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要素配置的市场化：１９７８－１９９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提出问题和本文思路
中国经济从1978年以来经历了长达20多年高速增长，尽管最近几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1978 －2000 年的中国的GDP，扣除物价因素，增加了约6.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GDP 的年增长率为9.6％，比1953－1977年的6.0％高出3.6个百分点。 虽然这些数据可靠性仍然可以争论，但是即使如世界银行（1997）所估计7 ％左右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978－1999）， 中国也列在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中。
如此快速的增长自然吸引了众多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多数研究者使用了“增长核算”，显示除了资本劳动力要素增长继续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外，全要素生产力（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78 年前不到10％（甚至可能为负）上升到了10－40％，1990年代TFP 贡献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舒元，1989；郭克莎，1993；世界银行，1996，1997；王小鲁2000等等）。随之而来的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追问推动中国TFP贡献上升的原因。现有的文献中关于TFP贡献上升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存在以下问题：它们经常只是简单估计了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小，很少对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合理性上也面临着困难。如一、以技术进步为解释的研究中，技术进步只作为资本劳动力要素增长贡献的剩余来研究（李京文等，1993；1996）；二、以人力资本为解释的研究中，存在着对人力资本有效度量的问题（王小鲁，2000）；三、以结构调整为解释的研究中，或者没有对一些重要的结构变量如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的变化对增长的作用机制作出解释（刘伟等，2001；王小鲁，2000），或者仅仅通过假设不同的要素生产系数来解释结构调整的作用（世界银行，1996；1997）；四、以市场化改革为解释的研究中，缺乏对市场化程度有效度量，研究者往往不适当地以国内国外贸易量或贸易量在收入中比重来度量市场化程度（田晓文，1997；李文，1997）。另外虽然很多新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市场调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都提供了分析解释模型，但是它们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而无法直接被应用到实证研究中去。
本文尝试利用CES 生产函数增长模型和从要素替代弹性变化的角度对中国1978－1999年的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我们的思路是，一、既然要素替代弹性是资本密集程度（资本／劳动力）的变化对相对要素价格（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或工资利润比）变化的弹性，那么替代弹性就可以被用来反映经济中要素配置对要素价格变化的灵敏度，反映市场／价格机制在要素市场上调节的程度。在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该预期到要素替代弹性上升。二、假设总量生产函数是CES形式的， 我们就可以在CES 生产函数的增长模型中通过要素替代弹性变化描述和分析市场／价格机制在要素配置调节，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作用过程，利用de La Grandville（1989）和Klump等（2000）的模型结论，我们可知要素替代弹性上升将导致更快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和更高的人均GDP水平稳定状态（如果存在）。三、因此在实证层面上，主要的工作将是估计市场化改革以后替代弹性数值的变化，如果对中国经济1978年以后要素替代弹性的实证结果与上述模型的结论一致而趋于上升的，我们就可以据以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且根据估计得到CES生产函数的系数重新进行增长核算，估计市场化改革的增长贡献。
