲香等人组成的油麻地中学的学生天地里，我们都看到了各个人的命运变化和性格、品行的发展。在那样一个艰难而混乱的时世，在社会似乎被倒行逆施制驭得奄奄一息的背景里，这些各有弱点甚至是“劣迹”的普通人，也以曲折的方式在改变着自己，或向着美好而合理的方向前行着，或在人生困境和社会混乱中仍保持着自己人性中的美与善。命运虽有不同，人性却能相通。这就使我们从《红瓦》中那些辛苦而麻木、辛苦而恣睢、辛苦而向上的人们的遭际中想到自己，或开出反省的路，或看到鼓励的光，从而投入人生的创造中去。
《红瓦》所反映的生活，对于改革开放后才出生的新一代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了。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道路是从那个时代中延伸出来的读者，却感到特别亲切，阅读时常常会产生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动。今天的生活是昨天的生活的一个发展，而未来的生活又是今天的生活的一个发展。人事有代谢，往来有古今。但人事的代谢是有脉络、规律可寻的。在今昔的递嬗背后，民族性，国人的素质和灵魂等等的承继、变迁、重铸也是有踪迹可追的。抟泥为胚，火烧成瓦。这对于人的成长是一个好的象征。人人如此，概莫能外。小说艺术的精灵就在这里上下盘旋，左右翻飞，找到了最广阔的翱翔空间和自己潜进不朽之境的可靠径路。这就是为什么贾宝玉、林黛玉的青春忧乐仍能使我们动情、阿Q的“革命”和“大团圆”仍能让我们悲而悯、哀而怒的原因。 逝川之波，如果能溯其渊深，穷其形貌地再现出来，它是能连通、激荡今日之澜的。
《红瓦》的上部题曰“素眼”，本意大概是说此中所叙马戏团演出的风波，雕花床默记的情分，柿子树下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小阁楼上的秘密，红瓦房里的时光以及所绘状的乔桉、夏莲香、赵一亮、马水清、傅绍全、白麻子和施乔纨、丁黄氏和丁杨氏等人物的初现形象和人生纠葛等等，都出于小林冰纯洁明净的少年之眼，因而显得特别真淳，特别清新吧。但我想对“素眼”的索解，也不妨扩而大之，理解为鲁迅所指出的“和障眼法反一调”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法眼”，即“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红瓦》的第一个好处，就在这里。“素眼”看逝川，艺术地、准确地写出了特定时代的一隅，或一群人的众相，从而揭示了生活的真谛。那个时代特有的种种奇闻和怪现状，油麻地人的阴私和秘辛，自然也是作家记忆库中固有的；作家并不忌于触及，但绝不专注于这些，而是着力叙写当时公然的、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不以为意的经行见贯的人与事，不加穿凿，不施粉饰，朴素存真地画出，这就使对于大多数人已经依稀恍惚，可咒可弃的逝川，再现为清晰逼真、可扪可触，既引人唏嘘叹息又启人深长思之的生活图卷了。
三
当然，对于现实主义的作家而言，意态真淳，素眼观世，固然重要；但是否有足以称之的腕力，意到笔随，笔落形出，形具风生地勾勒绘状出来，这是更为重要的。这里就用得着白描的真本领了。《红瓦》的第二个好处，即它在人物刻画上表现出来的高强白描功夫，是更值得我们研究的。
《红瓦》虽然以林冰——一个敏感聪颖、颇具艺术气质的中学生的初中和高中生活为叙事的牵引线，虽然对林冰的性情才具、心理发展、友情初恋等等多有着笔，但它并没有使这个生活故事的观察者和叙述者成为全书的主人公。《红瓦》是那种以一群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构成《红瓦》的重要内容的，是与林冰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的另一些人物。这些人物构成了有交叉也有区别的两组人物群像。一组是油麻地镇形形色色的小镇人物群，一组是红瓦房里还在上学的中学生形象群。由于当时中学基本上处于停课和半停课状态，油麻地中学的这些学生经常在镇上乡间闲逛，与镇上各种人物往还甚密，这样，两组人物形象群之间便发生了许许多多故事，由此派生出种种“悲喜之情，聚散之迹”，合成了一幅层次分明，群落井然，色彩丰富，生气灌注的人物风情图。
《红瓦》写出的有故事、有个性、能给人留下印象的人物，约有三十多个。其中可圈可点的，也有十几个。由于作者采用集中一章或两、三章写一个人的故事但又把这些章节前后隔开的跳跃式、断续式的结构方法，所以要分析这部作品中的人物，一定要读完全书，才能窥其全豹、得其全人。这是要提醒读者注意的。
