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正确认识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正确认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古代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包括道家、释家和诸子百家。传统文化不等于本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它已经融合了其他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传统文化不等于古代文化，从广义上讲它还包括现代革命文化。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传统文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所作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化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跨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期，如何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思想文化战线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几个误区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传统文化热”。总的说，重视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现在的问题在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些方面还很不一致，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正是这种理解的不一致和认识上的误区，为我们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设置了障碍，对此不可不分辨清楚。
比如，有的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这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这些人没有看到，就是作为古代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文化之外，也还包括道家、释家、诸子百家等多种文化要素。这就是说，传统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多样化的思想体系。而且，就是作为古代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释三家，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停滞的、僵死的。儒家文化从春秋战国的孔子、孟子、荀子，到汉唐时期的董仲舒和韩愈，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陆、王，到明末清初经学回潮时期的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章学诚，再到清初乾嘉学派的戴震、段玉裁和晚清公羊学派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一直是变化发展的。道家文化，从先秦的老子、庄子，到西汉盛行的黄老之学，到魏晋玄学时期的王弼、何晏、稽康、阮籍，到南北朝的神仙道教，再到宋元明清的三教合一，也是变化发展的。佛家文化，从东汉传入中国，经三国魏晋南北朝五百年的翻译传播，再到隋唐鼎盛时期形成多家具有中国特色的流派，同样是变化发展的。在渊远流长的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道释和诸子百家或分或合，或起或伏，或兴或衰，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色彩斑斓的文化景观。
再比如，有的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本土文化，也是不科学的。不错，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在其刚刚创立时无疑是纯粹的、本土的。但是古代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黄河文化或本土文化，而是融合了其他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我们的先辈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以一种有容乃大、包融万有的博大胸怀，努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成果，使之成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就有过三次比较大的融合：东汉以后印度佛学的传入，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东渐，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的三十年间，是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也是古今中外文化剧烈冲突的历史时期。自此以后，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其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固守古代传统、抱残守缺或“全盘西化”、照搬西方的文化倾向，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任何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扎下根来，都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又比如，有的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同样是不正确的。传统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地说，传统文化是指古代传统文化；而广义地说，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中国古代文化，而且包括现代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不同于“五四”以前的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这里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即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革命的思想文化，亦即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概括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炽热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以及它们的具体表现，都是这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化是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的优秀部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继承、更新和发扬，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党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理应包括弘扬革命文化，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更加切近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动摇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打开中国门户的同时，强行向中国输入它们的思想文化，中国人民在屈辱中开始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由于门户开放，中国人开始认识另一个世界及其文化，于是便产生了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关系的种种态度。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次变革中，经历了变技术、变政体、变政治、变科学文化、变整个社会的认识过程。其中，有以慈禧为代表的拒斥西方文化的顽固派，有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取西学之用遗西学之体的改革派，有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有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更有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走俄国式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残酷的社会现实和血的教训面前，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革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产生的，但它吸收了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但所起的作用是西方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比拟的。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中国整个现当代史的进程，而且还将对中国未来的历史命运起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伟大的力量，不仅在于其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更主要在于通过富有创造精神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它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同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真正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在中国大地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最伟大的成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实和未来的中国文化应该“告别现代，回归古典”。何谓“回归古典”？据解释是争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的和平共存，多元共生”。可历史事实是，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从来就不曾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甚至连支流也很难算得上，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儒家文化了。进而言之，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主张让儒家文化一家独“存”，一元独“生”。这显然是非历史的。谁都知道，中国儒家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带有鲜明的封建性、宗法性、专制性、保守性，本质上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有不少内容是反民主、反科学、反进步的。因此，本质上说儒家文化不适应今天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试想，作为儒家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能成为亿万人民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武器吗？作为其基本支柱的专制思想和“家天下”传统，能够植到今天、成为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吗？显然是不行的。
有的人有一种误解：现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并把它作为解决西方社会危机的“救世良方”，我们不是更应该珍惜它吗？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第一，珍惜我们的古代传统文化是否意味着把它作为“救世良方”？无疑，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其中有不少瑰宝，有不少是需要今天继承发扬的。但珍惜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绝不意味着把它作为“救世良方”，不意味着把它作为我们今天的指导思想。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我们今天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主体指导地位是古代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无法代替的。当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便使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西方一些人士是在什么意义上青睐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随着近些年来西方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尤其是思想文化危机的加深，确有一些人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诸如其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等等。但同时也应看到，大多数西方人士并不真正懂得中国古代文化，这是其一；其二，思想文化归根到底是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中国古代文化作为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映，从根本上讲，不大可能用以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其三，同大多数对中国文化抱有热情的西方人士不同，也确有极少数西方人以及个别中国“学者”，以推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名，鼓吹所谓“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企图否定和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和巨大作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
必须明确，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不仅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正确对待这种文化、科学把握这种文化，以及发展、运用这种文化，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历史作出的科学结论，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的结果。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和建设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古代传统文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尽管有的人可以不顾历史，做出各种各样的主观假设；尽管有的人可以指责历史，说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甚至在“回归古典”的名义下否定近现代史上发生的所有革命，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上面说到古代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并不等于说它不包含优秀的成分，更不等于说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毫无用处。恰恰相反，古代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族的宝贵遗产；对于这份遗产，我们绝不能抛弃，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毛泽东同志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把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批判继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整个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批判继承的着眼点是古为今用，立足点是当代的具体实践。亦即在传统文化中，凡是有利于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因素，就是需要继承的；相反，则是应该抛弃的。用这样的观点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不难看到，在其博大精深的体系中，蕴涵着许多可贵的东西。例如，古代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主张群体性高于个体性。这种交往理性对于今天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从历史上看，这种交往理性思想最初源于孔子的仁义礼思想，其核心是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它崇尚由己推人、设身处地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反对自我中心、唯我独尊。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礼思想，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端，认为恻稳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老庄的道家思想中，不仅包含了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而且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天人合一”和“万物齐一”。如此等等。至于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文化，除了其中某些因素已不适应今天的情况外，从总体上看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都是可以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应当看到，中国古代文化，除了其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以外，一般地说我们很难简单地划分出哪一部分应该批判、抛弃，哪一部分应该原样继承下来，而是需要做细致的“剥离”和“转换”工作。所谓“剥离”和“转换”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民主性、科学性精华，也就是批判继承。比如对上述古代文化中交往理性所主张的群体高于个体，我们就必须“剥离”其封建性的内容，否则就会将今天的集体主义与封建社会的群体主义混为一谈。又比如对于中国古代的“孝”必须首先进行概念的“转换”，即剔除其愚忠愚孝的内容，使之与现代的敬老尊长一致起来。
还应看到，在今天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上有些人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分辨精华与糟粕，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是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当成精华继承下来，造成了现实生活中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和文化复古主义的重新抬头。如有的地方以振兴祖国传统文化为名，花费巨资，大兴土木，修建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严重的“文化城”；有的乡村有了一点钱，不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而是大修道观神庙，拜佛求仙，装神弄鬼；有的饭店餐馆不是下功夫提高经营水平和服务质量，而是供奉财神，乞求“财神爷”带来好运；有的人不去努力奋斗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处境，而是看相、算命、占卦、看风水，相信什么黄道吉日和吉利数字。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社科研究机构或文化经营单位，为了赚钱，竟打着“易经研究”等旗号搞封建迷信，为所谓“算命大师”颁发证书，等等。这种极坏的风气，不仅污染了人们的灵魂，而且直接损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切实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