遵循这一思路本文将如下安排余下部分：二、三，我们阐述要素替代弹性的意义和在CES 生产函数增长模型中替代弹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四，我们根据31个省1952－1999年的数据估计中国经济的CES 生产函数中的系数，特别是对要素替代弹性和其变化作出估计，以证实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要素替代弹性的假设；五、我们对要素替代弹性提高所反映的要素配置制度变化和改革以来增长模式变化的意义作一简单的解释，提出根据估计得到的CES生产函数系数作出的新的增长核算；六、 为全文结论。
二、要素替代弹性及其制度意义
我们假设存在CES总量生产函数，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Y＝F（K，L）＝γ（δK[ρ]＋（1－δ）L[ρ]）[1／ρ] y＝f（k）＝γ（δk[ρ]＋（1－δ））[1／ρ] （1）其中，Y为GDP，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数量，K为人均资本或资本密集程度（K／L），γ为规模系数，δ为分配系数和ρ为替代弹性系数。另外w和r分别为劳动力和资本边际生产力或相应的价格，ω＝w／r，那么σ＝1／（1－ρ）＝
为要素替代弹性。
从上可以看出要素替代弹性是工资利润比的相对变化导致的资本密集程度的相对变化。在K－L的图中，替代弹性表示在不同的技术选择下，不同的比例的资本劳动力组合形成的等产量曲线的弯曲程度，替代弹性从0变到∞，曲线的弯曲程度逐渐减小最后趋于完全平坦。
由于替代弹性是资本密集程度因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敏感性，它反映了要素市场中市场／价格机制对要素配置的调节功能，因此其数值的大小和经济制度密切相关，进一步说，替代弹性数值与市场／价格机制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程度成正向关系。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在自然资源上资本化是通过不断地确立和精确产权完成的；在人力资源上是通过纯粹其劳动力本质的过程完成的，后一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各种非本质的秉赋（如有些财富，技术等）被不断地从劳动力要素上剥离出来而资本化。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资本化的直接后果是资本范围的扩大和资本对劳动力要素替代程度提高、市场／价格机制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调节功能加深，从而要素替代弹性提高。在经济制度中，划分市场和计划经济的标准是市场／价格机制对要素调节普遍有效程度。张军（1996；1998）在解释计划经济的低替代弹性时指出“在计划体制下，要素很难流动的，完全靠计划者进行分配，计划者分配的能力就限制了要素的种类和范围”，因此可以合理预期在计划经济中要素替代弹性将低于市场经济中的要素替代弹性。同样，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预期的要素替代弹性应该逐渐上升。
三、CES生产函数增长模型
利用Solow－Swan的新古典模型的结论，在CES总量生产函数时，人均资本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为：
其中s为储蓄率，n为劳动力增长率，η为资本折旧率和π为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替代弹性、储蓄率、资本存量、劳动力增长和折旧率等因素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 给定生产函数、 劳动力增长和折旧率， Solow－Swan模型认为储蓄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2）式为0时，我们得到在CES生产函数，稳定状态的人均资本和人均GDP：
其中π[*]是稳定状态时利润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从（2）和（3）式中可以看到随经济制度变化，通过要素替代弹性系数ρ，经济制度将对经济增长发挥影响。