就说油麻地中学的老校长王儒安吧。在林冰刚上中学时，我们就知道他已被新校长汪奇涵取代了。原因是他收留了要饭的母女俩，并安排她们在学校干活。后来传出他占了这母女俩的风声，当调查组下来查问时，母女俩突然走掉了，不知去向，王儒安于是背上了黑锅，由校长变为勤杂工。他像一个幽灵在校园到处游荡，把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视如自己的生命。接着，我们看到了他为制止乔桉破坏乒乓球桌而被乔桉摔到在地上的一幕，从此他就很少被提到了。一直到小说下部第三章《庄园》，才完整地讲述了王儒安一生的故事。完成了对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个只念过几年私塾、光屁股在水沟里摸鱼的小孤儿，凭着刻苦的自修，终于成为油麻地小学的校长，又不屈不挠地创办起了油麻地中学，成了油麻地一带很有名望的人物。他办学建校的种种轶事，从请愿到圈地等等，把他那乡村教育家和吝啬鬼的双重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写到这里，这个带点武训气质的人物的形象似乎已经完成了。在他的性格中，从孤儿身世升腾起来的为穷孩子办学的激情和他为办成一件事近乎狂热的执拗性格，都是令人佩服、惊叹的。
但是故事还在继续，他的性格刻画也在深化。作者把他的命运与性格与汪奇涵的命运与性格交叉起来写。名牌大学毕业的汪奇涵借他收养逃荒的母女俩的事把他搞下去，自己取而代之，让他困居于勤杂工的小屋，因腰痛而每晚呻吟不已。当同情他的学生们通过外调找回母女俩为他翻了“千古奇冤”的案后，他与汪奇涵又换了个位置。这时，重新当了校长、大权在手的王儒安，显出了他复仇的心机和阴鸷的手腕。他不但让汪奇涵背上了贪污的恶名，而且逼迫他拆房搬家，一直到学生们的同情转向汪奇涵，他才稍有缓手。一个几近完美的乡村教育家的性格中阴暗的、狭隘的一面就这样凸现了。作家对王儒安这个人物，真可谓“爱而知其丑”，不惮于写出他在时移势易之后那种报复心的恶。可见他对人性所知之深。
与王儒安的形象相映成趣的是油麻地镇理发师许一龙（外号“口水龙”）的形象。这个形象落墨不多，却是书中写得最鲜活的人物之一，看了就忘不了。他那理发师的永不知疲倦的让人舒服也让自己的灵魂变得纯净美丽起来的手，如果放在胡琴的弦上，手指便都成了有灵性的小动物。而他那不时流下的口水，又是和他说什么都满有兴味、绘声绘色的口才，和他控制小镇社会舆论的能力同在的。他的故事是在与染坊之子赵一亮的明争暗斗中展开的。在拉胡琴参加演出的事上，他曾让自己“忘恩负义”的学生赵一亮气得吐血；但当他有机会报复时，他的谤辞四浅的嘴又几乎断了赵一亮的活路。这种报复的残酷，使我们看到了“口水龙”人性恶的一面。可是，当赵一亮的母亲“扑通”向他下跪时，他被这白发的老人震动了，他的良知发现了。他不但敛抑了自己的恶，而且，当赵家失火败落、赵一亮因偷窃木头被抓时，他反而挺身而出，痛心疾首地为赵一亮说话了。作家对许一龙这个人物，真可谓“憎而知其善”，善于从他性格表层的恶穿掘下去，一直到掘出他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乡民固有的善来。
《红瓦》中刻画得最有美感的女性形象是喜欢戴蓝花的女中学生夏莲香和相貌丑而气质好的女教师艾雯。夏莲香这个少女身上那种峻烈纯洁的人格的光辉是不可掩抑的，即使到最后，这个少女采取了一种放浪的反抗方式，所得到的结局也很暗淡（与她并不爱的刘汉林结婚并暗暗对拒绝了她的追求的林冰小有报复），但她在对待杨文富这样一个软骨头的无休止的纠缠上表现出的蔑视和决绝，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杨文富这个地主之子，她原先超越于社会偏见之上，曾经真诚地和他好过；但是，在“日记事件”中杨文富是那样卑怯地出卖了她，这是她绝不能容忍，也绝不肯宽恕的。她把杨文富看到骨头里去了！昏庸暴戾的父亲的一次次辱骂毒打，鼻涕虫一样的杨文富一次次讨好、告状、陷害，这一切都不能使夏莲香屈服。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都不能为夏莲香提供选择其他更合理的反抗方式和更好的人生结局，世俗社会必然会把嘲骂像泼污水一样泼向这个越轨的少女；但是，她的纯洁和正直，却像那美丽的蓝花一样，插在了读者的心龛里！这个少女形象使我想起了《白鹿原》中的田小娥的形象，我总觉得这两者的灵魂有某种相通之处。
艾雯的形象，是在她和林冰、甄秀庭、鲍小萌的不同的相互关系中一笔一笔精细地刻画着并渐渐丰满起来的。她最后离开油麻地镇远去了，但对于油麻地镇的生活，对于林冰的一生而言，她却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她是一个具有很高的人格修养和语文修养的优秀教师。她是林冰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影响了他一生的引路人。她对颇为自负的林冰的当头棒喝，她关于怎样写作文的见解，她那两箱给了林冰精神滋养的书，她对清洁的苛求，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礼貌、文明、教养的推重和珍视，这一切，给了林冰以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林冰这样述说对她的感觉：“她的到来，宛如一双手轻轻一推，将我推出了疯疯癫癫、粗野愚顽、脏兮兮而不觉傻呵呵却不知的少年阶段，竟一下子到了青年时期。”是的，她不但教林冰写作文，而且无意中也教林冰怎样为人，怎样看人生、看世界。在那个混乱的时世，在那个偏僻的故乡，她是盏静静发散智慧与文明的幽光的油灯。所照亮的地方不大但也足以让人感到清亮和暖意了。