由于CES生产函数中有规模系数、分配系数和替代弹性三个系数， 为了单独地分析替代弹性的影响，我们必须把CES 函数“基准化”（de La Grandville，1989和Klump等，2000）。假设存在基准人均资本（k[,0]）、人均GDP（y[,0]）和工资利润比（ω[,0]）。从而有y[,0] ＝γ（δk[ρ][,0]＋1－δ）[1／ρ]和ω[,0]＝1－δ／δk[1－ρ][,0]，我们可以描述在具有共同基准点的情况下，规模系数、分配系数和替代弹性之间的关系：
（4）式给出了替代弹性系数变化引起规模系数和分配系数变化的轨迹，把（4）式代入（1）式后，替代弹性是CES生产函数中唯一的系数，据此我们可以比较不同替代弹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利用图1说明CES生产函数中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和要素替代弹性的变动对增长的影响。 图中横轴和纵轴分别代表人均资本和人均GDP。OG、OG1和OG2为人均GDP增长轨迹。在开始的增长轨迹OG曲线上， AE（＝OD）表示当人均资本为OE时沿OG增长轨迹得到的人均GDP。OG 曲线在A点的切线与横轴交于B点，与纵轴交于C点。 我们可以在图中发现以下各种经济变量的对应关系：AB的斜率AE／BE为利润率，OC为人均工资，CD为人均利润，π＝CD／OD和1 －π＝OC ／OD 分别为利润和工资在GDP中的份额，以及ω[,0]＝w／r＝OB为工资利润率比（注：切线AB 的斜率（dy／dk）为利润率（r），数值为：r＝AE／BE＝OC／OB＝CD ／AD＝CD／k，所以CD＝rk即为人均利润，人均工资w＝OC。进一步，OB＝OC／r＝w／r＝ω[,0]。）。
图1 技术进步和要素替代弹性的变化
经济增长的轨迹从开始的OG曲线变化到OG2，可以视为一、从OG 移动到OG1的技术进步和二、从OG1变化到OG2 的替代弹性变化两部分因素的引起的增长轨迹变化的共同结果。详细分析如下：一、图中增长轨迹从OG移动到OG1，在相同的人均资本为OE条件下，人均GDP 将上升到A1E，如果原来生产函数是CES型的，则曲线移动相当于（1 ）式乘以系数A（A＞1），其中替代弹性、规模系数和分配系数都保持不变。由于技术进步具有希克斯中性，工资利润率比w／r 保持不变， 即人均资本等于OE时，OG1和OG在A1和A的切线AB和A1B在横轴上交于同一点B，OB代表移动前后共同的工资利润比；工资利润在GDP中的份额保持不变，OC ／CD＝OC1／C1D1（注：OC／CD＝OB／AD＝OB／A1D1＝OC1／C1D1。）。二、增长轨迹除了受到技术进步影响移动外，也受到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引起增长轨迹形状上变化的影响。以人均资本为OE（k[,0]）、人均GDP为A1E（或OC1，y[,0]）和增长轨迹OG1所隐含的工资利润比（ω[,0]）为基准，随替代弹性的上升或下降，增长轨迹将相对OG1 的变得更平坦或弯曲，但是我们可以证明所有不同替代弹性的增长轨迹都在A1基准点（K[,0]，y[,0]，）上相切，A1B既是替代弹性在∞时的增长轨迹，又是这些有不同替代弹性的增长轨迹在基准点上共同的切线（注：证明在基准点时有不同替代弹性的增长轨迹相切如下：在y＝y[,0]，k＝k[,0]时，生产函数或增长轨迹的斜率是y[,0]／（k[,0]＋ω[,0]），和替代弹性无关。另外替代弹性为0时，增长轨迹在A1点折断， 和其它替代弹性数值的增长轨迹线相接。）。图中所描绘的OG2是替代弹性上升的情况。替代弹性对增长的影响体现在人均资本偏离基准的人均资本时，如图所示，如果人均资本从OE上升到OE1，沿着有更大的替代弹性的增长轨迹OG2所取得的新的人均GDP，A3E1，将高于相同人均资本OE1时沿较低替代弹性的OG1所取得的人均GDP，A2E1。
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变化由de La Grandville （1989）和Klump等（2000）证明：如果经济中除了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其它条件保持不变，那么增长有以下两个性质：一、任何人均资本的水平下，替代弹性提高后的人均GDP高于替代弹性保持不变时可能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原来的增长率；和二、如果稳定状态存在，在替代弹性提高后的稳定状态，人均资本和人均GDP 高于替代弹性保持不变时可能有的人均资本和人均GDP。
四、中国经济增长中替代弹性的变化
根据上述模型，如果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富有成效的，那么要素替代弹性应该在这段时期是上升的，并且要素替代弹性上升在这段时期促进了经济增长。我们采用中国1952－1999年各省（市、区）数据估计要素替代弹性。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原始数据主要包括各省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历年GDP和GDP指数（1952＝100），各省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数、生产性投资比例和各省历年全社会从业人员数。在此基础上，我们整理得到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固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等数据。 以在同一年份中具有完整的GDP、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数据为一样本记录， 根据以上方法整理得到总共1411样本数据。
我们利用回归等式（6）式来估计CES生产函数的各系数：
y[,i，t]＝A[,i]·（γ＋γ′·Dt）·（（δ＋δ′·Dt）k[,i，t][ρ＋ρ′·Dt]＋1－（δ＋δ′·Dt））[1／（ρ＋ρ′·Dt）]＋u[,i，t]（5）其中t为时间变量（1952年＝0，1951年＝1，…，1999年＝47），i标志不同省份，Dt为分期虚拟变量（注：如在1993年设置分期虚拟变量，所有1993年以前年份变量取值为0，1993年及以后各年取值为1。以其它年份分期，分期虚拟变量设置和取值依此类推。），DP[,i]为分省虚拟变量（i＝1，…，30）（注：我们共设置30个分省虚拟变量以区别31个不同省份的数据。对于北京，所有30个分省虚拟变量取值均为0； 对于天津，第一个分省虚拟变量取值为1，其它分省虚拟变量取值为0；对于河北，第二个分省虚拟变量取值为1，其它分省虚拟变量取值为0；其它省份依此类推。），总共34个变量。为考察分期年前后系数的变化，我们以γ′、δ′和ρ′表示在分期后附加的规模系数，分配系数和弹性系数的值。（5）式和（1）式基本上相同，除了固定效应项A[,i]，它由时间因素和省际差别引起的两部分固定效应乘积组成：一、我们用exp（λt）估计时间因素引起的固定效应，λ为待估的时间系数，这部分相当于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影响。我们假设λ在整个时期保持不变，但是exp（λt）随时间变化以λ速度上升；二、我们用1＋θ[,i] 估计省际生产力差别引起的固定效应，θ[,i]为待估的不同省份生产力的折合系数（以北京为0）。我们通过设置30个分省虚拟变量， 用以分离省际差别的固定效应，它来源于不同地区地理、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5）式中A[,i]如图1中增长轨迹从OG移动到OG1，其余部分的变化相当于从OG1变化到OG2。我们总共需要估计37个系数，它们是时间系数（λ），30省生产率固定效应系数（θ[,i]），规模系数γ、分配系数δ和要素替代弹性系数ρ，及其它们的分期后附加γ′，δ′，和ρ′。
利用SPSS10.0软件和上述整理得到的1952－1999年数据估计（5 ）式的系数。（5）式既包含了历年的时间序列变量， 也包含各省的横截面变量，因此是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为使估计得到的系数不失经济意义，我们对系数作如下限制：一、分配系数δ≥0，δ＋δ′≥0，1－δ≥0，1－（δ＋δ′）≥0；和二、替代弹性系数ρ≤1，ρ＋ρ′≤1。对系数初始值作如下设定：λ＝0.02，γ＝0.2，γ′＝0.05，δ＝0.4，δ′＝0.2，ρ＝－0.5，ρ′＝1和θ[,i]＝0（i＝1…30）。我们对1978－1998年期间各年分别设置分期虚拟变量，共有21个回归等式。结果（见附表）表明，要素替代弹性系数（ρ）明显上升，并且以1986－1997年任一年为分期年，ρ′显著大于0，据此，任一分期年到1999年弹性系数，大于1952年到这一分期年的弹性系数。因此基本上可以判断从1978年以来替代弹性系数和替代弹性是稳步上升的。
经过反复比较，我们进一步确定以1993年为分期年，分期前后的生产函数或增长轨迹是相切的，基准点为切点为y[,0]＝0.146和k[,0]＝0.318。规模系数、分配系数和替代弹性系数在1952－1992 年期间为γ＝0.236、δ＝0.277和ρ＝－1.148，在1993－1999年分别上升为γ＋γ′＝0.299，和δ＋δ′＝0.666，ρ＋ρ′＝0.318。 由此得到1952－1992年和1993－1999年期间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轨迹为：
1952－1992年 y[,i]＝exp（0.028t）×（1＋θ[,i]）×0.236×（0.277k[－1.148][,i]＋0.723）[－1／1.148]
1993－1999年 y[,i]＝exp（0.028t）×（1＋θ[,i]）×0.299×（0.666k[0.318][,i]＋0.334）[1／0.318]（6）