但是，这样一个难得的优秀教师，在油麻地中学乃至油麻地镇，却处于鹤立鸡群、无人可对话的孤立处境。于是，也算是个“知识分子”的农技员甄秀庭走到她生活中来了。这个女人味很重的男人，开始还表现出一些小情趣，使孤独和寂寞中的艾雯一度接纳了他。但是，很快，他那小市民式的精细计较的生活方式，他在履行职责（帮农民灭虫）与捞取蝇头小利（到食品站走后门接一盆5 角钱的猪血）之间的弃取选择，使她一下子看穿了他原来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市侩。正像夏莲香一下子弃绝了杨文富一样，艾雯也决然弃绝了甄秀庭。这两个女性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对对方的人品有很高的要求，绝不肯俯就庸俗，更不能容忍卑劣。比杨文富更老练更阴险的甄秀庭，使出了死缠烂打的种种下作的手段来伤害艾雯，想逼她就范。这时知青鲍小萌出现了，他以正气凛然的暴力痛快地惩治了甄，并堂堂正正地使比他大近10岁的艾雯当了自己的妻子。艾雯平静而勇敢地拥有了鲍小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虽然她很快又失去了鲍小萌（鲍在一场毫无意义的知青之间的武斗后被越狱而出的敌手杀害），但她在油麻地的这一段人生，她的具有丰富内涵和散射着知识的宁静的幽光的性格却可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红瓦房之所以值得林冰怀念，艾雯的存在，难道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吗？
值得分析的人物还很多，但这里不可能逐个分析下去。仅上述四例，已足见作家塑造人物的白描手段了。这一手段主要包括：一，写人物存真意，借人物以照见真的人生，照见时代、社会的真面目，寄托审美理想，以真统摄美和善。二、褫去人物身上各种俗见堆上去的粉饰，善于掌握人物性格的辩证发展，对待笔下的人物既不过分钟爱，也不溢恶，本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辩证观点去刻画人物，但同时又能持明确的审美立场对人之美丑善恶作出总体的、根本的判断。吴组缃先生在谈到怎样写人物时说过：“从你一定的立场去观察，只要你冷静，仔细，你会发现到一个好人原来也有许多的缺点和坏处；一个坏人原来也有许多的好处或可爱处。但是有一种人的坏处无害于他之为好人，于是我们承认他是个好人；有一种人的好处不能挽救他之为坏人，于是我们评量他是个坏人。我们要把人的好处坏处全都看在眼里。”（《苑外集·如何创作小说中的人物》）能用这种辩证、全面的观点看人，自然能去粉饰得真淳，斯得白描之旨矣。三、善于在人物与人物相互纠缠、相互比照、相互对峙、相互融合中去让人物自己无可掩藏地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王儒安与汪奇涵，许一龙与赵一亮，夏莲香与杨文富，艾雯与林冰、甄秀庭、鲍小萌，这些对立与对应的人物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故事，是使人物性格的“金子”从泥沙里淘洗出来的波浪。毫不做作地、随形就势地、合情合理地、有声有色地推进这些波浪，人物也就活起来了，丰满起来了。以上四端，我以为是《红瓦》写人物的特点，也是作家白描手段的精髓。
《红瓦》在反映生活、表现时代、刻画人物上的种种特色，归根结底，是要附丽于它的文学语言这个“物质的外壳”之上的。《红瓦》的文学语言，是极见特色的。一是建立在精细的观察和独到的体验上的描写语言之准确，如对理发技艺、胡琴技艺、铜匠活技艺、养鸽子放飞鸽子的知识、胡琴独奏对伴奏的依赖等等的描绘，语言细入毫芒，令人惊叹！二是妙喻纷至沓来，这是基于生活经验和灵敏的联想力。如形容被救的孤儿王儒安“瘦得像一袭鱼刺”，“农民将他抱起来，像晾一床薄被那样，将他搭在牛背上”。说王儒安善于自修，“用他三年私塾学到的那点可怜的东西，像做小本生意那样，一年一年地往多里翻，往深里翻”，二十多岁时，便有点满腹经纶的样子了。说他当了中心小学校长之后，“像擦黑板上的字一样，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将那个光屁股在水沟里摸鱼的形象擦去了。”像这样的妙喻，在全书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在善于设譬方面，我认为曹文轩几乎可以与新时期文学中于此道最负盛名的张洁相颉颃了。三是全书文字，纯净透明，了无杂质；清畅爽利，略无滞碍，读起来很舒服。作家的行文，如行云流水，文气颇盛，但语态沉着，笔触深细，弃绝浮嚣之气，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语言的佳妙，是要靠读者亲炙文本，细心玩索，才能有所会心的。我这里就不唠叨费舌了。相信读者潜心静读，所得会远逾所期。那就请大家打开《红瓦》，走向油麻地，走进“红瓦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