图2中描绘了（6）式表示的增长轨迹（不考虑固定效应A[,i]）， 中国省级经济在1952 －1992 年沿图中较低的增长轨迹运行， 1993 －1999年转移到较高的增长轨迹上，基准点为人均GDP为y[,0]＝0.146 和人均资本为k[,0]＝0.318。据此，我们判断在1993年左右，由于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的改革而引起的替代弹性的上升，使得中国省级经济从较低的增长轨迹转移到了较高的增长轨迹。
图2 经济增长轨迹的变化（1952－1992年 vs.1993－1999年）
描述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的轨迹及其变迁通过对所有省级经济生产函数加总得到，并可以粗略的表示为（注：假设各省的劳动力在全部经济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α[,i]，各省的人均资本（k[,i] ）与全部经济人均资本（k）之比为β[,i]，则有：
）：
1952－1992年 y＝exp（0.028t）×0.599×0.236×（0.277k[－1.148]＋0.723）[－1／1.148]
1993－1999年 y＝exp（0.028t）×0.599×0.299×（0.666k[0.318]＋0.334）[1／0.318]（7）
五、替代弹性上升和增长模式
我们或许不必从经验角度过分强调以1993年这一特殊年份作为分期年的意义，更有意义的是根据上述估计的1993年前后的替代弹性变化考察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增长方式的转变。
张军（2002）在最近的论文中指出，GDP 增长率和资本产出比的增长率存在明显的反向的关系，在资本稀缺和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经济中，相当长的时期内，伴随着适当的资本密集程度（或资本劳动力比）的提高将观察到TFP的改善，从而有相对稳定的资本产出比， 经济可以维持持续增长。但是如果资本密集程度过快上升，资本的边际报酬将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以此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论文认为1980年代初以来非国有企业并没有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以形成和国有企业分工协作的态势，反而过度进入原国有企业的行业而形成了过度竞争，这是导致资本密集程度提高过快、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和近年来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
我们基本支持这一观点。根据上一节的结论，我们估计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或1952－1992年要素替代弹性只有0.466， 根据附表中以其它年份分期的回归所估计的系数结果，1978－1992年的替代弹性大概不会偏离1很远，和张军文章中使用的CD函数的替代弹性接近。 我们进一步认为这期间增长贡献仍然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投入的同步增长，资本密集程度上升对增长贡献虽然只是较小的部分，但是也和时间（技术）因素一起构成TFP的贡献。 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可替代性起点较低，1990年代中期以前国有非国有企业间的技术差别并不悬殊，以至非国有企业可以轻易地模仿国有企业的技术，而不必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以发挥很多研究者所设想的比较优势，因此虽然因资本密集程度提高TFP贡献上升， 实际上整体经济只是在相当程度上简单放大国有企业的技术而已， 经济增长较大部分仍然是要素增长推动的。 这解释了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热点集中，各地为争夺这些热点行业，纷纷上马相似的项目而使整体经济出现重复建设的现象。但是对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解释我们需做一些补充。1993年以后或1990年代中期以后，撇开时间（技术）因素作用不论，随要素配置上市场制度建立，要素替代弹性明显上升（估计达到1.466），虽然事实上加剧了上述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竞争，但在也由于此部分抵消了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起到了缓解经济增长率更快下降的作用。
为具体地展示1993年前后两个时期的增长模式变化，我们可以在上述回归估计结果为基础上，对1952－1992年和1993－1999年两个时期进行增长核算，以说明问题。我们先把（1）式改写成：
即“可以解释”的GDP（Y）的增长可以分解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的结果，同时这些要素增长贡献的份额却是要素替代弹性决定的。TFP的贡献包括固定效应（本文中因为省际固定效应系数为常数， 因此只包括时间因素的固定效应）和替代弹性的变化改变整个生产函数结构而影响要素投入的增长贡献。
根据上表1的数据和系数，一、1952－1992年期间，实际GDP增长为7.094％。1、资本投入增长率为
／K＝5.054％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为
／L＝2.311％，资本份额为π＝69.686％和劳动力份额1－π＝30.314％。根据（8）式，可解释部分的GDP增长为4.223个百分点，其中包括资本增长贡献了3.522个百分点，劳动力增长贡献了0.701个百分点。2、可以解释增长以外的残余部分为TFP贡献的增长为2.871个百分点，如上所述，其中2.8个百分点的增长来源于时间因素的固定效应。二、1993－1999年期间，实际GDP增长为9.992％。1、资本投入增长率为／K＝10.669％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为／L＝－0.017％，资本份额为π＝61.872％和劳动力份额1－π＝38.128％。根据（8）式，可解释部分的GDP增长为6.595个百分点。但是，在上述要素投入增长贡献中，混合了替代弹性变化引起的结构变化的贡献。如果替代弹性保持不变，按分期年1993年以前的系数计算π＝44.641％和1－π＝55.359％，因此如果摘开系数变化的影响， 要素增长部分的GDP增长为4.754个百分点，其中资本增长贡献了4.763个百分点，劳动力增长贡献了－0.009个百分点。2、增长贡献外的TFP贡献的增长共为5.238个百分点， 其中替代弹性变化引起的系数结构变化的增长贡献为1.841个百分点（6.595－4.754）。同上一样，由技术因素引起的GDP增长为2.8％。我们将1952－1992年和1993－199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核算总结如表2。
表1 系数和增长数据
1952-1992年
1993-1999年
按1993以前的
按1993以后的
系数计算
系数计算
GDP增长率(平均)
7.094 9.992%
资本增长率(平均) 5.054%10.669%
劳动力增长率(平均)2.311%-0.017%
资本密集度(k)[*] 0.210 0.523
π
69.686% 44.641%61.872%
1-π 30.314% 55.359%38.128%
*分别采用1992和1999年的数据
表2 增长核算
1952-1992
1993-1999
(%) (%)
资本增长贡献
3.522
(49.6)
4.763(47.7)
劳动力增长贡献 0.701
(9.9)
-0.009(-0.1)
要素增长贡献合计 4.223
(59.5)
4.754(47.6)
替代弹性变化贡献1.841(18.4)
技术进步(时间因素) 2.800
(39.5)
2.800(28.0)
其它TFP贡献0.071
(1.0)0.597(6.0)
TFP贡献合计
2.871
(40.5)
5.238(52.4)
实际GDP增长7.094
(100.0) 9.992(100.0)
从增长核算中我们发现：一、资本增长对1952－1992年前后的增长贡献都占有重要的比重，贡献了近50％的GDP增长。 但是劳动力增长在1993－1999年不再成为增长的贡献。二、要素增长贡献从1952－1992年的59.5％下降到1993－1999年的47.6％，同时TFP贡献从40.5 ％上升到52.4％，这个结论同大多数研究的19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核算中所指出的TFP贡献上升是相一致的。三、更重要的是，在1993－1999 年所有的52.4％的TFP贡献中，替代弹性变化贡献了1.841个百分点的GDP 增长或18.4％的经济增长。这明显缓解了1990年代中期后经济增长率的减低。
六、结论
我们说明了以下问题：一、要素替代弹性反映了要素配置对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反应的敏感性，因此反映了市场机制对要素配置的作用深度，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该观察到要素替代弹性的上升；二、根据CES 生产函数增长模型，较高的要素替代弹性导致较高的增长率和GDP水平， 因此市场化改革将推动增长率提高；三、中国1978－1999年的改革期间实证表明，如所预期的那样改革提高了要素替代弹性；四、要素替代弹性上升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这主要体现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增长率明显地下降了，但是要素配置的市场改革推动了18.4％的增长，缓解了下降的速度。